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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气候变化
我国国土空间格局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大。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面临冰川消融、草地退化、土地沙化、生物多样性受损等生态问题，高原生态系统不稳定。超过70 %的草原不同程度地存在退化问题，西藏和青海黑土滩型草原面积达1 100万公顷，草原鼠害严重；在强盛的风力和干旱的气候共同作用下，土地沙化加剧，西藏和青海沙化土地面积合计3 412万公顷，占全国沙化土地面积的19．78 %；区域内水土流失面积约2 590万公顷。同时，我国海岸带局部海域典型海洋生态系统显著退化，部分近岸海域生态功能受损、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系统脆弱，风暴潮、赤潮、绿潮等海洋灾害多发频发。具体表现为，17 %以上的岸段遭受侵蚀，约42 %的海岸带区域资源环境超载；局部地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湿地等生态系统退化问题较为严重，调节和防灾减灾功能无法充分发挥；珍稀濒危物种栖息地遭到破坏，有害生物危害严重，生物多样性损失加剧
。
二、资源约束不断收紧
（一）资源质量和功能问题较为突出
当前，全国乔木纯林面积达10 447万公顷，占乔木林的比例为58．1 %，较高的占比会导致森林生态系统不稳定，全国乔木林质量指数为0．62，整体仍处于中等水平
。草原生态系统整体仍较脆弱，中度和重度退化面积仍占1／3以上。部分河道、湿地、湖泊生态功能降低或丧失。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达1．72亿公顷，水土流失面积达2．74亿公顷，形势依然严峻。红树林面积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减少了40 %，珊瑚礁覆盖率下降、海草床盖度降低等问题较为突出，自然岸线缩减的现象依然普遍，防灾减灾功能退化，近岸海域生态系统整体形势不容乐观。
（二）资源粗放利用问题仍然存在
当前我国人均资源不足的基本国情尚未改变。2017年，我国耕地保有量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5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2019年，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为2 048立方米，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且时空分布极不平衡；油气、铁、铜等大宗矿产人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对外依存度高；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城乡建设仍以外延扩张的发展模式为主，2018年全国人均城镇工矿建设用地146平方米、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317平方米，超过国家标准上限；2018年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0．52吨标准煤，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17年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45．6立方米，是世界先进水平的2倍
。
三、生态环境压力加大
（一）自然生态系统较为脆弱
当前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仍较为脆弱，生态保护和修复系统性不足。生态承载力和环境容量不足，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保护压力逐渐增大，部分地区重发展、轻保护所积累的矛盾愈加凸显。同时，在推进有关重点生态工程建设过程中，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理念落实还不到位，也影响了治理工程整体效益的发挥。我国在生态方面历史欠账多、问题积累多、现实矛盾多，一些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且面临“旧账”未还又欠“新账”的问题，生态保护修复任务十分艰巨，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且目前对于山水林田湖草作为生命共同体的内在机理和规律认识不够，与落实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理念和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权责对等的管理体制和协调联动机制尚未建立，统筹生态保护修复面临较大压力和阻力。部分生态工程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和治理措施相对单一，一些建设项目还存在拼盘、拼凑问题，以及忽视水资源、土壤、光热、原生物种等自然禀赋的现象，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整体提升成效不明显。
（二）多元化投入机制尚未建立
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外部性，受盈利能力低、项目风险大等因素影响，加之市场化投入机制、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仍不够完善，缺乏激励社会资本投入生态保护修复的有效政策和措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缺乏有效途径，社会资本进入意愿不强。目前，工程建设仍主要以政府投入为主，投资渠道较为单一，资金投入整体不足。同时，生态工程建设的重点区域多为老、少、边、穷地区，这些地区自有财力不足，不同程度地存在“等、靠、要”思想。
（三）科技支撑能力不强
生态保护和修复标准体系建设、新技术推广、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比较薄弱，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脱节现象，关键技术和措施的系统性和长效性不足。科技服务平台和服务体系不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产业仍处于培育阶段。支撑生态保护和修复的调查能力、监测能力、评价能力、预警能力等能力不足，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建立。
四、粮食安全保障需求上升
（一）粮食安全结构性调整需求日益突出
从总量上看，我国粮食供需基本平衡，但结构性过剩与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其中稻谷、小麦自给率为103 %，玉米为118 %，薯类杂粮为91 %，大豆只有15 %
。粮食供需结构性失衡的原因还在于粮食品种结构不合理，优质口粮和饲料用粮供不应求。一方面，我国粮食产量总体稳定增长，但随着健康饮食需求的升级，国民对口粮的要求从数量向质量转变。稻谷、小麦等口粮供大于求，但优良品种较少，难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一些质量较差的品种则形成积压，经营者种植收益因此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我国粮食需求增长的矛盾主要体现在诸如大豆、玉米等饲料用粮的显著增长上，这类粮食增产幅度远小于需求增长幅度。2020年我国累计进口大豆10 033万吨，玉米进口量则达到创纪录的1 130万吨。大豆产需缺口持续扩大，可能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都存在对外依存度高的问题
。结构性产需不平衡造成了“产量多、进口多、库存多”并存的局面。更值得关注的是，小麦、稻谷、玉米这些国内生产充足的品种，由于国内产品缺乏品质与价格优势，因此还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要确保现阶段国家粮食安全，就必须从品种与质量两个层面确保我国粮食供需结构性平衡。
（二）绿色型生产成为保障粮食可持续安全的迫切要求
一是维系粮食生产的耕地和水资源保障难度增大。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挤占农业生产用地，据《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年）》，“十三五”期间因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建设占用等原因耕地面积减少了约7 000万公顷
，高等级优质耕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21．95 %
。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水资源统计数据表明，我国水资源压力较大或极大的灌溉农田所占比例在60 %以上
，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
。二是资源要素使用粗放、转化利用效率低。目前我国化肥、农药利用率仍然偏低，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三是农业面源污染及重金属污染加剧，中重度污染耕地面积较大。保障粮食可持续安全，迫切需要转变粮食生产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探索绿色型可持续粮食生产方式
。
五、国土开发质量有待提升
总体而言，我国都市圈和城市群仍然较为缺乏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为在连通全球城市、吸引人才、科技创新、服务功能等方面与国际领先水平有较大差距，区域发展带动能力不足。少数大城市中心城区功能过度集聚、空间无序蔓延，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低、发展后劲不足。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之间交通联结有待增强，中西部地区缺少畅通的对外开放通道，共建“一带一路”的门户枢纽功能有待加强。随着新能源、新一代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进，加速推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方式变革，将重塑城乡空间形态，促进城乡功能完善和空间融合发展，增加乡村、海岛和边远地区的发展机会。此外，未来还需要加快人力、资本、数据、物资等要素的交换速度并推动空间治理模式加速转型，促进形成数字化、科技化、绿色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扩大就业机会、改善就业结构，催生新的经济和就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