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存亡之秋　路在何方
——手迹：毛泽东《菩萨蛮·黄鹤楼》

1927年春，34岁的毛泽东于武汉黄鹤楼边，填了一首词——《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首词开篇之景苍茫悲凉，结句之情却高昂乐观。毛泽东曾对这首词有这样的解释：“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1927年的春天，毛泽东为什么会来到武汉？他的心情为何如此悲凉？8月7日的会议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意义？让我们跟随这首词作一同回到历史的现场。

1924年至1927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主旨的全国革命运动。其声势之大，群众参与之广，为中国近代史之未有。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然而，就在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分裂，英美等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开始在国民党内开展“清党”运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此前后，四川、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也发生了以“清党”为名，搜捕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事件。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大革命的形势急转直下。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全国形成了三个对峙的政权，即武汉国民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其中，只有武汉国民政府还暂时保持着国共合作的局面。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需要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

召开中共五大，早在1925年5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报告中就已提出。1926年底，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后，召开中共五大的准备工作就紧锣密鼓地进行着。1927年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三人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团成员，并决定：“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主持党代表大会。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草拟指示信。”192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又发出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指示还要求代表大会要“特别认真”讨论农民问题和国共关系问题。这样，中共五大在议题、议程、决议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由共产国际事前作了明确详细的规定。

4月27日，党的五大在湖北武昌都府堤20号开幕。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公开举行的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82人，代表全国党员57967人。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了大会，谭延闿、徐谦和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会祝贺，汪精卫应邀列席了一天会议并代表国民党致祝词。4月29日，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

会上，共产国际代表非但没有针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极为严峻的形势提出相适应的方针政策，反而坚持执行蒋介石叛变前举行的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决议，态度十分强硬。尽管部分中共代表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全会最终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并根据这个决议案的精神，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

党的五大是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这样一个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党都期待着这次会议中央能清醒地判断形势，找到从危机中走出来的道路。然而，这次会议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略，反而提出了一些错误主张。

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了“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这些在当时都是脱离实际的空谈。决议一方面把蒋介石的叛变看作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事实，在以后导致对资产阶级采取过左的行动；另一方面，它又把汪精卫看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看作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就导致对汪精卫、对武汉国民政府采取右的迁就主义政策，对其公开叛变革命的严重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精神准备。

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虽然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但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强调必须先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实际是先取得汪精卫等的同意，从而使这个主张成为一句无法实行的空话。

党的五大并没有解决当时最紧迫、最关键的问题。既没有在争取革命领导权、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直接受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方面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也没有对国民政府的日益右倾化现象进行批评和抵制，更没有对接二连三发生的反革命政变和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工农群众的暴行进行坚决有力的反击，甚至没有深入讨论研究军事问题，制定应变方案和对策。共产国际此时一方面要求中共实行土地革命，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共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关系，不要破坏联合战线；一方面要中共争取领导权，另一方面又强调要依靠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各方面发挥作用，这样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大会对陈独秀等人的右倾错误提出了批评。但限于客观历史条件，大会对右倾错误的性质和危害，以及对共产国际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错误指挥，都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不可能从理论高度指出右倾错误的实质，更不可能进行有实际意义的抵制，并且仍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因此，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未能为全党指明出路，徒然坐失时机，任由革命局势继续恶化。

大会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后增补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军事、工人、农民部部长。这次大会还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党的五大虽然没有能够回答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的问题，但在领导体制上有重大的建树。党的五大将中央局改为中央政治局，并增加了一个领导层次：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出现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从此，开始形成了中央四级领导体制。

党的五大召开前后，武汉国民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迅速走向反动。7月15日，汪精卫叫嚣着“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也举起了反革命屠刀。至此，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为了彻底清算并纠正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制定新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由于环境极其险恶，这次会议只开了一天，史称“八七会议”。

会上，新来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还有许多同志发言批评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批评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错误。

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等文件，要求坚决纠正党在过去的错误，号召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继续战斗。对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在大革命后期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会议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央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完全放弃了共产党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立场，一味妥协退让；在革命武装问题上，中央始终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甚至主动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中央没有积极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而受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在党内领导问题上，中央不受群众的监督，党内缺乏民主生活。

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关于土地革命，会议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会议指出：现实主要的是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佃农或无地的农民。对于小地主则应减租。这一决定，回答了此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要害问题。

关于武装起义，会议明确提出：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为此，会议决定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会议还强调，工人运动和农民武装暴动必须互相结合，要注意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出席会议的毛泽东在发言中突出地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会议还选出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被选为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被选为候补委员。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规定，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职权。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及时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新方针，使党在政治上大进了一步。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由于受到共产国际代表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和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这次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注意防止“左”的错误。党内“左”倾情绪在这次会议上虽然是次要的，但其发展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危害。

八七会议之后，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组织，组织领导武装起义。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旗帜，开启了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血与火的抗争。 cnWYxDHhAt51HY9CMhnlfSk7DnP/6JznW2Bg81+8pqdWj+AyAt83MAXWru6wbpK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