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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的巨大成就，但是，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仍然存在着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面对这些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进行一系列具有时代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过程中，建构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和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善。同时也要看到，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我们在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由于各种原因，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为增长而增长、为发展而发展的“唯GDP是从”现象。这种看似能够带来一定的“效果”的发展具有短期性，在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等方面都带来了许多问题。针对这一弊端，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
“唯GDP是从”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错误“解读”。从辩证法的角度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鲜明地体现了辩证法的“重点论”思想。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将“重点论”理解为“一点论”。“重点论”是与“两点论”辩证结合、不可割裂的。只有正确理解和统筹运用“重点论”和“两点论”的辩证关系，才符合辩证的矛盾分析法的真精神。如果人为地割裂“重点论”和“两点论”的内在关系，就会只顾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而看不到社会发展的丰富内涵和全面要求，简单地把社会发展理解为经济增长，必然在认识和实践上走进“唯GDP是从”的误区。
“唯GDP是从”也是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的重要表现。经济决定论是一种庸俗的机械的历史观。它把经济看作社会发展过程中唯一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根本否认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生态等因素在社会总体演进中的重大作用，简单地用经济的自动作用解释复杂的社会有机体及历史演变进程，认为社会发展只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这种违背唯物史观的错误思想，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曾一度出现，并且多次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严厉而深刻的批判。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新时期，这种简单的、机械的、线性的经济决定论及类似的思维模式依然存在。由于把单纯的经济增长视为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就造成只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不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也不顾社会的承受能力和其他指标，甚至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这样，就陷入了“唯GDP是从”的误区，并产生了一系列其他问题。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走出“唯GDP是从”误区的有效科学路径。根据“重点论”和“两点论”相统一的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抓住重点，集中精力解决主要矛盾，保证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同时，还需放眼全局、综合施策，要统筹兼顾，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的全面落实中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良性互动。对此，习近平指出：“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
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不仅要关注经济这个维度，而且要把社会看成一个多维集成的复杂系统，这样，就可有效避免对社会发展过程的简单化、绝对化和片面化的理解。反之，如果不顾社会的动态平衡而孤立地、盲目地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会造成社会有机体的“熵增”以及系统和谐性的递减。
总之，只有在实践中按照全面性的要求来确定发展思路和工作部署，才能彻底走出“唯GDP是从”的误区，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协同共进。根据这一点，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
协调是系统要素之间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和水平，体现了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才能真正贯彻协调发展的理念，增强发展的协调性。目前，“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发展的不协调是发展不平衡的重要体现。为了切实解决我国发展中的不协调问题，促进协调发展，我们党提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不够的问题值得重视。纵观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发展的协调性远远不够，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亟待补足的短板。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过大，扩大就业的难度增大，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任重道远。同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劳动力资源短缺、人口结构老龄化等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孤立地发生和存在着，而是往往相互联系、相互叠加，在总体上削弱了发展的协调性。
就发展的总体状况来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协调性也有待增强。
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原则和方法论要求。社会发展是一个总体的实践过程，也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社会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个体实践和群体实践的集合。每一个体、群体在实践的主体和客体、对象和手段、过程和规律、目的和效果等方面都是千差万别的，要在这种复杂的总体实践中达到推进社会发展、造福人民大众的效果，就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发展的协调性，使其内部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互衔接、有机融合，使社会系统内部的子系统之间协同一致、优化组合，这样，才能不断增强发展的协调性，提高发展的整体效益。这正如音乐一样。“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
进一步来讲，只有不断增强发展的协调性，才能实现社会发展的整体推进和质的跃迁。在这种情况下，将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统筹起来纳入一个系统中，才能增强发展的协调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就是我们在这方面采取的根本举措。
在社会大系统中，每一层级的要素不仅和自己的“上级”、“同级”和“下级”具有直接联系，也与其“上级”或“下级”的“同级”要素发生系统关联。这样看来，在社会系统内部不是部门和层次之间互不交叉的垂直层级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立体的网状关系，每一层级上的任一要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系统整体的存在和发展。只有让系统的每个层级及每个要素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通过系统结构的优化实现系统功能的良性耦合，才能切实增强系统发展的协调性。因此，只有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实践融入社会“总体实践”中，把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和生态结构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加以整合，不仅重视各个子系统的优化升级，还注重各子系统之间协调度的培养和生成，才能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党提出了总体布局。总体布局是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根本举措。
总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我们要按照这个总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
。同时，要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
发展必须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必须是可持续发展，必须是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指数是衡量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结合程度的一种重要指标。统计数据表明，目前中国的绿色发展指数尚处于世界中等偏下位置，属于浅绿色发展水平。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现状，我们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于提高绿色指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绿色发展是自然规律向社会实践活动提出的“绝对命令”。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也是人类诞生的先在性条件。人类只有在实践中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修复自然、养育自然、爱护自然，有效地调控人与自然的关系，兼顾社会系统内部关系的优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化，才能保证实践活动永久的自然条件，以及社会系统存在发展的持续性。可以说，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自然对人类的“绝对命令”。这是一种体现尊重自然规律的生态唯物主义的态度和立场。
（2）绿色发展指数是衡量和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工具。社会指标运动和环境治理实践催生了绿色发展指标的开发和研制。现在，提高绿色发展指数不仅是世界性的潮流，而且是实现科学发展尤其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基本选择。在推动和实现科学发展的过程中，科学发展观同样提出了推行绿色发展指数的要求。“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们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现在的发展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温饱，而是为了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不能光追求速度，而应该追求速度、质量、效益的统一；不能盲目发展，污染环境，给后人留下沉重负担，而要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为此，我们既要GDP，又要绿色GDP。”
只有既看经济指标，又看环境指标，才能促进科学发展。
（3）总体布局是提高绿色发展指数的基本遵循。总体布局从社会系统工程的角度，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紧密交融、协同推进中，不断落实生态文明理念，可有效提高社会的绿色发展指数。首先，“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为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其次，“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有利于促进科技文化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这将为绿色技术和绿色产品的研发提供强大的技术条件。再次，“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有利于促进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人们更加崇尚绿色消费，自觉践行绿色化的生活方式。最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有利于促进政治领域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各级政府将加大环境监管力度，通过严格的环境执法，有效治理乱采乱排等各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提高环境保护法治化水平，从法治维度有力地促进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
总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
。这样看来，只有在“五位一体”全面推进的大格局中，才能更好地贯彻生态文明理念，提高绿色发展指数，使生态破坏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建设美丽中国。
人本发展是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趋势和要求。尽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我们还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因此，在坚持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必须采用和推行人文发展指数。毋庸讳言，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目前的人文发展指数仍然位于世界中等水平。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有利于我国提高人文发展指数。
（1）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对“见物不见人”的发展倾向的纠正。传统的发展观把发展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增长，在理论上存在着两个缺陷：一是只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更没有看到它们和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二是并没有真正廓清实现经济增长的终极意义是什么，造成在发展问题上的舍本逐末、“见物不见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推行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资本逻辑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因此，出现了“为生产而生产”“为增长而增长”的现象。当然，历史地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有其存在发展的合理性，但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要求我们通过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利用必要的政策导向以及法治措施，将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的负面作用降低到最低限度，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变“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怪相，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提高人的全面发展程度。
（2）人文发展指数是衡量和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重要工具。为了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必须推行人文发展指数。现在，提高人文发展指数不仅是世界性的潮流，而且是实现科学发展尤其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基本选择。因此，“我们要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来考评干部的政绩，坚持抓好发展与关注民生的结合、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结合、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的结合，科学设定考核政绩的内容和程序，完善考评体系和方法”
。只有既看经济指标，又看人文指标，才能推动高质量发展。
（3）协调推进总体布局对提高人文发展指数具有重要意义。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是为了增强人的体质，开发人的智力，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文明层次，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总体布局是提高人文发展指数的重要理论设计、制度安排和实践保障。首先，总体布局的提出，有利于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是提高人文发展指数的必要物质前提。其次，总体布局的提出，必将有力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和弘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民人文素质。再次，总体布局的提出，将有效补齐社会建设的短板，使社会收入分配更趋均衡合理，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从而更好地改善人们的生存条件，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和获得感。最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推进，将从根本上缓解或解决雾霾等危害人类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促进环境改善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以上这些，都是提高人文发展指数的重要方面，也是人文发展指数提高的重要标志。
发展不仅表现为量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张，更要注重技术和文化层次上的提升，这就意味着必须走创新发展之路，唯此才能引领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潮流。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科技含量不高、创新人才缺乏、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造成总体上发展的创新驱动力不强。为了增强发展的创新驱动力，更好地推进科学发展尤其是高质量发展，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
创新是事物发展中的质的跃迁。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创新意味着在质上改变或消灭原有的事物。没有创新，就没有事物的新陈代谢，就不能凝聚成世界前进、上升的趋势和潮流。只有不断创新，使事物在新的环境中不断扬弃不合时宜的要素或性质，在破旧立新、吐故纳新中打破旧的系统，形成新的要素、结构和功能，才能有效增强系统的协调性和质的优越性，使事物在新的环境中获得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经路径和必要形式。
创新驱动力不强是中国发展中值得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
。但是，就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来看，依然存在着创新发展能力不足、创新驱动力不强的问题。
总体布局的提出对提高创新发展水平、增强创新驱动力具有重要意义。从现代系统论的视角来看，总体布局的提出可以增进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和生态结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能量转换”，孕育社会发展的“活力因子”，形成促进系统自我更新的“创新势”，从而增强系统集成和创新发展的内驱动力。首先，总体布局的全面推进有利于实现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的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从制造大国向智造大国和创造大国转变。其次，文化建设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进步，将会助力教育和科技的腾飞，从长远来看，这将更加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持续创新的后劲。最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优化组合和全面进步，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实现社会各方面的综合集成创新，通过创新促进社会各个层面兴利除弊、革故鼎新，从而实现社会运行机制的整体优化和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总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总体布局是解决创新发展能力不足、创新驱动力不强的科学对策，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方案和科学谋略。
在全球化的态势下，发展必须是开放的发展。在实行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创造性地提出了开放发展的科学理念。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按照总体布局的战略部署，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是增强中国发展的开放性的重要方略。
增强发展的开放度是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对外开放是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做出的重大的科学的战略决策。在系统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系统要素以及要素之间关系的演变，客观上要求系统与外部环境不断地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这样才能保证系统结构的持续优化和系统新质的不断生成，实现系统的“内外和谐”。从这个角度来说，保持一定的、合理的开放度是系统存在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系统在内部结构上越合理、越有序，对环境信息和能量的“吞吐量”就越大，对开放度的要求也就越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积极吸收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和管理经验，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接轨，使中国走上了加快发展的快车道。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客观上要求中国更加深度地融入世界，进一步增加社会大系统的开放度，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统一起来，在世界文明的大舞台上整合资源、技术和人才，实现开放发展。这不仅是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促进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实现未来长远发展的客观需要。只有坚持对外开放，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总体布局的提出有利于增强发展的开放度。只有不断增强发展的开放度，才能促进社会系统的新陈代谢，优化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布局，提高发展质量。这就决定了以下情况：一方面，中国的开放应该是全面的开放，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全方位、高层次、宽领域的开放。不仅要在经济和科技领域扩大开放，也要在建设法治国家、发展文化和社会事业、促进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等方面加强对外交流。另一方面，“五位”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决定了社会某一个层面的开放往往也伴随或渗透着其他层面或整个系统的开放，这就要求重视并利用对外开放的综合效应，形成加快开放的“合力”。
总之，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为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增强发展的开放性，实现开放发展，我们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
综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我们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程中，在不断地总结解决现实问题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总谋略和总对策。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提出，不仅是应对矛盾和问题的科学对策，而且是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科学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