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后文中展示的档案，是1927年3月5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刊登的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部分。毛泽东缘何写下了这样一份报告？其有着怎样丰富而又深刻的内容？这一切要从国共合作后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说起。
随着大革命形势的发展，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的农民运动也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了。其中，湖南农民运动更是成为全国农村大革命的中心，毛泽东等人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他们组建起农民协会，到1926年夏就发展到了40万会员。在正面战场配合北伐军完成侦探、向导、运输、通信、作战等任务的同时，农协会员还在后方开展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破除封建流毒的农村大革命，在许多地方开创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新的政治局面。到1927年1月，湖南一省会员就发展到了200万人。
这是1927年3月5日，《战士》周报刊登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政治上，他们争取民主权利，反对地主阶级的特权，真正实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在经济上，严厉打击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等不法行为，实现减租、减息、减押，废除了苛捐杂税；在军事上，收缴反动民团和地主武装的枪械，建立了农民武装；在思想上，猛烈冲击着代表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动摇了束缚农民几千年的精神枷锁；在文化上，禁止赌博、鸦片等一切封建遗毒，开办“夜学”（农民学校），提高自身文化素养。
面对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和国民党右派等反革命势力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对广大贫苦农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掀起了一场攻击和破坏农民运动的逆流。他们诬蔑农民是“痞子”“惰农”，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叫嚣着如果不取缔农民运动这种“土匪行为”的话，“地方就永远不得安宁”。一时间，指责农民运动是“流氓地痞运动”“糟得很”的声音此起彼伏，蒋介石甚至扬言“要限制”这种“过火行为”。此时，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还不能从本质上认清这种现象的实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农民运动问题上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们害怕“过火”“过分”的农民运动会影响国共合作的关系，极大地挫伤了农民革命的积极性。
1926年12月，中央就农民运动问题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了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和扶持汪精卫以便限制蒋介石军事势力的错误决定。毛泽东并不同意会议的决定，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他开始酝酿进行有关农民运动问题调研事宜，以期获得中国农民和农村的实际情况。
1927年1月4日，在戴述人的陪同下，毛泽东深入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700余里，走遍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在调查中，毛泽东广泛接触和访问当地群众，召集农民及其运动骨干，取得了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2月12日，毛泽东回到武昌，开始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简称《报告》）这篇重要的马列主义文献。
《报告》很快写成了，共2万多字。在《报告》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农民运动与地主阶级激烈斗争的现实，客观分析了农村中各阶级的革命态度和社会处境，热烈颂扬了大革命中农民群众为推翻乡村封建统治进行的一切革命斗争和历史功业，无情地批判了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重申了中国革命若想取得成功必须依靠农民阶级的立场。
毛泽东在《报告》中畅快地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
《报告》写成后，从3月5日起，先后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汉口《民国日报》的《中央副刊》、《湖南民报》等报刊上发表、转载。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名，将这个报告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发行。报告中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路线的问题在全国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中共中央局委员瞿秋白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杂志《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两种语言翻译转载了《向导》周刊发表的《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全会扩大会上谈到《报告》时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并称赞其“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报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报告》中关于农村调查的具体实践、问题选择与行动倡导，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农民运动调查奠定了基础，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