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清朝人说普通话吗

雍正帝曾经批评汉语的方言口音，特别是南方个别省份的方言口音，他说道：

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夫伊等以见登仕籍之人经赴部演礼之后，其敷奏对扬尚有不可通晓之语，则赴任他省又安能于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乎？

意思是，雍正帝“吐槽”说：“我召见大臣，到了大臣发言的时候，只有福建和广东两个地方的人，官话完全说不好，说的都是方言，我完全听不懂。这些人都做到这么大的官了，肯定都是在礼部练习过召见礼节的，话还说成这样。要是到了别的省当官，说话、判案、宣读之类的，当地人怎么可能听得懂啊！”正因为有这样的问题，雍正帝兴起了“推广官话”运动，以南方省份为主要对象，在这些地方建立了很多教授官话的学堂，希望不同地方的人交流时可以使用官话，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普通话。

不过嘛，毕竟那时候的社会交通、交流都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人的活动范围也相对小得多，所以雍正帝推广官话的活动最终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只是对一小部分官宦人家产生了影响而已。那些并非官宦世家出身的新晋官员，如果上京参加交际，还是经常会被嫌弃“土语难改”。

顺便一提，清代有个衙门叫鸿胪寺，主要负责朝会礼节等工作。它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在正式大典和朝会上“唱赞”，也就是负责赞礼唱名的 。清初的时候，鸿胪寺对唱赞官员的要求是必须出身于“ 直隶 、 河南 、 山东 、 山西四省 ”，到了乾隆十七年（1752），乾隆帝表示，“ 山东 、 河南 、 山西三省 …… 该生等声音各别，土语难变，学习唱赞时，虽极力教演，究难合式 ”。于是只剩下了“ 近居京师 ”的直隶。由此便知，清代统治者还是比较偏向于北京及其周边口音的。

严格来讲，清代汉语，就算是清代的北京话，跟今日的北京话也是有些许区别的。不光在一些用词上有所区别 ，而且在发音上，虽然没有了入声，但是清中叶之前，尖团音的区分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点也与今日不同。不过一般来说，用当时的北京话和今天的北京话是可以交流的。

除了汉语之外，清代还有满语的问题。网络上有很多关于满语的文章，有的说我们现在说的汉语就是由满语演变而来的，有的说东北话或北京话就是满语，其实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如果您走在清初北京内城的街上，可能会有兵丁对您说：

阿哥，西葛布嗳？哈喇嗳？鸭巴伊尼雅尔吗？

这句话的意思是“先生，您名叫什么？姓什么？是何地之人？”而如果没专门学过满语的人，可能只能听懂“阿哥”这个词而已。简单说，满语并不是汉语方言，而是一种跟汉语截然不同的语言，就连基础的语法系统都是不同的，比如汉语的基础语法是“主谓宾”结构，如“我打他”，而满语的基础语法是“主宾谓”结构，即“我他打”，二者之间差异很大。

至于一些人说满语对汉语的影响，其实在现代汉语中，东北和北京方言的个别词汇的确是从满语过来的，“萨其马”等名词就不说了，比如北京土语里有一个词叫“咔哧”，指的是用小工具挖的动作，它的原型就是满语的“ kūwacarambi ” 。由于满语的音变，这个音从“夸差”变成了“咔哧”。但是除了词汇之外，满语对汉语也就没什么其他影响了，毕竟汉语的受众群体远比满语广。

说完了满语再说满文。由于汉字跟汉语是长期绑定在一起的，所以人们可能会认为“语言跟汉字一直是绑定在一起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对满族的祖先而言，使用文字的历史比较曲折。金代女真人参考契丹文的写法，借用汉字的元素创造了女真文来表达女真语。但是这种女真文特别复杂，流传也不是很方便，到了明代初期，女真人里懂得这种文字的人已经不多了。到了后金崛起时，基本上已经不用这种女真文了，取而代之的是蒙古文。后来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专门授意使用蒙古文的字母来拼写满语，之后又做了一些拼写规则上的修改，就形成了“满文”。以右图为例，是一个满文词汇的示意图，这个词由上至下有五个音节，分别是“hū”“wa”“li”“ya”“sun”，即“hūwaliyasun”，意为“平和”“友好”。

所以说，满语一直都在流传，但满文是后金时期才有的，而且满文其实是一种拼音文字。顺便一提，满文是竖体文字，而且是从左往右写，跟现代汉字的书写方向一致。

接下来就是满语的使用问题了。清代将满语称为“国语”，从官方诏命、部阁档案，到民间买卖契约，乃至于小说文集，均有用满文翻译或写成的。但是清代官方并不强迫旗人之外的人学习满语、满文。而在旗人社会中，满语的使用其实是根据具体时间段的不同而变化的。

入关前的后金政权基本上是满语的天下。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等人虽然都会一些汉语，但是说得并不怎么流利。而且，对于他们而言，只有满语才是第一语言，汉语是后来才学的。故而无论是日常还是朝会，他们都主要使用满语，另外有专门的汉语翻译在旁协助。

入关之初的顺治、康熙二帝时期，随着入关既成事实，满洲人开始正式学习汉语。到了康熙朝中期，他们基本上都具有了双语的能力，但是满语还是经常作为第一语言使用，特别是在宫廷中，如康熙帝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汉语和汉字，汉文化修养比较深，但是他留下来的史料多数还是满文的。另外，在这个时期内，朝廷上的基本语言习惯形成，即“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原则。简单说，当皇帝跟旗人出身的大臣交谈时，他们之间就要说满语 ，当皇帝跟蒙古盟旗出身的大臣交谈时，他们之间说蒙古语，而跟民人出身的大臣交谈时，自然就说汉语。这种原则虽然看上去特别简单方便，但是细想想也挺混乱。如果同时召见旗人、蒙古和民人大臣，那语言得多乱……不过话说回来，清初的民人大臣，若想受到宠信，特别是想要跻身中枢的话，多多少少要学一些满语、满文，比如像张廷玉这样的中枢名臣，就自称“ 得清书奥妙，同习之人实无出余右者 ” 。

到了雍正、乾隆二帝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入关后一代”“入关后二代”等的诞生，开始出现了个别旗人不会说满语的情况。比如乾隆帝在乾隆四十年（1775）十月辛巳的上谕中说：

昨日，恒亲王弘晊之子永皓承袭郡王。谢恩时，经朕询问，竟不能奏对清语。

意思是说，恒亲王弘晊去世，他的儿子永皓要降袭为郡王。依照惯例，袭爵之人要入宫面见皇帝谢恩，皇帝会适当问几句话，对答之后即可退下。身为旗人，谢恩及对答均要使用满语。而永皓竟然不会满语，遭到乾隆帝的批评。有鉴于此，雍正、乾隆二帝经常训导八旗，要求八旗旗人“勤学国语”，并且将“可以国语”作为一条重要的任职验证标准，在召见旗人大臣的时候，经常用满语向他们问话，如果不能回答，就申斥、降职，甚至于免官、夺爵。在这种政策下，旗人学习满语的意识也小有提升。

至于一些网络文章，说乾隆朝之后就没人会满文了，连皇帝都不会了，这类说法其实并不正确。在嘉庆、道光两朝之后，官方虽然还在屡屡重申“国语骑射”政策，但效果的确大不如前，不会满文、满语的旗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事实。但也并没有到“没人会”的地步，至少朝廷里的高等官僚基本还会，皇帝更是会的。光绪二十年（1894），光绪帝有这样一条上谕：

谕内阁：本日召见委散秩大臣兴泰，奏对谢恩，清语甚属生疏。经朕询问，据称未经学习清语。兴泰著开去委散秩大臣，回旗读书。

这条上谕说的是有个叫兴泰的大臣，被任命了新的官职，所以去向光绪帝谢恩。清代要求，旗人被皇帝召见时，呈报履历、谢恩都要使用满语，估计兴泰努力背了半天，还是磕磕巴巴的，就被皇帝发现了，下场就是丢了官，让他回去读书。由这条上谕可知，光绪帝是懂满语的，而且一般的旗人大臣也都会一些满语，这才有了兴泰这个特例。

此外，清末有个人叫苏勋丞，在新陆军中当兵，晚清时曾在宫内任守卫。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写文史资料，记述宫中的见闻，提及有一次他们给光绪帝抬轿子，回忆道：

三十里路，一个钟头跑到，把跟随的兵士跑得汗如雨下。光绪还嫌不快，手拍轿窗，一个劲儿地催：“加步！加步！伊里加步！”（原注：这是满语，意即“走！走！快走！”。）我头一回跟他走不习惯，恰巧又是热天，跑到万寿山几乎晕倒。

光绪帝所喊的满语，转写成字母，就是“yabu！yabu！ili yabu！”，译为“走！走！快走！”。可见光绪帝的满语能力还是不错的。

顺便一提，在晚清宫廷中，已知对满语比较生疏的是慈禧太后。我们看两条上谕：

谕军机大臣等：嗣后内外臣工，应进安摺，著敬书三分，于两宫皇太后及朕前呈递。其应进皇太后安摺，一分敬书“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圣安”字样，一分敬书“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圣安”字样。其应用清字者，俱用清汉合璧。又谕：嗣后京外各衙门，遇有清字奏事摺件，均用清汉合璧式样。

这一条上谕的时间是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十一日，为光绪帝继位的第七天所下，这时正由慈安和慈禧两位皇太后垂帘听政。

谕军机大臣等：嗣后京外各衙门，凡有照例应用清字奏事摺件，均著用清汉合璧。其各衙门应用清字引见排单，亦著书写满汉合璧呈递。

这一条上谕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十九日，为光绪帝戊戌变法失败的第十四天所下，这时慈禧太后刚刚重新“训政”。由此可见，慈禧太后至少对满语、满文不是特别熟悉。顺便一提，宣统帝虽然在《我的前半生》中说自己满文不佳，但是故宫中保有他的英文单词课本，其中英文单词的发音均是用满文来标记的，可见其满文能力并不像他自称的那么差。

至于民间，至少从雍正朝开始，汉语基本就作为旗人的第一语言使用了。不过相对地，年代越靠前，在口语中听到满语词的概率就越大，而且由于清代中期旗人多数是满汉双语都懂的，所以他们经常混用，比如下面一段子弟书《螃蟹段儿》 ：

那一日， yobo age baita akū de 出门去。（那一日，戏谑的阿哥无事出门去。）

udu ginggen 螃蟹 be udafi 拿到家。（买了几斤螃蟹拿到家。）

boode dosime ，放在盆子里。（进了家来，放在盆子里。）

belci 一见说：“哎呀， ere 可是 ai jaka 。”（癫婆子一见说：“哎呀，这可是什么东西。”）

age injeme 说：“ erebe 休问我。”（阿哥笑着说：“这个休问我。”）

“ bi inu ferguweme ，不认得它。”（“我也好奇，不认得它。”）

这种“满汉兼用”的习惯，大概道光朝之后才逐渐少见，但是个别词儿说满语还是旗人社会的常态，特别是有些事关机密的话，有的时候还要专门用满文来讲。比如小说《儿女英雄传》里描写安老爷跟安公子交流圣旨之意时写道：

安老爷此时见了他，不是前番那等闭着眼睛的神气了，便先问了问他这番调动的详细，公子一一回明。提到见面的话，因是旨意交代得严密，便用满洲话说。安老爷“色勃如也”的听完了，便合他说道：“额扐基孙（霍窝）扐博（布乌）杭哦，乌摩什鄂雍窝孤伦寡依扎喀（得恶）斋斋（得恶）图于木（布乌）栖鄂（珠窝）喇库。”公子也满脸敬慎的答应了一声“依孥”。

这一段文字生动地描写了“满汉兼用”的场景。 FO/JP7r7swNL2N1D8s0UtWaddagD1EDahvC6WsKyaHbUN/dVIFyIYJCLZyHYWH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