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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现存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大约有三分之二保存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G）。在抵达阿姆斯特丹之前，这些手稿在西欧辗转迁徙，并受到各种政治进程的影响和制约。这段故事有许多“剧集”，并为大量文献资料所佐证。然而，并非所有环节都是清楚明晰的——重大事件总是如此。在本章中，我将首先描述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迁徙之旅，然后简要勾勒这些文献的构成及其未曾公开的内容，最后介绍2015年完成的数字化项目的相关信息。
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是生活中的挚友，也是事业上的合作者。他们怀有共同的政治理想，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病因持有一致的态度。在几十年的岁月里，他们密切合作，甚至共同写作。在两人中，马克思被视为更伟大的思想家和著作家，更重要的政治家和更具影响力的人物。但是，恩格斯也撰写了大量重要的著作，并不遗余力地促进马克思的思考与写作，是其忠实可靠的支持者——在经济方面亦是如此。而且，正是恩格斯普及和传播了马克思的理论，成为马克思思想遗产的精心守护者，并维护了马克思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声誉。
马克思和恩格斯均出生于德国，并在欧洲多地旅居。这有时是出于自愿，但更多是由于他们的政治活动所导致的法律问题。大约在1850年，两人均在英国定居下来。马克思是在被德国、法国和比利时政府驱逐之后迁往伦敦的。恩格斯则住在曼彻斯特，他的家族在那里拥有一家纺织厂。在1870年之前，马克思及其家人在伦敦屡次搬家，并且经常面临财政问题。此后，恩格斯迁居伦敦，并将他的大部分时间和大量金钱用于支持马克思。在那之后，马克思一家便住进了一所修缮良好的房子。马克思也拥有了自己的书房，可以在那里从事研究和写作，并保存自己的书籍和札记。
没有照片可以为我们展现马克思在梅特兰公园路（Maitland Park Rood）居所中的书房是什么样貌，但是我们掌握了同时代人的一些叙述以及后来的某些理想化描绘。事实上，马克思的书房看起来凌乱不堪，四处都是成堆的书籍和文稿。这不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图书馆，而是一位博学多才、求知若渴的知识分子的工作间，只有马克思本人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哪页文稿。
1883年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承担起基于亡友的手稿完成并编辑出版《资本论》第2、3卷的使命。他继承了马克思的大部分文稿，它们主要是待出版著作的手稿以及同马克思的政治活动相关的文件。另有少部分草稿和手稿留放在马克思家中，它们大部分是较为私人性的文稿、书信等。
这一时期，恩格斯的任务是审阅马克思著作的新版本和新译本，以及出版《资本论》第2、3卷。他当时以为，这项工作应该几近完成。然而他在着手工作时却吃惊地发现，根本不存在马克思谈论多年的“几近完成”的手稿，而他要在亡友的文稿中找到出路亦是极为艰辛不易。此外，他还必须学会辨识马克思的笔迹。经过艰苦的努力，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2卷于1885年出版。1894年，也就是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资本论》第3卷才得以面世。
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稿应当由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当时欧洲最庞大、最强盛的社会主义政党——拥有，这件事早有定论。不过，在由党内的哪个人、哪个派别保管文稿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竞争。换言之，这些文稿可谓是社会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王冠，成为其“守护者”将是一件极为荣光之事。几年后，各方达成了协议。文稿被运回柏林，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馆馆藏的一部分。在这里，它们不仅被保存收藏，而且被考察研究——但它们并非完全向公众开放，而是处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监督之下。例如，卡尔·考茨基曾研究过这些文稿，而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通信后来也得以编辑出版。
一批极为重要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者来自莫斯科的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该研究院由杰出的科学家达维德·梁赞诺夫领导。在他的带领下，苏联启动了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MEGA 1 的编辑出版工作，并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期出版了14部质量上乘的MEGA 1 卷次。苏联人不仅研究并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稿，而且还为已经开始搜集手稿的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制作相关复制件。
20世纪30年代，欧洲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在苏联，斯大林政权终止了梁赞诺夫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工作，并将其流放。在德国，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NSDAP）于1933年上台执政，德国社会民主党遭到取缔，一部分领导人被捕，另一部分领导人则逃离德国。就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各分部被占领之前，一些人设法拯救出档案馆中最为珍贵的馆藏。马克思恩格斯文稿被藏在一卷卷壁纸中偷偷地带出档案馆大楼，送至一家古旧书店的储藏室。在那里，社会民主党青年团成员把它们一份一份地放进背包，背过边境，运抵丹麦。
在丹麦的哥本哈根，这些文稿被秘密安放在丹麦工人银行的保险柜里。只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丹麦社会民主党的少数党员知晓这一安排。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馆的其他馆藏被放置于两辆大卡车中，秘密运抵巴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设立了办事处，试图以此为基地，保存党的有生力量，并组织开展反对希特勒政权的各种活动。
此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开始考虑这批档案资料更为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这些文稿应该再次开放以供研究之用，但是，如何开放利用，在哪个地点开放利用？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Boris Nikolaevskij）——一位苏联流亡者和孟什维克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和档案学家——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并非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但是由于曾经在柏林为梁赞诺夫工作过，因而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馆和马克思恩格斯文稿的情况颇为熟悉。尼古拉耶夫斯基在欧洲拥有庞大的关系网，他甚至听说阿姆斯特丹的一位教授正在搜集社会史领域的出版物，并试图在该领域成立一家国际研究所。
N.W.博斯图慕斯（N.W.Posthumus）教授是一位在国际上备受尊敬的经济史学家，曾创立了荷兰的经济史档案馆。他对社会政治运动的遗产抱有极大的兴趣，且不局限于荷兰国内的相关遗产。基于这一兴趣，他于1935年在阿姆斯特丹创立了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G）。该所秉持政治中立的原则，旨在为所有受到威胁的政治流派的档案资料提供安全的避风港，并致力于科学研究和出版活动。
在尼古拉耶夫斯基的引介下，博斯图慕斯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开始商谈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性收藏——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文稿——转移到阿姆斯特丹的可能性和条件。其中一个选择方案是出借，即这些文稿仍然归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有，但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有权出版它们。由于流亡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需要资金来支持其各项活动，因此另一个选择方案是出售这些文稿，双方亦对此进行了讨论。在谈判过程中，尼古拉耶夫斯基始终参与其中，但是双方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此后，另有一个组织联系了尼古拉耶夫斯基，表达了对这批档案资料的兴趣，这就是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1931年已改称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IMFL）］，它得到了包括斯大林本人在内的苏联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支持。自然，对于苏联人而言，如果他们能够获得马克思恩格斯文稿，那将是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而他们也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真正继承者的身份为荣。对于德国人而言，他们与苏联共产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一个大问题，但是他们又同梁赞诺夫及其工作团队有过长期的、积极的专业合作经历。不仅如此，苏联经济实力雄厚，而这是那位刚刚在阿姆斯特丹创立一家小研究所的博斯图慕斯教授所远不能及的。
截至1935年底，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绝大多数人都同意以尽可能高的价格把这批档案资料出售给莫斯科。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售卖，而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这批档案的所有权将仍然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保留数年，同时要保证在莫斯科建立一个研究所，以便研究和出版这些文稿。1935年11月，双方在巴黎举行了数次磋商，但未能就价格问题达成一致。
1936年3月，来自莫斯科的一个新代表团抵达巴黎，其成员包括：梁赞诺夫的继任者、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弗拉基米尔·阿多拉茨基（Vladimir Adoratskij），前外交官、全苏对外文化关系协会主席亚历山大·阿罗谢夫（Aleksandr J.Arosev），以及著名的苏共前政治局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Ivanovich Bukharin）。
在正式谈判开始之前，苏联代表团成员希望看一看这批文献。于是，他们前往哥本哈根进行考察。在途中，他们首先访问了阿姆斯特丹，与博斯图慕斯教授会面，并参观了刚刚成立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
苏联代表团返回巴黎后，下榻在位于圣日耳曼德佩区拉斯帕伊大道45号的卢泰西亚酒店。在这里，与德国人的谈判变得紧张严肃起来。桌面上摆放着一份合同草稿，双方已就大部分条款达成一致，只是价格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苏联人出价700万法郎，而德国人则要求至少1000万法郎。之后，苏联人突然接到命令，不得不即刻返回莫斯科。于是，他们马上乘坐火车离开了巴黎，不再有任何音讯。1936年7月和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外交邮件收到了莫斯科方面的一些含糊不清的消息，莫斯科方面提出的条款和条件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而言愈发不利，价格也被降得更低。即便如此，德国社会民主党此时仍然表示愿意进一步展开谈判，然而莫斯科方面却再无消息。
与此同时，莫斯科开始了针对苏联共产党前领导人的“大清洗”。布哈林于1937年2月被捕，并于1938年3月被执行死刑。此前一个月，阿罗谢夫因同样的指控被处决。如此一来，在“巴黎代表团”中，只有阿多拉茨基得以幸免。
我们的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莫斯科没有购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档案材料？难道确实不可能在700万法郎与1000万法郎之间磋商出一个最终价格吗？抑或是苏联人失去了兴趣？若是如此，又是为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在经历了诸多艰辛后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
无论如何，苏联人的“消失不见”意味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只剩下一个可以对话的候选者，那就是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1938年初，双方达成协议，德国社会民主党最终决定出售其档案馆的收藏，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文稿。合同于当年3月签订，交易价格是7.2万荷兰盾——约为苏联在两年前出价的十分之一。折合成今天的货币，相当于约67万欧元。不过，这种换算必须非常谨慎，因为1938年的7.2万荷兰盾可能比今天的67万欧元更具购买力。
合同签订后不久，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图书馆员安妮·阿达玛·范·莎尔特马（Annie Adama van Scheltema）便赶赴哥本哈根核查文稿，她发现一切都整理得井然有序。多年来，莎尔特马周游欧洲，在严格的意义上拯救着那些可能被毁坏或没收的档案和收藏。她的护照页（保存在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档案中）的海关印章显示：1938年3月，她访问了奥地利的维也纳，事由为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马克斯·奈特劳（Max Nettlau）收藏的档案，其中包含米哈伊尔·巴枯宁的文稿；5月，她前往丹麦的哥本哈根，事由为马克思恩格斯文稿；12月，她到达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事由为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档案。
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接收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稿，试图对其进行分类编目，以便用于科学研究和出版活动。但是，由于即将爆发的战争，这项工作并没有取得进展，马克思恩格斯文稿甚至没有抵达阿姆斯特丹。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它们在1938年9月被运抵英国。当时，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在牛津开设了一个分部，距伦敦仅100公里。于是，马克思恩格斯文稿在历经迁徙游历后，几乎又回到了它们在1900年前被安置的原点。
事实表明，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一年后，即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次年5月，德国军队占领了荷兰。短短几天，德方人员便接管了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被遣散回家，一支纳粹特遣队开始仔细清查馆藏物品，以便确定应把哪些物品运往德国相关机构。这些收藏自然极具价值，其中包括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原始资料。
1945年5月，荷兰获得解放，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开始缓慢恢复。大量书籍和收藏回归研究所，并被登记和编目。直到1946年，马克思恩格斯文稿才抵达阿姆斯特丹。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资金和人员都非常紧缺。得益于美国福特基金会（The Ford Foudation）的慷慨资助，马克思恩格斯文稿才在20世纪50—60年代彻底登记完毕。
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文稿被放在一个书架上，有5~6米高。它们由以下几类文献构成：马克思恩格斯待出版著作的手稿；札记和摘录；书信；个人文件；马克思恩格斯制作的剪报和资料文件；亲属的文件。
最知名的珍贵文献当数《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资本论》第2、3卷手稿。它们通常能够反映出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密切合作：一个人负责写稿，一个人负责评注。马克思的札记本以微小且难以辨认的笔迹真实地展现了马克思工作时的状况，为了跟上思考的速度，他飞快地书写，并不断地再思考和纠正自己。也有一些更具私人性的文献，特别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他们在信中交换政治观点、新闻以及小道消息。另外还有一些反映家庭生活的文件，例如马克思家人在家里玩的棋牌游戏等，此处不再赘述。这些文献的完整清单可以在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在线目录中查看。
大体来说，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接收了那些在马克思去世后移交给恩格斯并由恩格斯移交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文稿。另一部分文稿则存放在马克思女儿们的家中，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从她们那里获得了这些文稿。在经过多次合并和更名之后，该机构现在名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RGASPI）。这家档案馆还通过其他渠道搜集到了马克思的其他手稿，其中不乏极为重要的材料。如今，莫斯科拥有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收藏量居世界第二位，约为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收藏量的一半。
除了阿姆斯特丹和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文献自然也能在其他地方找到。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最重要的马克思手稿却无迹可寻。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于1847—1848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撰写的，马克思把最终稿送到了伦敦。在那里，一间小作坊把它印刷出来。这个作坊的主人是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Deutscher Arbeiter bildungsverin）的会员，该协会与订购《共产党宣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关系密切。当时，似乎没有人过分关注这份手稿，因为在《共产党宣言》出版几周之后，1848年革命就爆发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保留下来的只有一页纸，而且还是手稿，上面写有关于《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
这页手稿的内容涉及《共产党宣言》最终版第二章所考察的私有财产问题，顶端的两行是燕妮·马克思（Jenny Marx）的笔迹。这页纸存放在马克思的收藏中，后来同马克思的大量文稿一起被恩格斯继承。1883年6月，恩格斯把这页纸作为纪念赠送给了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后者是恩格斯在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关系最密切的友人之一。后来，伯恩施坦将它补充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馆的收藏中。经鉴定，这页纸的最后一行是伯恩施坦的笔迹。
《资本论》第1卷的手稿也遗失了。马克思是在伦敦写作这部手稿的。1867年4月，他乘船前往汉堡，亲自把手稿交给了出版商奥托·迈斯纳（Otto Meissner）。在第一版付印之后，手稿便留在了出版商手中。这是一道正常的程序，因为它涉及出版商的权利。有文献证据表明，直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手稿依然存放在那里。但没有证据表明，手稿此后被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汉堡遭受重创。1943年7月，狂轰滥炸和随之而来的熊熊大火实际上摧毁了这座城市，包括迈斯纳的办公室及其藏书和档案。让我们能够最为切近地考察马克思如何写作和修改他的经典之作的文献是他本人所拥有的《资本论》第一版的样书，他在其中为之后的版本添加了注释、评论、修改和增补。
2013年，荷兰与德国联合将《共产党宣言》手稿页和马克思本人拥有的《资本论》第1卷样书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该名录旨在引起世人对纸质遗产脆弱性的关注。就此来说，我们认为这两份文献是绝佳的范例——它们是在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政治文献的印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了申请，并于2013年将这两份文献收入《世界记忆名录》。
在2015年之前，人们必须亲赴阿姆斯特丹，才能查阅马克思恩格斯文稿。在我们的阅览室里，可以浏览到这些收藏的照相复制件，不仅有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馆藏原件的复制件，而且有珍藏在莫斯科和其他地方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复制件。所有这些内容都罗列在馆藏清单上。这份清单向我们展现出理想状态下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档案，仿佛所有文献都汇聚在同一个地方，甚至佚失的手稿和文献在清单中亦有提及。所有这些清单的制作是在与重启的MEGA项目团队的密切合作下完成的。之所以成立这一团队，就是为了出版一套全新的、权威的、完整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该版本将收录马克思恩格斯的一切文献遗产，包括他们从各种出版物中摘录的笔记，甚至他们在其拥有的书籍上所写的札记。
2012年，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得以开启一项为期四年的项目，即把在1935—1940年获得的最重要的档案资料数字化。这自然也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稿。2015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文稿的数字化工作宣告完成，我们的全部收藏均可在线访问。这些收藏总计53740张扫描件，包括空白纸页——我们亦将其数字化。这些扫描件的网上访问权限是免费开放的，其路径可从http：//search.socialhistory.org网站的馆藏目录清单中获取。
能够向公众开放这些文献，我们感到非常自豪。过去，获取这些文献极为复杂，而且只有那些能够负担得起阿姆斯特丹之旅的研究者才有可能实现。即使是他们，也只能看到照相复制件，接触原件只有在极为例外的情况下才被允许，例如MEGA项目的出版准备工作。如今，人们在网上就能够看到数字化的文档，而它们的质量远远优于那些复制件。
马克思恩格斯不断地为世人所解读，无论是其支持者还是其反对者。因此，能够通达真实的资料来源，通达原始文献，对于实现新的理解和新的阐释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对此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