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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源远流长，受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背景、文化气息影响，形成各种理论学说。各种理论学说产生取决于中医学本身的特点，同时又与各医学流派昌盛之争鸣密不可分。脾胃理论也正是如此，它的发展经历了萌芽、奠基与形成、发展、鼎盛、继承、完善几个阶段。
中医学的渊源应从《黄帝内经》形成开始，春秋战国到两汉时期是脾胃理论的形成与奠基阶段。《黄帝内经》虽对脾胃理论未有专论，但对脾胃的解剖形态、生理功能及脾胃之病的病因病机、治疗、预防等均有精辟阐述，散见于各论之中，为脾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理论基础。
《黄帝内经》有关脾胃解剖形态的记载尚欠缺系统论述，《灵枢·肠胃》只提到胃，并指出食道长度与大小肠长度比例约一比三十五，与现代解剖已近相似。如提出：“胃长一尺六寸，胃纡曲屈，伸之，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大容三斗五升。”《难经》开始有脾的明确描述，《难经·四十二难》说：“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温五脏，主藏意。”《难经》对胃的描述，除了形状，还提到了重量与容积。以上论述说明，中医学关于脾胃脏腑形态的描述，是通过原始解剖实践精准度量从而得出大致相符的长度以及重量的。但是，传统医学采用“取象比类”的方法，认为“脏居于内，形见于外”，因此与现代医学脏腑器官的解剖实际又是有距离的。
脾胃主水谷精微之运化。在脾胃的生理方面，《黄帝内经》指出“谷气通于脾”（《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脾为之使、胃为之市”（《素问·刺禁论》），“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王冰注“包容五谷，是为仓廪之官；营养四旁，故云五味出焉”，是对脾胃消化食物、运化水谷、输送营养等功能的概括。民以食为天，在《黄帝内经》时代，将脾胃比喻为粮食仓库，说明人们很早就意识到脾胃在人体生命活动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素问·经脉别论》则全面系统地描述了水谷精气的输布过程，如“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
脾胃为气化生之源。《灵枢·邪客》说：“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故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卫气者，出其悍气之慓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者也。”《灵枢·营卫生会》说：“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故独得行于经隧，命曰营气。”总之，营气、卫气都有赖于脾胃的运化功能。“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灵枢·决气》），描述了脾胃具有化生气血等功能。李东垣“元气非胃气不能滋之”著名学术观点的理论先导正是出自《灵枢·刺节真邪》提出的“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
脾胃具有濡养四肢肌肉及其他脏腑的作用。如“脾生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脾主身之肌肉”（《素问·痿论》）；“脏真濡于脾，脾藏肌肉之气也”（《素问·平人气象论》）；“脾脉者土也，孤脏以灌四旁者也”（《素问·玉机真脏论》）；“四肢皆禀气于胃”“必因于脾，乃得禀也”（《素问·太阴阳明论》）。
《黄帝内经》还对脾与“营”“意”“五脏”的关系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说明脾胃功能与精神活动密切相关。如《灵枢·本神》云：“脾藏营，营舍意，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实则腹胀经溲不利。”《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论脾：“在志为思，思伤脾。”
脾胃的功能如此丰富，对人体的影响又是如此重要，以至于《黄帝内经》做如下论述：“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黄帝内经》有关脾胃生理功能的论述，不仅成为历代医家研究脾胃的理论指导，同时也与近年来对中医脾胃与免疫、神经、内分泌以及代谢等多系统功能的研究高度吻合。
《黄帝内经》指出脾胃病的发生，与饮食、精神情志因素、劳倦、气候以及其他脏腑的影响相关。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饮食不节，主要包括饥饱不适及五味失调两方面。在饥饱不适方面，主要的论述是“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素问·痹论》）；“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因而大饮，则气逆”（《素问·生气通天论》）。在五味失调方面，主要提及“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素问·生气通天论》）。因此《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长有天命”。五志失调，可影响脾胃运化，致成脾胃病变。《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思伤脾”。劳倦也是脾胃病的病因，如“久坐伤肉”“用力过度……肠胃之经络伤，则血溢于肠外”。脾和胃分别为阴土和阳土，脾土喜燥恶湿，胃土恶燥喜润，脾气以升为健，胃以降为安。因此，脾胃的性质决定了太阴湿气行令，每多伤脾。《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太阴之复，湿变乃举，体重中满，食饮不化，阴气上厥……”“太阴之胜，火气内郁……胃满……少腹满……善注泄……头重，足胫肘肿，饮发于中，肘肿于上。”《素问·本病论》说：“太阴不退位，而取寒暑不时，埃昏布作，湿令不去，民病四肢少力，食饮不下，泄注淋满，足胫寒……”“太阴不迁正，即云雨失令，万物枯焦，当生不发，民病手足肢节肿满，大腹水肿，填臆不食，飧泄胁满，四肢不举。”上述论述强调了异常气候常是脾胃病证的病因之一。
此外，《素问·玉机真脏论》说：“肝传之脾，病名曰脾风，发瘅，腹中热，烦心出黄。”《素问·热论》与《伤寒论》均言：“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而鼻干，不得卧也。”这些论述均表明脾胃病证常可由其他脏腑经络传变而来。
在脾胃病的病理方面，《黄帝内经》详细分析了其虚实寒热等各个方面，如虚：“脾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实：“水谷之海有余，则腹满”；寒：“胃中寒则腹胀”；热：“胃中热则消谷，令人善饥，脐以上皮热”。
综上所述，《黄帝内经》提出了导致脾胃病的主要病因，并以饮食受纳运化失常，津液转输与布散失调，气机郁滞等为其转归，继而对诸多病证的成因、病机、证候表现等，都做了较为深入的论述。
在治疗方面，《黄帝内经》提出一些治则和方药，如：病则以“实则泻之，虚则补之”为其治疗总则；进而以“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以此为后世医家遵循的脾胃病的治疗原则，在此治疗原则基础上，又根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中满者，泻之于内”“其实者，散而泻之”，建立了完整的方药体系。在药物治疗方面，《黄帝内经》仅有的十三方中与脾胃病相关的有二：“脾瘅者，口中甘，治之以兰，除陈气也”“胃不和则卧不安，半夏秫米汤主之”，半夏秫米汤组成是半夏五合、秫米一升，该方被视为治疗胃逆不和、不得眠的主要方剂，沿用至今。此外，以刺灸治疗脾胃及其有关病证散见于各篇，如《素问·刺热》治脾热病以“刺足太阴阳明”。
在疾病的预防方面，可以概括为“节饮食，调五味，和情志，适寒温”。《黄帝内经》告诫人们：“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以饮食有节为预防脾胃病与保健延年的重要方法，再以适其寒温，如“热无灼灼，寒无凄凄，寒温适中”，以避外邪之侵袭，不妄作劳以免伤脾胃之气。
综观《黄帝内经》所论，该书中有关脾胃理论的论述，虽然散在于诸篇之中，但是，无论是脾胃的解剖、生理功能、病因病机，还是诊断与治疗及预防，《黄帝内经》的论述都颇具规模，因此，为脾胃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是脾胃学说的充实发展阶段，中医学在《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所建构的学术范式支配下，在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中医临证等各科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宋代高保衡等在《备急千金要方·后序》中言道：“臣等读唐令，见其制，为医者皆习张仲景《伤寒》……”发展至晋代，在医学教育课程设置中已经有由王叔和编撰且融入了张仲景学术思想的《脉经》一书。由此可知，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在医学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至金元时期，医学百家争鸣，学术创新层出不穷，金元时期被称为医学史上承秦汉晋唐宋，下启明清两代的重要历史阶段。刘河间、张元素、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许文懿等是历史上对后世医学有重要影响的医学家，他们极力推崇辨证论治，形成了这一时期生动活泼的学术形象。他们不仅改变了唐宋以来崇尚集方、推行成药的现状，同时，各承家技，著书立说，论点鲜明，深推细敲，改变了喜言温补，烦琐而又僵化的局面。
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创造性将其贯穿到伤寒外感病和内伤杂病辨证施治的全过程，从而为脾胃理论奠定了临床证治基础。《伤寒杂病论》一书虽为外感立法，然而其中处处蕴含了张仲景重视的脾胃，遵照《黄帝内经》“有胃气则生”的思想，创立了一系列治疗胃病的有效方剂，如治疗虚证温中止泻的理中汤，甘缓止痛的建中汤，治疗胃经实热证的白虎汤，治疗阳明腑实证的承气汤。如清代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大全》所说：“汉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专以外感为法，其中顾盼脾胃之秘，世医鲜有知之者。观其少阳证小柴胡汤用人参，则防邪之入三阴，或恐脾胃稍虚，邪乘而入，必用人参甘草固脾胃以充元气，是外伤未尝忘内因也。”历代医家无不奉《伤寒杂病论》为医方之祖，而其中脾胃学术思想对后世医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后人对张仲景脾胃学术思想的揭示、继承过程中，脾胃理论逐渐形成，成为中医学术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为脾胃理论的临床应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张仲景对脾胃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依据《素问·太阴阳明论》中脾“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及有关五脏病传的论述，张仲景首先提出临床治疗应当“实脾”的主张，指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所谓“四季脾旺不受邪”，并将这一措施称为“上工治未病”（《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这一观点，实开李东垣脾胃理论之先河，也受到历代医家的重视。而且，他还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伤寒热病。例如《伤寒论·太阳病脉证并治》说：“太阳病……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这些论述对未病早防、已病防变，提高疗效，缩短病程有着积极意义，同时也经得起临床实践的重复与检验。
张仲景不仅运用脾胃理论解释疾病的病因病机及传变规律，同时，还利用脾胃理论来指导疾病的辨病辨证与治疗和转归，对后世医家构建系统完善的脾胃理论提供了思路与拓展空间。
在疾病的传变过程中，张仲景把《黄帝内经》所载的脾胃理论进行了具体的应用。张仲景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在其《金匮要略》的首篇就提及“四季脾旺不受邪”，正是其观点的发展，张仲景进一步列举的风湿、历节、痰饮、水气、黄疸、虚劳等疾病均与脾胃功能失调密切相关。六经辨证的理论是《伤寒论》的核心，它不仅是治疗伤寒热病的大经大法，也广泛应用于杂病辨治。它是张仲景根据《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的论述发展、完善起来的。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将《素问·热论》有关六经病证思想结合自己在脾胃病的临床实践进行总结，所谓“实则阳明，虚则太阴”，说明六经病证，脾胃已居其二。至于其他四经病证，以“保胃气，存津液”为宗旨的《伤寒论》，也无不贯穿养胃扶正的精神。
张仲景认为临证治病应以脾胃为本，必须重视脾胃，总的治疗原则以“补”“泻”为根本大法，具体运用时多补泻兼施。
补法。张仲景认为脾气充实，可以阻止疾病蔓延，因此指出“四季脾旺不受邪”“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在治疗虚劳病时健运中气，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也是其重视脾胃的具体体现。采用吴茱萸汤、四君子汤治胃中虚寒，胃气不和，阴寒上逆等；在“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篇中，以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等，治虚劳里急，腹中冷痛，诸虚不足等证；以大黄䗪虫丸等，以缓中补虚，攻补兼施，治内因脾胃久虚，食少腹满，外而形体消瘦，肌肤甲错，风气百疾等虚实相兼证。
泻法。在《金匮要略》一书中，专列了“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篇。张仲景提出“心下痞，按之濡”“胃中虚，客气上逆”“痞硬”“但满而不痛”等多种邪气致病的病理表现，制定出以协调寒热的半夏泻心汤，清热和胃的大黄甘草汤，导滞和胃的大承气汤等许多祛邪以扶正的方剂。麻子仁丸、大黄附子汤，治腹胀不减，大便不畅，心下痛满等胃肠实证。以大黄附子汤，治脾胃虚寒所致便秘；以厚朴三物汤、厚朴七物汤，治腹胀；以乌头桂枝汤、大建中汤、附子粳米汤等，治脾胃虚寒证，腹中冷痛，虚寒呕吐等；以当归生姜羊肉汤，治虚寒腹痛里急，血虚久病等。在“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篇中，以半夏泻心汤、黄芩加半夏生姜汤、橘皮竹茹汤等，治寒热内滞，胃中不和，所致痞满、干呕、呃逆等症。
张仲景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提出临床治病的先后取舍，《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曰：“病有急当救里救表者，何谓也？师曰：病，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体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体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也。”说明治病当首重脾胃。
张仲景的《伤寒论》中有不少方剂，或兼顾脾胃阳气，或兼顾脾胃阴津，为后世脾胃病证，尤以虚寒为主证的分型与论治，以及方药的具体应用提供了参考。论发病与传变，重视脾胃，以“阳明居中属土，万物所归”“脾旺不受邪”为立论之主导，故未病之人，强调“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防止“食伤脾胃”，为预防疾病、抵御邪气侵袭的方法，被历代养生医家所重视。《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指出：“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在《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中，张仲景又强调：“凡饮食滋味，以养于生，食之有妨，反能为害。”上述均强调脾胃的功能不仅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不容忽视，在疾病的预防与保健方面也同样需要重视。若已经患病，张仲景强调补脾胃可以阻止疾病的传变，提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在临床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如大承气汤“得下，余勿服”，以免过下伤胃。张仲景在治疗其他病证中，亦特别注意固护脾胃，避免脾胃阳气或阴津的伤损。如白虎汤中用粳米、甘草，小柴胡汤中用人参、甘草，十枣汤中用大枣等，皆既能攻其邪，又兼能固护脾胃。正如后世医家所赞誉：“汉张仲景著《伤寒论》，专以外感为法，其中顾盼脾胃之秘，世医鲜有知之者。观其少阳证小柴胡汤用人参，则防邪之入三阴，或恐脾胃稍虚，邪乘而入，必用人参甘草固脾胃以充元气，是外伤未尝忘内因也。”
“四诊”方面，张仲景亦受到了《黄帝内经》《难经》的影响，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说：“见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脉，知其病，命曰神；问其病，知其处，命曰工……能参合而行之者，可以为上工。”《难经·六十一难》说：“望而知之者，望见其五色，以知其病；闻而知之者，闻其五音，以别其病；问而知之者，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共病所起所在也；切脉而知之者，诊其寸口，视其虚实，以知其病，病在何脏腑也。经言以外知之曰圣，以内知之曰神，此之谓也。”张仲景在此基础上将其应用于脾胃病的诊断。以望诊为例，已不限于颜面五色之诊，还注意到鼻、齿、舌苔、大小便的性状、颜色等。如黄疸“身体尽黄”提出望肤色，如《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病者腹满，按之不痛为虚，痛者为实，可下之。舌黄未下者，下之黄自去”提出望舌诊，如《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篇“腹中寒，上冲皮起，出见有头足，上下痛而不可触近”提出望形态，如《伤寒论》第 307 条“下利不止，便脓血”提出望大小便等排泄物。
纵观张仲景的脾胃学说与病证防治，是在《黄帝内经》与《难经》学术思想的影响下，总结前人的临证经验，结合临证实践探索而创新，在论治外感与内伤病证中，均列脾胃病证专篇论治，提出脾胃病证的分类方法，创制了卓有成效的方药，极大地丰富了临证实践内容。脾胃学说发展至此，可谓理法方药皆具，对后世进一步形成和发展脾胃学说与病证的防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总之，《伤寒杂病论》十分重视脾胃，亦即着眼整体，无论从理论去看，还是从辨证、诊断、立法、治则、方药及各科临床去看，它都为脾胃学说之临床证治奠定了基础。
唐宋时期为脾胃理论的发展时期，许多方书巨著相继问世，使脾胃病治疗方药更为丰富系统。如仅仅在《千金要方》卷十五、卷十六中就记载了治疗脾胃病证的方剂 120 多首，其中许多著名方剂，如治疗“脾胃冷实不消”的温脾汤，颇为后世医家推崇。以五脏六腑为纲，寒热虚实为目，确立了“春夏取冷太过”，提出“温食”，固护脾阳的内容，对后世脾胃理论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宋代主要是儿科脾胃理论的发展，其中，根据儿科脾胃特点，钱乙首创泻黄散、易黄散等方。唐代，食疗的兴起，是唐代治疗学的一大特点。以孙思邈为代表，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二书，着意于《诸病源候论》有论无方，故广为收集方药，增补了大量成方、单方、验方，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脾胃病证的药治疗效，并持论以“五脏不足，调于胃”，强调治脏腑虚证之要领，在于调补脾胃。同时提倡饮食疗法，谓：“夫为医者，当须先晓病渊，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用药。”“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备急千金要方·食疗》强调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药治与食疗并用，方如当归羊肉汤、杜仲羊肉汤、生姜羊肉汤等。同时强调对脾胃的保健，提出“食当熟嚼，使米脂入腹”“饱食即卧，乃生百病，不消成积聚”“若要身体安，三里常不干”等，注意饮食，配合针灸，用以治疗和预防脾胃病证。孙思邈对脾胃学说与病证防治的贡献，在于极大地丰富了药治的内容，以及提倡食疗、针灸与气功并用，注意脾胃的保健等。
宋元时期是中医学界百家争鸣，学术思想繁荣昌盛的时期。这一时期，在脾胃理论学术方面，各医家根据临床实践，提出了各自的论点观点，充实丰富了脾胃理论，并在医事制度上已设有脾胃专科，为本学科的发展进一步打好了基础。在诸多的论著之中，由宋代太医局所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首载治疗脾胃气虚病证的有效方剂如四君子汤、参苓白术散等方。钱乙著《小儿药证直诀》，创治疗小儿发热腹泻、脾虚发热的七味白术散，开创“甘温除热”之法。张元素著《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重在强调养胃气。
金元至明清时期是脾胃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因金元时期的社会背景特殊，导致百姓因连年战争流离失所，脾胃病尤为突出，在这一特殊时期，脾胃理论的发展尤为迅速。李东垣学术思想《脾胃论》为代表的脾胃内伤学说，具有重要的影响，从而将脾胃理论推至至高地位。
李东垣是金元时期四大医学家之一，他主张应根据四时节气的变化，探讨疾病的发生、发展和传变，在理论和临床上，李东垣发明了“内伤”一证，论证了《黄帝内经》“四时皆以胃气为本”理论的重要性，创立了“脾胃学说”，著《脾胃论》，提出了“脾胃为元气之本，气机升降的枢纽”“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等为主要内容的脾胃理论。根据其长期的临床实践，“外感宗仲景，内伤法东垣”正是因为李东垣创立了一系列治疗脾胃病的有效方剂，为充实和发展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元气、真气为维系生命活动之根本。李东垣认为“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这些观点为“脾胃为后天之本”奠定了基础，进而导出“养生当实元气”，欲实元气，当调脾胃的著名论点，成为其全部脾胃理论之宗旨。李东垣在《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中提出：“历观诸篇而参考之，则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其论本于《黄帝内经》“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者也”，认为脾胃为元气之本，元气乃人体之根本，是属人体至要之脏腑，强调脾胃对身体整体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饮食不节伤胃。李东垣在《脾胃论·饮食伤脾论》中指出：“夫脾者行胃津液，磨胃中之谷，主五味也。胃既伤，则饮食不化，口不知味，四肢困倦，心腹痞满，兀兀欲吐而恶食，或为飧泄，或为肠澼，此胃伤脾亦伤明矣。”他又在“脾胃虚实传变论”中说：“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饮食不节都会影响脾的运化功能及胃的腐熟功能导致脾胃功能失常，出现胃肠紊乱的症状如胸膈痞满、嗳气、精神困倦等。
劳倦过度伤脾。《脾胃论·脾胃胜衰论》提出：“形体劳役则脾病，脾病则怠惰嗜卧，四肢不收，大便泄泻。”过度劳累和过度安逸均可伤及脾脏。其中劳力过度，形气俱伤，衰则火旺，火旺则乘其脾土；劳神过度可暗耗心血，损伤脾气。反之，过度安逸、四肢少动则脾运不健，以致气血生化不足。因此，正常的劳动才能有助于气血的流通，利于身心健康。
七情所伤。中医基础理论认为，五志七情过极都会妨碍脾胃的阴阳升降，导致气机失常，出现脾失健运，胃失腐熟和降，出现食欲不振、呕吐、嗳气、腹胀、大便失调等症状。就此，李东垣提出：“凡怒、忿、悲、思、恐惧，皆损元气。”情志致病往往直接损伤脏腑功能。
外感时邪。“肠胃为市，无物不包，无物不入，若风寒暑湿燥一气偏盛亦能伤脾损胃”，可见，外感时邪影响脾胃功能，导致脾胃病的发生。在诸多病因中，李东垣尤其重视情志因素在发病过程中的先导作用。他提出：“皆先由喜怒悲忧恐，为五贼所伤，而后胃气不行，劳役饮食不节继之，则元气乃伤。”元气既伤，则“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又易感受外邪。各种致病因素往往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相互交错。这是脾胃病的一般发病规律。内伤病的形成常常是各种病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又均归之于脾胃损伤，这就是李东垣倡言升阳益气、补脾健胃的理论依据。
《黄帝内经》虽然论述了阴阳升降理论的重要性，但未涉及具体的脏腑。李东垣不仅非常重视阴阳升降的理论，而且将之实践于临床。他在《脾胃论·天地阴阳生杀之理在升降浮沉之间论》中云：“万物之中，人一也，呼吸升降，效象天地，准绳阴阳。盖胃为水谷之海，饮食入胃，而精气先输脾归肺，上行春夏之令，以滋养周身，乃清气为天者也；升已而下输膀胱。行秋冬之令，为传化糟粕，转味而出，乃浊阴为地者也。”他把《黄帝内经》升降理论具体应用到了脏腑，同时重视脾胃的升清降浊作用，提出“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内外伤辨惑论·辨阴证阳证》），即人受水谷之气以生，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人以胃气为本的观点。由此可见，李东垣的脾胃理论不仅从脾胃生化之源来立论，而且从阴阳升降与人体整体关系角度展开，强调脾升胃降是全身气机的枢纽。
不过，李东垣在升降问题上特别重视升发脾阳，指出“虚则脏腑、经络皆无所受气而俱病”“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胃虚，元气不足，诸病所生”，在治疗时善用升麻、柴胡，制定了如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黄芪人参汤、清暑益气汤等以补脾升阳为主的方剂。同时，他主张升发脾胃之气的同时，也要注意到潜降阴火的另一方面。
李东垣认为春气的变化决定十一脏的变化。《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中提出：“胆者，少阳春升之气，春气升则万化安，故胆气春升，则余脏从之，所以十一脏皆取决于胆也。”《内外伤辨惑论》亦指出：“谷气者，升腾之气也，乃足少阳胆，手少阳元气始发生长，万化之别名也。”“胃气、谷气、元气、肝胆上升之气，一也，异名虽多，正是胃气上升者也。”李东垣在临床遣方用药时充分发挥“春气升则万化安”这一理论。如李东垣在制定补脾胃方剂中，多在重用人参、黄芪、甘草甘温之品补脾胃元气的基础上加入了少量味薄气轻、有发散上升作用的药物如升麻、柴胡、防风、羌活等，从而使脏腑具有生发之机，增强抵抗疾病的能力。
因时制宜的治疗原则强调治疗疾病时应充分考虑时令气候的影响，制定适宜的治法方药，这一原则体现了中医的特色和优势。李东垣灵活运用这一原则，在辨证、立法、用药等方面，均考虑到时令因素的影响，提出“人与天地相参”的论点。“五脏各以其时受病”，说明自然界四季气候的变化，对人体气血阴阳和脏腑的功能活动有一定的影响，不同的时令季节变化，可引起相应的疾病。如《脉诀指掌病式图说》云：“风善伤肝，热善伤心，湿善伤脾，燥善伤肺，寒善伤肾。”所以在临床用药时应充分考虑四季气候对人体的影响，遵循“必本四时”的原则。如提出“冬不用白虎，夏不用青龙”的用药原则，在《脾胃论》中系统论述了诸病四时用药之法：“如春时有疾，于所用药内加清凉风药，夏月有疾加大寒之药，秋月有疾加温气药，冬日有疾加大热药，是不绝生化之源也。”
李东垣继承《黄帝内经》的因时制宜学术思想，在辨证、治疗、用药诸方面创新性考虑到时令因素的影响。其主要内容是：①治疗疾病时应当谨遵顺应四时变化，无伐天和；②根据因时制宜的原则，制定四季时方，以脾为主线；③在辨证论治施药论治时，强调顺应时令，加减用药；④患者服用药物应该遵时，顺应自然，如《内外伤辨惑论》提出“夏月大热之时，伤生冷硬物，当用热药木香见
丸治之，须少加三黄丸，谓天时不可伐，故加寒药以顺时令；若伤热物，只用三黄丸。假令冬天大寒之时，伤羊肉湿面等热物，当用三黄丸治之，须加热药少许，草豆蔻丸之类是也，为引用，又为时药”。突出体现了法随时（时令）立、方随时变、药随时加、服药适时等顺应四时的思想。这种天人相应的整体思想，因时制宜的辩证观，至今仍指导临床。
李东垣依据临床实践，结合医学理论，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理论。如《脾胃论·脾胃胜衰论》载：“夫饮食不节则胃病，胃病则气短精神少而生大热，有时而显火上行，独燎其面，胃既病，则脾无所禀受，脾为死阴，不主时也，故亦从而病焉。”“形体劳役则脾病，脾病则怠惰嗜卧，四肢不收，大便泄泻；脾既病，则其胃不能独行津液，故亦从而病焉。”李东垣强调脾胃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提出“阴精所奉，谓脾胃既和，谷气上升”，认为脾胃具有维持“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的正常功能。《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载：“故夫饮食失节，寒温不适，脾胃乃伤。此因喜怒忧恐，损耗元气，资助心火。火与元气不两立，火胜则乘其土位，此所以病也。”李东垣认为脾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两者功能相互依存，相互促进。重症肌无力患者往往有吞咽困难饮食难纳入的症状，李东垣在《脾胃论》提到咽喉不利，饮食不下，并指出其为重症。《脾胃论·随时加减用药法》曰：“堵塞咽喉，阳气不得出者，曰塞。阴气不得下降者，曰噎。夫噎塞迎逆于咽喉胸膈之间，令诸经不行，则口开目瞪气欲绝。”因此指出脾胃亏虚是饮食不下的根本病机。
综观《脾胃论》的精髓，是以脾胃内伤为发病之由，以脾胃虚、气机失调、升降失司为主要病机，以生发脾阳为治疗之本。因此，李东垣创“益胃升阳”之法；亦以内伤发热源于脾胃之虚，而创立“甘温除大热”之法，主张用补中升阳，少佐甘寒泻热清阴火，以治疗脾胃内伤，阴火上乘而见身热而烦、头痛而渴诸症。其代表方为“补中益气汤”和“升阳散火汤”，这两种方剂对后世医家产生重大影响。其他如兼治肺脾之虚的升阳益胃汤，补脾胃兼能清阴火的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能补虚而兼清暑热的清暑益气汤，皆李东垣脾胃理论指导下的创见性新方。
总之，脾胃理论至李东垣而系统建立，无论是脾胃的病机还是治疗，都经李东垣的阐发而愈加明确与丰富。李东垣既继承了《黄帝内经》《难经》的学术思想及其理论观点，又提出了新的独创性的见解。后人对李东垣建立脾胃理论的功绩给予了极高评价。然而李东垣的脾胃论尚且存在不足之处，如《临证指南医案》华岫云按“盖东垣之法不过详于治脾而略于治胃耳”，指出《脾胃论》详于升脾，略于降胃，详于温补，略于清滋之偏，指出了脾胃理论应加以发展与完善。
随着中医理论全面深入发展，至明清时期，脾胃理论得以进一步充实丰富。明清医家在继承先人的脾胃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丰富脾胃理论的内容。同时涌现出新安医学、温补学派、温病学派、孟河医派等多种学派。各学派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也皆涉及脾胃，因此，脾胃理论进入百家争鸣的成熟阶段。
明代医家龚廷贤精研《黄帝内经》《难经》的经旨，取法金元时期诸名家学说，并有所发挥。龚廷贤强调人身之安危全在胃气，“胃气亏则五脏六腑之气亦馁矣”“人之一身，以脾胃为主……脾胃既虚，四脏俱无生气”，如他在《寿世保元》中专立脾胃论云：“古今论脾胃及内外伤辨，惟东垣老人用心矣，但繁文衍义，卒难措用。”因而删繁就简，结合个人的经验总汇为三点，使后学者把握其精义：“盖内伤之要有三致焉，一曰饮食劳倦即伤脾，此常人之患也，因而气血不足，胃脘之阳不举，宜补中益气汤主之。二曰思欲而伤脾，此富贵之患也，资以浓味则生痰而泥膈，纵其情欲，则耗精而散气……故吞酸而艰难，胸膈渐觉不舒爽，宜加味六君子汤加红花三分，知母盐炒一钱主之。三曰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者，藜藿人之患也，宜保和丸、三因和中丸权之。”
在治疗上，他则强调以养心、健脾、疏肝为治本之要，因为“心气和则脾土荣昌，疏肝则胃气畅”。同时他还指出世俗善用香燥耗气，常久服枳术丸以为健脾胃之要药等错误之举，不知其剥削真气之害，倡家传之三因和中健脾丸，为调护脾胃通用之剂。龚廷贤脾胃论的核心，强调安危全在胃气：“运食者元气也，生血气者饮食也”“胃气亏则五脏六腑之气亦馁矣”，并提出“善用药者，必以胃药助之”的论断。
李中梓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首次明确提出脾胃为“后天之本”，强调了脾胃的重要地位，如“谷入于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故曰后天之本在脾”。李中梓引用《周易》卦爻，坎离既济，阴阳水火相生之理，解释人体生化之机，认为水能上升，赖于火气蒸腾；火能下降，赖于水湿润泽。固护重脾阴，治病求本，重视先后二天，李中梓重视脾、肾，认为脾胃为元气之本，土为万物之母，提出：“人之有脾胃，犹兵家之有铜道，铜道一绝，万众立散，脾胃一败，百药难施。上古圣人见土为后天之本，故其著述言脉者，曰四时皆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又云：“脾何以为后天之本？盖婴儿既生，一日不食则饥，七日不食则胃涸绝而死。故曰安谷则昌，绝谷则亡，脾胃一败，百药难施。一有此身，必资谷气，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生者也，故曰后天之本在脾”“治先天根本，则有水火之分，水不足者，用六味丸壮火之主，以制阳光；火不足者，用八味丸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治后天根本，则有饮食劳倦之分，饮食伤者，枳术丸主之。”李中梓脾肾并重，求得其本，极大地丰富了脾胃学说。
张景岳是明代温补学派之中坚。张景岳著《景岳全书》，广引经文，博采医家之长，推崇李东垣“元气”之说，以“脾与肾”相关并重立论，强调以后天养先天的重要性。在临床实践中，张景岳在《景岳全书·论治脾胃》强调：“脾胃有病，自宜治脾，然脾为土脏，灌溉四旁，是以五脏中皆有脾气，而脾胃中亦皆有五脏之气，此其互为相使，有可分而不分者在焉。故善治脾者，能调五脏，即所以治脾胃也。能治脾胃，而使食进胃强，即所以安五脏也。”张景岳提出五脏相关，治疗时应固护五脏的相互影响，为脾胃系统病证的论治，提供了更为广阔深入的思维方法。在脾胃病证的辨证论治方面，亦分门别类，详加论述。张景岳认为：“脾胃为水谷之海，得后天之气也。”人始生，为本于精血之源，而人既生，则赖于水谷的荣养。张景岳对“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有其独到见解。他认为：“凡胃气之关于人者，无所不至，即脏腑、声色、脉候、形体，无不皆有胃气，若失，便是凶候。”表明张景岳是通过脾胃预后，见解独到。张景岳还强调了以后天养先天的重要性。他认为：“非精血无以立形体之基，非水谷无以成形体之壮；精血之司在命门，水谷之司在脾胃；先天精血之亏，急当峻补，然补药须借脾胃为之运化转输，方能息息达于命门；水谷之海本赖先天为之主，而精血之海又赖后天为之资。”因此，他指出：“人之自生至老，凡先天之有不足者，但得后天培养之力，则补先天之功，亦可居其强半，此脾胃之气所关于人生者不小。”总之，张景岳在发展完善脾胃学说理论，丰富病证的分型与论治，选方用药等诸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薛立斋将《黄帝内经》中脾胃是化生气血之源的观点及《难经·四十二难》中“脾裹血”理论深入发展，首创“脾统血”理论。薛立斋通过对脾的原始解剖进行归纳总结，在注释《妇人良方》中提出：“愚按经云，脾统血，肝藏血。”“血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五脏，洒陈六腑，在男子则化为精，在妇人上为乳汁，下为血海。故虽心主血，肝藏血，亦皆统于脾。”其曰：“血生于脾，故云脾统血，凡血病当用苦甘之剂，以助阳气而生阴血。”脾裹血指脾具有包裹血液，使之不散的作用；脾统血主要体现脾的生理功能，不仅指脾具有统摄血液在经脉中运行而不逸出脉外的作用，同时还包含脾生血之义。薛立斋对明确脾的生理功能概念做出重要贡献，巩固了脾胃为后天之本的思想，使“脾裹血”发展到“脾统血”。
陈实功是明代南通中医外科“正宗派”创始人，著有《外科正宗》一书，以“列症详，论治精”著称。纵观全书字里行间，陈实功重视“脾胃”的思想，尤为突出。故在其《外科正宗·痈疽治法总论》中即明言：“盖疮全赖脾土，调理必要端详。”陈实功疮科脾胃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脾胃与疮科疾患发生的关系。陈实功指出：“脾胃者，脾为仓廪之官，胃为水谷之海，胃主司纳，脾主消导，一表一里一纳一消，运行不息，生化无穷，至于周身气血，遍体脉络……所以命赖以活，病赖以安，况外科尤为紧要。”陈实功在《外科正宗·痈疽原委论》中指出：“膏粱厚味多无忌。”并进一步阐明：“膏粱者，醇酒肥鲜炙爆之物也……其味香燥甘甜，其性咸酸辛辣，又至于涂藏浓料，顿煮重汤，以取其爽口快心罔顾其消阴烁脏。”表明疮疡的发生与脾胃受损，升降失常，气血不畅密切相关。第二，脾胃与疮疾治疗的关系。陈实功对疡科诸病的治疗，主张内外并治，尤其重视调理脾胃功能。陈实功在《外科正宗·痈疽治法总论》中曰：“大抵首尾，俱不可损伤元气，脾胃为要。”又曰：“今之治法，不论首尾标本，先必固护脾胃，次行托药，谓本立而道生，病无不活。”表明在治疗过程中一定兼顾脾胃，以养胃而固后天之本为要。第三，脾胃与疮疡病防治的关系。对于疡疾，陈实功不仅重视疾病的治疗，更关心其预防和调理。《外科正宗·调理须知第十三》中指出：“凡人无病时，不善调理而致生百病，况既病之后，若不调摄，而病岂能得愈乎？”又曰：“如人之病中肿痛时，自然痛伤胃气，诸味不喜，直待溃后，脓毒一出，胃气便回，方欲思食，彼时但所喜者，便可与之接补脾胃，如所思之物，不与，此为逆其胃气，而反致不能食也。”由此可知，陈实功尤其重视调理饮食，保全脾胃，从而使脾胃强健，而达防病于未然的目的，强调外科疾患的预后转归与脾胃气血盛衰有关，从而把脾胃理论由内科引申到外科领域，并做出了新的发挥。
万全，字密斋，是明代著名的儿科及养生学家。万全创新性提出小儿三有余、二不足的生理特点，为中医儿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万全高度重视调护脾胃，时时固护脾胃，于《幼科发挥·原病论》中提出：“胃者主纳受，脾者主运化，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蜂起。故调理脾胃者，医中之王道义也。”《万氏家藏育婴秘诀·卷之一·脾脏证治》提出“儿之初生，脾薄而弱，乳食易伤，故曰脾常不足也”，高度概括了儿童脾胃系统疾病的生理特点。
万全提出“脾胃虚弱，百病蜂起”，认为幼科疾病发生的基础是脾胃功能失调。如《幼科发挥·卷之一·小儿正诀指南赋》将脾胃受损的原因概括为：“肠胃脆薄兮，饮食易伤，筋骨柔弱兮，风寒易袭。父母何知，看承太重，重绵厚褥，反助阳以耗阴；流歠放饭，总败脾而损胃。闻异声，见异物，失以提防；深其居，简其出，固于周密。未期而行立兮，喜其长成；无事而喜笑兮，谓其聪明；一旦病生，而人心戚，不信医而信巫，不求药而求鬼，此人事之不修，谓天命之如此。”万全认为常见病和多发病，无一不与脾胃有关，其在《万氏家藏育婴秘诀·卷之一·脾脏证治》中详述为：“脾土主湿，湿伤则为肿，为胀，为黄，为吐泻不止，则成慢惊风。土为坤土，坤为腹，故脾病则腹中痛，脾疳则肚大筋青也。脾之窍在口唇，脾有风则口唇动，热则口臭唇疮，寒则口角流涎，谓之滞颐，气不和则口频撮。脾主舌本，热则吐舌弄舌。脾主肉，脾虚则瘦，大肉折。脾主味，脾虚则不喜食，脾热则食不作肌肤，伤于食则成积，积久则成癖。脾主津液，脾热则口干饮水，虚则津液不生而成疳也。”
万全在治疗上选方用药精练轻灵，主张饮食调护，治疗以调理脾胃为医中之王道。补脾重在健运，他在《幼科发挥》中说：“小儿泄泻，依法治之不效者，脾胃已衰，不能转运药性以施变化……白术散主之。”从白术散组方来看，用药平和中正，助脾健运，以起脾胃之衰。同时万全认为儿科疾病做好调护固摄对于预防小儿脾胃疾病十分重要，故在《万氏家传幼科发挥·卷之三·调理脾胃》中说：“调理之法，不专在医，唯调乳母，节饮食，慎医药，使脾胃无伤，则根本常固矣。”《万氏家传幼科发挥·卷之三·调理脾胃》云：“五脏以胃气为本，赖其滋养也。胃者，中和之气也，非若五脏之偏也。如五脏有病，或泻或补，慎勿犯其胃气，胃气若伤，则不食而瘦，或善食而瘦，疮病成矣，不可治。”万全提倡治疗应该时时固护胃气，勿伤脾胃。
综上，万全的小儿脾胃理论为后世众多医家推崇备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更是治疗儿科多种疾病的重要法则，使脾胃理论在儿科的运用更为完善。
从《素问·太阴阳明论》的“阳道实，阴道虚”，到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强调脾胃分治，脾阴胃阴学说相继被提出。
薛己结合温病，巩固了脾阴学说，提出“阴虚乃脾虚也，脾为至阴”，对虚损证强调肝、脾、肾三脏调治，尤以脾土之阴为要。
明代医家缪希雍首倡脾阴说。他强调临证当分脾阴、脾阳。对于脾阴虚的论治，缪希雍提出“甘凉滋润、酸甘化阴”为治脾阴虚大法，在其《先醒斋医学广笔记·痞疹续论》云：“世人徒知香燥温补为治脾虚之法，而不知甘寒滋润益阴之有益于脾也。”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传忠录》中指出：“凡劳倦伤脾而发热者，以脾阴不足，故易于伤，伤则热生于肌肉之分，亦阴虚也。”至清初，脾阴之说渐趋发展，诸医家开始重视补脾阴。
清代吴澄在其《不居集》中专论虚损之证，如“古方理脾健胃，多偏胃中之阳，而不及脾中之阴火所灼，津液不足，筋脉皮骨皆无所养，而精神亦见羸弱，百症丛生焉”，并拟出“脾胃虚损主方”。清朝唐容川治疗血证重视养脾阴，张锡纯论“阴虚专责重于脾”，以及近年关于脾阴的广泛研究，实得力于吴澄之论。
清代温病大家叶天士创立了以卫气营血为纲的证治体系，明确提出了脾胃分治理论和胃阴辨治理论。《临证指南医案》指出：“纳食主胃，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脾喜刚燥……得阳始运，胃喜柔润……得阴自安。”“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这不仅指明脾与胃的不同特性，与李东垣的温脾升阳相辅相成，而且同时提出了胃阴辨治，为创制养胃阴一法奠定了理论基础。据其实践体会，脾胃病的虚证，一般均以阳虚为多，阴虚较少，在治疗上亦以温补脾阳为其常规，滋养胃阴仅属变法，但如忽视胃阴的重要性，概以治脾之法治胃，也是不够全面的。故提出临床治疗脾胃病不能一概以脾论之，“脾胃当分析而论”。叶天士认为治胃之通降法，既不是用辛开苦降之药，也不是用苦寒下夺之品，此二者均易损伤胃气，因而主张“腑宜通即是补，甘凉濡润，胃气下行，则有效验”，故运用甘寒益胃之品，如沙参、麦冬、玉竹、石斛之属，常以益胃汤、玉女煎调胃阴不足、内热津伤之病变，所谓“甘平或甘寒濡润，以养胃阴，则津液来复，使之通降而已矣”，可见叶天士甘润通降的治胃法得通降法之精髓。叶天士滋养胃阴法广泛地运用于外感热病及杂病的论治之中，所以特别重视审察时令和体质。叶天士临证凡是遇到禀赋木火之体，患燥热之证，或病后热伤肺胃津液而致虚痞不食、舌绛咽干、烦渴不寐、便不通爽，都从胃阴虚乏论治，以甘平、甘凉濡润胃津，通降胃腑，其所制益胃生津的益胃汤和急下存阴的泻下剂等方，皆是从脾胃论治的，被临床医家争相运用，历久不衰。此外，叶天士还明确提出“胃易燥”“胃为阳明之土，非阴柔不肯协和”的论点。叶氏在强调胃阴学说的同时，又提出“脾胃分治”的观点，尤其是其中“胃阴宜养”的学术观点给后世医家很大启迪。
由上可见，在明清时期，脾胃理论有了更为长足的发展。其发展体现了两大特点：一是对脾胃的生理病理特点及辨证施治规律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二是对脾胃理论之运用已由内科向外科、儿科等各科全面展开，从而使脾胃理论更加完善。
综上所述，中医脾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其源悠久。《黄帝内经》与《难经》奠定了脾胃系统的形态结构与学说的理论基础，已经为后世从不同角度认识“眼睑下垂”“痿证”“吞咽困难”诊治提供了理论基础。《伤寒论》开创了脾胃病证中以实证、热证为主证的辨证与论治。《金匮要略》创以脾胃阳虚为主证之证治。至此，有关脾胃学说与病证防治的理法方药已初具。隋唐时期的《诸病源候论》，对脾胃病证的分类、病因、证候、诊断与鉴别，其论尤详于《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为脾胃病证的防治，提供了丰富的方药与相关疗法。其后，李东垣著《脾胃论》，立论“内伤脾胃”之说，侧重于脾胃之气虚。温补学派的张景岳充实和发展了脾胃理论，提出“脾胃后天，人生根本”的重要思想，对于脾胃理论与病证的防治，有其独到的见解与贡献。温病学派全面推动脾胃理论的发展，其中叶天士取法于李东垣，创立胃阴学说。至此，集历代诸家之说，内容更加丰富，已逐渐形成理论与实践结合，成为中医学术之一的“脾胃理论”，并在实践中指导着脾胃病的研究与防治，为进一步研究和完善脾胃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临床实践是检验理论学说合理与否的唯一标准。通过对脾胃理论学说的形成进行梳理，可知脾胃理论与“眼睑下垂”“痿证与四肢无力、肌肉萎缩”“吞咽困难与饮食不下”“大气下陷，呼吸困难”的病因病机及证治密切相关，因此，基于脾胃理论可以更透彻、准确诊治重症肌无力。
（刘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