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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当中虽未提及“伏邪”二字，但字里行间无不映射着“伏邪”的内涵，对“因何而伏、所伏何邪、邪伏何处、伏邪安发”这四个问题均做了较为明确的说明。
1.关于“因何而伏”
关于“伏邪”发生的前提，《素问·金匮真言论》言：“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灵枢·百病始生》亦言：“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素问·生气通天论》中也强调“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时之序也”。因此，脏腑内虚、精气不足是邪气内伏的先决条件。
2.关于“所伏何邪”
《素问·生气通天论》提出：“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四时之气，更伤五脏。”再如《灵枢·贼风》曰：“黄帝曰：夫子言贼风邪气之伤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不离屏蔽，不出空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离贼风邪气，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尝有所伤于湿气，藏于血脉之中、分肉之间，久留而不去。”亦如《灵枢·五变》云：“百疾之始期也，必生于风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复还，或留止，或为风肿汗出，或为消瘅，或为寒热，或为留痹，或为积聚，奇邪淫溢，不可胜数。”通过以上条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风、寒、暑、湿等诸多邪气皆可侵袭人体，伏留不去，发为“伏邪”。
3.关于“邪伏何处”
《灵枢·贼风》有“藏于血脉之中、分肉之间”，《灵枢·五变》有“循毫毛而入腠理”，《灵枢·岁露论》有“虚邪入客于骨而不发于外”，《素问·疟论》有“温疟者，得之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之中”。宋代韩祇和在《伤寒微旨论》中指出“其骨髓间郁结者，阳气为外邪所引，方得发泄”，亦认为寒气可郁结于骨髓之间。《素问·痹论》中亦明确指出风、寒、湿邪可内伏于筋、脉、肉、皮、骨，而发为五体痹，久而痹邪内传至脏腑可发为脏腑痹。《灵枢·百病始生》更是阐述了外邪侵袭人体后的传变次序，如“是故虚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肤……留而不去，则传舍于络脉……留而不去，传舍于经……留而不去，传舍于输……留而不去，传舍于伏冲之脉……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外、募原之间，留著于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或著孙脉，或著络脉，或著经脉，或著输脉，或著于伏冲之脉，或著于膂筋，或著于肠胃之募原，上连于缓筋，邪气淫溢，不可胜论”。另外，宋代韩祇和在《素问·疟论》“此病藏于肾”及《灵枢·百病始生》“传舍于肠胃之外、募原之间”的启发下，明确提出伏邪可内传于脏腑，如“至小寒之后、立春以前，寒毒杀厉之气大行时，中于人则传在脏腑”。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邪气侵袭肌表，可直接伏留于五体肌腠，亦可向内传变，附着他处。第二，外来邪气可直接内伏于包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在内的诸多部位。
4.关于“伏邪安发”
王叔和在《伤寒论·伤寒例》中指出“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庞安常在《伤寒总病论》中指出“伏寒”更遇时邪，则会发为“温病”，如《素问·疟论》所言：“得之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之中，至春则阳气大发，邪气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脑髓烁，肌肉消，腠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皆出，此病藏于肾，其气先从内出之于外也。”金代张子和《儒门事亲》曰：“人之伤于寒也，热郁于内，浅则发，早为春温。若春不发，而重感于暑，则夏为热病。若夏不发，而重感于湿，则秋变为疟痢。若秋不发，而重感于寒，则冬为伤寒。故伤寒之气最深。”以上条文虽以“伏寒化温”而言，但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仍能清楚认识到“伏邪”再发与外邪引动密切相关。
在现存医籍中，最早提出“伏气”一词的是《伤寒论·平脉法》：“伏气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内，欲有伏气，假令旧有伏气，当须脉之。”“伏气”一词的提出，在“伤寒”与“温病”之间建立了桥梁，为温病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此处的“伏气”与温病理论中的“伏气”并非完全一致，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温病学家为“伏气”理论注入了更多新元素、新内容 [1] 。
《素问》多次强调“伏寒成温”，如《素问·热论》曰：“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暑当与汗皆出，勿止。”更由于温热病发病急，传变快，而为病家所惧，医家所重。因此“伏寒成温”学说为后世医家所推崇：晋代王叔和在此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伏气”一词，并且指出“伏寒”可因时气而变温变暑；宋代庞安常提出“伏寒”可因时邪而变温成毒；宋代韩祇和提出了“伏阳”学说。但金代刘完素则指出“伏寒”既发为热病，则应“直言热病，不言其寒也”；王履认为“伏寒成温”并非普遍现象，只是“偶不即发”而已。自此，医家逐渐意识到“伏气”理论并不能解释所有温病的发病情况，因此在发展《黄帝内经》伏邪理论的同时，思索着另外一类温病形式，即外感温热的情况，如：庞安常提出“即时发病温者”与“伏寒成温者”是温病发病的两个方面；郭雍提出了春时“三者之温”，即伏寒春发、春时自感与非节之疫；汪机提出“春之病温有三种不同”，即伏寒春发、重感湿温之气、春时感温，并认为“三者皆可名为温病，不必各立名色”。至明清时期，伏气温病论与新感温病论均得到了十足的发展，且互为羽翼，共同构建起温病学。
《素问·痹论》是“痹病”理论的奠基之作，亦是经典之作，同时也是对“伏邪”理论的精要阐述。通过挖掘《素问·痹论》可以发现：①痹病的病因是风、寒、湿邪，即“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②脏腑痹的发生是由于反复感受风、寒、湿邪，即“内舍五脏六腑，何气使然？……所谓痹者，各以其时，重感于风、寒、湿之气也”。③各脏腑痹有其独特的证候特征，如“凡痹之客五脏者，肺痹者，烦满，喘而呕。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肠痹者，数饮而出不得，中气喘争，时发飧泄。胞痹者，少腹膀胱按之内痛，若沃以汤，涩于小便，上为清涕”。④饮食伤于肠胃，内生寒湿，是腑痹形成之本，如“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其客于六腑者，何也？……此亦其饮食居处，为其病本也。六腑亦各有俞，风寒湿气中其俞，而食饮应之，循俞而入，各舍其腑也”。⑤调和荣卫是防治痹病的重要法则，即“荣卫之气，亦令人痹乎？……逆其气则病，从其气则愈，不与风、寒、湿气合，故不为痹”。⑥痹的临床表现形式多样，除常见的“痛”“不仁”等“寒”痹、“湿”痹之候外，也可表现为“热”痹、“燥”痹，如“痹，或痛，或不痛，或不仁，或寒，或热，或燥，或湿……其寒者，阳气少，阴气多，与病相益，故寒也。其热者，阳气多，阴气少，病气盛，阳遭阴，故为痹热”。这里的“阳气少，阴气多”是指寒性体质，而“阳气多，阴气少”则是指热性体质。换言之，热痹之因与寒痹之因相同，都是感受风、寒、湿邪。但是发为热痹还是发为寒痹，取决于体质。热性体质（阳），感受风、寒、湿邪（阴），“阳遭阴”，则发为热痹。
自《黄帝内经》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暑、燥、火之类的伏气温病学说发展尤速，然风、寒、湿之类的邪气内伏学说却销声匿迹。诚如上文所述，六淫邪气皆可内伏，尤其是“寒湿内伏”在伏邪致病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有大量方药为“伏寒”“伏湿”而设，如麻黄汤、麻黄附子细辛汤、麻杏薏甘汤、麻黄加术汤等。现代社会风湿免疫类疾病众多，而这些疾病与“寒湿内伏”密切相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仝教授在“伏邪”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痹病”理论，提出了“脏腑风湿”学说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