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结果表明,198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水域规模呈增长态势,其中人工水域增长明显,自然水域则逐年趋减(图3-7,表3-6)。粤港澳大湾区水域总面积自1980年的3 527.39 km 2 增长至2017年的4 412.58 km 2 ,年均增长23.92 km 2 ,年均增长率为0.68%。
图3-7 198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水域面积变化
自然水域中,河流水道略减少了3.86 km 2 ,滩涂和滩地减少的幅度较大,分别从1980年的160.79 km 2 和115.70 km 2 ,减少至2017年的27.32 km 2 和91.22 km 2 ,83.01%的滩涂和21.15%的滩地消失。相较之自然水域的持续缩减,人工水域明显增长,水库和坑(基)塘自1980年的2 021.80 km 2 扩展至2017年的3 069.45 km 2 ,增长了51.82%。
表3-6 198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水域面积变化
从水域面积变化过程来看,呈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80—1995年、2005—2010年为粤港澳大湾区水域面积规模增长阶段,其中1990—1995年扩展规模为历史最高值,主要来源于水库和坑(基)塘水面的增长。2000—2005年、2010—2017年水域空间规模有所缩减,同期水库和坑(基)塘面积趋减(图3-8)。
图3-8 198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水域面积增减过程变化
198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新增水域885.19 km 2 ,不同时期新增水域主要来源于耕地、林地(图3-9)。新增水域主要集中于佛山北部、肇庆东南部西江、北江、绥江交汇一带,以及江门东北部、珠海北部、中山北部,江门、珠海滨海地带(图3-10)。总体上,1980—2017年新增水域重心相对稳定于粤港澳大湾区中西部,其他地区新增水域较少,也较为零散(图3-10)。
同期消失水域主要体现为水域转为耕地,以及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建设用地对水域的占用(图3-9)。其中1980—2000年,以水域调整为耕地为主,2000—2015年,则以建设用地对水域的占用为水域消失的主要原因。
图3-9 198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水域土地利用类型变化
198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水域动态度如图3-10、图3-11所示。
1980—1990年,珠江东岸,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水域动态度最高,达13.78%。这个时期深圳城市建设快速铺开,土地开发利用高速发展,包括水域在内的大量非建设用地转为城市用地。同设为经济特区的珠海水域动态度仅次于深圳,为4.20%,主要为滨海地带养殖水面扩大。其余城市水域动态度均较低,水域变化速率平缓。
1990—2000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水域动态度为38年中的峰值期,各城市水域动态度均在7%以上,这一方面体现了城市化、工业化持续快速发展,建设对水域的占用,另一方面是水产养殖效益居高,驱动了耕地等农用地转为养殖水面。
2000—2010年,除深圳、珠海水域动态度仍保持较高值,其余城市水域变化均趋于平稳。2004年深圳通过城市规划的方式,将经济特区范围外的大量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罗军,2017),土地利用变化加剧。珠海在这两个时期水域动态度均在10%以上,为大湾区水域变化最为剧烈的区域,这一时期也是珠海城市扩展最快的阶段(徐进勇等,2015)。
2010—2017年,佛山、中山水域动态度仍保持较高值,主要为两市基塘与其他土地类型交换较为频繁,其余城市水域变化较平缓。
图3-10 198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水域动态度变化(一)
图3-11 198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水域动态度变化(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