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四、分类水域时空变化

(一)河流水道变化

粤港澳大湾区所在的珠江三角洲水系是一个网状水系,河道逐级分汊,形成“三江汇流,八口出海”的网河特色。城市大小河涌约12 200余条,平均河网密度为0.715 km/ km 2 (刘霞,2016),其中蕉门、洪奇门(广州南沙区一带)和东江口一带河网密度居全区最高,为我国河网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据相关研究,1980—2005年深圳水系河网密度从0.84 km/ km 2 降低至0.65 km/ km 2 (周洪建 等,2008)。对于同为高度城市化地区和河网高密度分布的长江三角洲一带苏州、嘉兴的相关研究也表明,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城区河网密度均有所下降(林芷欣 等,2018;邓晓军 等,2016)。1980—2017年,根据30 m×30 m分辨率的影像数据,粤港澳大湾区河网密度变化不明显,更为准确反映粤港澳大湾区河网密度的变化还有待未来数据的完善。但河流水道两岸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城市扩展对河流水道的影响。

198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河流水道两岸300 m和120 m缓冲区土地类型变化如图3-12、图3-13、表3-7、表3-8所示。198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300 m和120 m缓冲区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最大的均为城镇用地,在河流水道两岸300 m缓冲区中城镇用地由1980年的8 868.91 hm 2 增长到2017年的42 183.61 hm 2 ,其增长率达到了375.63%,120 m缓冲区中城镇用地则由1980年的3 742.68 hm 2 增长至2017年的17 253.93 hm 2 ,增长率为361.00%;其次为其他建设用地,其在300 m缓冲区内的增长率达到了322.71%。缓冲区内各城市的城镇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面积均以不同的幅度增加,其中以东莞、广州、佛山、深圳最为显著,东莞、广州、佛山的300 m缓冲区建设用地增长率(包括城镇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分别为715.85%、297.32%、525.54%,120 m缓冲区建设用地增长率分别为663.82%、274.95%、458.87%。深圳更是由原来的零增长至2 226.60 hm 2 (300 m缓冲区)和由零增长至869.24 hm 2 (120 m缓冲区)。

图3-12 粤港澳大湾区河流水道两岸300 m缓冲区各市土地类型变化

图3-13 粤港澳大湾区河流水道两岸120 m缓冲区各市土地类型变化

表3-8 粤港澳大湾区河流水道两岸120m缓冲区土地类型变化 单位:hm 2

表3-7 粤港澳大湾区河流水道两岸300m缓冲区土地类型变化 单位:hm 2

建设用地的增长是以牺牲其他用地面积为代价的,120 m和300 m缓冲区分析结果均表明,粤港澳大湾区河流水道两岸的草地、耕地、未利用地以及滩涂和滩地均以不同的幅度在减少,其在300 m缓冲区内的增长率分别为-18.08%、-28.23%、-62.23%、-14.98%,在120 m缓冲区内的增长率分别为-18.33%、-25.78%、-40.67%、-14.16%。而具有经济效益的人工水域——水库和坑(基)塘也在以较高的幅度增长,从全区300 m缓冲区来看,其增长率达到了71.52%,其中以珠海、江门、东莞、广州、香港的增长最为显著,其在300 m缓冲区内的增长率分别为861.82%、173.43%、134.10%、156.41%、1 096.64%;而从120 m缓冲区来看,全区增长率为81.09%,其中珠海、江门、东莞、广州、香港的增长率分别为866.49%、193.65%、174.53%、158.41%、1 275.34%。

(二)滩涂、滩地、沼泽、湖泊变化

198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各类水域面积变化如图3-14所示,各城市在滩涂、滩地、沼泽、湖泊这4类水域中,滩涂和滩地所占的比重较大。除惠州外,其他滩涂面积均有大幅度减少的趋势,东莞、广州、中山、珠海、江门的滩涂面积减少量最大,其增长率分别为-100%、-94.83%、-99.05%、-88.40%、-67.77%。滩地的面积减少也较为严重,除肇庆、佛山有所增加外,其他城市的滩地面积均有减少的趋势。珠海、香港、广州的滩地均有大幅度削减,其中珠海的滩地面积濒临消失。

综合分析上述这4类水域与其他土地类型的转换情况(图3-15、图3-16),结果表明除惠州外,滩涂和滩地流失(减少)的面积较多而转入(增加)的面积较少,其中流失面积主要转换为建设用地。

图3-14 198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滩涂、滩地、沼泽、湖泊面积变化

图3-15 198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滩涂、滩地、沼泽、湖泊减少面积

图3-16 198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滩涂、滩地、沼泽、湖泊增加面积

(三)水库和坑(基)塘变化

基塘是粤港澳大湾区特色水域景观。珠三角地区基塘的利用可追溯至中唐,至明清时期,在珠三角中西部(佛山顺德区、南海区,中山,江门新会荷塘镇、棠下镇,江门鹤山古劳镇一带)已形成规模化分布的“塘-基”立体种养系统,这是珠三角地区人民在长期治理低洼易涝的沙田区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地域性生态系统。作为一种农业经营系统,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城市化、工业化的冲击。改革开放后,受城乡扩展、乡镇企业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环境污染等因素影响,基塘景观逐渐退化。1990年后,塘基普遍出现抛荒,2000年左右,佛山、中山等地陆续开展基塘整治,整治后的基塘,从“塘-基”立体种养转向高密度现代水产养殖,传统的基塘景观几近消失。近38年来,由于水产养殖经济效益较高,水库和坑(基)塘占大湾区水域比重稳步上扬,至2010年达到峰值,2010年以来略有回落,整体呈现倒“U”型态势,1980年、1990年、2000年、2010年、2017年比重分别为58.11%、60.38%、69.52%、71.73%、70.25%;面积从1980年的2 021.46 km 2 增长至2017年的3 069.65 km 2 ,增幅达51.82%(表3-9)。在空间分布上,主要体现为传统基塘区减少较为明显,非传统基塘区水库和坑(基)塘面积则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图3-17、图3-18),与传统基塘区邻近的佛山三水区,肇庆东南部四会市、鼎湖区,中山东北部黄圃、三角、民众等镇,珠海西部斗门区、金湾区,广州南部番禺区、南沙区等地增幅最大。

图3-17 198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传统基塘区水库和坑塘面积分布

图3-18 198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传统基塘区与非传统基塘区水库和坑塘面积对比

表3-9 198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水库和坑塘变化 单位:km 2

续表

(四)水域时空变化的人类活动驱动机制分析

人类开发活动是水域时空变化的主导因素,如快速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农业开发等,在空间上主要体现为水域与建设用地、水域与农业用地(耕地、林地、园地)、自然水域与人工水域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本质上则是经济社会、技术内在驱动,政策对空间外在约束与引导的结果(图3-19)。

图3-19 水域时空变化动力机制分析概念框架

1.经济社会发展对水域时空变化的影响

主要体现为粤港澳大湾区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路径和模式决定了建设用地聚集、分散的程度和扩展速率,进而影响水域的变化(水域空间挤占等),以及农业高度集约化的发展态势下高附加值人工养殖水面的扩展。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城镇化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1990年,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产业、人口要素“就地转移”,实现“就地城镇化”,形成“小聚集、大分散”城镇均衡发展模式;1990—2000年,中国港澳台地区、日本、欧美等地投资加速涌入,促进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形成“自下而上”模式的“再城镇化”,人口进一步集聚发展;2000年至今,广州、佛山、深圳等中心城市通过新区建设、行政区划调整、区域协作、产业“腾笼换鸟”等方式扩展城市空间,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周春山 等,2019)。伴随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珠三角人口、地区生产总值(GDP)实现了高速增长(图3-20、图3-21),粤港澳大湾区土地开发强度不断攀升(图3-22)。相关研究表明,经济和人口增长驱动了城镇扩展,农业发展,道路、堤坝等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引发湿地变化。198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农业占用水域情况如图3-23、图3-24所示。具体而言,由于各类水域自然属性和土地利用方式有所差异,对城市化,经济、人口增长的响应路径略有不同。

图3-20 1980—2017年珠三角九市人口变化

图3-21 1980—2017年珠三角九市GDP(当年价)变化

图3-22 198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土地开发强度变化

图3-23 198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占用水域分布

图3-24 198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农业占用水域分布

河网水系主要体现为内河涌(指其水位受联围干堤及水闸控制的河道、渠道及地下排水渠以外的其他人工水道)、滩地为建设占用、填堵,围垦,宽度缩减等,尤其是流经乡镇、村落的内河涌。珠三角地区自城镇化初期便具有城乡全面推进的半城市化特征,基层乡镇、村落在利益的驱动下,多通过非正规途径进行土地的非农化(黄颖敏 等,2017)。在此背景下,非法占据河涌及岸线的现象时有发生。

基塘主要受城镇扩展中“农转非”、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近38年来,传统基塘区水库和坑(基)塘面积锐减47.33%。这主要是由于传统基塘区顺德、南海、中山一带自改革初期便积极引入外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产业结构从以农业为主导转向以工业为主导。顺德在改革开放前有78%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1991年下降至10%。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和劳动力的部门分配变化是导致基塘农业萎缩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由于养殖业相较其他传统农业经营经济效益更高,在土地资源较为充裕、具备养殖条件的珠江西岸的佛山三水、肇庆四会、珠海斗门等地,养殖水面均有较大规模的扩展。

“向海要地”是珠三角沿海地区缓解人地矛盾的主要方式之一(李婧贤 等,2019)。改革开放后,滩涂作为一种土地后备资源被大量开发利用,主要包括城镇扩展,产业开发,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围海养殖等。其中水产养殖对滩涂减少的影响最大(马田田 等,2015)。

2.技术发展对水域时空变化的影响

经济利益驱动农业开发技术的进步,进而影响水域的变化。技术因素对粤港澳大湾区水域变化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围垦、种植、养殖、化肥农药使用等农业开发技术的改善加速了水域空间变化。粤港澳大湾区各类水域中,滩地、基塘、滩涂受技术发展的影响最为明显。

3.政策对水域时空变化的影响

政策是人类活动中影响生态系统变化的重要原因(Nelson et al.,2009)。政策对水域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基于保护目标的约束性法令法规对人类行为进行约束与引导,如海岸线开发和保护,海洋功能区划,河道堤防管理,基本农田保护,城市蓝线划定,生态红线划定等,通过约束性法规政策,限制、减少建设和农业开发对河流水道、滩地、滩涂等具有较高生态效益的自然水域的干扰。 0/FLtnnQ2Rh2iNwCxe7+04f/IuuwT9MTjqpv36CeaU9uA9CBwCxnRvKcHr7VNRQx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