在检察院检察员的岗位上时,向家明曾作为一起案件的公诉人,在法庭上起诉了三个犯罪嫌疑人。三个无业青年结成一伙,在暗夜里持凶器拦路抢劫。他们抢得了钱,就到酒馆里喝酒,到歌厅里唱歌。把钱挥霍完了,再去行劫。朗朗乾坤,法治天下,国家绝不允许这些不法之徒侵害公民的利益,危害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必须拿起法律的武器把他们绳之以法。向家明身穿“检察蓝”制服,打着红领带,端坐在面前放有公诉人标牌的位置上,把公诉书宣读得义正词严,铿锵有力。她的声音与她的相貌有些不符,在她未开口时,仅看她的长相,人们或许会以为她的声音比较小,比较绵软。及至她开口,人们不禁小小地吃了一惊,没想到她的声音竟如此之大,如此刚性十足,具有犀利的穿透力。待向家明把公诉书一页一页读下去,人们听了一会儿,再看向家明,很快就适应了她的声音,觉得她的声音与她的明丽长相十分匹配,似乎只有这样的长相,才能发出这样的声音,而只有这样的声音,才能对犯罪嫌疑人起到震慑作用。
向家明宣读公诉书时,三个年轻的犯罪嫌疑人,在公安警察的押解和看管下,一起到庭听诉。他们听出公诉人的声音是一个女声,想抬头看一眼,又不敢看,一个个低头耷脑,战战兢兢。公诉人所列举的他们的犯罪事实,还有女公诉人针针见血、刀刀见骨般的声音,仿佛已经从精神上把他们打垮了,使他们意识到罪恶深重,不可饶恕。其中一个比较瘦弱的犯罪嫌疑人,下巴抵着胸口,头垂得很低,低得不能再低,像秋天里的一只拉秧子葫芦。他这样子像是已经在认罪,已经在忏悔。
进入庭审阶段,只留下一个犯罪嫌疑人受审,其他两个被暂时押了下去。留下受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公诉书定义为三人犯罪团伙的主犯。国徽高悬,明镜高悬,主审法官先拿他开审,大概是擒贼先擒王的意思。看样子主犯不过二十来岁,个头不高,剃着光头。光头圆圆的,即将冒出的发楂使他的头皮有些发青。他眉清目秀,既不歪瓜,又不裂枣,一点都不像个坏人。他梗着脖子,硬着头皮,皱着眉头,一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样子。果然,不管主审法官问他什么,他既不推诿,也不辩驳,不是答“是”,就是答“有”。他的潜台词仿佛在说:我早就不想活了,要杀要剐由你们。
看着受审的青年,向家明不由想起邻居家的一个男孩儿。那个男孩儿家教很好,文文静静,羞羞怯怯,每次见面都喊她阿姨,向她问好。去年夏天,男孩儿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目前正在北京读书。都在一个国家,都在一个市里,都是父母生,父母养,都是男孩子,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不难判断,眼前的青年走到今天这一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父母教育失当,管教不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次庭审公开,公民或犯罪嫌疑人的家属,通过申请和安全检查,可以到法庭的旁听席上旁听。向家明往旁听席上看了看,见旁听席的椅子上坐满了人,没有虚席。她不知道这个受审青年的父母来了没有,要是来参加旁听,不知他们此时会作何感想。
法律重证据,古今中外的法律概莫能外。也就是说,重证据是法律的核心内容之一,有罪还是无罪,都必须有证据加以证明。男青年对他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还不能结束庭审,还要用铁一般的证据,把他的犯罪事实坐实。证据既要有物证,还要有人证。弹簧刀、螺丝刀、三节棍等一系列物证出示过了,接着,作为人证之一的一个受害人也出现在庭审现场。这个受害人是一个中年男人,身高在一米八以上,膀大腰圆,堪称雄壮。拿他与光头男青年作比,二人的体重明显不在一个量级,他是重量级,男青年只能算是轻量级。若是让二人单打独斗,男青年应该不是中年男人的对手。别说一个男青年,就算三个犯罪嫌疑人一哄而上,如三只野狗围攻一头狮子一样,能不能抢走狮子口中的食物恐怕也很难说。可是,公诉书所提供的犯罪事实里描述说,中年男人半夜里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回家,从墙角的暗影里冲出的三个劫匪一命他下来,他就哗啦从自行车上下来了。他若是骑在自行车上不下来,脚下猛蹬,往前猛冲,也许会冲过去,躲过一劫。然而,他从自行车上下来了,劫匪还没命他站住,他就站住了。当低他一头的矮个子劫匪用弹簧刀的刀尖抵到他的腰眼时,他差点举手,做出投降的姿势。把钱掏出来!劫匪命令他。他说好好好,没问题。他没有钱包儿,所有的钱都在上衣口袋里放着。他身上一共带有四百多块钱,有百元的票子、十元的票子,还有一元的票子,大概为了表现顺利配合,他乖乖地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了劫匪。
这个证人到庭作证前,有发言权的公诉人向家明特别对证人提示了几句,要求证人不要紧张,法官问他什么,他就实话实说。千万不要隐瞒什么,更不要撒谎。隐瞒和撒谎都是作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向家明之所以这样提示,是以她特殊的敏锐性察觉到,这个中年男人气质猥琐,眼皮乱眨,似乎在躲避着什么。
向家明的感觉很快得到证实。
法官问证人:你是否见过这个犯罪嫌疑人?
证人摇头否认:没见过,不认识。
法官又问:是不是这个犯罪嫌疑人拿一把弹簧刀逼着你,让你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
证人继续否认:没有没有,他没有抢过我的钱。
只两句话,就出现了矛盾,露出了马脚。向家明立即把证人的“马脚”指了出来,她锐声指出:你既然说没见过、不认识这个犯罪嫌疑人,怎么就敢一口咬定不是他抢了你的钱呢?这说明你是在撒谎,是在作伪证,是在包庇犯罪嫌疑人。向家明是个有脾气的人,她的脾气上来了,热血上涌,满脸通红,手指稍稍有些抖动。她说:你挨了抢,受了害,国家的法律为你伸张正义。你不说站在正义一边,维护法律的尊严,老老实实地配合法官的问讯,还口出谎言,为犯罪嫌疑人开脱,你良心何在,公民的责任何在?!
证人顶不住了,很快暴露出心虚的一面。他额头的汗珠冒了出来,从小米大冒成绿豆大,又从绿豆大冒成黄豆大。满头的“黄豆”摇摇晃晃,终于站立不住,从眉头和鬓角滑落下来。汗水流进眼里,把眼淹得有些睁不开。他使劲挤了挤眼,又用手背把眼擦了一下,还是睁不开。他的嘴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
地管不住下雨,人管不住流汗。向家明从高个子证人头上冒出的冷汗里,进一步判断出这个证人确实没说实话。向家明的脾气还没发完。她的性格有一些男性化,而一个女性的性格一旦有男性化,发起脾气来就比男性更厉害。她指着中年男人说: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是非不分,善恶不辨,缺乏起码的法治素质,才导致坏人得不到惩治,好人得不到保护,拖了全市法治建设的后腿。她向法官建议休庭,并建议让公安机关侦查证人作伪证的问题,在对抢劫犯罪团伙的三个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之后,她还要对作伪证的嫌疑人提起公诉,让作伪证者同样受到法律制裁。
三个男青年被公安机关抓走后,他们的父母都着急了,心疼了。在计划生育年代,三个男青年都是家里的独子,是家里的宝贝,儿子连着父母的心,父母心疼是必然的。儿子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父母们是知道的。但儿子沦落到拦路抢劫这一步,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他们都不愿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的儿子被判刑,去坐牢。孩子一被判刑,一辈子就完了。孩子坐了牢,他们精神上跟坐牢也差不多,很难在人前抬起头来。于是,他们串通在一起,紧急商量对策。
他们的家庭都是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都是普通的父母,能有什么像样的对策呢?商量之后达成共识,只能花钱消灾。他们挣的是血汗钱,攒点儿钱很不容易。平日里,儿子要钱,他们总是把钱攥得死死的,骂儿子是败家子。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们只能忍痛掏钱。掏了律师费,请律师帮他们斡旋。律师嫌钱少,不干,说自己要担风险。他们给了加倍的钱,律师才答应带他们逐个登门慰问受害人。慰问受害人,不是空口说白话,按照律师的安排,他们给每个受害人都送了一笔钱。这笔钱,要比被害人被抢走的钱多得多。送钱的目的是明显的,就是拿钱堵受害人的嘴,让受害人出庭作证时不要说实话。那个中年男人就是因为收了他们三千块钱,出庭作证时才卷了舌头,说了瞎话。公安机关侦查到这些事实后,提交给检察院。向家明当仁不让地担负提起公诉的责任。经过法庭审理,不但三个抢劫犯得到了罪有应得的刑事判决,作伪证的人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起诉和制裁作伪证者,这个案例是该市司法史上的一个先例,先例一开,几乎在全市产生了一种轰动效应,市民们口口相传,说以后可不敢在法庭上作伪证,作伪证也要吃官司的。再经过市里的电视台和报纸一宣传,这个案例几乎成了可推广、可复制的模范案例。
开创先例的是谁呢?是市检察院的女检查员向家明。如果说创造模范案例的是一个事迹的话,事迹里的主要模范人物是谁呢?当然也是向家明。要是在部队,向家明这样的表现有可能会被记功。向家明虽然没有被记功,职务却得到了提升,从副科级提到正科级,当上了警示教育科的科长。
就在向家明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检察院推荐她到一个贫困村辛平村当驻村第一书记。辛平村原来有驻村第一书记,是位年轻有为的男同志,也是检察院经过选拔派去的。当第一书记的轮岗时间是两年,他才干了一年多,因突然出现了一点状况,不能在辛平村继续干下去,只得提前回到了原单位。脱贫攻坚是大事,村里第一书记的职位不可空缺,检察院经过挑选,决定派向家明接替那个男同志。
对于检察院领导的这个决定,单位内部的同事们颇有些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向家明没在农村生活过,不了解农民,更没有在农村工作的经验,让她到一个贫困村去当第一把手,能行吗?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呢?还有人认为,和男性相比,女性一般被认为是弱者,是照顾对象。让一个弱者到远离城市的乡村去独当一面,恐怕不大合适。表示支持向家明去当第一书记的同事们,有的是怀有私心。谁都知道农村生活艰苦,不如在城里生活舒服。他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老小都需要他们照顾。他们要是去了农村,家里就无法照顾了。院里符合当第一书记条件的人选并不是很多,要是不派向家明去,就可能派到他们其中一个人头上。派向家明去了呢,他们就不用去了。至于了解农民嘛,以前不了解没关系,到农村生活一段不就了解了嘛。农村工作经验也是一样的道理,经历过了,验证过了,经验就有了。更让他们说起来不禁莞尔的是关于向家明的性别,且莫说女性是弱者,在有些时候,弱者可以变成强者,女性自有女性的优势所在。那个出状况的第一书记,状况就出在他是男性上。
听说向家明要去辛平村当驻村第一书记,在家人当中,第一个提出质疑的是他的三妹向家慧。他们家是姐妹五人,没有哥哥也没有弟弟。在姐妹五人中,向家明排行老二,被下面的三个妹妹叫成二姐。不料,大姐患了癌症,不到四十岁就去世了。大姐一死,二姐向家明虽然还是二姐,却被推到了大姐的位置,妹妹们有什么事,都愿意跟她说一说,听一听她的主意。向家明呢,也自觉地把自己摆到大姐的位置上,对每一个妹妹都很关心、爱护。她们家不是没有哥哥嘛,向家明就拉开了当哥哥的架势,担起了当长兄的责任,她对妹妹们说:谁要敢欺负你们,你们就对我说,我来给你们出气。她对几个妹夫也是客气中有不客气,哪个妹夫稍有不乖,她就把人家训得盔歪甲斜,鼻青脸肿。向家明虽然有些家长的做派,但她不搞“一言堂”,妹妹们有什么不同意见都可以提出来,甚至可以跟她争论,和她吵架。三妹向家慧在市属县下面的一个镇已当过三年镇长,又当了三年镇党委书记。经验在心,功夫在身,她早已威风八面,叱咤风云,成为乡村基层干部中的一位女强人。她对二姐答应去辛平村当驻村第一书记颇有些不屑,揶揄地问二姐:你去辛平村是准备走读,还是去镀金?何为走读?何为镀金?二姐反问。走读嘛,就是市里乡村来回跑,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为村里拉几个扶贫项目算拉倒。镀金嘛,就是在乡下锻炼一段时间,等候回到原单位提拔。三妹回答。我不是走读,我要在村里住下来。驻村驻村,当第一书记的前提是驻村,不在村里住下来,那就不是名副其实。至于镀金,我根本就没想过,你二姐今年都四十七岁了,已经在向年过半百上奔,年龄在这儿摆着,提拔谁,也轮不到我呀。那你为什么要答应去当驻村第一书记呢,你一天农民都没当过,一天村干部都没干过,你以为第一书记的帽子是那么好戴的?戴不好会把人压垮的。三妹这话二姐不爱听,她说:你以前也没当过农民,也没当过村干部,现在怎么就能当镇上的党委书记呢?你能当镇上的书记,难道我连一个村里的书记都不能当吗?你太小瞧你二姐了吧!三妹见二姐有些激动,忙说:好好好,算我什么都没说,祝愿二姐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向家明第一次到辛平村当驻村第一书记,如果说家里人还可以接受的话,她第二次到高远村当驻村第一书记,全家人就不太理解了。不是因为她去辛平村工作取得了成功,赢得了荣誉,家人就可以继续支持她到另外一个村去当第一书记,恰恰是因为她取得了胜绩,家里人才不希望她再去高远村。有句人所共知的说法,叫“见好就收”。这种说法背后隐藏的是物极必反的道理,提醒人们,如果见好不收,下一步不一定能收到好的效果。
春节期间,在向家明家举行的家宴上,全家人除了共同举杯,祝愿年过八旬的父亲母亲健康长寿,妹妹和妹夫们还纷纷向二姐敬酒,祝贺二姐被评为全市脱贫攻坚的先进个人和优秀共产党员。庆功都在功成后,这样的庆贺,有些给二姐的下农村画句号的意思,也有宣告的意思,宣告二姐的家庭生活从此进入了稳定期,再也不用两头牵挂、两地奔波了。春节过去,春天到来,当向家明告诉家人,她又要到高远村去当驻村第一书记时,全家人都有些吃惊。妹妹们认为,二姐这样做可不是见好就收,而是自讨苦吃。二姐有条件放着平稳舒适的城市生活不过,非要去过那种不确定的、劳累的、艰苦的生活,真是有些不可思议。更让丈夫和三个妹妹担心和于心不忍的是,他们都听说过,高远村是全省有名的深度贫困村之一,贫得不能再贫,困得不能再困。别的不说,你就听听这个村的名字吧:高远高远,高是山高、天高;远是路远,离家远,离城里远。光听名字就得把人吓一跟头,让人听而却步,谁敢去那里找不自在呢!
丈夫郝思清,劝向家明要冷静头脑,慎重考虑。向家明说:听你的意思,是不想让我去?丈夫说:我没别的意思,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吃不消。你的岁数不算小了,身体素质又不是很好,去那里当第一书记,成天吃不好,睡不好,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向家明把两个小拳头攥了攥,说:我觉得我的身体还可以。别看郝思清的岁数比向家明大,职位比向家明高,在家里向家明却是一把手,好多事情她都是说一不二。郝思清已经习惯了处处让着向家明,难得一辈子做夫妻,讲恩爱就行了,哪有多少真理可言。郝思清:你既然铁了心要去,肯定有强大的理由。我尊重你的选择,会全力支持你。向家明说:一忙起来,我可能连双休日都不能回来,你要抽时间去看看我。郝思清说:那是一定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自己开车去。向家明又对郝思清布置任务说:这两天你帮我买点儿杀伤效果好的老鼠药,高远村村委会的办公室里有老鼠,我去了要先把老鼠治一治。郝思清说:那没问题。郝思清跟向家明开了一个玩笑:你晚上一个人睡觉,一定要把门窗关好,防止有人骚扰你。向家明说:你老婆都要成一个老太婆了,谁还会拿我当一盘嫩菜呢!郝思清说:那可不是,在我眼里我老婆还是一个西施呢,姓向的西施。
三妹向家慧,帮二姐分析了去辛平村驻村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辛平村靠近镇政府所在地的镇子,从村里走出来,走个两三里路,就到了镇上的农贸市场。村民在村里一声喊,镇政府的官员差不多就听得见。辛平村是近商楼台,也是近官楼台,脱贫当然要容易些。二是辛平村有旱田,也有水田,有梯田,也有平地,自然赋予的条件不是很恶劣。三是前任驻村第一书记已经在村里干了一年多,从市里争取到的扶贫项目开始落地,打下了不错的基础。二姐等于接过人家交下来的接力棒,才顺利跑完了全程。那个男书记因出状况功亏一篑,功劳才全部记到二姐头上。而二姐去高远村就不一样了,在辛平村所有的优势,到高远村都成了劣势。一是远离镇政府所在地,几乎成了当权者所遗忘的地方。二是自然条件恶劣,跟一座孤岛差不多。三是以前的驻村书记没什么大的作为,跟走过场差不多。二姐去了,一切都要重打鼓,另开张,那将是非常困难,非常非常困难。向家明听出来了,三妹说了半天,意思还是不想让她去。一娘同胞的亲姐妹,三妹为她着想的苦心她能理解,但她说:我听你强调的都是客观原因,没说到主观因素。在有些时候,人的主观因素和精神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她告诉三妹,自己已经跟区委书记表态了,同意去高远村任职。区里已经报给市委组织部,组织部很快就会下发她到高远村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文件。向家明半哄半捧地说:我知道我们家慧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以后遇到了什么解不开的问题,我还要向你请教呢。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三妹只有苦笑。
向家明的四妹向家君,是市公安局报警指挥中心的副政委,天天在指挥中心值班,日日如箭在弦上。好不容易参加一次家庭聚会,仍然是一身警服不解甲,警用对讲机不离身,时刻保持着警惕。往往是对讲机一响,一有风吹草动,她就以冲锋的速度马上奔赴指挥岗位。如此紧张的工作状态,使她很少有时间和精力过问家里的事。她在家宴上表过态,谁有什么事情欢迎找她。但她很快补充说,最好不要找她,因为一有事就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五妹向家莹自己办了一家文化旅游公司,剩下的姐妹四人中,只有她一个人在体制外。别看小五妹不拿国家工资,却数她最财大气粗。她办了游乐园,开了酒店,人称美女老板。她把在市里三居室的房子留给父母住,自己另外买了别墅。她几乎每天都到服装店走一道,经常往家里买新衣服。她买的衣服,不少拿回家就放下,连一次都没穿过。但她还是要买,买衣服似乎成了习惯。偶尔回家没带盛新衣服的手提袋,连她的女儿都不习惯了,女儿问:妈妈今天回来怎么没带包包儿呢?
向家莹也不赞成二姐再去农村任职。二姐从辛平村回城后,她为二姐高兴,自己也顿感轻松。听二姐说又要到更远更贫困的高远村去,她又压力陡增。二姐在家的时候,照顾父母的责任主要由二姐承担,父母有什么事都是跟二姐说。二姐一不在家呢,三姐、四姐都指望不上,她的工作是自己管自己,自由度比较高,照顾年迈父母的责任就得由她承担下来。因此,她甚至对二姐有些意见,有些噘嘴,觉得二姐的表现有点儿过于大公无私。
她们的父亲白白胖胖,满面红光,精神矍铄的样子。父亲爱看报纸,爱看电视里的《新闻联播》《今日环球》和《海峡两岸》等。五姑娘给父亲在家里安装了卡拉OK机,父亲高兴了,就拿起麦克风唱上一曲两曲。一曲《昨夜星辰》或《篱笆墙的影子》唱得声音洪亮,底气十足。说是年过八旬,别人猜他的岁数,至少要给他减去十岁。父亲先是在人民公社的粮站当会计,人民公社取消后,接着在镇上的粮站当会计,一直干到退休。父亲的遗憾,是一辈子没能生一个儿子。有了第一个女儿后,他估计第二个该生儿子了。第二个又是女儿,他就有些失望。从对二女儿的失望开始,他一路失望下去,一直失望到第五个女儿的出生。他在粮站得了好多张奖状,得了也就得了,从来不拿回家炫耀。他得了奖品暖水瓶,也不往家里拿,宁可放在办公室里让大家公用。他对女儿们不冷不热,似乎对每一个女儿都保持着父女间的距离。在具体的事情上,他对女儿们的要求却十分严格,能听到他对某个女儿的批评,极少听到对某个女儿的表扬。就在那次春节期间的家宴上,当妹妹和妹夫们都在为二姐所取得的荣誉祝贺时,父亲却泼冷水似的对向家明说:你不要骄傲,不要把功劳都记在自己头上。都是党把你教育得好,自己没什么可骄傲的。向家明赶紧说:对对,爸爸说得对。我一定要谦虚谨慎,继续努力。
最明确表示支持向家明去高远村的,是她的母亲。母亲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入党的老党员,她的党龄比向家明的年龄都要长。母亲入党后,乡里想让她去乡政府当妇联主任,她知道自己不识字,怕误事,就没去,一直跟着丈夫当家属、带孩子。大概因为二女儿一出生就受到丈夫冷遇,她对二女儿格外疼爱,比如二女儿在喝鸡汤时不愿放盐,爱喝原汁原味的淡汤,那么,在鸡汤熬好后,母亲就先给二女儿盛出一碗,然后才往鸡汤里放盐。再比如,二女儿爱吃炼猪油炼出的油嗞啦,每次把油嗞啦炼得又香又焦,她都会单独给二女儿留一份。星有万颗,只有一颗最明。花有千朵,只有一朵最爱。哪个当父母的不想承认都不行,在多个孩子当中,总是心疼其中的一个孩子多一些。由于疼爱,母亲对二女儿还格外信任,不管她做什么,她都相信二女儿肯定有二女儿的道理。
在向家明上小学的时候,一个男孩子在放学路上拦在她前面,不让她过,向家明就把那个男孩子打了一顿。母亲听说后不但没有批评向家明,还给她撑腰,夸她打得好,做得对。
对于向家明要去高远村当第一书记,母亲对女儿们和女婿们说:我和你们的爸爸都吃得好,睡得好,身体没什么大毛病,自己完全可以照顾自己,你们不用为我们多操心。你们的爸爸比我的身体还好,说不定他比我活的岁数还大呢。你们各自干好各自的工作,管好各自的家庭,就算对我们最大的孝敬。你们二姐要去贫苦的村子帮人家脱贫,这是积功又积德的好事,我支持她,你们都要支持她。电视里天天说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不能光挂在嘴上,还要挂在心上,不能光当话说,还要当事做。啥是为人民服务,不就是在老百姓需要你的时候,你去为老百姓做事情嘛。我是老了,不中用了。要是老天爷给我减掉十岁,我就陪家明一块儿去,家明在外面忙工作,我起码可以在屋里给她做点热乎饭吃。你们都知道,你们姥姥家也在农村,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农村的事儿我都懂。家明给我讲了高远村一户贫苦人家的情况,边讲边掉泪,我听了也掉了泪。
啥情况呢,一家有一个小女孩儿,今年才六岁。小女孩儿的妈妈嫌家里穷,生下她就跑掉了。小女孩儿的爸爸偷了人家的东西,被判了刑。小女孩儿家里有卧病在床的奶奶,还有九十多岁的太奶奶,全靠小女孩儿给她们做饭吃。你们也都是有孩子的人,你们想想,那个小女孩儿有多可怜!母亲这样说着,眼圈儿又红了。她自己眼圈儿红了,自己看不到,却看着向家明说:你们看,家明的眼圈儿又红了。不说了,不说了。母亲长叹了一口气,说:天底下啥时候都有受苦人,日子好过的人,不能忘了受苦人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