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以下称珠三角九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总面积5.6万 km 2 。近40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1980年成立深圳经济特区和珠海经济特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1985年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地区列入国家沿海开放区,香港和澳门成为珠三角对外的重要通道和外资来源地,珠三角地区引入低增值和劳动密集的产业。珠三角地区以廉价的土地和人力资源为代价,形成了粤港澳三地在加工制造业领域“前店后厂”式的跨地域产业分工协作体系。随着制造业向珠三角地区转移,香港的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确立。这一时期,地方与中央税收的“分权改革”也促进了珠江三角洲乡镇和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城镇化是珠三角在当时展现出的一种全新城镇化现象(许学强 等,2009)。城、镇、村各自发展,大量农用地变成工业用地(林初昇,1997),形成各自工业园区,催生了以专业镇和专业村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城乡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并逐步连接成一体。
随着珠三角地区与港澳地区经济往来不断加强,非珠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地区的贫富差距逐步扩大。1993年,中共广东省第七次代表大会即提出“中部地区领先,东西两翼齐飞,广大山区崛起”的区域发展战略。随后将中部地区、东西两翼和广大山区这三大层次细分为五个区域层次,提出要发挥好广州中心城市和深圳经济中心城市的龙头带动作用,把广州、深圳作为一个经济发展层次来考虑。广州和深圳成为珠三角城市群区域联系的中心,其中心城市的职能地位逐步强化(张虹鸥 等,2004)。这一时期,继续延续上一阶段的粗放型发展,城镇和工业园区快速扩展,在珠江口西部逐步形成以广州为核心的城市群发展带,在珠江口东部形成以深圳为核心的城市群发展带。
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多年的粗放型快速发展,土地资源、水质环境、生态承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招商引资优势逐步弱化,经济发展动能明显不足。资源环境约束凸显,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外需急剧减少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交织在一起,人民币持续升值、以劳动力为核心的生产要素成本上涨等因素使珠三角的产业迫切需要转型升级,一些污染型和低增值企业开始往珠三角外围及其他地区转移。2008年,发布《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2012年广东省政府印发《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推进形成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这一时期,粤港澳三地更加注重在制度方面的联动发展,共同打造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联合组织编制了全国首个跨不同制度边界的《大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聚焦空间发展、跨界交通和生态环境等三地共同关心且需要三方协同解决的关键议题。《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进一步将与港澳紧密合作的相关内容纳入规划,随着粤港、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的出台,粤港澳区域合作在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产业合作、共建优质生活圈、创新合作方式等的基础上,走向更紧密的融合发展阶段。
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首次明确提出“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2016年《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发展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粤港澳大湾区经济”。2017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2017年7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仪式,正式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上升为国家战略。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科学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即将全面启动。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入全面实施的阶段,进一步体现“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关键地位和重要作用。2019年7月24日,广东省委和省政府印发《关于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促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全面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携手港澳共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这一时期,粤港澳大湾区以“湾区经济”为载体共同参与国际高端竞争,致力于打造政策协同、创新协同、产业协同、人才协同、生态协同的全方位协同协调区域发展格局。
截至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格局已经由早期的香港一极独大逐步形成了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多中心的区域经济格局,广州和深圳均为总人口超过1 000万、GDP超过2万亿元的超级大城市,香港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澳门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粤港澳大湾区以占全国0.58%的国土面积,贡献了11.6%的GDP,集聚了5.0%的常住人口,新城、新区、新兴工业区等不断快速兴起,围绕珠江河口湾的香港、深圳、东莞、广州、佛山、中山、珠海、澳门等诸多城市已连成一个世界级城市群。
依据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地市的GDP,可以将大湾区内的城市划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由深圳、香港和广州三个城市组成,其GDP总量分别为24 221.98亿元人民币、24 000.98亿元人民币和22 859.35亿元人民币,GDP年均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内地城市GDP排名中,深圳和广州仅仅落后于上海和北京,位列全国城市GDP的第三和第四,特别是深圳GDP在2016年超越广州之后,在2018年首次超过香港。第二梯队由大湾区的重要工业制造业基地佛山和东莞组成,其GDP总量分别为9 935.88亿元人民币和8 278.59亿元人民币。第三梯队主要由惠州、中山、澳门、珠海、江门和肇庆等城市组成。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人均GDP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澳门和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最高的两个城市,2018年人均GDP分别为82 609美元和48 673美元。澳门和香港的人均GDP水平远远高于内地平均水平,在全球城市排名中位列第三名和第十七名。珠三角九市中,深圳、珠海和广州的人均GDP相对较高,2018年分别为189 568元、159 428元、155 491元,人均GDP均在15万元以上;其次是佛山和中山,分别为127 691元和110 585元;东莞、惠州、江门、肇庆分别为98 939元、85 418元、63 328元、53 267元。
得益于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快速增长的服务业,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增长逐步由制造业带动向服务业拉动转变。2018年珠三角九市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1.5∶41.2∶57.3),服务业在澳门和香港产业结构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占GDP比重分别为94.9%和92.4%,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整体以第三产业为主。珠三角九市中,2018年广州第三产业比重为71.7%,深圳为58.8%,东莞为51.1%,中山、珠海、肇庆、江门、惠州和佛山均在40%~50%。粤港澳大湾区既存在较强的产业分工,又存在较为严重的产业同构现象,珠三角九市间产业同构现象需要进一步统筹协调解决(刘毅 等,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