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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成立的众多科研机构中，设在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占有重要地位。该机构初创于1920年12月，在其后短短的10年间不仅发展成为世界公认的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而且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历史研究机构之一。就其影响而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把它同欧洲许多老牌研究机构相提并论。就其研究活动的特点来说，它首先是一个历史研究院，并因研究内容和所关注的历史时期的不同而区别于列宁研究院和共产主义学院。它致力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并对西方国家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进行研究。
1919年，达维德·梁赞诺夫（David Riazanov）在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内部组建了“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室”，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雏形。1922年6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正式成为一家独立的研究机构。此时，组织基础已然形成，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可以在广泛的科学意义上得到拓展。研究院内部机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有关主题进行设置。因此，就组织结构而言，它在科学研究上没有先例可以借鉴。
研究院的结构十分独特，共划分为六大部门：（1）研究室；（2）图书馆；（3）档案馆；（4）博物馆；（5）出版社；（6）科研管理部。研究室与图书馆联系紧密，因为藏书并非陈列在图书馆里，而是放置在各个研究室中。藏书按照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史的学科或领域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列、存放，并不断进行系统化补充，方便研究者使用。
在成立初期，研究院主要致力于完善各个研究室，其藏书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得。最大规模、最有价值的收藏方式是收购若干专业图书馆。1920年，研究院收购了维也纳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文献收藏家狄奥多·毛特内尔（Theodor Mauthner）和威廉·帕朋海姆（Wilhelm Pappenheim）的图书馆（藏书2万余册）；同年还收购了卡尔·格律恩伯格（Karl Grüenberg）教授的图书馆（藏书1万余册），其中藏有农业史和经济史方面的图书、17—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文献以及珍稀的社会主义小册子和报纸。1921年，研究院收购了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教授的费希特图书馆，它同教育人民委员部有关法国唯物主义者和18世纪启蒙主义者的珍贵收藏一起奠定了哲学研究室的基础。1923年，研究院收购了1920年在维也纳去世的俄罗斯移民S.克里亚琴科（S.Kljatschko）的图书馆，其中珍藏了19世纪70—80年代的大量俄国革命报刊。1925年，研究院收购了约翰·亨利·麦凯（John Henry Mackay）的施蒂纳收藏室，内含这位收藏爱好者用30年时间收藏的1100册图书和300份手稿。1926年，研究院收购了著名国民经济学家阿道夫·索特伯尔（Adolf Soetbeer）的图书馆（4500册关于货币和银行业历史的图书）和维也纳教授威廉·诺伊哈特（Wilhelm Neurath）的图书馆（1000册图书），并从法国革命历史编纂学家查理·韦利（Charles Vellay）那里购买了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和圣茹斯特（Saint-Just）的著作集（包括与他们有关的文献）。1927年，研究院收购了维也纳著名的海尔菲特收藏馆，其中藏有约瑟夫·亚历山大·冯·海尔菲特（Joseph Alexander von Helfert）男爵在60年的时间里搜集到的有关奥地利、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史的资料（5000册书籍、1万多份传单，以及330份报纸，等等）。在研究院最新收购的文献资料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期出版发行的全套《泰晤士报》（ The Times ）和《纽约每日论坛报》（ New York Tribune ）。通过大量收购这些专业收藏，并不断充实新的出版物，研究院拥有了该领域举世公认的最好的图书馆。
研究院的研究部门分为14个研究室，这些研究室均按照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史的有关主题设立，并拥有大部分藏书。每个研究室的工作班子由负责人、助手、研究人员、图书管理人员组成——依据研究室的大小、重要性及任务来确定。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室对于研究院的全部研究活动具有核心意义，由梁赞诺夫本人领导。这里收藏有当时能够收集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著作（多个语种的首版、新版和译本），以及与他们有关的所有刊物。特别珍稀的资料有：青年恩格斯关于弗里德里希·谢林的两本小册子；恩格斯和埃德加·鲍威尔（Edgar Bauer）的《基督教英雄叙事诗》（ Christliche Heldengedicht ）；海尔曼·贝克尔（Hermann Heinich Becker）出版的《卡尔·马克思文集》（ Gesammelte Aufsaetze von Karl Marx ）的第一册，也是唯一一册（1851年）；巴塞尔和波士顿版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β in Köln ）；马克思关于亨利·帕麦斯顿（Henry Palmerston）的小册子；恩格斯的文集《志愿兵读物》（ Essays addressed to the Volnnteers ）；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收藏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上面有大量边注；收录马克思恩格斯文稿的《美国新百科全书》（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 ）；等等。研究室拥有的珍稀报刊有：卡尔·谷兹科夫（Karl Gutzkow）的《德意志电讯》（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莱茵报》（ Rheinische Zeitung ）、《瑞士共和主义者》（ Schweizerischen Republikaner ）；巴黎的《前进报。巴黎德文杂志》（ Vorwärts.Pariser Deutsche Zeitschrift ）、《新道德世界》（ The New Moral World ）、《北极星报》［ The Northern Star ，乔治·哈尼（George Harney）的收藏］、《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 ）、《共产主义杂志》（ Kommunistische Zeitschrift ，伦敦，1847年9月）、《新莱茵报》（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所有杂志（1844—1848年）；哈尼的《民主评论》（ Democratic Review ）、《人民之友》（ The People's Friend ）、《红色共和党人》（ Red Republican ）；伦敦的《人民报》（ Das Volk ，1859年）、《民主周报》（ Demokratische Wochenblatt ）；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 Der Sozialdemokrat ）；以及许多其他刊物。复印材料有戴维·乌尔卡尔特（David Urquart）的报纸、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的《人民报》（ The People's Paper ）、柏林的《雅典娜神庙》（ Athenäum ，1841年）、布雷斯劳（Breslau）的《新奥得报》（ Neue Oder-Zeitung ）、维也纳的《新闻报》（ Presse ）等。该研究室还计划以这些资料为基础编制一份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书目，其完整性将远远超过已有的所有书目。
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历史研究室对于研究院的工作同样具有核心意义，也由梁赞诺夫直接领导。这里收集了来自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总委员会、各支部和各国联合会的记录、宣言、小册子、传单、报纸，汇集了当时能够收集到的关于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所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文献（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外还有大量剪报、报道、文章，以及国际主义思想从产生初期直至第一国际时期的发展史文献。
研究院其余12个研究室的工作均可分为两大领域：理论领域致力于研究对马克思恩格斯毕生事业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理论；历史领域致力于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活动，以及深受他们思想影响的、工人运动发展得比较广泛和持久的一些国家的历史问题。研究室不仅收集、整理并不断更新相关文献，而且形成了研究院各种出版物的准备材料以及与马克思主义主题相关的专业文章。
哲学研究室拥有马克思恩格斯为撰写哲学著作而使用的大量文献。较古老的文献有笛卡尔、斯宾诺莎、培根、霍布斯、洛克、莱布尼茨以及其他英法唯物主义者和启蒙主义者的著作或相关研究著作。德国古典哲学文献也十分丰富，尤其是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文集，以及黑格尔派的文献。此外，该研究室还专门收藏有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和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的《圣经》批判著作以及费尔巴哈的著作。其他收藏还包括按照年代和国别划分的哲学史、按照专业划分的不同哲学领域和边缘科学的著作，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著作。借助于苏联“辩证论者”与“机械论者”之间的论战，有关自然科学的历史和方法论文献在几年间得到了扩充。该研究室中的“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小组经过重建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室。
经济学研究室拥有大量关于政治经济学史的文献。在这里，可以找到马克思恩格斯引用过的几乎所有经济学著作，同时还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文献，它们按照《资本论》中所讨论的问题（价值、剩余价值、利润、价格、货币交易和信贷交易、资本积累、危机、世界经济、地租和农业）进行编排。该研究室还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新研究方向为收藏对象，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等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和小册子，大概只有在英国的图书馆才能看到如此丰富的专门收藏。
政治和法学研究室收藏有关于法哲学及其历史（尤其是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以来）的文献，此外还有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所必需的文献资料。政治思想的发展史，尤其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工人民主制的发展史、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从马基雅弗利到列宁）的发展史以及党的建设问题，都是该研究室的研究对象和关注焦点。
发生社会学研究室收藏有关于史前社会形态、私有制、家庭和国家的起源以及宗教和技术发展史的文献，尤其是研究原始社会的学者约翰·雅科多·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约翰·弗格森·麦克伦南（John Ferguson Mclennan）、亨利·萨姆纳·梅恩（Henry Sumner Maine）、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等人的著作，这些著作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还有民族学和人类学经典作家、晚近人类文化学研究者的作品，以及《环球》（ Globus ）、《民族学杂志》（ Zeischrift für Ethnologie ）、《人类学文库》（ Archiv für Anthropologie ）、《人》（ Man ）、《美国民族学局年度报告》（ Annual Report of the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彼德曼消息》（ Petermanns ）等大量专业杂志和其他刊物。最新的社会学学派及其研究方向也受到了关注。
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史研究室收藏有当时能够收集到的关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发展历程的所有文献。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乌托邦主义文献尤为丰富，有关圣西门主义、傅立叶主义、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和埃蒂耶纳·卡贝（Étienne Cabet）的文献也非常具有代表性。研究室还拥有一整套“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收藏”［包括《乌托邦》（ Utopia ）原文第一、二版，以及法文、德文、俄文第一版］。值得特别关注的藏书还有：让·梅叶（Jean Meslier）的手写版《遗书》（ Testament ）、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亲笔题词的《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 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 ）、全套的《生产者》（ Producteur ）、《环球》（ Globe ）、《法郎吉》（ La Phalange ）、《新道德世界》等报刊，以及蒲鲁东拥有的所有报纸。值得一提的还有19世纪之前的许多社会主义文学著作，以及无政府主义史方面的藏书，这里除了有关麦凯的图书外，还收藏了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埃利兹·勒克吕（Elysée Reclus）和约翰·莫斯特（Johann Most）撰写的文献或关于他们的文献，以及国际无政府主义的全部新闻报纸。
以国别命名的研究室致力于相关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研究。在整个研究院中，按照其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意义，首先应当提到的是日耳曼国家研究室。该研究室主要研究德国、曾经的奥匈帝国、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北部国家，其中最为重要的研究小组致力于德国考古学研究，恩格斯在他未能发表的《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一文中深入考察了这个问题；其次是宗教改革及在此之前的德国农民战争研究小组；还有一个小组致力于研究法国大革命对德国的影响。不过，该研究室的主要关注点还是19世纪。由于莱茵省对于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的生平与影响具有重大意义，所以专设一个特别小组，这里收藏有莱茵省最重要的文献和历史刊物。在其他主要组别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关于七月革命的影响、南德自由运动、青年德意志、三月革命前的政治社会诗歌、所有德语国家的1848—1849年革命等方面的收藏，其中有十分珍贵的孤本：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的全部著作［包括《吁助德国青年》（ Hülferufs ）、《青年一代》（ Jungen Generation ）、《工人共和国》（ Republik der Arbeiter ）］，雅科布·费奈迭（Jakob Venedey）的近乎全部收藏［包括《流亡者》（ Geächtete ）］。此外，还有布鲁诺·鲍威尔的著作［包括《基督教真相》（ Entdecket Christentum ）、《文学总汇报》（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和阿尔诺德·卢格（Arnold Ruge）的著作。该研究室的1848—1849年小组凭借其7000册书籍和小册子、330份全套报纸与大约1.8万份传单而成为全球范围内该领域最丰富和最优秀的收藏单位。1860—1914年小组主要收藏德国、奥匈帝国、瑞士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有关文献，其中最重要的收藏涉及拉萨尔在瑞士的活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Gesetz gegen die gemeingefährlichen Bestrebungen der Sozialdemokratie ）以及直至1914年的工会和社会民主党文献，其中值得提及的珍贵报纸有：汉堡的《北极星报》（ Nordstern ），莱比锡的《人民国家报》（ Der Volksstaat ）、《前进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 Vorwärts.Central-Organ der Socialde-mokratie Deutschlands ，1876—1878年），柏林的全套《前进报》（ Vorwärts ），以及《柏林人民报》（ Berliner Volksblatt ）和《维也纳工人报》（ Viener Arbeiter-Zeitung ）。
法国和比利时研究室的第一小组收藏有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史和经济史著作。另一个小组则收藏有从法国大革命直至拿破仑倒台期间的文献。该研究室最有影响的小组的研究和收藏对象是让-保尔·马拉（Jean-Paul Marat）［包括他创办的《人民之友报》（ Ami du Peuple ）］、罗伯斯比尔、乔治·雅克·丹东（Georges Jacques Danton）、阿那卡西斯·克鲁茨（Anacharsis Cloots）和格拉古·巴贝夫（Gracchus Babeuf）。此外，该研究室还有关于复辟史、七月革命史、七月君主制史、二月革命史、第二帝国史和第三共和国史的专门研究小组。关于1871年巴黎公社的收藏有2000多份文献，其中包括关于公社的几乎所有报纸［《法兰西共和国公报》（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caise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 Auquste Blanqui）的《祖国在危急中》（ La patrie en danger ）、《公社报》（ La Commune ）、《战斗》（ Le Combat ）、《人民呼声报》（ Le Cri du Peuple ），等等］。还有一个小组致力于巴黎公社之后的法国工人运动史的收藏和研究。
为了研究欧洲南部罗马语系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1927年研究院又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欧洲南部罗马语系国家研究室。
由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研究院的英国和美国研究室对其社会小组、经济小组进行了扩展。与其他国别研究室一样，该研究室的其他文献也是按照年代和专题划分的，例如：14世纪的革命运动、瓦特·泰勒起义（Wat Tyler's Rebellion）、杰克·凯德起义（Jack Cade's Rebellion）、罗拉德派运动和威克利夫派运动。此外，17世纪的英国革命、清教徒、独立派、平等派和掘土派亦受到特别关注。在这一部门独有的重要收藏中，有约翰·李尔本（John Lilburne）的传单、杰拉德·温斯坦莱（Gerrard Winstanley）和约翰·贝勒斯（John Bellers）的小册子。有关18世纪的文献主要涉及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有关英国工人运动史的文献是按照年代进行划分的：1815—1832年，有卢德运动（Luddite Movement）、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的鼓动、欧文的宣传活动；1832—1858年，有反谷物法运动、宪章主义；1859—1877年，有地方工会委员会的形成和第一国际。这里收藏的英国工人运动文献，特别是关于欧文主义者和工会的文献，在某些方面比大英博物馆还要完整。该研究室收藏的美国文献主要涉及美国内战史和工人运动史。同时，研究室还收藏有关于爱尔兰问题以及加拿大、南美、印度等地工人运动史的文献。
国际关系研究室专门收集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研究的大量国际政治问题（尤其是西亚、北非地区）的相关文献。此外，对恩格斯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军事政治问题也是该研究室的关注点。
斯拉夫国家研究室主要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以及其他斯拉夫国家（波兰和巴尔干地区国家）早期传播的历史。除了普列汉诺夫（Plekhanov）外，那些与马克思或恩格斯保持联系并受其影响的19世纪人物也受到特别关注。
除了上述研究室外，日本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史工作室、殖民地国家工作室也在创建计划之中。
关于1930年各个研究室的藏书，可以参见下表：
其他图书存放在博物馆和档案馆的专门图书馆。
档案馆自1923年起才作为研究院的独立部门存在。来自毛特内尔和帕朋海姆图书馆的少量手稿直至那时一直保存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室。当1923年秋天开始对保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中央党务档案馆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进行更大规模的照相复制时，人们马上意识到需要建立一座档案馆。与此同时，研究院开始从国外旧书商、手稿商人和私人收藏家那里收购原始手稿，并有计划地在西欧有关国家档案馆、市属档案馆、私人档案馆中照相复制关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的资料。为了研究、编排、描述和辨识这些材料，研究院成立了专门的档案馆，并配备了由高水平的“辨识专家”和其他专业人员组成的工作班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档案馆收集到1.5万份原始手稿和17.5万份照相复制件，它们分别保存在档案馆下属的五个部门：（1）马克思恩格斯部；（2）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历史部；（3）日耳曼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部；（4）罗马语系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部；（5）斯拉夫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部。档案馆与那些由官方卷宗构成的国立档案馆的区别在于：首先，它仅仅搜集与特定主题和历史事件相关的材料；其次，它不是按照卷帙或文集对档案内容、原始信件或复制件进行分类，而是对其进行单独研究、整理和辨识。
马克思恩格斯部集中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文献遗产，包括5.5万份照相复制件。在1924—1927年完整复制的文献遗产中包含了大量手稿，它们由研究院首次出版，或者成为出版准备材料，其主要内容如下：（1）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哲学和新闻文章，它们构成由梁赞诺夫主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第一版（MEGA 1 ）第一部分（17卷）；（2）马克思的篇幅宏大的经济学著作（9800份照相复制件），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的23个笔记本［其中一部分由卡尔·考茨基（Karl Kausty）作为《剩余价值理论》出版］和另外8个笔记本（《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初稿和《资本论》手稿），这些手稿构成了MEGA 1 的第二部分（13卷）；（3）书信是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最大部分，其中不仅有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通信，而且有两人在世时（主要是1837—1895年）从各个国家的其他人那里收到的信件（大约1.2万封）；（4）最后一部分是马克思的200本厚厚的摘录笔记（也有恩格斯的一些笔记），它们摘自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世界历史、经济学、哲学、艺术、数学、技术、化学、自然科学、地质学和欧洲国家史等，共计12234份照相复制件），涉及5000本著作，对这些摘录笔记的辨识工作表明，马克思并不总是在单纯地摘录，而是经常同相关作者进行“讨论”，这些“讨论”有时反映在许多摘录稿上，有时则反映在边注或发挥性阐述中。
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馆的收藏之外，研究院还复制了收藏在恩格斯家族档案馆（恩格斯与其亲戚的通信以及青年时期的文章）、特里尔中学档案馆（马克思的中学毕业论文）、耶拿大学哲学系办公室档案馆（授予马克思博士学位的文件）、纽约公共图书馆［马克思恩格斯与弗里德里希·左尔格（Friedrich Sorge）的通信］、大英博物馆［马克思恩格斯致尼古拉·丹尼尔逊（Nikolaj Danielson）的信］、日本京都大学（马克思恩格斯书信）的材料，此外还有许多来自私人收藏的孤本文件和书信。如今，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文献遗产已经被辨识，并用打字机抄录了下来。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研究这些遗产。
除了这些照相复制件外，档案馆还购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原始手稿，例如，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Ferdinand Domela Nieuwenhuis）、威廉·布洛斯（Wilhelm Blos）的信，《资本论》第1卷有关章节的写作计划，以及其他不同的手稿和书信。
在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历史部收藏的原始手稿和珍稀报纸文献中，值得重视的是梁赞诺夫利用数十年时间收集的关于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历史的文件、总委员会从成立直至迁往纽约的记录复制件（原件存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馆）。此外，这里还保存着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馆收藏的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海尔曼·荣克（Hermann Jung）、约翰·菲力浦·贝克尔（Johann Philipp Becker）、弗里德里希·列斯纳（Friedrich Lessner）、尤利乌斯·莫特勒（Julius Motteler）、左尔格、海尔曼·施留特尔（Hermann Schlüter）和约瑟夫·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的文献遗产的照相复制件，另外还有恩格斯任第一国际意大利和西班牙支部通讯书记时的所有书信与文件。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迁至美国后的会议记录的照相复制件以及美国支部的手册复制件，均来自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历史协会档案馆。
日耳曼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部拥有6000份关于早期自由主义史、“真正的社会主义”史、1848—1849年德国和奥匈帝国革命史、日耳曼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史的原始手稿。其中最具价值的收藏包括：拉萨尔日记（1840年）及其与亲戚的通信；费尔巴哈未发表的160封致奥托·维干德（Otto Wigand）的信、5封致卢格的信；海尔菲特收藏馆收藏的大量关于奥匈帝国的1848—1849年运动史手稿（1056份）；施蒂纳（Stirner）的手稿档案，包含施蒂纳的文稿以及三月革命之前的革命运动的各种文献，以及恩格斯、埃德加·鲍威尔和卡尔·瑙威尔克（Karl Nauwerek）的书信。
在该部门的照相复制件中，首先是关于德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的档案资料值得关注，尤其是许多资料是在柏林达莱姆区的普鲁士国家秘密档案馆（GStA）复制的，另外还有一些资料来自波茨坦的德意志帝国档案馆（拉萨尔遗产）、汉堡和阿尔托纳的国家档案馆（魏特林卷宗和三月革命之前的时期）、德累斯顿的萨克森州立图书馆（卢格遗产）、普鲁士国家图书馆、科隆市历史档案馆（1842—1843年的《莱茵报》遗产），以及其他许多州立或市属档案馆和图书馆。该部门在苏黎世的瑞士国家档案馆（魏特林手稿）以及维也纳的国会档案馆、王宫档案馆和国家档案馆也照相复制了许多珍贵资料。在这些资料中，普鲁士国家秘密档案馆的卷宗资料（大约3万份）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勃兰登堡（柏林）警察总局关于一些重要人物［如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卢格、魏特林、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布鲁诺·鲍威尔、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等］的人事档案构成了其中绝大部分。其次是关于监视和查禁各种激进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报纸和杂志（《莱茵报》以及三月革命前的激进报纸）的审查档案；此外还有关于颠覆活动和骚乱的卷宗资料。最后是国外代理人关于国外的革命运动、政治流亡者及类似内容的报告。对这些资料的照相复制是按计划逐步推进的。
罗马语系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部的手稿收藏有约8000份，分为五个分部：（1）空想社会主义；（2）1815年前的法国大革命；（3）1815—1851年；（4）1852—1871年；（5）1872—1914年。关于第一分部需要提及的细节有：圣西门的22份手稿，蒲鲁东的43封书信，另外还有费里希德·拉梅耐（Félicité Lamennais）、埃蒂耶纳·卡贝、皮埃尔·勒鲁（Pierre Leroux）、巴泰勒米·普罗斯珀·昂方坦（Barthélem Prosper Enfantin）、米歇尔·舍伐利埃（Michel Chevalier）等人的手稿。在法国大革命分部，保存着著名的“茹利昂收藏”（超过1000份手稿），此外还有1000多份关于巴贝夫的手稿或他本人所写的手稿，这几乎是他完整的手稿遗产。第三分部主要收集了关于七月革命和二月革命的文件，这里最具代表性的是关于1848年临时政府和国民自卫军的文件。不过，在原始手稿方面最为丰富的是关于巴黎公社的手稿（大约2000份文件），包括公社社员的书信、事务条以及命令、记录、通行证、委任状等；另外，还有国民自卫军和军队的委员会成员的相关文件。引人关注的是来自《度申老头》（ Le Père Duchêne ）编辑文件夹中的文件，它们反映了巴黎公社时期的不同观点。就个人文献而言，最具代表性的有路易斯·米歇尔（Louise Michel，超过100份文件）、古斯塔夫-保尔·克吕泽烈（Gustave-Paul Cluseret，60份）、路易·夏尔·德莱克吕兹（Louis Charles Delescluze，32份）、菲·皮亚特（F.Piat，73份）、奥古斯特·韦莫雷尔（Auguste Vermorel，66份）等人的文件。该部门收藏的照相复制件有来自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的关于平等派［巴贝夫与菲力浦·邦纳罗蒂（Philippe Bonnardi）］密谋的卷宗，还有关于布朗基等人的卷宗。
档案馆拥有一些意大利文原始手稿，包括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扎钦托·塞拉蒂（Giacinto Serrati）、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等人的信件；英文原始手稿有科贝特、理查德·科布顿（Richard Cobden）、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乌尔卡尔特、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琼斯、哈尼等人的信件；照相复制件有来自大英博物馆的通讯协会记录。
斯拉夫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部收藏有一小部分普列汉诺夫遗稿原件和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的几份手稿，另外还有一些信件，包括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Paul Axelrod，61封）、查苏利奇（27封）、普列汉诺夫（22封）、亚历山大·洛夫维奇·帕尔乌斯（Alexander Lvovich Parvus，25封）、巴枯宁等人的信件。该部还收藏并研究丹尼尔逊（547份）、恩·弗列罗夫斯基（N.Flerowski，马克思曾经研究过他关于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彼得·拉甫罗夫（Peter Lavrov，其中不仅有荣克关于第一国际历史的珍贵资料，而且有马克思恩格斯致拉甫罗夫的大量书信）等人的文献遗产。
所有这些档案资料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摆放在那里，而是做了辨识并按照不同线索加以编辑。档案馆如今已经拥有不少于10套不同的目录以及卡片索引，这些目录和索引不仅对档案资料按照字母与时间原则进行系统编排，而且对这些资料的内容按照不同的关键词进行登记。有了这些目录和索引，不仅可以减轻查考文献日期和标题等方面的工作负担，而且可以减轻编辑出版有关著作时的工作负担，同时还可以为研究者使用这些资料创造良好的条件。
在拥有如此珍稀、贵重的图书和档案资料之后，研究院从1923年起便偶尔组织小型展览。此后，研究院所隶属的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4年决定，在研究院设立一个特别的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史、社会主义史和工人运动史的博物馆分部。之前在各研究室保管的少量展品，如今被转交给新成立的博物馆。在1924—1929年，研究院从国外获得了大量收藏，涉及海报、传单、呼吁书、版画、插画、图片、相册、石版画、肖像等，以至于这个在当年夏天拥有了自己的大楼并能够全面开展活动的博物馆分部收藏了14万件藏品。最珍贵的收藏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全套画像、马克思恩格斯居住过的所有住所的照片、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与会人员合影、法国大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历史人物的全套肖像。
博物馆由下列部门构成：（1）马克思恩格斯部；（2）法国大革命部；（3）七月革命和1848—1849年革命部；（4）巴黎公社部。同档案馆类似，在这些部门中，所有资料均按照科学观点分类并加以研究。正是基于这些前期工作以及所有研究室的参与，研究院得以举办了三场引起轰动的大型展览：（1）法国大革命展（1927年5月至9月），2700件展品；（2）马克思恩格斯生平著作展（长期展览），4000件展品；（3）巴黎公社展（1928年7月至1929年4月），3700件展品。所有这些展览不仅吸引了普通劳动者到访参观，而且对历史专业人士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这表明，博物馆不仅陈列资料，而且还向参观者展示工人运动的历史，进行直观的讲述，形象地呈现各种事件和运动诞生的历史与地域背景、经济驱动力以及政治社会条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博物馆在其所有展览中总是把图书、报纸、档案和图片资料结合起来，并通过图表、插图、引文、铭文及其他各种直观材料来说明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