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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强调要“精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代表性著作,追本溯源,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载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源头活水。近年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承办的《国外理论动态》杂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挥其承办部门在开展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开发利用工作方面的专业优势,开辟“马克思主义文献信息跟踪”专栏,围绕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典藏、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文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献导读等议题,翻译发表了一批国外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成果。本书由其中的代表性译文结集而成。本书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典藏”收录的七篇文章,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开发利用情况。马克思恩格斯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他们的重要思想凝结在他们留下的卷帙浩繁的文献遗产之中。这些文献遗产具有重大的政治价值、科学价值、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传播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典藏中,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馆等几家机构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据弗兰茨·席勒撰写的《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文献典藏与研究》介绍,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几个重要部门如研究室、档案馆、博物馆,分门别类地收藏有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史方面的珍稀文献,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珍贵手稿、书信和摘录笔记,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及相关刊物,马克思恩格斯全套画像等文献资料,素来是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典藏的重镇。马林·范德海登撰写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以倒叙的手法回溯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札记和摘录、书信、个人文件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制作的剪报和资料文件、亲属的文件等在英国、德国、丹麦等欧洲国家辗转迁徙,并最终落户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传奇而曲折的历程。该文还提到这些占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约三分之二的文献遗产目前已由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完成数字化并通过互联网免费向公众开放。保尔·迈耶尔撰写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命运》,以传记的笔触生动回顾了1895年恩格斯去世至1933年德国纳粹党上台前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收藏开发保护情况,作者先是刻画了尤利乌斯·莫特勒、倍倍尔等多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为保护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所做的努力,接着描写了梁赞诺夫照相复制和编辑出版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馆所藏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曲折经过,最后叙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国际友人共同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开展保护的情况。罗尔夫·黑克尔撰写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磋商——莫斯科档案馆中迄今鲜为人知的档案》,详细叙述了1935年8月至1936年8月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代表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委员会的布拉格委托人在巴黎就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进行磋商的情况,作者使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的文件还原了双方未能达成购买协议的鲜为人知的经过。拉里莎·米兹凯维奇撰写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是如何跑到莫斯科去的?》,以多份通信档案为线索,试图还原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即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如何在1935—1936年从马雷克·克里格手中买到了保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档案馆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玛蒂纳·达尔马斯和罗尔夫·黑克尔撰写的《龙格家族遗产中的马克思档案》,首先梳理了龙格家族的马克思档案流传史,接着以时间为序、以当事人的往来信件为依据,描述了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与龙格家族之间鲜为人知的几段往来,以及不同时期龙格家族向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转交马克思档案和物品的情况。于尔根·罗扬撰写的《马雷克·克里格与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命运》,介绍了马雷克·克里格其人,以及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如何从他手中买到了保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档案馆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以及这些手稿的重要价值。

第二编“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收录的七篇文章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文本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和理论研究进行了深入解读。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是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要求、基本路径和基本目的。只有坚持从原著原文原理出发,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背景和实践要求,才能真正体会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罗尔夫·黑克尔撰写的《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一道重读马克思》,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分别考察了作为批判经济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政治家的马克思的思想,以及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的研究,阐明了MEGA 2 对于马克思研究的重要意义。海因茨·迪·库尔茨撰写的《从若干典型事例看MEGA 2 对马克思研究的影响》,从MEGA 2 的出版对于全面准确认识马克思、揭开马克思思想的神秘面纱、透视马克思思想发展、阐明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关系等四个方面的重大意义,并以“价值规律”“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等重要理论为例,阐明了MEGA 2 的出版对于马克思研究的理论价值和文献价值。大村泉撰写的《关于唯物史观形成时期的考证》,对唯物史观的形成进行了考证,认为:其一,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共有的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是恩格斯创造的术语;其二,“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是施蒂纳批判而非费尔巴哈批判”值得商榷。涩谷正撰写的《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意图是如何产生的——围绕〈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时间的考证》,在综述了格奥尔基·巴加图利亚、英格·陶伯特和柳德米拉·瓦西娜等围绕《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时间展开的长期论争和各自观点的基础上,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时间的推定转化为考察“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意图是如何产生的”这一理论问题进行回答,这一研究还原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真实过程。阿利克斯·布法尔、亚历山大·费龙和纪饶姆·丰迪撰写的《〈资本论〉法文版:一部具有独立科学价值的著作》,介绍了《资本论》创作的时代背景和传播历程,认为《资本论》法文第一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版本,它以法国工人运动和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验为基础,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米夏埃尔·克莱特科撰写的《如何评价恩格斯对〈资本论〉的编辑工作》,从思想史的角度维护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一致性,据作者考证:(1)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经历表明二人在思想上具有很强的一致性;(2)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二册和第三册时,在尊重马克思原意的基础上,通过加入大量补充说明来达到马克思的意图;(3)恩格斯对马克思手稿的编辑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因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中,马克思在很多情况下只形成了有待细化的基本想法,而恩格斯是当时唯一拥有并能够识读马克思全部《资本论》手稿的人。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撰写的《“人类世”时代重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深入挖掘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破坏自然和生态环境的本质的理解,认为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生态学和自然辩证法思想能够帮助人们看清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可被当作为争取一个生态社会主义的世界而进行的长期革命的理论基础。

第三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献导读”收录的八篇文章展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若干最新成果。本编所收录的每篇文章聚焦一个主题或流派,有的侧重从理论源流的角度探讨某一理论的来龙去脉,有的侧重从知识图谱的角度介绍某一理论的发展图景,还有的侧重展现某一流派的观点集纳。克劳德·塞尔法蒂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导读》,回顾了由列宁、布哈林、希法亭、卢森堡和托洛斯基等发展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以及这些理论在大卫·哈维、艾伦·M.伍德、威廉·罗宾逊等当代知名左翼学者著作中的发展和创新情况。贾鲁斯·巴纳吉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的商业资本主义史研究阅读指南》,介绍了一大批商业资本主义研究史领域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既有关于商业资本主义的总体研究,又有对古代商业资本、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商业资本主义的研究,还有关于英国资本主义本质的研究,涵盖了当前商业资本主义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斯蒂芬·基普弗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和城市问题:英文文献导读》,梳理了相关研究的进展情况,分析了激进地理学、城市政治生态学、后殖民理论中的城市研究的影响因素,探讨了全球城市化和定居者殖民主义等城市研究的前沿问题。丹尼尔·哈特利撰写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导览》,按照时间顺序提纲挈领地梳理了从马克思到斯大林时代的俄国、西方马克思主义、英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当代批评中的代表性人物和主要著作,形成了一幅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导览图。埃里克·布兰克撰写的《帝俄边缘地区的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历史与文献》,整理了一份详尽的文献目录,梳理了帝俄时期俄罗斯边疆和周边地区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关键问题,这些文献有别于仅仅关注俄罗斯中心地区和俄罗斯人的相关文献,是全面、准确认识和评价俄罗斯革命经验的重要理论资源。杰弗里·R.韦伯撰写的《拉美马克思主义阅读指南》,分萌芽时期、革命时期、停滞时期、革命实验时期、放弃革命战略时期、变革与复兴时期等六个阶段介绍了相关代表性著作,对拉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实践进行了介绍。

安德烈亚斯·马尔姆撰写的《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重要议题和阅读指南》,以阅读指南的形式展现了马克思关于环境、自然和气候变化的丰富论述,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这些问题的当代争论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法比安·塔里特撰写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阅读指南》,罗列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文献,包括这一领域的经典文献、方法论重建方面的重要文献、思想资源方面的重要文献,以及有关罗默、赖特、埃尔斯特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的研究文献,指出正义理论是当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研究主题,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英语国家的批判的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合来看,这些译文值得关注的特性如下:

一是资料性。本书收录的译文生动记录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收藏、整理、编辑、出版、传播情况,择要盘点了国外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经典议题,是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基本情况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动态的重要文献资源。

二是历史性。本书收录的译文再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上那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从源与流的角度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形成、发展以及在世界上广泛传播的历史脉络,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是现实性。本书收录的译文系国外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研究的长时段成果,是跟踪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料典藏、文本研究和理论研究的重要文献。引介这些文献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为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文本文献资料和思想资源。

本书收录的这些译文均已在《国外理论动态》杂志发表并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和关注。在编辑出版《国外理论动态》杂志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编译局局长季正聚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央编译局原局长柴方国等领导同志的悉心指导,得到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原主任崔友平等专家学者的审读把关,得到原文作者或原发期刊的翻译授权,得到广大译者的精心翻译,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慷慨资助。利用结集出版本书的机会,我们对来自各方的一贯大力支持致以诚挚的谢意!

编者
2024年10月 G9Ksk5aFqaFUFsyYYFbuBIxVP/g0MH9StYlNqYNAam3/xd9MhgAO0uZpeY3o/7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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