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众所周知，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档案馆以前保存的卡尔·马克思的一系列经济学手稿，如今保存在莫斯科。关于它们是如何跑到那里去的，截至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只能猜测。就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 2 ）的编辑人员也接触不到那些能够提供有关情况的资料。MEGA相关卷次——第二部分第1—3卷、第4卷第1分册——中的流传史说明仅限于指出手稿原件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IMLM）。
对于澄清有疑问的手稿流传史来说，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办公室的通信具有特殊意义，只是无法完整获取。其他线索可从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的“收录登记簿”中寻找。
这一线索可以追溯到1935年。这一年初，马雷克·克里格（Marek Kriger）博士从维也纳致信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希望向档案馆出售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这封信至今未找到，流传下来的却有两份档案，似乎是克里格当时一同邮寄的，为的是证明：第一，他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SAI）中并非默默无闻；第二，那些材料是他合法获得的。
第一份档案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书记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于1931年12月7日写给克里格的一封书信的照相复制件，信中给出的地址，克里格在1935—1936年与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磋商时也在使用。
致马雷克·克里格博士
维也纳第19区
胡施巷1号
尊敬的克里格博士同志：
衷心感谢您12月4日的来信和来电。您从书信复制件中可以看到，事情我已处理完毕，书信我今天交给了雷瑙德尔（Renaudel）。
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尽快获悉法庭重新开庭的实际日期以及下一次延期的情况，因为雷瑙德尔同志极其忙碌，行程自然要这样安排，即开庭时他在华沙。请您求助于海克尔（Haecker）同志，让他随时通知您这一日期，即日期变更的情况。您一有消息，请您马上通知我。
您在《工人报》上的报道，我自然在它刚一发表时就拜读了。报道很有意思，肯定有用处。我们期待您写一篇综述性报道。或许，这样来发表报道是合理的，即在判决做出之前，新闻界就拿到报道。我相信，此刻，在目击证人陈述完毕之后，是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了。
衷心问候！
您的
弗·阿德勒（签字）
第二份档案是位于柏林菩提树大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馆于1933年12月18日出具的“追加证明”的照相复制件。
柏林，1933年12月18日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馆（签章）
菩提树大街3号
谨此签字证明，马雷克·克里格博士先生，家居柏林舍嫩贝格（Schöneberg）萨尔茨堡大街15号，于今年4月至12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馆对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手稿遗产做了实质性的材料整理工作，并制作了大量相关著述的总体目录。
此外，他还做了预备性档案工作。此项工作对于档案馆中保存的涉及第一国际的档案以及莫泽斯·赫斯的著述遗产的归档整理均属必要。
谨怀感激之情证明，克里格博士为党的档案馆的利益而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捐助了大笔资金。
鉴于其做出了上述贡献重大且劳动量巨大的工作和捐赠，党的委员会的签字人明确授权，将签字人标注且大多留有其他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及赫斯手稿交付克里格博士先生，补偿其劳动报酬。因此，其拥有的上述作家的手稿及档案均属其合法拥有。
谨此证明！
档案馆负责人
I.A.
1935年3月至5月苏联驻奥地利代表处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之间的通信往来反映出，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弗拉基米尔·阿多拉茨基对克里格提供的材料很感兴趣，但却怀疑这些材料的真伪。显然，克里格最初向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提供了《资本论》第1卷和第2卷的300页马克思草稿、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草稿与一些有马克思手迹的书籍。同克里格谈判的，是苏联驻奥地利代表处一等秘书雅科夫·波多尔斯基（Jakov B.Podol'skij），此人接受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指示，不让对方察觉该研究院的兴趣有多么大，以便如果这些档案资料被证明为真迹，克里格无法提高价格。
1935年12月5日，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记录，收入了克里格拥有的前三份手迹。
……日，波多尔斯基同志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交付他从克里格博士处（维也纳第19区胡施卡巷1号）取得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档案。
档案目录：
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手稿，有恩格斯文字的“手稿四”——10张纸；
2.马克思数学手稿——1张纸；
3.与布朗基主义者的协议，有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签字——1张纸。
文件已交付档案馆。
D.格尔迪瓦（D.Gordeeva）签字接收
马克思恩格斯档案馆（弗金）
1935年12月5日
12月，阿多拉茨基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将此事告知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负责人格尔曼·季米聂夫，季米聂夫当时正同亚历山大·阿罗谢夫一道逗留巴黎，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委员会协商获取该党拥有的全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克里格是如何得到这些档案的，待季米聂夫回去后，他将向其汇报。由于季米聂夫还要长时间逗留巴黎，所以阿多拉茨基于1936年1月4日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
密
格尔曼·亚列克山德洛维奇（German Aleksandrovi）：
……您不在时，我们又搞到一些东西：一份马克思手稿原件。我给您寄去一份照相复制件。关于这份手稿以及另外两份档案（马克思写下数学笔记的一张纸和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8卷的与布朗基主义者的协议）的获取，我可以做如下陈述。它们是苏维埃驻奥地利全权代表处一等秘书波多尔斯基同志转交给我的，他得自某位马雷克·克里格博士，此人1935年初曾致信我们（附上他的书信、附件及我们的答复的复制件）。……据波多尔斯基说，克里格不是骗子。但是，我不愿意让他来（他想来苏联），我觉得这太显眼了。不过他拥有的档案，我们必须搞到，尤其是1857—1858年马克思《资本论》手稿的3个笔记本，它们分别有45页、21页和45页。
克里格值得关注，是因为他于1932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馆工作过。正如1933年12月18日在柏林签署的档案表明，工作日期是4月至12月。波多尔斯基预支了克里格3000奥地利先令，这笔钱我们已经还给他了。波多尔斯基前往维也纳之前，我同他商定，他同克里格谈判时，要等到谈及我们购买上述3份档案时，才能提及我讲的大约1万先令的价格……据波多尔斯基说，克里格知道其他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材料在哪里（总之是在柏林）。还有，他肯定非常熟悉档案馆。他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指导。另外，波多尔斯基向我说明，克里格请求，我们在同其他人商谈时，不要使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馆致克里格的那份关于移交马克思手稿的档案……
致以问候！
1836年1月4日
弗·阿多拉茨基
附
这期间，在维也纳的面谈中起中间人作用的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向阿罗谢夫和季米聂夫提供了一份寄存在哥本哈根的材料清单。据1935年12月24日季米聂夫致阿多拉茨基的信中所说，清单也表明有哪些东西遗失了。阿多拉茨基所说的获取克里格拥有的档案表明，他显然在尽力从尼古拉耶夫斯基那里获悉更多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馆丢失档案的情况。1936年1月9日，阿多拉茨基说：“尼古拉耶夫斯基猜测，所有丢失的东西都是迈耶尔（Mayer）径直从档案馆中偷走的，其中有23个《资本论》笔记本。显然，克里格有这些笔记本，但他只拿出来3本。”季米聂夫认为，克里格就是迈耶尔本人。此外，阿多拉茨基在1月19日的一封信中说：“说到克里格，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认为他就是迈耶尔本人。也许他同迈耶尔关系密切。关于他实际上就是克里格，生活在维也纳，这一点他已经借助于阿德勒写给他的一封信证明了。我写信告诉波多尔斯基您的想法，请求他谨慎考虑，同克里格打交道要小心。”1月25日，季米聂夫回信说：“关于克里格，或许他不是迈耶尔，但事实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馆，正是迈耶尔管理这些被偷走的档案。这一点，尼古拉耶夫斯基刚才终于讲了。据说这些年，他在档案馆从未同一个名叫克什么的人合作过，也从未将自己负责的原始档案交付任何人。档案馆并未被洗劫一空，只有23个笔记本和若干个别档案丢失了。”
1936年6月2日，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收录登记簿”中记录了进一步获取手稿——马克思笔记本A、B、Ⅲ——的情况：“得自波多尔斯基（克里格）”。
关于此后仍属于克里格的手稿，波多尔斯基于6月18日致阿多拉茨基的一封信做了揭示。
密
1936年6月18日于维也纳
第104号
致阿多拉茨基同志
亲爱的阿多拉茨基同志：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即凡是我们在维也纳的马克思研究专家拥有的，我们必须得到一份完整的目录。我把您上一封信中的一些段落转达给该专家后，终于从他那里得到这样一份清单。至于他迟疑的原因，据他讲，要这样来看，即他很难将其同手稿原件分开，即使他原则上决定将所有材料卖给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此外，并非所有材料都在这里。无疑，他的考虑也起到了作用。
我在讲这一目录之前，还想提一下：这位马克思研究专家从可靠渠道得知，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党人想得到巴黎的档案，这正合所有人的心愿。他们要将它卖给自己人，并准备以更低的价格卖出去。
现在先说第一份目录：
（1）马克思的5个笔记本在3个已经寄出的笔记本之外。在5个笔记本中，有3个笔记本共同的题目是“资本章”，第一个笔记本注明1857年12月，共53页；第二个笔记本注明1858年1月，共34页；第三个笔记本注明1858年2月，共44页。
另一个笔记本共28页，题目为“货币章”，而第五个笔记本没有题目。
（2）《资本论》手稿。
（3）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对开本150页。
（4）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对开本76页和4个零散的半张。
（5）第一章开头“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及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的对开本2页。
第二份目录主要包含1861年8月至1863年7月马克思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23个笔记本，共1476页。
其他若干小规模手稿是：
（1）《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恩格斯撰写，马克思修改，共4页。
（2）2页马克思手稿，注明1842年5月17日星期二，集中制问题本身。
（3）1869年3月9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民主主义者国际同盟中央局的法文信件，加上1870年8月6日和30日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的英文信件，共4页。
（4）1872年7月24日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一封法文信件，有马克思的引见，共4页。
（5）1870年8月2日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一封信，共4页。
这位马克思研究专家希望为所有列出的材料得到总共15万奥地利先令。细分起来，第一份目录的档案价格为5万奥地利先令，第二份目录的档案价格为10万奥地利先令。据说，这是他的“最终”价格，他自然很愿意马上收到全部钱款。
还有一些档案，他愿意“旅行莫斯科时赠送”，但我没有细谈这一主题。
我等待您回信指示。
致以同志般的敬礼！
雅·波多尔斯基
在第一份目录中，“（1）”下面提到的笔记本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笔记本四、五、六以及笔记本一、二。“（2）”下面是：《资本论》第2卷手稿一；第1卷第六章；第3卷第一章的一份草稿。第二份目录中首先罗列的是马克思1861—1863年手稿中的23个笔记本。
接下来在维也纳的谈判由苏联驻奥地利代表处负责人伊万·洛伦克（Ivan Lorenc）亲自进行。9月15日，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一位副院长弗拉基米尔·格·索林通知他，钱款已经汇出。
密
致苏维埃驻奥地利全权代表洛伦克同志
尊敬的同志：
2万金卢布（折合17900美元）已汇出，用于购买公民克里格的马克思档案。马克西米利安·萨韦利耶夫（Maksimilian A.Savel'ev）同志前往卡尔斯巴德，将同您取得联系，并前往维也纳，以便接收档案。
我请求您，在接收档案后通过萨韦利耶夫同志向克里格支付这笔款项。
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副院长
弗·索林
1936年9月15日
第586/c号
9月30日，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另一位副院长萨韦利耶夫告诉自己的同事索林，那位“马克思研究专家”期望的是2万美元，而不是金卢布。但是，从洛伦克与萨韦利耶夫10月17日致阿多拉茨基的信（档案七和档案八）中可以看出，协议很快就达成了。从洛伦克11月9日致阿多拉茨基的信中也可以看出，克里格最终对17900美元表示满意。
密
维也纳1936年10月17日第160/c号
致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弗拉基米尔·维克多罗维
奇·阿多拉茨基同志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维克多罗维奇：
我很高兴地通知您，我们今天与萨韦利耶夫同志一道结束了同克里格的会谈，得到了目录中罗列的所有档案，除笔记本三之外。克里格已于10月19日将该笔记本交付我们。
我们今天给您寄去所有我们已掌握的手稿，它们对于苏维埃具有非常突出的价值，涉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23个笔记本、马克思《资本论》草稿的一系列极具价值的笔记本，以及一些小规模手稿。萨韦利耶夫同志单独给您寄去一封信，附有邮递档案的目录。
同克里格的会谈旷日持久。波多尔斯基同志离开后，我继续会谈。我不得不强调，在我看来，会谈本该更早结束。
克里格在同我和萨韦利耶夫同志的会谈中表现得极为得体，对我们格外信任。我原本可以做到在两次见面的过程中就结束预备会谈。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萨韦利耶夫同志到达后马上处理转交档案事宜。
克里格在整个过程中强调，档案必须保存在莫斯科，他视移交档案给我们为他的义务。因此，他格外关注他寄往莫斯科的马克思手稿原件照片。他强调说，这些照片极富价值，并请求波多尔斯基同志转告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这些照片应当赠送给斯大林同志，将它们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因为，“放在任何另外一张办公桌上都不合适”。我们安慰他，向他解释照片在莫斯科极其安全。要告别马克思恩格斯手稿令克里格极其难过，甚至痛苦。他全神贯注于手稿，对手稿倒背如流。移交手稿时，他双手颤抖。他并不想掩饰自己的激动情绪，多次坦言同手稿分离令他极其难过。他是一个极其富有的人，不需要钱财，因而认为有必要向我们解释为什么他要为移交档案收取钱财。他没有“贩卖”手稿，只是收取一定的钱来补偿他的支出，以便能够结束他的学术工作。倘若他要贩卖手稿，可以获得远远多于我们支付的钱。他将这一立场写进声明中，声明由波多尔斯基交给您了。我想声明，克里格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将档案带来并转交我们时，尚未提前收到钱。现在，在我们将档案寄给您的同时，克里格刚刚收到900美元。他还想考虑一下需要哪种币种以及在哪家银行开支票，而我们在付钱之前还会得到最后3个笔记本。
因此，克里格请求有机会去莫斯科一段时间，以便在我们的档案馆工作。他最初想在我们这里完结研究工作，愿意来莫斯科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我想，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向克里格提供签证，迄今的拒绝态度看来是误解的结果。克里格还拥有一些非常有价值的马克思恩格斯档案，具体情况萨韦利耶夫同志会跟您说。我相信，克里格如果来莫斯科，也会将这些档案交给我们的。我甚至相信，我们应当让克里格作为“非旅游者”免费来莫斯科一个月。这笔支出完全值得。过几天，萨韦利耶夫同志会去您那里，向您描述他的印象。我想，对于我们大规模地在巴黎购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档案来说，克里格会非常有用。
克里格向我们展示了一系列档案与信件，以表明在他提供给我们的档案中，一部分得自他在柏林档案馆的工作，另一部分是从档案馆购买的。
致以同志般的问候！
伊万·洛伦克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维克多罗维奇：
我们利用外交邮件的机会，寄给您我们同克里格商谈的所有手稿，同样包含在他的目录中的“小规模系列”
的3个笔记本（题目是“资本章”）除外。据他说，他“忘记”这3个笔记本是否要交给我们了。当我向他提及这3个笔记本的准确规模和内容时，他便“想了起来”，并许诺21日星期一就带来。他交给我们“大规模系列”
的23个笔记本、小规模系列的2个笔记本，以及《资本论》的其他一些材料和波多尔斯基转交的目录中的一些个别档案，却只是在此前得到我们总价格中的900美元。在我看来，他不会不交给我们剩下的3个笔记本，尤其是在最后几次会谈中，他对此没有表示原则上和实际上的异议。
凡是能做的，我都做了，为的是取得克里格的认可，通过明确的行动来争取他。他对我们还非常有用。长久以来，他就从事收集各种马克思主义著作版本的工作。凭着诚实和明智的收藏热情，他显然还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馆中的重要东西。也许在希特勒夺取德国政权的危难时刻，他将它们卖掉了。但是，无论如何，他为我们开具了书面证明，证明手稿是档案馆交予他自由支配的。……
我从与克里格的谈话中得知，他还有对于研究院来说极其有意思的一些东西。他多次向我声明，他明确主张将所有材料交付我们的档案馆，并向我们讲述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努力，甚至私下里给我们看了委员会主席和财务负责人齐格蒙特·克鲁梅内尔的信，后者在信中告诉他，他们准备将大规模的马克思档案卖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去，虽然没有提及卖给谁和卖多少钱，但却表达了一种愿望，即在一个月内了结这件事。显然，他对社会民主党的计划了然于胸。……
问候您和您的家人……
您的萨韦利耶夫
1936年10月17日
10月20日，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的登记记录显示，收到了萨韦利耶夫寄送的手稿。11月7日，洛伦克告诉阿多拉茨基，自己又收到了3个笔记本，并将其寄出。
密
维也纳1936年11月7日
第175/c号
致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阿多拉茨基同志
尊敬的同志：
我们随信再寄给您马克思的三份大规模手稿，以补充之前寄给您的马克思手稿……
克里格因与这些笔记本分离而心情沉重。他保证说，这些笔记本在柏林档案馆的一个箱子里，同一些报纸放在一起，是他本人找到的。据他所知，这些笔记本从未发表过，也未翻拍过。因此，他认为您的研究院也不了解这些笔记本。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笔记本对于我们来说就价值极高。实际上，这些笔记本没有恩格斯、考茨基等人做的记号或画的线，不像之前寄给您的笔记本中的纸页都经过加工。寄给您的这3个笔记本非常有意思……
第三，同克里格的谈话非常艰难，这主要是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有心理斗争。我并不怀疑我们最终能够从他那里得到他拥有的所有东西。他本人就强调说，他视转交所有手稿给我们为他的道德义务。但是同手稿相分离又令他非常难过，他从我们手中拿钱也令他心情沉重。不过，他的境况显然令他别无选择。他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既一心一意又显小家子气的人。他生活简朴，住在简陋的房间里，尽管他是一个富人。他的大部分财产都留在了柏林，因而只能费力地一步步变现。在进行最后一次商谈时，他很难受，再次为从我们手里拿钱做辩解。他还强调，自己的良心受到煎熬，因为他理解，这笔钱可以使我们增加对西班牙的援助，调去更多大炮。我回答说，我不了解我们对西班牙的军事援助，但在同法西斯的斗争中，马克思书稿中的字字句句都起到了最强有力的武器的作用。因此，这些手稿不能藏在保险柜里，而要交给我们。克里格脸色通红，激动异常，强调说他理解我，我正确而坦诚的回答深深地打动了他，他会毫不迟疑地将所有东西都转交给我们。随后，他向我发誓说，他准备将一些档案的照相复制件交给我们——当然是无偿的，以便我们了解那些文本，至于原件，我们需要再给他一些时间。……
第四，我附上克里格的收讫，即他为所有交给我们的档案收讫17900美元。我请求您对收到手稿做出证明。
全权代表：洛伦克
这样一来，尽管在这一时期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谈判未取得成果，但是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得到了一大批马克思手稿遗产。至于应当如何评价此事的意义，可以由此看出来：在同克里格商谈的过程中，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书记尼古拉·叶若夫以及斯大林的秘书亚历山大·波斯克列贝舍夫也被牵扯进来，他们也收到了洛伦克1936年11月7日致阿多拉茨基信件的复制件。
与克里格的通信往来又持续了一段时间，但获取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历史就此告一段落。
可以补充说明的是，克里格于1947年通过波兰外交部再次联络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打算提供其他档案。对于苏联外交部1947年12月18日的询问，时任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弗拉基米尔·科鲁兹科夫（Vladimir S.Kru
kov）于1947年12月22日回信说，档案馆已于1935—1936年从克里格手中得到了重要手稿。科鲁兹科夫还在信中补充了关于克里格的“近况”，提到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工作人员米歇尔·奥西波夫（Michail V.Osipov）于1946年受命出差前往德国期间曾探寻克里格的下落。奥西波夫在柏林找到克里格的一名家政雇员，从雇员口中得知克里格去美国了。克里格是百万富翁，他在柏林的一幢房子被炸毁，此外，他还有保留完好的郊区别墅以及留在德国的其他财产。当时，科鲁兹科夫还告知苏共中央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danov）克里格提供的东西。正像苏联外交部在1947年12月18日的信中所说的那样，那是克里格于1932—1933年从柏林带去伦敦并寄存在一位亲戚那里的保险柜中的一些材料。1948年8月12日，科鲁兹科夫在致外交部的信中证实，收到了“公民克里格通过波兰驻伦敦大使馆转交的文件”，它们是国际工人协会重要文件的首版。
克里格再次露面是在1949年底。正像1949年12月4日苏联外交部告知时任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彼得·波斯佩洛夫（Petr N.Pospelov）的那样，“曾数次向我们递交马克思恩格斯档案的波兰公民克里格”想向驻波兰大使馆递交苏黎世银行一个保险柜的钥匙，并授权取走里面保存的档案。克里格的意图是，在斯大林70寿辰之际向苏联赠送这些档案。大使馆询问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对此是否有兴趣，波斯佩洛夫做了肯定的答复。但是，1950年7月16日，他从外交部获悉，驻瑞士大使馆无法获取档案，因为克里格去世后，他的保险柜被冻结了。克里格的继承人是生活在瑞士的他的遗孀。经过波兰代表团前往伯尔尼接洽，这位遗孀声称，愿意以7500瑞士法郎的价格向代表团出售档案——根据附带的目录，它主要还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刊印材料。波兰人准备付款，但想事先知道苏联方面是否当真对此感兴趣。而波斯佩洛夫的回复未流传下来。
附注
保存在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第二部分的所有文本实物与原始手迹并非都来自克里格。像《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样书与《资本论》第1卷第2版就是1934年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在阿尔特曼旧书店花4300马克购买的。《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样书是马克思的重外孙保尔·龙格（Paul Longuet）和马塞尔·龙格（Marcel-Charles Longuet）赠送给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早在1952年，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就从他们手中得到了“《资本论》第1卷补充和修订”手稿和“《资本论》第1卷变更表”。带有马克思亲手勘误的《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第一分册，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于1962年得自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图书馆。
[1]
本章原载：《信息资料参考》2019年第4期。原文来源：Larisa Mis'kevic
，“Wie kamen ökonomische Manuskripte von Marx nach Moskau？”in
MARX-ENGELS JAHRBUCH 2012/13
，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Berlin：Akademie Verlag GmbH，2013），pp.7-21。拉里莎·米兹凯维奇（Larisa Mis'kevic
）：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鲁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