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一、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的困境
医学人文是社会人文思想的组成部分，其形成发展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密不可分。以“生”和“仁”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深刻影响着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甚至可以说是儒家道德思想在医学领域的特殊体现。吴鞠通在《医医病书》中言：“天下万事，莫不成于才，莫不统于德。无才固不足以成德，无德以统才，则才为跋扈之才，实足以败，断无可成。有德者，必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油然而出，必力学诚求其所谓才者。医也，儒也，德为尚矣。”传统医学人文精神强调“医者仁心”，认为拥有仁爱之心是从医的基础，是践行医德的先决条件。如杨泉在《物理论·论医》中说：“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孙思邈也曾言：“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另外，受儒家修身立德思想的影响，传统医学人文精神也强调道德的内省和自律。
医学人文精神的形成发展除了受主流的思想文化影响外，还受到经济、政治、医学技术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社会制度的变迁、生活方式的改变、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都使得现代医疗技术、医疗方式、医疗模式和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从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后，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健康理念、医学模式、价值诉求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理念的传入，使得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传统医学人文精神也在悄然发生改变。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农耕文明为现代文明所取代，传统的生产方式解体，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受到社会制度变迁和西方文明的挑战，在传承和发展上出现了困境，根源于儒家思想文化的传统医学人文精神在传承和发展上同样艰难前行。
古代社会结构单一，中国传统医疗模式以医生个人单独开诊为主，并不存在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医疗关系相对简单，传统医学人文精神最主要也最直接体现在医患关系上。另外，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受制于自然环境，以小农经济为主，多以家庭为单位聚居，具有分散、相对封闭的特点，这种局部的熟人社会使得古代人际交往关系也比较简单，仅局限于具有地缘或者血缘关系的亲朋好友、族人、乡人等熟人之间的直接来往和互助。古代中国因为地域限制，人口基数大，人口流动性差，这一特点造就医患双方的生活交际圈都非常有限，信息传播只能通过个人之间的口口相传，传播的范围非常局限。所以医生的口碑在古代社会中显得非常重要，医生的良好名声在不同人群之间口口相传，这也是古代医家注重自身的道德品性修养的重要原因。进入信息化社会后，各种信息传播媒介出现，交通高度发达，人类的流动性大大增加，人们的生活交际圈也随之大大拓宽，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熟人交往形式瓦解，新的以规章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交往模式形成，并成为社会交往的主要形态，这向根植于传统熟人社会的医疗方式和医学人文精神发起了挑战。
传统医学人文精神强调医生道德义务的绝对性和无条件性，认为无论在何时何地，医生都应当把患者的生命健康摆在工作的首位，生命至重是首要的道德标准，解除患者的疾苦是每个医生都不可推卸的责任。传统医疗活动中的“医生决定一切”的医患关系模式正是在这种人文精神和道德要求下逐渐形成的。在“医生决定一切”的医患关系模式中，医生始终占主动地位，具有绝对的权威，患者则只是被动地接受诊治。这种传统的医疗模式和医患关系，存在着分明的利弊得失，医患双方的权利往往得不到承认和保障。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传统的个体行医的医疗模式悄然瓦解，现已普遍被以医院为基本单位的行医模式取代。现代医疗模式中，医院内不同科室之间具有明确的分工，相互合作做出医疗决策，传统医学中由医生主导一切的诊疗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已经难以生存。
“生命至重，贵于千金。”在无论任何情况，都应该将拯救生命、延长生命放在首位的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指引下，古代医家既要无条件地维持患者的生命，又要无条件地反对死亡，即使是那些不可避免的死亡，也要决然反对。然而，这样的做法是在医生自身的道德追求下执行的，并不是患者的自主选择。在当今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这样的价值论和道德规范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尤其是安乐死的出现，更是对传统医学人文精神和传统医疗模式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多元文化呈现，医疗技术快速发展，人们对健康和生活质量日益重视，自主意识和权利观念日益增强，仅用生命至贵的理念去指导和规范医疗行为，显然不足以解决现代医疗活动中所产生的道德问题，传统医学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在现代医疗环境中逐渐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
二、中国传统医学人文和现代医学人文的比较
在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精神中，医德和医术是密不可分的，崇高的医德存在于对疾病的精心诊治和对患者的关怀之中，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精神既包括对医德的规范，也包括对医术的要求。和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精神不同，西方医学人文精神更注重价值的追求，认为医学人文精神中的科学价值和道德价值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医生的道德水平和医疗技术之间没有直接关联，相对应地，西方医学活动中的科学评价和道德评价也是分离的。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精神起源于结构单一、信息闭塞的熟人社会，其中的个体有着共同的利益观、价值观和道德标准，所以传统医学人文精神比较简单、稳定。而在当今日益复杂的医疗环境中，到处充斥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与利益诉求，多元文化的碰撞对医学道德评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新的医学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必须拥有普遍适用的评价标准和可操作程序。
传统医学中医生主导一切的医疗模式，和现代以医院为基本单位且高度分工合作的医疗模式截然不同。在传统医患关系中，医生拥有绝对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道德标准来决定救治行为，主导医疗活动，患者只是被动地配合。随着医学的快速发展，多元文化不断融合，医患双方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在现代医疗活动中，医患之间要求更多的配合和互动，医生不再主导一切，在做出医疗决策之前，必须告知患者，征得患者同意，最后在医患双方相互合作的基础下共同制订。
三、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的出路
在新旧医学人文精神碰撞的时代背景下，单一脆弱的传统医学人文精神已经不足以应对现代社会中错综复杂的医学道德问题。不过，传统医学人文精神发展至今，经过了数千年的时间考验，其中治病救人、医者仁心的核心精神和道德品质始终具有永恒的价值，无论医疗技术如何发达、市场经济意识怎么普遍，这些精神始终耀眼夺目，始终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传统医学人文精神要适应当今社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医学高度分工合作的现状，焕发出新的活力，就必须将自身精华部分融入现代医学人文道德体系，为自身的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
现代医疗环境的组织结构、实践关系高度复杂，具有高度规范化、制度化的特点。然而，在日益复杂的医疗环境中，再完善的医疗制度、规则也难以涉及医疗活动的方方面面，难以规范到医疗活动中的每一个具体的行为。当制度、规则缺乏时，医生的个人道德追求就能很好地帮自身识别正确的行为和潜在的风险，避免错误的医疗决策，更好地履行救死扶伤的职责。另外，制度和规则都是外在的约束，医生的个人道德追求则是内在的自律。如果片面地强调医疗行为是否正当、是否符合规则，就会使医生变成只知道服从外在约束而缺乏内在道德追求的机器，这与现代社会所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目标背道而驰。如果片面地强调医生对患者的责任、义务和医生的道德修养，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反对死亡，尽一切可能拯救生命，而不管具体医疗举措是否符合患者的真正利益和意愿，又会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无法保障患者的权利和利益诉求。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单凭价值论去衡量所有医疗活动，显然不足以规范所有医疗行为，也不能体现所有个体的利益和价值；单凭医生个人的道德追求去规范所有医疗活动，也不再符合当今社会的发展。因此，在当代高度规范化、制度化的医学社会中，在不断发展完善各种医疗制度的同时，也应加强医生个人的道德追求培养，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完美的医德评价体系，形成更完备的医学人文精神，这也是传统医学人文精神在当代社会中的唯一出路。
（周颖芳，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