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挚友去世后的12年中，恩格斯出版了马克思的一部分遗稿，但是眼疾和咽喉疾病妨碍了他最终完成这项工作。为了确保工作继续下去，恩格斯及早采取了预防措施，让他信任的学生和友人来忠实地保管两位科学社会主义之父的遗产并留传给后人。早在1889年，他就告诉了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卡尔·考茨基自己的打算：教他们辨认马克思“潦草的笔迹”，以便使手稿“至少对于两个人不再是看不懂的天书”。一封写给考茨基的信无疑表明，他是两位被选中者之一。因此，在恩格斯去世后，当考茨基得知自己在遗嘱中被忽略时，该是多么吃惊和失望。他认为，恩格斯改变心意的原因必须到“私人事件或影响”中去寻求。1888年，考茨基与夫人路易莎（Louise Kautsky）离婚，十分看重路易莎的恩格斯很不赞成考茨基走这一步。恩格斯警告考茨基，这是他人生中所做的“最大的蠢事”。考茨基确信，恩格斯在这件事上从未原谅过他，尽管他们仍然保持着友好的交往。
恩格斯把考茨基排除在马克思手稿的出版事宜之外是否确实源于这一私人风波，是难以证明的，但有些事情却可以支持这一猜测，尤其是下述事实：恩格斯把离婚后的路易莎接过来，请她担任自己的管家和秘书；恩格斯后来的所有旅行都有路易莎陪伴在侧；直到去世，恩格斯都把路易莎留在身边，即使是1894年她在恩格斯的赞同下与其家庭医生路德维希·弗赖贝格尔（Ludwig Freyberger）结婚之后。恩格斯还把自己的一部分动产和现金资产留给了路易莎。另外，他在1893年7月29日宣布的遗嘱以及1895年7月26日所做的遗嘱补充中决定：马克思的手稿（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书信除外）交给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Eleanor），其他手稿和书信交给奥古斯特·倍倍尔和伯恩施坦；巴门（Barmen）和恩格尔斯基兴（Engelskirchen）的亲戚写给他的信，以及爱琳娜及其丈夫爱德华·艾威林（Edward Aveling）、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Loura Marx）及其丈夫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路易莎和弗赖贝格尔、派尔希·罗舍（Percy Rosher）及其妻子写给他的信，均需归还写信者本人。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和保尔·辛格尔（Paul Singer）继承了恩格斯的非常重要的书籍以及1000英镑。
1929年9月18日和20日，伯恩施坦出于现实的考虑在《前进报》上公布了恩格斯的遗嘱并介绍了遗产的命运。他提到，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辛格尔在收到恩格斯逝世的消息后迅速赶赴伦敦，并在葬礼结束后商议了遗产处置事宜。关于商议结果，我们只知道，恩格斯的手稿“连同马克思的物品”被打包在一个箱子里，起初由倍倍尔负责保存。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一致同意把遗产先放在伦敦，由居留此处的尤利乌斯·莫特勒照管。
1901年，莫特勒决定由伦敦返回德国定居，从而出现了为这批无价之宝另觅栖身之所的问题。倍倍尔认为，柏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馆并非安全之地，因此他有意把这批文献遗产运到斯图加特（Stuttgart），交由狄茨出版社（Dietz Verlag）看管。倍倍尔否定柏林的意见得到了莫特勒的赞成，后者建议把遗产运到苏黎世，与另一部分遗产合并在一起，这另一部分遗产是他在1897年7月1日按照倍倍尔的愿望运到屈斯纳赫特（Küsnacht）的，“以便用于1863年以后的历史编纂学研究”。
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首先应把遗产安置在普鲁士当局的势力范围之外，以确保它们不会遭到毁坏。但是，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在进行由伯恩施坦挑起的重大理论争论。他在恩格斯去世后便开始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进行“批判性的检验”，从而得出了令工人运动的思想基础遭受质疑的结论。因此，应当阻止伯恩施坦强占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从而避免他用修正主义解释它们。莫特勒在致考茨基的多封信中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他表示自己将行使一切权利阻止异己分子接近这些文献：“在这些箱子的旅行过程中，我将一如既往地照管它们，以便能够亲自把它们交到合法的继承人手中。”
倍倍尔同样认为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他在1898年11月26日致莫特勒的信中写道：“我现在非常生自己的气，我居然同意把遗著出版事宜交到他（伯恩施坦）的手中，因为在未来的情况下，避免滥用是不可能的。”接下来，他威胁说，如果伯恩施坦在他那本已经宣布要出版的新书［应该是指修正主义的奠基之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中“再次污蔑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么他将收回他的赞成意见。倍倍尔还补充说，他与伯恩施坦之间显然会因此而产生冲突，而仲裁委员会必将对此做出裁决。
倍倍尔可能倾向于把斯图加特作为文献遗产的临时安置所，因为伯恩施坦的对手考茨基就住在那里。考茨基力图严格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来阐释他们的思想，并拒斥伯恩施坦的折中主义。但是，考茨基对此事似乎并不感兴趣，因为他随时都能看到最重要的文献资料——马克思的手稿。马克思的女儿们不同意把考茨基从恩格斯遗产的出版事宜中排除出去，因此委托他出版马克思的著作，不过马克思用英文发表过的文章除外，爱琳娜把这些文章的结集出版工作留给了自己。最终，关于恩格斯遗产存放地点的决定可能是在约·亨·威·狄茨（Johann Heinrich Wilhelm Dietz）那里做出的，他无论如何都不赞成斯图加特，而是认为放在柏林才是更好的解决办法。按照倍倍尔的猜测，狄茨担心伯恩施坦“可能会对他发动攻击”，“因而想就此将斯图加特的出版社排除在外”。
于是，尽管绕道莱比锡，但这些箱子还是被存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馆。从伦敦起运可能是以倍倍尔所希望的方式进行的。正如莫特勒在1901年5月12日写给考茨基的一封信中指出的：“当乡镇当局在这里对箱子里的商务材料、手稿、书籍和印刷品等物品——属于家庭用品——进行了仔细检查之后，它们同我们的家具一起被放入仓库，以便之后经由国际行李车直接过境。”
按照莫特勒1901年5月10日致考茨基的信中的说明，遗产直至当时都放在四个箱子里：“带锁的大铁皮箱当初由爱德华交给我，标记为马克思的物品；被称为‘爱尔兰人’（Hibernica）的箱子里是将军（恩格斯）的物品。此外还有两个木箱。”但是，莫特勒在1901年5月15日写给考茨基的信中说，“爱尔兰人”里只有报纸。为了能够在海关那里申报这些待寄物品，莫特勒必须核验箱子里的东西，结果发现一个箱子的钥匙丢了。针对他为此而向倍倍尔和考茨基提出的询问，考茨基答复道：“倍倍尔说，弗赖贝格尔夫人有将军箱子的钥匙。”但是，由于莫特勒似乎不再同弗赖贝格尔夫人有任何私人联系，于是考茨基建议他“用别的方式打开箱子，以便确认里面的东西”。想必倍倍尔一定是在此期间直接求助了恩格斯当年所信赖的弗赖贝格尔夫人，因为几天之后莫特勒报告说，弗赖贝格尔夫人给他寄去了所需的钥匙。
由倍倍尔保存在瑞士屈斯纳赫特的另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仍继续存放在那里，直到倍倍尔逝世一段时间后，似乎才与主体部分合并。这件事的推动者可能是埃米莉·莫特勒（Emilie Motteler），她在丈夫去世后一直试图秉承他的遗志继续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馆的利益代表。1914年11月，她提醒考茨基，“在瑞士的奥古斯特那里还有珍贵的历史资料”，它们属于党务档案馆，倍倍尔女儿的唯一儿子（倍倍尔的外孙）没有任何权利拥有它们。为此，她恳切呼吁：“我必须同一位合适的人士商谈，我认为我有责任以尤利乌斯的身份为此事出面，党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丢失。”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她的呼吁有任何显著的成效。
在把遗稿存放到党务档案馆后，伯恩施坦并没有制造任何麻烦。后来，当有关修正主义的争论基本结束、长期敌对的战友再次友善地彼此接近时，经与倍倍尔商议，部分手稿和书信被转运到伯恩施坦位于柏林的住所，交由他来看管。按照伯恩施坦的说法，他一直保管着这些东西，“大概从1910年起持续了多年”，直到1924年12月21日出于特殊原因返还给档案馆。在这些手稿中，有尚未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首次阐发了唯物史观。按照考茨基的证言，档案馆也从他那里接收了一系列马克思手稿，它们应该是爱琳娜的遗产中托付给他的那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大量手稿和书信被交给档案馆，它们或者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或者是他们的著述。”
荣尼·亨利克森（Jonny Hinrichsen）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馆的最后一位主管人。他于1868年11月14日出生于汉堡，曾经学习木匠手艺，并自1908年起成为木匠工会雇员。在担任档案馆的主管人之前，他在档案工作方面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但是这一缺陷不仅被他对这项事业的热爱所克服，而且被他的可靠、忠诚和无私弥补。
1921年，保尔·康普夫迈耶尔（Paul Kampffmeyer）作为文献顾问参与到档案馆和狄茨出版社的事务中。他早已享有历史学家的声望，这可以通过他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大量著述得到进一步证明。1864年11月29日，康普夫迈耶尔出生于柏林。1890年前后，他成为“青年派”的一员，该派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谴责帝国议会党团的“独裁欲”“堕落”“腐败”，由此引发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最终在1891年爱尔福特（Erfurt）代表大会上以将“青年派”的主要代言人开除出党而告终。为了表示抗议，康普夫迈耶尔放弃了他当时作为马格德堡的《人民之声报》（ La Voix du Peuple ）编辑部成员的职位，并多年过着脱离日常政治的隐居生活，直到1899年，他才作为法兰克福地区的工人书记重新出山。1905年，他以工人书记的身份前往慕尼黑，并从1907年起领导《慕尼黑邮报》（ Muenchener Merkur ）的政治编辑部，1918年后成为该报主编。
虽然此后档案馆的管理工作依然掌握在亨利克森手中，但是康普夫迈耶尔凭借其对这项工作的胜任很快成为专业带头人。他对档案工作者的使命有很深刻的认识。他的目标是把档案馆建设成一座社会主义史研究中心。他懂得吸引知名学者并同他们进行长期合作，比如柏林大学的工人运动史讲师、拉萨尔和恩格斯研究专家古斯塔夫·迈耶尔（Gustav Mayer）。他还与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展开合作，后者于1923年秋开始筹备出版第一套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MEGA 1 ）。这套全集包含42卷，被视为“国际”版，并将首先由位于法兰克福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有限公司用德语出版，该公司是由研究院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特意为此目的联合创立的，发起人是研究院创始人和领导者达维德·梁赞诺夫。十月革命前，梁赞诺夫曾作为俄国流亡者在德国生活多年，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保持着友好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梁赞诺夫受德国社会民主党委托出版了一部马克思恩格斯的报刊文章集，这些文章主要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如果没有党务档案馆以其丰富的收藏（两位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书信、文献和原著）所给予的支持，MEGA方案就不可能实现。在苏联政府同意了梁赞诺夫的计划并批准了为此必须拨付的资金后，经由路易莎、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和阿道夫·布劳恩（Adolf Braun）的介绍，主编梁赞诺夫得以阅读绝大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为了支持这一方案，伯恩施坦按照他在1924年12月19日发表的一份声明，将其保管的那部分遗产转交党务档案馆，并把“他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书信的所有著作权和出版权”转让给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有限公司。同时，他也放弃了未来“有关这些著作的进一步出版活动”，只保留了自己与恩格斯的通信，因为他早已向狄茨出版社承诺会首先在该社出版这些通信。在一年后出版的这本通信集的前言中，主编伯恩施坦指出，这些书信已经在1924年初夏出版俄译本，主编为梁赞诺夫，他说：“我在几个月前就把这些书信以及我所保管的恩格斯的论文手稿交给了梁赞诺夫，以供他照相复制，并在晚些时候以俄文出版。”
多年来，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代表一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馆畅通无阻地开展工作，制作遗产原件的复制件。然而，由于苏联方面在其马克思恩格斯出版物中大量加入批判社会民主党人的评论，德国社会民主党方面开始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要长期为促进苏联的事业承担责任。1930年，“基于对文献遭到滥用的抗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做出决议，不再允许苏联方面进行复制工作，而这一决议正是由希法亭和赫尔曼·穆勒（Hermann Müller）建议的。他们认为，必须防止“档案馆在思想上被完全洗劫一空”。
梁赞诺夫试图通过个人干预来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收回成命。委员会专职委员威廉·迪特曼（Wilhelm Dittmann）接待了他。自布劳恩去世后，档案馆便隶属于迪特曼的部门。在迪特曼关于此次谈话所做的一份档案记录中这样写道：“虽然他们（俄国人）说，他们只是作为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说话，但是莫斯科的当权者却在宣传的视角下把他们的工作完全视为政治性的，对此我们也必须在政治层面表明立场。”
早在几个月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因马克思恩格斯遗产中的手稿出版权问题与梁赞诺夫发生了争论。看来，出于上述原因，伯恩施坦按照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愿望使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领导人注意到，出版权专属于社会民主党委员会，任何出版活动均要征得它的同意。梁赞诺夫对此表示质疑，他援引了1924年伯恩施坦的那份声明。事实上，该声明存在问题，其法律地位并不明晰。但是，似乎直到梁赞诺夫提出疑问后，党委会才知晓此事，并可能向伯恩施坦施加了影响，促使他采取了顾及党委会的法律权益和政治利益的措施。而伯恩施坦也迅速满足了这一要求，他在1929年11月16日致信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有限公司，完全站在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立场上，明确表示收回1924年12月19日的声明：
尊敬的公司：
最近的事件促使我收回我在1924年12月19日向贵公司发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梁赞诺夫先生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援引了我的这份声明，并且据此得出他拥有我在那份声明中所提及的只是转让给您的这一权利。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商业合同，从而使我有义务交给贵公司我所保管的手稿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部分遗产。在这里，首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并未把这笔遗产视为我本人的财产，而是视为受托管的财产；我的亡友、我们党的同志奥古斯特·倍倍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其1893年7月29日的遗嘱和1895年7月26日的遗嘱补充中把这些文稿遗留给了他和我——和我一致认为，在这件事上，我们只是被恩格斯视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可靠之人，他打算把党作为他的这部分和其他部分遗产的真正继承人。因此，在任何具体的情况下，关于使用这笔遗产的任何权威决定都由党委会宣布。倍倍尔去世后，在我此前还没有与我们党委会取得共识的情况下——正如你们一定知道的，最近刚刚去世的党委会成员阿道夫·布劳恩直至最后还在作为中间人发挥作用——，我自然还会坚持这一规定，自然不拥有任何一份遗稿。也正是基于此前达成的这种共识，我才在当初向贵公司发表了这份现在被梁赞诺夫援引给党委会的声明。因此，我不能再坚持这份声明了。我发表这样一份声明是有前提条件的，而事后表明，这些前提条件是完全错误的。我原以为，贵公司将会按照曾经的格律恩伯格文库所彰显的精神接受领导，对于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党派政治倾向采取完全独立的姿态。由于莫斯科的精英们错误地对所有独立的、与布尔什维克政治相悖的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系统的、充满敌意的怀疑和诽谤，由此持续妨碍了它与受之影响的团体的一切和谐合作，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在此明确且正式地收回我所发表的那份声明。我否认贵公司有权通过援引这份声明而要求向贵公司提供我所受托看管的手稿和书信遗产的各部分，我只承认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是它们的所有者。
致以应有的敬意
然而，梁赞诺夫对这一答复仍不满意。他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递交了1924年的伯恩施坦声明以及一封信的复印件，这封信是布劳恩在1924年12月1日写给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有限公司的。从这封信可知，布劳恩将该公司请求获得马克思恩格斯遗产出版权的申请书转交给了伯恩施坦，并附上一张同时收到的4200马克支票。他请求伯恩施坦回复公司的信件，并签署公司所期望的“保证书”。看来，公司所要求的出版权正是以这4200马克为补偿的。
如今，社会民主党委员会不得不进一步处理这一复杂事件。迪特曼在一封由他签名的书信中对梁赞诺夫的申诉表明了立场。他指出，梁赞诺夫从1924年的通信中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并把当初的过程阐述如下：布劳恩根本没有把公司的信件及支票转交伯恩施坦，毋宁说，他让人把支票转到了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账户上，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位出纳员”把这笔钱亲自交给了伯恩施坦。在与党委会主席奥托·威尔斯（Otto Wels）和迪特曼的一次谈话中，伯恩施坦对此极为坚决地解释说，他完全不记得支付钱款一事，在他的书中也根本找不到相关记载。伯恩施坦的这一解释是可信的，但是把钱款亲手交给他的出纳员的说明也同样可信。就伯恩施坦来说，他在1925年经历了两次中风，尽管其精神状态总体良好，但也可能有记忆空白。
关于钱款的事情也在这封信中得到了详尽说明。虽然伯恩施坦通过布劳恩打来的电话得知，后者以挂号信的形式寄给他一张由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有限公司开具的支票，但他并不知道这4200马克与邮寄的支票是一回事，看来布劳恩并没有向他提及支票的数额。这也表明，伯恩施坦从来没有意识到，他由于出让马克思恩格斯遗产的出版权而得到了钱，他可以问心无愧地否认此事。
接着，这封信还明确表示，伯恩施坦于1924年12月19日向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有限公司发表的声明只是一份“单方面的意愿声明”，而非“合同”，它对转让出版权的回报问题只字未提。因此，钱款问题并未使形势发生任何改变，因为伯恩施坦从不知道“出售”一事，也从未赞成过此事。这是决定性的一点。正如这封信进一步指出的，布劳恩似乎是“出于臆想的科学兴趣，出于与梁赞诺夫的故交，出于对伯恩施坦在通胀时代末期的财政窘况的同情，而想要进行这笔交易”，“并且采取了尽可能保护伯恩施坦的方式”。布劳恩的这种“出于好意的但却有些擅自做主的行为”，无法使党在法律上受到约束，正如布劳恩本人在写于1924年12月21日的一封信中所强调的：“党的委员会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按照组织章程第19条的规定，党不受任何非法律行为的约束。”
最后，这封信写道，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最近对整个事件表明了态度，即拒绝一切售卖马克思恩格斯遗产的交易，只要是来自马克思恩格斯遗产或档案馆的材料，就应免费供人研究和使用。4200马克应当退还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有限公司，“自然不是由伯恩施坦，而是由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来退还”。因此，就在写信当天，4200马克被转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有限公司的支票账户上。
由此，这一事件告一段落。但是，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解释并不能使人认为4200马克一事得到了充分说明。还需要补充的是，布劳恩在1924年12月21日致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有限公司的那封信中证实收到了支票，并就他关于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对马克思恩格斯遗产所有权的详细说明补充了如下评论：“你们可以放心了，可以在对我们的充分信任中着手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出版工作了。”
梁赞诺夫在这件事上的失败可能助推了如下后果：1931年2月，他被解除职务，并被开除出党，理由是他支持了“孟什维克的反革命活动”。康普夫迈耶尔在其撰写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与社会主义研究工作》（“Das Marx-Engels-Institut und die Arbeit sozialistischer Forschung”）一文中曾就梁赞诺夫事件指出，梁赞诺夫被免职是一项具有政治背景的措施，其真正原因在于他在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研究工作中采用了社会民主主义学者的专业知识，据此可以推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统一苏联意识形态的进程中将变成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战斗研究院。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馆拥有的最珍贵收藏莫过于马克思恩格斯遗产。这批数量庞大的手稿是对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的那些学说的原稿。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位创始人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提供了最锐利的武器，他们的遗产持续地散发出神秘的魅力，这种魅力或许部分缘于其独特的命运。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来说，这些遗产一如既往地成为力量之源、信仰之源以及令人虔敬的宝藏。因此，在纳粹上台之后，拯救这批独一无二的收藏就成为首要的任务。早在1933年2月，它们就被转移出档案馆。而此时，国会纵火案还没有发生。
起初，马克思恩格斯的遗稿被威尔斯安置在柏林路德大街的一个裱糊匠店里，或许没人想到它们会被放在这样一个地方，但在政治进程的发展如此急转直下的阶段，就这批如此珍贵的宝藏而言，这里并不能被视为一个可靠的安放点。威尔斯曾经是一个受过专业培训的裱糊匠，在担任党委会主席期间仍然是该职业组织的成员。这或许就是选择这一藏匿点的原因之一。
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的党团秘书处商议此事时，在那里工作的格尔哈特·布莱特夏特（Gerhard Breitscheid）——著名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鲁道夫·布莱特夏特（Rudolf Breitscheid）之子——想起来，他一位同学的父亲达维德·所罗门（David Salomon）是柏林著名的旧书商，住在威斯特伐利亚大街，从事贵重手稿的生意。布莱特夏特与他的同事讨论了把马克思恩格斯遗稿暂时安置在此处的可能性，他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手稿放到那里的一个大仓库中。这一建议在提交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后，得到了威尔斯和齐格蒙特·克鲁梅内尔（Siegmund Crummenerl）的赞成。于是，几辆卡车把装有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包裹从路德大街运至威斯特伐利亚大街。整个工作进行得小心翼翼，以免遭到任何意外的跟踪。
大概在1933年5月中旬，布莱特夏特流亡到丹麦，他同这个国家有种种联系，并且精通丹麦语，还与当时的丹麦社会民主党总书记汉斯·赫托夫·汉森（Hans Hedtoft Hansen）是朋友，后者后来成为丹麦首相。布莱特夏特起初住在丹麦菲英岛（Fünen）西海岸附近的阿维纳斯（Avernaes），这里是德国流亡者的临时避难所。自1929年起，阿维纳斯就属于布莱特夏特的朋友汉斯·罗格·马多尔（Hans Roger Madol），他是一位历史作家，本名格尔哈特·所罗门（Gerhard Salomon），即柏林那位暂时保管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旧书商之子。
在布莱特夏特到达丹麦后不久，马多尔就将他的朋友责备了一番，因为布莱特夏特把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置于他父亲家中的做法，使他父亲陷入了不必要的危险境地。于是，布莱特夏特前往哥本哈根拜访了汉森，后者欣然表示，丹麦社会民主党愿意承担马克思恩格斯遗产的守护工作。此后，汉森安排人把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直接从柏林的威斯特伐利亚大街运往哥本哈根。
运输是分阶段实施的，即使没有数月的时间，也至少持续了数周。至于这些资料是如何从柏林运出来的，始终不为人知，可以确定的只是，它们最初被运到了基尔（Kiel）。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接收后，又设法转运至弗伦斯堡（Flensburg）。在那里，这些包裹被德国和丹麦的工人青年组织成员装入背包，借助折叠小艇，经由许多危险的路线偷运过境。这一阶段行动的组织者是丹麦社会民主党人乌弗·安德森（Uffe Andersen），他得到了来自边境地区哈里斯莱菲尔德（Harrisleefeld）的德国同志威廉·施梅尔（Wilhelm Schmehl）的支援。
这项冒险行动的幸运成功在1933年10月12日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成员保罗·赫尔茨（Paul Hertz）致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后来担任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巴黎分所所长）的信中首次得到证实。此后，赫尔茨在巴黎——他8月底在那里参加了第二国际的一个会议——与布莱特夏特相遇，后者在巴黎探望了父亲后，便同赫尔茨一起前往伦敦。布莱特夏特后来说，他承担转移工作的所有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馆的资料，均已到达丹麦兄弟党手中。
在哥本哈根，汉森认为，剩下的便是对整理文献的期待了。在与流亡布拉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达成一致后，他请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尔·拉罗夫（Karl Raloff）根据一份清单核查文献的完整性，这份清单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委员会（SOPADE）从布拉格寄给布莱特夏特，再转交汉森。而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委员会又是从亨利克森那里得到该清单的。文献被存放在丹麦工人银行的一个保险柜里，“部分呈散页的形式，完全没有得到整理”。对这些文献的审核表明，它们同从布拉格寄来的清单上罗列的档案明细并不一致。但是，拉罗夫在一个箱子中发现了一份“清单Ⅰ”，它分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两部分，上面记载了229份手稿和文献卷帙，其中少了8份。此外，这些资料中还包含了大量其他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它们并没有被记录在“清单Ⅰ”上。拉罗夫猜测，缺失的那些手稿仍然在布莱特夏特手中，便向其询问。布莱特夏特许诺说，他将把仍由他保管的两个包裹寄往哥本哈根。
在致德国社会民主党布拉格流亡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布莱特夏特本人证实了交接事宜的完成，并对赫尔茨在1933年11月27日的一封信中所提及的关于清单和缺失资料的询问做了详尽说明。在为数不多的几份关于马克思恩格斯遗产运至丹麦的文献中，布莱特夏特的报告最有信息量，所以在此将原文抄录如下：
阿维纳斯，1933年12月3日
致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
克鲁梅内尔先生亲启
布拉格
亲爱的克鲁梅内尔同志：
您提及的档案清单由赫尔茨同志寄给了我，他请求在哥本哈根设法找人把由我运去存放在那里的那部分档案资料进行编目。
于是，在汉斯·汉森同志——我当初就是经由他把文献资料交到了丹麦党组织的手中——有一次极为偶然地现身于哥本哈根时，我请求他委托一人办理此事。他选定了你们提及的那位同志，我也得以有机会与这位同志进行了谈话。
他经由赫尔茨从我这里得到的清单，并不是在哥本哈根存放的文献资料清单。这一点也有明确的说明。在存放于哥本哈根的文献资料中有一份清单，这是当初由亨利克森交给我的。它与那里的东西是否一致，我就不清楚了。您当然知道，当时在柏林根本没有时间逐一检查如此大量的手稿包裹是否完整。我当时就怀疑是否一切都同清单一致，我也向你们表达了这一怀疑。因此，我不能担保，由党务档案馆附在交给我的文献资料中的内容清单事实上与包裹里的东西一致。但是，我能够担保，所有由我当时负责交给丹麦的东西，都实实在在地存放在哥本哈根。在此期间，仍然存放在我这里的两个包裹也同样被送至哥本哈根，其中包括《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我不想通过邮寄方式寄送它们。
无论如何，如果能给那些在哥本哈根存放的东西制作一份清单，可能会大有好处。正如汉森对我说的，手稿的存放状况极为糟糕，但这是因为党务档案馆并未系统地整理这些东西，在运输过程中，它们原来是什么样子，就呈现为什么样子。
但愿现在所有问题都解释清楚了，如果没有，我当然愿意随时为您效劳。我本人不再对马克思恩格斯手稿具有直接影响了，因为我当初就把整件事交给了丹麦社会民主党。您能理解，我不能把它们保存在这里，因为这里没有能够安全地放置它们的地方，也因为不论我在这里以及在丹麦待多久，都不曾有也不会有安全之所。而在哥本哈根，丹麦党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了保险柜里。
向您和其他人致以最好的祝愿
您的
格尔哈特·布莱特夏特
1934年2月底，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馆到达哥本哈根的那部分文献资料的分类与整理工作结束。为了记录“清单Ⅰ”上没有列出的资料，拉罗夫编制了第二份清单。“清单Ⅰ”中遗失的8份卷宗并没有找到。全部现有的资料均打包完好，分两个密封箱放在银行保险柜里。另外，其中一个箱子是上锁的，钥匙掌握在丹麦党的出纳主管C.克吕韦（C.Klüwer）手中，内容清单也在他手中。
除了上述马克思恩格斯遗产外，档案馆还保存着大量其他手稿资料，它们或者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或者与他们相关。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它们通过遗产、赠予或购买的方式才辗转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手中，但只有部分资料保存在遗产类别中，还有大量其他资料由于种种原因保存在其他类别中。因此，它们并不在运往哥本哈根的那些文献资料中，而是成为档案馆中另一部分丰富收藏的组成部分。大约在同一时期，即同样是在1933年2月，亨利克森设法将这部分资料保存在安全之地。所有这些资料都被打包装箱，报告的数目为5箱，包含着大量出自不同来源、具有不同意义的文献，但主体部分仍是藏书家所热爱的珍品，如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首版、工人运动早期的期刊和著作，另外还有虽然不很系统但却多少有些价值的社会主义文献选集。它们的藏匿之处无人知晓，甚至连威尔斯和克鲁梅内尔亦一无所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在徒劳地打听它们的下落，直到两年多以后，它们的踪迹才被人发现。
[1] 本章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1期。原文来源：Paul Mayer，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Jahrgang 6-7，1966/1967。保尔·迈耶尔（Paul Mayer）：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馆。赵玉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