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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页图片中这件落款为“钟英”的档案，记录着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大会召开的前奏。
“钟英”是谁？这是当时中共中央的代号。这一档案，是1924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向各区各地方委员会各独立组组长发出的《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在这一通知中，明确指出了党的四大定于当年11月15日召开，并详细分配了各地代表名额，列出大会主要议题，要求各地方党组织提供议案。在拟订的这些议案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与此后党的四大通过的重要议案相关的信息，例如，中国劳动运动与民族运动、党的发展计划等。党的四大虽然比预定日期晚了两个月召开，但这场“平静得好像进行一次典礼”的会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之后，国民革命的影响很快从中国的南方扩大到中部和北部，工人、农民、士兵、青年学生、中小商人纷纷投身其中，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股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
这是1924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向各区各地方委员会各独立组组长发出的《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
然而，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并未能掩盖国民党与共产党以及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原本就存在着的微妙而复杂的分歧与矛盾。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观察和分析现实工人运动状况，对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软弱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陈独秀从1924年下半年开始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多次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指出无产阶级才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国民党方面，右派势力逐步壮大，他们猛烈攻击共产党，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呼声甚嚣尘上。共产国际及苏共代表鲍罗廷对国民党右派采取妥协态度，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问题上，不切实际地、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革命性，要求共产党不要去和国民党争夺“旗帜”，实际上是要求共产党放弃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这一错误指导思想自然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抵制。
对鲍罗廷与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关系认识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共产国际片面地认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从极左的立场上”反对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策略。为此，共产国际特派维经斯基于1924年11月来到上海，纠正中共中央的路线并协调陈独秀等人与鲍罗廷之间的矛盾。
党的四大就是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历史形势下召开的。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全国的党员994人。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大会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和《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修改了党章，并分别对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宣传工作和组织问题等作出了议决案。
这次大会的重要贡献，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关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大会指出：中国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它既“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又“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因此，无产阶级“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这是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大会强调：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而右的倾向是党内主要危险。共产党要做到：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关于工农联盟问题，大会强调：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还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建党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一年来的历史经验后，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展。
大会还首次在中共中央文件中提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在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中明确指出：“农民阶级至今还是社会的重要成份，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党的四大在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种种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些不足，在以后革命运动发展中逐步明显地表现出来。
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棠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由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
党的四大后，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1925年5月，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的、有组织的工人已达54万人。在广东，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人。
这些逐渐觉悟起来的工农群众，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