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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7月，一只名叫多莉（Dolly）的小绵羊通过克隆技术诞生了（图1-15），成为第一只成功克隆的哺乳动物。但它只存活了6年，远低于羊的正常寿命（12年）。原来，多莉不但拷贝了其“母体”的基因，也继承了其“母体”的年龄时钟。
●图1-15 世界第一只克隆羊多莉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类在未知领域不断创造奇迹。从理论上讲，按照人类社会的科技发展速度，克隆人的技术在过去20余年间就该出现。可是，时至今日，为何世界上还没有克隆人诞生呢？
其原因也不难理解，这项科研有着潜在风险，且会对生命和科技伦理造成巨大的挑战。比如：克隆技术中不可预知的瑕疵可能会伤害胎儿和孕育克隆胎儿的人；克隆出来的人可能会出现畸形或生命力脆弱；克隆人可能会缺乏文明认同和社会认知，对自然人类生存造成威胁。于是人类对克隆人技术的发展踩了刹车。
1931年，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发表了反乌托邦文学《美丽新世界》，该书至今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构筑了一个在祥和外表掩饰下充斥着利己主义的社会。在该社会中，大众是极权主义利用科学技术制造出来的行尸走肉，他们没有灵魂，社会也因此显得一片祥和。作者试图警醒人类：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人类任由功利主义和技术主义的价值观肆虐而迷失了前进方向，终将导致社会文明在人类赤裸而狂野的欲望中分崩离析。
好在这样的情景在现实中并没有发生。让我们静下来沉思，是什么让人类稳踩刹车，开始探究克隆人技术的伦理难题？又是什么，当科技行至功利主义的歧途时，可以使其扭转方向？
人文就可以作为科技发展的方向盘与刹车器（图1-16）。
●图1-16 人文——科技发展的方向盘和刹车器
古汉语中“人文”的作用，最早就与科技（天文）并行讨论：“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6］ 这里所言之“人文”意指以人为主体的人类社会运行的道德伦理规范和礼法制度；与“人文”相对应的“天文”则意为自然中天地万物运行的规律。
人们开展科技活动旨在求真，即探寻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解答人类“是什么”“为什么”的疑惑；而人文活动旨在求善，即解析精神世界的认识问题，指导人类活动“应当如何做”。“文明以止”就是要求人们遵循道德伦理规范和礼法制度，从而心有所明，并做到行有所止；进而论及“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是说需以“人文”为准则教化天下世人，从而明晰探寻世界发展规律的方向。这段古语还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
钱穆先生深信，“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天人合一观”建基于其一生持守的“人文演进”观之上 ［7］ ，具体而言，人文精神的内涵可以阐释为：①人之自觉，人们去主动思考人生的问题，并意识到要对自己的行为和决定负责；②人之德性，人性是后天社会化的产物，需要教化，需要道德的熏陶；③社会关怀，人文主义思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和关系，人与机器的区别就在于人具有感情，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是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④文化素养，文化是人的精神所孕育出来的人为环境，人文精神与文化素养不可分割；⑤无我态度，以付出、共享、奉献为人生义务，对自然界有“天人合一”的胸襟。当代人文对科技的关涉仍然需要基于“天人合一观”，保障可持续性生态文明及健康和谐的社会关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伯林格（Lee Bollinger）在一次题为“全球化与现代大学”的讲演中，谈到他因参加由联合国组织的一次探访埃塞俄比亚饥民的活动所受到的触动，并因此重新思考全球化时代应当如何培育大学生的人文素养。他认为，仅仅让学生们通过核心课程了解莎士比亚、达尔文、米开朗琪罗和莫扎特是不够的。我们身处的世界还存在着贫穷、饥饿、艾滋病和恐怖主义，我们应该引导学生去了解和体验真实的世界，去探究和解决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为人类带来福祉 ［8］ 。
如伯林格教授所言，想要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掌舵新科技，为全人类造福，需要拥有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糅合东西方价值精髓的全球化新人文精神，成为能够自由穿梭于东西方知识和价值体系之间的摆渡人，这是全球化时代人文对科技关涉的新要义。
人的思维是一个整体，逻辑思维与左半脑密切相关，主导科技活动；形象思维与右半脑密切相关，主导人文活动。二者相互渗透，相互支持，不可分割。而人文精神只有内化为相对稳定的品质结构，并外化为行为习惯，才能对科技活动产生指导意义，因而我们在开展科技活动的过程中，要学会体悟、反思和修炼。人文精神的内化和修炼没有终点，人文教育是终身教育。
马近远
南方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副教授，参与创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2003年，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士学位。2007年，获多伦多大学安大略省教育学院硕士学位。2015年，获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和国际比较教育哲学博士学位。曾就职于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世界经合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