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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三针疗法的临证要诀是：治神得气，辨证补泻；三针取穴，直指病所。
在五十载的针灸教学、临床和科研工作中，靳老始终非常重视针刺时精神心理因素的作用。正如《素问·汤液醪醴论》所言：“针石，道也。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医者面对的不单是疾病，更是活生生的人，而能充分体现人之灵性，发挥核心调控功能的，正是中医所谓的“神”。《素问·宝命全形论》云：“针有悬布天下者五……一曰治神。”《类经·针刺类》曰：“医必以神，乃见无形，病必以神，血气乃行，故针以治神为首务。”无一不将治神摆在至关重要的位置。靳老常引《黄帝内经》“凡刺之法，必先本于神”一句来教导学生，他认为治神是针刺治疗的内在关键，是得气的前提。尽管目前有各种先进的仪器和工具，但针灸医师仍不可惰于钻研针灸手法和心法，医者必须深入到“心领神会”的境界，方能感悟针刺的精妙微细，这是任何仪器所不及的，也是中医针灸的精粹所在。故靳老高度总结治神之法，概括为“九字诀”——定、察、安、聚、入、合、和、实、养。
针刺施术前，施针者和患者均需调整好身心状态，调匀呼吸节律，稳定心理情绪等，特别要注意“大惊”“大恐”“新怒”勿刺，“必定其气乃刺之”。
医者需要在安静状态细细体察患者精神状态的变化，从而了解其气血运行的状态。《素问·宝命全形论》谓：“静意观义，观适之变。”《灵枢·本神》云：“用针者，察观病人之态，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脏以伤针不可以治也。”靳老在诊治患者时，常静默无言，以洞见幽微，其切入的深度令人印象深刻。
在与患者的交流中，医者须怀仁爱之心，时常宽慰开导，帮助患者建立信心，减轻疾病带来的紧张焦虑。《灵枢·师传》云：“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如是则患者神安，经脉气血平和流通。
患者神安后，可以进一步引导其精神集中朝会。《标幽赋》曰：“凡刺者，使本神朝而后入，即刺也，使本神朝而气随。神不朝而勿刺，神已定而可施。”《灵枢·终始》所云“魂魄不散，专意一神，精气不分，毋闻人声，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亦为此意。同时，医者也需聚精会神、专心致志。治疗疾病其实是在医患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场”中进行，医者聚神是控制这个“动态场”导向的关键。若成功则“散气可收，聚气可布”“移精变气”，疾病转归；若失败则反也。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针刺前治神十分重要，通过“定察安聚”可形成强大的积极之势，贯穿整个施治过程。
《灵枢·官能》云：“用针之要，无忘其神。”《灵枢·九针十二原》云：“持针之道，坚者为宝，正指直刺，无针左右，神在秋毫，属意病者，审视血脉，刺之无殆。”靳老对持针很有讲究，常以右手拇指、食指、中指夹持针柄，将针垂直放于穴位上。简而言之，持针治神，要求医者将精神意识贯注于针中。
合神指医患双方两神相合，要求进针时，术者全神贯注，属意患者，尤其要注意观察患者的眼睛，及时了解其精神状态。正如《素问·针解》所云“方刺之时，必在悬阳，及于两卫”“必正其神者，欲瞻病人目制其神，令气易行也”。
靳老在进针时，将拇指、食指二指互相推前退后，捻动针柄，捻转角度小于90°，捻转时集中精神将腕力和指力运至针上，保持针体垂直并适当用力下压，边压边捻边体会手下针感，得气即止。《针经》云：“用针之类，在于调气。”“为刺之要，气至而有效。”《标幽赋》说：“气速至而效速，气迟至而不治。”都说明针刺得气与否直接影响治疗效果。靳老这种缓慢捻转进针的方法将患者注意力高度集中于所刺激的穴位，使医患二者专注之神气相贯通，达到“两神合一”。神聚则气亦聚，当患者的气和医者的气相聚在一起时，就容易产生“得气”之感，待得气后方可行补泻手法。靳老还指出，如果快速入针，尤其是“飞针”，一来很难控制到穴位的准确性，“飞”十次都不能保证“飞”中同一个穴点，穴位不准，疗效何来？再者，快速入针，虽然能减轻患者的痛苦，但对针感和得气的帮助反而不大，甚至没有针感，治疗效果就不会很好。反之，缓慢地入针，不但能保证取穴非常精确，而且使患者的注意力（即患者的“气”）集中在穴点上，医者的注意力（即医者的“气”）集中在针尖上，两气相合，可增强针感，更易于得气。
靳老对针刺之针形亦有讲究，要求“有根”“有神”。所谓“有根”，即指针体能直立固定，不可松松垮垮，东倒西歪；“有神”，是指针下要沉涩紧，即得气，若如针破棉絮，则应候气、催气。
和神指在行针阶段需充分运用精神意识的力量来进行相互作用，完成候气、辨气和补泻这三要素，“补之泻之，以意和之”。补泻是针刺的核心，医者必须充分运用神意驾驭手法，与机体反应互动，调和不平之气。靳氏三针法行针治神要求：心手相应，神御气和。
靳老认为，行针补泻实际是医者向患者输入的一个能量调整信号，通过机体反应系统作用于全身，留针的目的是通过气血循环使补泻后获得的正气流转全身，使体内神气得到补益和充实。针刺过程中医者需静观患者整体神气的变化，“睹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复。一其形，听其动静，知其邪正。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待正气来复，而后出针。临床中往往实证易泻，虚证难补。实证患者容易获得气感，行针得气补泻后，可以不留针或短暂留针即可。而虚证患者一般较难获得得气感，应相对延长留针时间，一般可达半小时至1小时，有些甚至需要留针2小时之久，正所谓“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如待所贵，不知日暮”。
靳老强调，在借助针刺调和气血运行后还需要谨慎调养情志，善养其神者，方奏全功。如《素问·刺法论》所云“慎勿大怒，勿大醉歌乐”“勿大悲伤”“静神七日”，方能更好地发挥针刺的远期效应。医者当体会患者受苦深重，怀仁爱之心、慈悲之意，不滞于物，玩笑幽默，令患者升起信心，轻松自然，气血流通。另外，患者的家庭关系在诊疗中也发挥着重要的潜在作用。如果医者能与患者及其家属相互协调配合形成合力场，便可谓“三神合一”，常是攻克顽疾痼症，取得佳效的关键。
在临床实践中，靳老发现，非常容易得气的患者多是病邪盛，气血也盛，或是正气未衰的状态，因此疗程短，疗效也比较好；反之，难于得气的患者疗程长，效果一般较差；若完全不能得气，插针如豆腐之虚软，说明功能已经严重减退或消失，则属于“难证”或“死证”。
进针至一定部位时，患者常会有酸麻重胀的感觉，一些学者认为此即为针刺得气，但靳老并不认同。靳老认为，《黄帝内经》中未有记载“酸麻重胀”的针感，只有“谷气来也徐而和，邪气来也紧而疾”以及针下寒热的感觉，难道古人没有“酸麻重胀”的感觉吗？非也，是古人认识到针刺的真谛并不在此，故而没有在此方面深入去探究。“酸麻重胀”只是局部的一些浅表的初步感觉，“徐和紧疾”和“针下寒热”才是更深层的机体整体调节后的反应，也是我们真正需要深入研究的地方。此时用拇指、食指、中指三指紧持针柄，并略将针提高少许，以候针下之气，切忌下针后有意识地将针上下左右提插（即“无针左右，神在秋毫”）。因为这样会分散医者辨别针下之气的注意力，犯未候气而行补泻的错误。《难经·七十六难》曰：“当补之时，从卫取气，当泻之时，从营置气”，欲补则当在浅层候气，欲泻则当在深层候气，医者在一开始就应“神而明之”。
辨气是施行补泻手法的关键，一般可以将针下之气分为谷气和邪气两种。谷气即是人体正气，常人“谷气来也徐而和”，但在病理状态下，谷气虚陷不足，大都在候气较久或催气之后应针而来，渐渐充实不易察觉。此时要“慎守勿失”，不可骤然泻之，应施以补法，使患者“若有所得”。“邪气来也紧而疾”，大部分在入针之后即可感觉到，较候正气容易。此时不可妄用补法，应施以泻法，使患者“恍然若有所失”。根据针下表现可进一步分辨邪气的寒热属性，通常热邪会顶针向上，使针下皮肤高起，寒邪易吸引而下，致针下皮肤凹陷。
靳老补泻手法主要有三，以《黄帝内经》的“疾徐补泻”手法为基础，分为大补大泻和小补小泻，加上导气同精法。
大补大泻，以疾徐补泻法为主。《灵枢·九针十二原》云：“徐而疾则实，疾而徐则虚，为实与虚，若有若无，察后为先，若存若无，为实为虚，若得若失。”其操作的总原则为“慢入快出为补，快入慢出为泻”，在此基础上，行三进一退为补，一进三退为泻，进退次数可酌情增减，不做硬性规定。靳老施行补泻，遵《黄帝内经》意旨“补则针下热，泻则针下寒”，即行补法后，患者循经所过有温暖感，行泻法后，患者循经所过有凉快感，而且症状有所改善为效应标准。症状改善的具体表现为：临床有体弱神倦、肢冷、脉微细等症状的虚性病者，经针刺后见温暖、神充、脉起；有头痛、身热、脉数等症状的实性病者，经针刺后见痛止、体凉、脉缓。
小补小泻，适用于疾病早期，此时病情较轻浅，正气尚未衰竭。具体操作：补法，得气后慢慢地用腕力和指力将针推到地部，然后紧压穴位30秒，迅速将针提起。泻法，快速将针插到地部，得气后慢慢地用力将针退出，补泻手法均只操作一次，即一度。
导气同精，出自《灵枢·五乱》所云“徐入徐出，谓之导气，补泻无形，谓之同精，是非有余不足也，乱气之相逆也，命曰治乱”，“治乱”之时应当“移气于不足，精神乃复”。具体操作是在卫部得气后，三进三退，使气循经并直达病所。要点是缓慢入针，缓慢出针，以导其气，不补不泻，与身体自然的营卫相同称为同精，治疗标准以不寒不热、调和为度。
为使靳三针疗法体系具有更强的实际指导意义，靳老提出以“阴阳为纲”的观点来分型论治脑病。以脑瘫为例，临床上可将其分为阴急阳缓、阳急阴缓和阴阳俱虚等证候；中风病亦有软瘫之阴证和硬瘫之阳证的区别。任、督二脉分别为“阴脉之海”与“阳脉之海”，在脑病的治疗中起着重要作用。
中医的辨证论治，是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为主的，对于针灸而言，除八纲之外，还要强调分经辨证。经络内连脏腑，外络肢节，使全身上下内外产生紧密的联系，针灸作用于穴位上，通过经络调节脏腑气血功能，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因此，辨明到底是哪条经脉发生病变是十分必要的。靳老历来强调分经辨证施治，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开始研究和总结这方面的内容。靳老经常提醒学生在学习针灸的时候要明了经脉的分布情况，还要善于总结、掌握每条经脉的病候，如五官科病、妇科病等与哪些经脉有联系，又如，四肢关节疼痛的疾病，要搞清楚风寒湿邪到底是侵犯了哪条经。在分经的基础上还要再辨证。比如，明确胃脘痛属胃经病变后，若有胃虚表现，兼见情绪急躁，易怒，两胁胀痛，口苦，泛吐酸水等症状，则属肝木乘脾土。在选穴上，除用足三里补胃气外，常在肝经的太冲等穴行泻法，以疏肝理气。再如，耳鸣耳聋这类病变，除选听宫、听会、翳风等手太阳、手少阳经穴外，若辨证属肝肾不足，还应加用足少阴肾经的太溪，或灸腰部的肾俞、命门。针灸分经辨证论治是针灸在治疗方法方面有别于中医其他学科的另一大特色。
靳老治疗各类脑病以头部取穴为主，但并不主张每天选择运动区、感觉区等来进行针刺，因为这种呈线状的取穴方法很容易使患者产生耐受性。靳老根据自身临床经验，结合脑的神经功能分布定位、经络学说等内容，以区域取穴为主，归纳总结了一系列治疗脑病常规穴组，取穴精简，疗效显著。例如，在脑病治疗中大多都会使用头四项，也称“弱智四项”，包括智三针、四神针、颞三针、脑三针，其中前部的智三针主攻智力，头顶的四神针主攻神志，两侧的颞三针对应大脑中央前后回区，主攻肢体运动和感觉，脑后的脑三针对应小脑，主攻平衡。治疗智力障碍儿童时，为使患儿逐渐适应针刺治疗，第一天仅用四神针、智三针，第二天、第三天及之后应把头四项全部用上。不会说话者配舌三针和足智针；听力下降、反应迟钝者取听宫、人中、完骨等。再比如，小儿脑瘫多由于早产、新生儿窒息、黄疸等原因造成脑损害，以中央前回的运动区损害为主，多表现为运动功能障碍，有具体的损害部位，取穴也要用头四项，其中颞三针是最主要的，还需要加用四肢部位的穴位，可取手三针、肩三针、足三针、股三针等针组刺激局部神经肌腱，腰部无力者用腰三针，还可取坐骨针。
与古医家少取穴、轻刺激的观点不同，靳老治疗小儿脑瘫时常用多针法，刺激比较强烈。靳老认为，前人的某些经验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首先，古代针具粗笨，本就易于挫伤皮肉筋骨，而小儿皮薄肉脆，针刺时更宜慎重，故许多穴位被列为小儿针刺的禁忌穴。但随着技术的发展，针具不断改进，只要操作细心，技术娴熟，许多原先的禁忌穴都可以进行针刺。事实上，自新中国成立后，小儿针灸的治疗方法、优势病种都有了极大的扩展。目前临床广泛采用多针治疗患有脑瘫、智力障碍、孤独症、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病的脑功能障碍患儿，均未发现明显副作用。其次，由于各种原因的限制，古人对脑瘫这类小儿沉疴缺乏全面的认识，在针灸治疗方面也没有足够的经验积累。靳老研究发现这类脑病属沉疴顽疾，轻浅的刺激犹如微风拂过水面，难以调动其正气，激发起机体内部自我修复的功能，故治疗效果不尽人意，必须集中强刺激方可见效。
靳老常言，求实与创新是医者应该具备的素质。既要尊重事实，又要有独立之精神，无论是研读古代经典著作，还是学习现代科学理论，都不能一味地照搬照抄，需要根据临床实际，提出自己的主见和创见。靳老诊病时，通常不在第一时间看患者以前求诊的病历，而是先做出自己的诊断，再参考患者的病历，相互对照。他认为，患者往往是在没有治好的情况下才来找自己的，如果提前看了原来的病历，自己的判断就容易受到其他经治医生的影响。如是，“靳三针疗法”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求实创新发展而成的。
靳老认为中医与西医并不是对立的，提高针灸学术水平也需要不断补充现代医学知识。1950年，靳老在广东中医专科学校（广州中医学院前身）读中医本科时，按学校教学体制“三七开”学习了中西医知识和技术。海南省人民医院（原福音医院）是一家颇有规模的医院，这里的不少医生都受过正规西方医学教育，1954年，靳老在这里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实习，并以非常出色的成绩回广州留校任教。在中山医学院兼职教学期间，靳老跟随西医名家进修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在此期间所掌握的巴甫洛夫神经反射学说，更是为后来研究脑病奠定了基础。1957年，在编写第一本针灸学讲义时，靳老开始尝试用神经学说解释针灸，比如用针灸治疗坐骨神经痛，会写明所选穴位对应的神经解剖结构。他说，神经学说为我们展示了神经组织的结构和功能，重在描述解说；经络学说则以气血流注和感觉作为直观表达，重在实践，解决问题。他曾意味深长地说：“西医的神经学说和中医的经络学说，各有所长，谁胜谁负尚未知晓。”靳老一贯坚持以中医为核心，吸收西医的精华部分，西为中用，独立自主，不断创新发扬中医。
历史上，针灸学几经兴衰，每一次都凭借不容忽视的客观疗效渡过难关，针灸的疗效也在一定程度反证了针灸理论的正确性。而如今针灸学的发展一部分已超出了古典医籍的记载，需要进一步充实完善针灸理论体系，尤应集中中西医二者在临床与理论方面的优点，以提高疗效为着眼点，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