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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是对疾病全过程的特征与规律等本质所作的概括；“证”是对疾病发展过程中某阶段的病位与病性等本质所作的概括；“症”包括症状与体征，是机体患病时所表现出的各种现象。此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都统一于“疾病”总概念之中，都由疾病的病理本质所决定。长期以来，中医临床强调辨证论治，它是中医学的特点与精华，但过分强调辨证论治，而视辨病论治为可有可无，甚至把辨证论治当作是医疗活动的缺点，势必忽略对疾病规律的认识与总结，因而很多学者提出建立病、证、症相结合的中医诊疗体系。
妇科药对作为妇产科临床用药最小配伍单位，以药少力专、应用灵活方便为特点。其中有为针对某种病因病机、证型而设，有为针对某种疾病中贯穿病机始末的基本病理而设，有些药对能止血、止带、通乳、安胎，还有的药对通过现代药理实验研究证明能抗菌、抗癌……凡此种种，不但为妇科临床结合病、证、症三种因素综合用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客观上也昭示妇科药对运用时应重视辨病、辨证、辨症三位一体的重要原则。
例如，痛经是妇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主症为“痛”，其发病关键或为“不通则痛”，或为“不荣则痛”，辨证常可分为肾气亏损、气血虚弱、气滞血瘀、寒凝血瘀、湿热蕴结五型。因此，其治疗首先应该辨证论治，如肾气亏损者可选用“巴戟天-山茱萸”等药对以补肾气、填肾精，但因主症为“痛”，止痛为当务之急，故又需辨“症”论治，配伍“白芍-甘草”缓急止痛，甚至配伍“金铃子-延胡索”“五灵脂-蒲黄”行气活血止痛。
妇科药对所针对的“病”包括中医的“病”和西医的“病”两方面。“病”常包括一个发病、进展及转归的过程，或是随时间而变化的不同证候的连续，其中多有一个贯穿疾病始末的基本病机。如带下病，临床辨证虽可分为脾阳虚、肾阳虚、阴虚夹湿、湿热下注、湿毒蕴结等证型，但湿浊下注、脾肾功能失常是各证型的基本病理，故在辨证的前提下，治疗应针对这一病理配伍健脾利湿之品，“白术-茯苓”“白术-苍术”即为针对带下病病机的这种常用治“病”药对；同时，鉴于带下增多见于西医学的阴道炎、子宫颈炎、盆腔炎、妇科肿瘤等疾病中，临床通常又借鉴现代药理研究的成果，添加针对这种炎症、肿瘤等西医之“病”而设的治“病”药对。比如因滴虫性阴道炎引起之带下，常配伍“灭滴”药对“苦参-蛇床子”。倘若带下量多难止，还需对症治疗，配伍“煅龙骨-煅牡蛎-禹余粮”或“芡实-金樱子”等以收涩止带。此外，像妇科临床以“蒲公英-忍冬藤”治乳痈、“王不留行-夏枯草”治子宫肌瘤、“马鞭草-白花蛇舌草”治盆腔炎性包块、“海藻-昆布”治妇科肿瘤、“白芷-皂角刺”用于输卵管不通等无不属于因“病”用药。至于像以“王不留行-皂角刺”下乳、“莲房炭-荆芥炭”止血、“荔枝核-香附”止痛，则显然又可归入对“症”治疗范畴。
上述各具特色的药对从另一个角度充分说明，中医妇科临床诊疗时既应固守“辨证论治”，又应注意“辨病”“辨证”结合，从而使各种药对在临床运用时能获取最佳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