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毛泽东为叶挺之子、时年15岁的叶正明题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八个字。这八个字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对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紧密相连。
在全党为挽救革命、寻找革命新道路而进行艰苦探索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经过创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逐步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到达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利用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发生战争、井冈山地区敌人兵力空虚的大好时机,开始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工农革命军首先在边界各县进行打倒土豪劣绅、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分田斗争,建立县、区、乡各级工农民主政权。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先后派出党员干部,恢复、整顿和发展各县的党组织。到1928年2月,先后成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四个县委和酃县特别区委,莲花县也开始建立党的组织。
这是1946年1月,毛泽东为叶挺之子叶正明所写的题词。
前委十分重视军队建设,注重政治教育,加强对军队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毛泽东要求改变过去军队只顾打仗的旧传统,要担负起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1928年4月,毛泽东又总结从事群众工作的经验,为部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以后,六项注意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规定对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起了很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前委还对袁文才、王佐的地方农民武装进行改造,并积极帮助湘赣边界各县建立县赤卫队和暴动队。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打破江西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进剿”,先后攻克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城,成立县工农兵政府。这样,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这个时候,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在发动湘南起义后,带领1万多人向井冈山转移。1928年4月下旬,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在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后,红军接连击破国民党军队的三次“进剿”,使井冈山根据地得到发展和巩固。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在湖南平江举行起义,组成红军第五军,12月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进一步壮大了红军的力量。
随着根据地的逐步稳定,1928年5月至7月,在边界各县掀起了全面分田的高潮。各县、区、乡分别成立由贫苦农民组成的土地委员会,主持分田工作。一般以乡为单位,男女老幼一律按人口平分,以原耕地为基础,好坏搭配。1928年12月,在总结分田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实行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尝试,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红军中有人对这种处在白色政权包围之中的小块红色政权缺乏信心,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1928年10月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它的第一部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即回答了这个问题。决议指出,由于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半封建的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使反动统治阶级内部不断发生分裂和战争。红色政权可以利用这种条件坚持下来并得到发展。只要有继续向前发展的革命形势,有很好的党并制定正确的政策,有很好的群众,有相当力量的红军,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和提供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红色政权就能够存在和发展。
在全国处于革命低潮的时候,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代表着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井冈山根据地在建立革命武装、深入土地革命、加强政权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起义武装树立了榜样,也在广大革命者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在党的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起来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实践,虽然还没有在全党解决以农村为工作中心的问题,但已为解决这个问题奠定了基础。
恰如毛泽东后来所写:“‘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