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群英寻路　国共携手
——手迹：李大钊致胡适信

1922年8月23日，共产党早期创始人李大钊从北京来到上海。8月27日前后，他给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好友胡适写了一封信。下页图片展示的就是这封信的内容。

适之吾兄：

学潮如何结束？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洛阳对此，可表示一致。中山命议员即日返京。昨与溥泉、仲甫商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democratic front），与反动派决战〔裂〕。伯兰稍迟亦当来京，为政治的奋斗。《努力》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弟明日与仲甫赴杭一游，一二日即回沪去洛返京矣。余容面谈，请将此情形告知梦麟、一涵诸同人。

弟　李大钊

这封短信不足200字，却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信息，几乎涵盖了当时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所有大事。其中片言提到的“昨与溥泉、仲甫商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democratic front），与反动派决战〔裂〕”“弟明日与仲甫赴杭一游”则与中国共产党密切相关。“溥泉”指的是国民党元老张继，“仲甫”指的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而其所说的“民主的联合战线”指的又是什么呢？李大钊与陈独秀共赴杭州发生了什么？其与后来的国共合作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要回答这些疑问，就必须回溯中共二大、西湖会议、中共三大等一些特殊的历史节点，探寻国共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合作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注重实际斗争。在短短一年内，逐步建立和健全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机构，领导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出版了一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册子，还针对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编印了一些宣传材料，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初步显示了自己的力量。

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成立伊始的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开展工作。但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看法上，陈独秀等党的领导人与共产国际代表意见并不一致。1921年9月，陈独秀辞去在国民党广东政府内担任的职务，离开广州赴上海担任中共第一任书记。在上海，他第一次见到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个性强烈的两人初次见面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年12月，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去桂林拜访了孙中山，这促使他产生了依靠国民党来推进中国革命的想法。

回到上海后，马林给共产国际写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尽快与国民党合作。同时，马林又向陈独秀建议，共产党应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彻底的合作。这一观点遭到陈独秀的坚决反对。为了说服马林放弃其主张，陈独秀还征求了广州、北京、上海、长沙、武昌等地同志的意见。结果，各地反馈的意见大都反对马林提出的方案。

1922年4月，马林离开上海回到莫斯科，寻求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支持。在此期间，陈独秀致信维经斯基，强调提出，国共两党宗旨不同，国民党是争权夺利的党，与美国、军阀有联系等，希望维经斯基在苏俄能够帮助中国共产党说话。但由于共产国际坚持共产党要尽快同国民党联合的观点，加之中国革命的敌对势力过于强大，单靠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完成革命，陈独秀在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上慢慢放弃了原先的观点。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还有一人姓名不详），代表着全国195名党员。这些代表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这次代表大会，没有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

大会发表的宣言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宣言认为，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肯定了共产党与民主派联合即党外联合的必要性，提出实现民主战线的具体计划是：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动员倾向于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成民主主义的左派联盟；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教职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

李大钊信中提到的“民主的联合战线”便是中共二大的重要决定。显然，陈独秀等人所设想的与国民党等党派的合作方式，是一种松散的联盟方式，即“党外合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选择的合作方式，与马林主张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即“党内合作”有重大区别。

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党章。它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明确地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章的制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任务的完成。《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等文献，则对党的性质、任务、政策等问题进行了阐明。

党的二大决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认识问题上实现了一个重大飞跃。陈独秀等党的领导人虽然没有接受马林提出的共产党以政党形式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但毕竟在联合国民党的道路上迈开了一大步。

党的二大后，为了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共中央相继派出李大钊、陈独秀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谈，商谈国共合作问题。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在积极促成此事。1922年7月17日，辗转回到莫斯科的马林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详细而具体地叙述了中国的政治局势，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情况，明确指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

共产国际采纳了马林的建议，并于7月18日指示中国共产党把总部迁到广州，在马林的帮助下开展工作。为了更好地指导中共中央今后的工作，共产国际决定再派马林到中国来。

8月29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李大钊在信中提到与陈独秀共赴杭州，便是参加杭州西湖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及马林、张太雷。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马林向与会者陈述了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理由：第一，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起的作用，都还很小。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第三，中共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第四，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

李大钊同意马林的意见，张国焘和蔡和森则反对这种主张。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于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陈独秀同样反对马林的主张。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声明：“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他同时提出了加入条件：孙中山要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等原有的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

由于会议争论非常大，西湖会议并未以文字的形式，而是以一种互相谅解的形式，通过了陈独秀所提在国民党取消打手模以后，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决定。显然，这种决定对马林原有的中共党员无条件无限制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已作了相当大的修改。

西湖会议以“互相谅解的形式”使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提议。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政策由“党外合作”向“党内合作”的转折点。会后不久，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等首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

为明确指导中共确立国共合作的方针，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对国共合作的原则和主要精神作了详尽阐述。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积极推进国共联合战线的建立和发展，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大会最终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用这种形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孙中山和国民党当时所能接受的唯一合作形式。当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问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时，孙中山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党的三大还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并且强调：“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忽忘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这些决定，都是正确的。可是，在工人阶级应当努力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党的三大没有提出明确的主张。大会作出的“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的论断，反映了还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内复杂情况和日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多少种下了后来犯右倾错误的根子。

党的三大为促进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创造了重要的条件，这是党的三大的重要贡献。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这次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从中共二大、西湖会议、中共三大直到国民党一大，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正式形成。

国共两党分分合合的历史也自此开始。 ijFI+Xo+jpxxqbPbfiwQf/jTVqm85r7Y+qYpbUoPpnYD31CW/UTlbdZivwaJyyW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