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文医学

一、人文医学的概述

人文医学（humanistic medicine）是以哲学、伦理、心理、社会、历史、艺术等人文学科的观点来理解生命、健康、疾病与医学，是研究医学与医疗服务的本质、目的、价值和专业精神，旨在医学研究和医疗服务中彰显人文精神和体现人文关怀的学科。人文医学的作用在于促进医学与人文相融的临床医疗、教育与研究，从而使得患者获得人性化的、优质的医疗服务。

人文医学与“医学人文”“医学人文学”“人文社会医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名词，目前还难以进行清晰的区分。从表面内容上可以大致理解为同义词，但从其实质的内涵和丰富的外延来区别，这些名词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如强调医学的学科性质时，一般用“人文医学”的概念，而当侧重于医学的人文属性时，则可用“医学人文学”的概念。在医学文献中，“人文医学”或“医学人文学”这个词具有多重含义，有将之视为“医学伦理学”的同义词，或将其作为人际沟通技巧、行为科学的一部分，也有认为其实际上是一种人文的医学。有人将它视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或一个学科群，将人文医学看作一个旨在关注和研究医疗保健和卫生服务中的人类价值、探讨医学的终极关怀问题的学科群。

《医学人文学》杂志将医学人文学定义为一种跨学科的探索，旨在研究和阐释医学实践的性质、目的和价值；寻求一种对生命特性的科学理解和对个体经验的人文理解的综合。而澳大利亚医学人文学会给予的概念是：医学人文学是有关“人的科学”，以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学科的观点来理解健康、疾病与医学。它旨在跨越临床医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藩篱，促进跨学科的教育与研究，从而使得患者获得最好的医疗服务。著名生命伦理学家佩雷格里诺（E. D.Pellegrino）则从医生素质的构成来阐述他所理解的医学人文学：作为医学基础的人文学科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艺术、音乐、法律、经济、政治学、神学和人类学等。这些人文学科在医学中具有正当合理的位置，它不应只是一种绅士的品质，不是作为医疗技艺的彬彬有礼的装饰，也不是为了显示医生的教养，而是临床医生在做出谨慎和正确决策中必备的基本素质，如同作为医学基础的科学知识和技能一样。

医学与人文密不可分，医学是“人学”。医学汇集了人类在自我（从躯体到心灵）认知、自我救助方面的知识、智慧与发明、发现，它研究的主体是人，研究的对象也是人，服务的对象还是人，疾病是人的痛苦，是心灵的伤害，任何医疗的活动都是人与人之间身心救助的体验，而不只是人与机器之间的联系。著名学者于光远曾对医学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对于临床，可否理解为世界上许许多多自然过程中的一个特殊自然过程，临床当然不是一个天然的自然过程，而是一个社会的自然过程。对于临床来说，疾病一般都有社会的原因，有社会性，医学的治疗行为包括所用的方法、手段，也是有社会性的。所以，临床是两重的社会自然过程，因此，我认为医学不是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本身是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的学科。”在1980年，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教授就曾说：“人的健康与疾病，不仅受着物质环境的支配，也受社会制度、经济条件、精神状态等影响。因此，医学又是与社会科学密切相关的。”《亨利·西格里斯论医学史》（1959年版）有这样的观点：“当我说，与其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是一门社会科学的时候，我曾经不止一次地使医学听众感到震惊。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调整以适应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为了做到这一点，医学经常要应用科学的方法，但是最终目的仍然是社会的。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生和患者，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群人之间的多方面的关系。”但医学之所以区别于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人文科学，仍在于医学主要是通过技术手段服务于人类健康。问题在于人是社会的人，疾病与健康总是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故医学在使用技术治疗疾病和为健康服务的同时又不能不考虑人文社会因素的作用。医学首先是一项社会事业，其次才是一门学科。医学从诞生之时直到今日，都表现为追求人的幸福这一道德责任 ^[6] 。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们日益深刻地认识到医学各学科间及医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间的整体联系，更加明确医学的技术发展与人文关怀是密不可分的。

人文医学可有两个层面的理解，一种理解为“医学中的人文”，将人放在医学的中心位置来重建医学的框架，使临床医学不仅基于科学观察和实验室数据，也基于理解和减轻患者痛苦所形成的经验。医学终归是关于生命的学科，是关于人的学术。医学中的人文是要解决“医学要做什么”的问题，是对“技术至上”的反思，是对技术与道德异化的纠正，是医疗过程中对患者的人文关怀。人文医学的另一种理解是“医学与人文”，包括医学哲学、医学史、医学伦理学、医学与宗教、医学与艺术、医学与语言学、医学与交际学等“边缘学科群”，强调培养医务人员的专业精神和人文素养。这一层面意义的人文医学只是使医生人性化，而“医学中的人文”层面意义的人文医学是要使医学人性化。

英国医学会在《明天的医生》中提到，人文学可以提供几个益处，包括培养临床医生与患者的交流能力，更敏锐地抓住患者散漫叙述的核心，寻找更多样的方法促进健康、减轻疾病和残疾的不良后果。特别是对于慢性病（生物医学只提供部分对策），临床医学似乎可以通过将治疗本身与对患者独特经历的理解相结合，更好地服务于患者。这有助于避免开过多的处方（或者偶尔开过少的处方）和过度依赖技术手段。再者，患者对自己病因的解释往往不足取。况且疾病除了身体因素外，心理因素也起重要的作用。因此，通过更多的交谈来理解疾病，在诊断上也可能是重要的。此外，人文医学还具有沟通医学与公众的作用。对医学技术和卫生服务的正确、适当的宣传是影响社会舆论的关键，目前医疗卫生中的问题，部分也是由医学界与社会公众的沟通不足所致的。

人文医学的功能，首先是要使医学回归人性，回归人道主义的基点。其次，人文医学应当为完善医学、建立一门完满的医学而发挥其自身的潜能。还有，人文医学应当承担从总体上研究医学、探索医学发展规律、评价医学进展的责任。人文医学的意义在于从历史的、哲学的、伦理的、文化的、社会的等多个维度来审视医疗实践、卫生服务及卫生政策的制定，来探讨医学的本质与价值。

目前医学教育的世界趋势，是对20世纪以来过于侧重生物科学而忽略人文进行全面的反思与改进。美国许多重要的医学院已普遍开设医学与人文的各种课程，除了开阔医学生的视野，更注重培养医学生的同理心（empathetic understanding）和感受能力。

医学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富有人道精神的医者、关心患者及所有人类的慈善者，以及勇于负责，具有怜悯心、同情心，且具备牺牲奉献之高尚人格的社会楷模。

在临床医疗实践中彰显人文医学精神，应包含医务人员尊重人、关爱人的人文医学精神理念层面，以及在医疗实践中给患者人文关怀的实践层面。这两个层面统一于现实的医学实践活动，体现对人的生命、思想的关爱和尊重，以及对人的生命质量、人类的健康与幸福的关注。

二、人文医学的复兴

在医学史上，历代医家都一直强调“医乃仁术”，医生是最富有人情味的和最与人亲近的职业，医学是最具人文精神的学科。因为医学本身的对象是人，医学肩负着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救死扶伤的崇高使命。医学的发展就正如希波克拉底所倡导的那样“爱人与爱技术是并行的”。在早期的医学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古代的经验医学发展时期，医学实践强调人的整体性、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诊疗活动离不开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思想交流、医患配合，以及来自亲友、社会的帮助支持和宗教信仰的力量支撑，这个过程就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然后随着近代医学、现代医学的发展，人性和人文精神的自然渗透，逐步形成了人文医学。而随着当代医学所不断遇到的伦理困惑和生物医学遇到的种种难题，人文社会科学积极介入医学领域，推动着人文医学的发展。

我国的中医是人文医学古老的起源之一。古代中医的理论和实践均体现了同情、关心和爱护患者的人文精神。“医者意也，医者艺也”道出了医学是一门富有哲理和理性的技艺的真谛。“下医治病，中医医人，大医医国”和“夫医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更体现了古人对医学的人文属性的深刻理解。

重视人文更是西方医学的古老传统。《希波克拉底文集》（ Hippocratic Corpus ）汇集了公元前420年至公元前370年间许多学者的文章，有着丰富的人文医学思想。

医学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经历了14—17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后，摆脱了宗教的束缚，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开始了人文精神的寻求。在16世纪后，科学与哲学分离，科学与人文学分离，医学也随之逐渐远离了人文。直到20世纪以前，医学技术的进展也是相当缓慢的，医生常常是凭借有限的药物和实践中摸索的经验，力所能及地为患者解决病痛。触摸和交谈是医生对患者最常用的诊疗手段，这是很人性化的。从20世纪以来，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技术进步的力量助长了医学的“家长制”权威和“技术至上”权威，医生们普遍认为，患者所需要的就是耐心、顺从地配合医生的各项诊疗程序，治疗效果就是对患者最好的关怀。医生宁愿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实验室，也不愿意在患者床边聆听患者的陈述和与患者交谈。

在现代科学中，医学是发展最迅速的学科之一，也是取得成就最骄人的学科，医学不仅获得了发现疾病、控制疾病的武器，而且还掌握了操纵生命的密码。人性化的医患关系被复杂的仪器和先进的技术代替了，患者到了医院后，医生根本没有时间和患者交谈，患者面对的只是一堆检查单等冷冰冰的东西。

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医学让人们一次次体验到人间奇迹。在基础医学领域，关于遗传、神经、免疫、内分泌等生命现象的研究获得重大突破，分子生物学的兴起，使人们探索生命与疾病奥秘的梦想变为现实。在临床医学领域，抗生素、激素、化学药物、心脏外科、器官移植、人工器官等的临床进展，让医生相信现代医学什么都能做也应当做，医生越来越依赖大型医疗设备等技术手段。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形成的“技术至上”，像一种科学贪婪，不断驱使人们产生医学“能做，必须做”的雄心勃勃的幻想，幻想着人类可以消除一切病痛、人的所有器官都像机器的零件一样在损坏后可以更换。同时，对卫生资源的不平等享用、营利性安乐死、商业性代孕、高价医疗手段的滥用，以及胎儿实验、器官买卖等涉及医学伦理的一系列争论，不断地向医学及医疗制度发起挑战，明为现代医学的进步，而本质上是一种商业贪婪。在科学贪婪和商业贪婪共同构成的陷阱中，医学将最终丧失人性。医学一旦丧失人性，是十分可悲、十分可怕的。20世纪最骇人听闻的两大案例是侵略中国东北的日军731细菌部队与德国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残暴的人体试验，其中法西斯医生们惨无人道的“科学试验”（人体生存极限试验、活体切取器官试验等）成为当代医学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人文医学的新发展源自对现代医学的反省。现代医学存在有悖人性化的现象，包括把患者与亲情隔离开来的医院管理体制、医患之间缺乏交流、对于患者的体验毫不关心等。医学日益失去了对人的温暖而变得冷漠。

近半个世纪以来，包括医学在内的整个自然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种人文主义思潮，要求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发展回归人、回归社会、回归人文。对于医学也不例外。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掀起了“医学人文运动”，其核心是关注医学的本质和“最基本的人类价值问题”。它是对科学医学漠视人的反思，呼吁医学关注其实践的主体——人，而非疾病。

1960年秋，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举行的“现代医学中良知的重要问题”会议成为人文医学新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达特茅斯学院始创于1796年，是美国第9所历史最悠久的学院，也是闻名遐迩的常春藤联盟成员之一，坐落于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Hanover）小镇。达特茅斯学院在2005年被博思艾伦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选为“世界上最具坚韧不拔精神的十所大学”之一。在2006年美国最权威的大学排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U.S.News & World Report ）大学排名中，达特茅斯学院与哥伦比亚大学并列第九，继续保持在全美顶尖的十所高校行列中。第一个抗生素——短杆菌肽的发现者、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著名微生物学家杜博斯（R.Dubos）担任会议主席。他是一位现代医学的批评家，他在《健康的幻影：乌托邦、进步和生物学变化》中批评了人们将健康寄托于生物医学进步的奢望，后来他又以力倡环境保护而闻名世界。

达特茅斯医学院院长特尼（S. M. Tenney）博士在“现代医学中良知的重要问题”会议的开幕致辞中指出：“虽然现代医学的基础更加理性，但原应融科学与人文于一体的医疗实践越来越偏离人的价值。因此，需要反思医学，人本身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考察医学与科学进步的良知问题，不是简单地追问人的生存与存在，而是要追问是何种生存、如何存在。”

这次“现代医学中良知的重要问题”会议的召开，正是一些学者睿智的洞察力在人们重新审视现代医学这个问题上的折射，它倡导医学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结合，也标志着人文医学的复兴。

在“现代医学中良知的重要问题”会议之后，来自美国循道会和长老会的牧师们也在讨论宗教在医学教育中存在的意义。1965年5月，美国循道会和长老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医学教育问题的“医学教育与神学委员会”。委员会认为当时在医学教育中有三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去人性化（depersonalization）、分子生物学中心论（centrality of molecular biology）、基于机械论医学的教学（teaching of mechanistic medicine）。因此，应当在医学院增设有关人文教育的教席，以制衡医学过度技术化的倾向。

1969年，“医学教育与神学委员会”的学院组举行会议，更名为“健康与人类价值学会”（Society for Health and Human Values），其目标是促进将人类价值作为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教育的基本、明确的内容。为了获得包括来自联邦政府和国家人文基金会的更多资金的支持，该学会淡化其宗教色彩，并成立“健康与人类价值研究所”，主要关注在医学研究和实践中缺乏考虑人的价值或考虑不够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关注人工肾、心脏移植等高技术应用带来的稀有卫生资源分配的公正问题，开始担忧试管婴儿、脑死亡标准产生的负面效应，开始对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发展的不良后果出现恐惧，对医疗保健非人格化的倾向表示不满，对不堪重负的医疗费用和分配不公的卫生资源提出批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通过发展医学技术来提高和改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的承诺感到失望，对于现代医疗保健制度的效益和公正性提出怀疑。总之，对于很多临床医学问题，现代医学不缺乏知识、技术，而是缺乏人文关怀和职业责任。

现代医学技术带来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日益突出，促进了人文医学的发展，许多大学的医学院纷纷成立了人文医学教学和研究机构。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等一些国家的著名大学也陆续建立了医学人文学的教育和研究机构，还建立了独立的学术团体及拥有了自己的专业期刊。1998年，美国健康与人类价值学会与生命伦理咨询会（Society for Bioethics Consultation，SBC）及美国生命伦理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Bioethics，AAB）合并为美国生命伦理与人文学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Bioethics and Humanities，ASBH）。1999年，英国医学人文学会（Association for Medical Humanities）成立，并创办了一本国际性杂志《医学人文学》（ Medical Humanities ）。

21世纪之初，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的丽塔·卡伦（Rita Charon）创造了“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一词，令关注人类情感、反映人类价值的文学进入了关注人类生理健康、心理健康与疾病的医学领域，通过培养想象力、学会倾听、关注细节、见证苦难，力图软化技术医学坚硬的外壳，唤回医生心底的柔软。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于2009年成立了人文与健康中心，致力于医学人文领域的研究，从人文的角度探讨人文与医学的交集，研究人文学科诸多领域如文学、艺术、历史、哲学与医学的交叉，研究人文学科对于理解主观疾病体验、疾病与健康的个人和文化表现，研究方向包括疾病叙事、抑郁与紊乱、医学人物肖像的案例研究、护理与身份认同、历史和文化因素对精神病诊断的影响、健康与疾病概念等，还开设了叙事医学的课程。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医学技术进一步发展，医学采用的科学性语言、科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合谋把疾病而非患者置于医疗实践的中心地位，人本身的价值又被贬低了，医患交流被削弱了。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人文医学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在各医学院校陆续开展起来，来自医学史、自然辩证法、医学伦理学及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和研究人员，在承担着传统医学人文学科的教学和研究的同时，也开设了一些新兴的医学人文学课程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如医学文化人类学、生命伦理学、医学美学等。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系于2002年在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医学史、卫生法学、医学辩证法教研室组建而成。20世纪90年代，国内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建设医学人文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必要性，在南京、大连、上海、北京分别召开过医学人文学学术研讨会，《医学与哲学》等杂志上也不断有呼吁和讨论医学人文学学科建设的文章，也有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界和新闻出版界人士开始关注医学人文学问题。医学人文学科研究的相关机构有了一定发展，这些举措表明国内学者对医学人文学的学科建设已有了共识。

哲学家、文学家周国平先生曾以自己痛失幼女的体验撰写了《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他在一些公开演讲中，给公众提供了一个反省现代医学观念与制度的生动案例，引起有识之士深思，为医学注入人文精神。

进入21世纪，我国在教育部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两个平台的大背景下，启动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人文学科平台建设工作，旨在使北大成为国内培养高水平医学人文学人才的基地，促进我国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与教学改革，充分发挥社会影响力，最终使北大医学人文学科教育与研究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韩启德副委员长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人文学科平台建设会议”上指出，在当前的医疗环境下，医学的发展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应重视和加强医学人文学科的建设。一是要从教师做起，在校园形成浓厚的医学人文底蕴。他说教师责任重大，要将医学人文真正当作一个学问来做，要沉下心来，“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要摒弃浮躁，拒绝平庸，脚踏实地，追求卓越，要做就做最好！要将基础和需求平衡，要结合实际。二是要利用各种场合，呼吁大家对医学人文的重视。三是要创新教学形式，使医学人文学科课程的教学形式成为大家欢迎的形式，不能单纯说教。四是要有人才，虽然我们的医学人文学科在医学院校里可以算是最强的，但我们还缺乏大家。可以学习香港城市大学的经验，请世界一流的学者来做人文讲座。医学的发展到了必须重视医学人文的时刻。

2006年，我国进入全面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如何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是摆在医院和医务人员、医院管理者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我国医疗技术也取得了巨大进步，人民群众切身享受到医疗技术进步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带来的好处。但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的抱怨却与日俱增，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不断升级的不正常现象引起了社会和群众的广泛关注。造成这种局面的深层次因素很多，但仅从医院管理、医疗服务和医务人员的角度来看，对于很多临床医学问题，现代医学不缺乏知识、技术，而是缺乏人文关怀和职业责任。医患关系的和谐需要医务人员既掌握医疗技术，又具有必备的人文素质。

中国医师协会结合当前医学日趋远离人文的状况，将人文医学教育和研究与解决实际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组织开展提高医师人文素质的教育和培训工程，建立“中国医师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训体系”，并在全国推行，这将极大地促进我国人文医学事业的发展。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均是具有悠久历史的百年老院，两家医院分别在“仁爱为本，精诚为强”“柔心济世，尚造精医”的医院精神感召下，一直注重医生整体素质的培养，一直强调在为患者提供医疗技术性服务的同时不能忽视人文性服务，一直倡导在医疗服务中体现人文关怀。在中国医师协会组织的中国医师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训工程启动后，医院领导层高度重视，积极进行“中国医师执业技能培训体系培训基地”的申报工作。2006年，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为全国首家“中国医师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训基地”，正式启动“中国医师人文医学执业技能”的培训工作。2009年，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成为“中国医师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训基地”。

（赖永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aezcEN2lsoKl4c9DknkB1cgfgkkpOcnvg8XU28YhkzBB5PR2hdqzp5O0pfEPByU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