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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的形成
（一）殷商时期
中国传统医学人文思想萌芽于原始时期，奠基于殷周时期。在中国数千年发展历程中，殷周到秦以前，中国的经济、政治、思想、科技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兴盛期。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现文字记载的朝代，当时的社会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各种社会职业逐渐形成，专业文化出现明确分工。如《殷墟卜辞》归纳记载了多种疾病，并且记录描述当时的医疗活动，医学职业开始出现。当时，殷人尊奉鬼神，而且认知水平有限，对于疾病及其治疗的解释没有系统科学的说法，多归咎于鬼神，如以巫术驱逐病殃、攘除疾病，求鬼神降福于人、保佑健康等，这便形成了“巫医不分”的现象。
（二）西周时期
随着科学、知识、经验的不断积累，经历了较长一段巫医不分的阶段后，到了西周时期，医学终于脱离巫术，开始独立发展。“五行学说”“阴阳学说”“脏腑学说”“气质学说”相继出现并逐渐完善，最终在不断的临床摸索中，建立了中医基础理论体系，中医系统诞生。《周礼天宫冢宰》中记载：“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医师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食医中士二人，疾医中士八人，疡医下士八人，兽医下士四人，酒正中士四人……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可见，中医理论体系出现后，西周时期出现了明确的医学分工，并建立了医师考评制度。由此，医疗经验开始不断累积，医事活动开始逐步成熟。
（三）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不同的文化思想乍现，百家争鸣，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进入了繁盛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仁学”思想，以墨子为代表的“兼爱”思想，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自然”“逍遥”思想相继出现，不同的思想之间产生了剧烈的碰撞。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医学人文思想迅速发展，融合了儒家“仁学”的核心思想，吸纳了“人贵”的生命观念，为后世医学道德发展奠定基础。在百家争鸣时期，道家的“自然”“逍遥”生命哲学广泛传播，对传统医学人文思想的形成同样有着深刻的影响。
《黄帝内经》的诞生，标志着中医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也为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儒家思想是塑造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主体，“医乃仁术”的行医宗旨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对医学本质最简明的概括与总结，与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观念和人文精神一脉相承。“人贵”是“医乃仁术”的思想基础，只有将生命作为最高价值取向，将拯救生命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才能实现“医乃仁术”的价值追求。儒家思想对中医理论体系和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影响是全面而彻底的，儒家追求中庸、和谐的境界，这样的道德追求在中医体系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中记载：“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此外，道家思想在中医体系和传统人文精神形成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医理论中阴阳五行学说、精气神学说等无不深受老庄之学的借鉴与启发。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记载：“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整体观则属于道家学说在中医上的体现。
从整体上讲，儒家、道家思想贯穿中医传统理论之中，传统医学人文精神发展自然受其影响。如《黄帝内经》，既标志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是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奠基之作，其中包含丰富的医德观念，在医学人文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灵枢·玉版》曰“且夫人者，天地之镇也”，《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都体现了尊重生命、生命至重的医学人文精神。
二、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的发展
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精神出现于先秦时期，在两汉初步形成体系，隋唐时期继续发展，宋元时期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得到深化补充并完善。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整个发展历程，都与儒家的“仁学”“和合”等思想密切相关。
（一）秦汉至魏晋时期
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成为传统人文精神发展主要的思想来源和文化基础，其“生命至重”“仁爱”等核心理念也就成为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主体，古代医家在行医过程中普遍践行儒家思想，以儒家的道德追求规范自身的行为。秦汉至魏晋时期的代表名医有淳于意、张仲景、王叔和、皇甫谧、葛洪、陶弘景等，这些名医大家都以“救人济世”为追求，对中医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医学人文精神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成为推动医学发展的重要动力。西汉名医淳于意把行医视作践行儒家“仁爱”思想的过程，认为医生要仁慈善良，热爱患者，珍爱生命。东汉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处处体现着“医乃仁术”的观念，认为医生的职责在于爱“人”、治“人”，具有仁爱之心是医者必备的品质。葛洪提出行医道德，杨泉《论医》中也强调医者的道德修养重要性，认为“修身”是习医和行医的前提：“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达理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千百年来医者一直保持仁爱品德，使得医生始终能得到患者尊重。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的基本精神及核心价值在这一时期开始被普遍接受，标志着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精神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二）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儒教、道教、佛教并尊，由于儒、佛、道等哲学和宗教的主要价值取向一致，唐中叶以后三家思想交融，开始形成中华民族的三大思想体系，对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这一时期，社会稳定繁荣昌盛，逐步走向盛世，为各种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创造环境，传统医学人文精神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吸取了儒教的“仁”学、“天人合一”，道教的“道法自然”养生观和佛教的“慈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理念，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以人为本”的精神核心越发明确，这一时期代表医家有孙思邈、巢元方、王焘等。
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可谓中国古代医者的誓言，是所有医家的道德追求和职业规范，其中记载的：“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这强调医者应对所有的患者一视同仁，不分高低贵贱，不分远近亲疏，对不同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的患者都能平等相待，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医者要有职业责任心，充分认识到自身的重大责任，在治病救人时要态度严谨，一丝不苟。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全面地论述了医学人文精神的主体内容和古代医家的道德追求，充分体现了“仁爱”“生命至重”“精诚”等道德价值理念。此外，唐代《外台秘要》中也论述了医患关系的价值观，正如孔子所言“礼之用，和为贵”。
（三）宋元时期
两宋时期儒、释、道逐渐合流，最终诞生出以儒家为主导的“理学”思想，这一时期科技快速发展，医学也日益受到重视，传统医学人文精神表现出革新意识，得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钱乙、唐慎微、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朱震亨等。
“儒医”的称谓出现在宋代，医学儒学的思想融合在这一时期达到新的高度，“医儒合一”的格局形成，并一直延续发展至元代。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儒家伦理思想对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精神产生了有史以来最全面、最集中和最深刻的影响，渗透到医学领域的方方面面。受到理学的“格物致知”“知医为孝”“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等思想的影响，传统医学对于良医的理解有两个层面，一是技术精湛，二是品质高尚。医家恪守“仁爱”“救世济人”之志，将医德视为提高医术、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推动了医学的发展和医学人文精神的完善。宋代《省心录·论医》中记载“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教育医者要行善积德，强调了医德的重要性。金元时期是中医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金元四大家”格局形成，新学派兴起，各具特色的理论学说出现，并在临床实践中不断被诠释、深化、扩展，为中国传统医学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简言之，“儒医”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理学对仁道的重塑与超越使得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精神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四）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继续深化、成熟，开始表现出总结性的意义。在这一时期，西方医学涌进中华大地并快速传播发展，西方医学人文精神和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精神发生剧烈碰撞，具有启蒙意义的新医德观念逐渐产生，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精神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明代至清代中期，中国社会稳步发展，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推动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新兴文化观念涌现，理学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宋明时期的理本论、心本论、气本论的基础上，实学思潮于明末兴起，多元的思想争鸣为这一时期的医学与传统医学人文精神发展提供了特殊条件。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提出医家要存仁心，清代喻昌在《医门法律》中称“医，仁术也”。明清时期的传统医学人文精神在“仁心”“仁术”“医乃仁术”等说法上逐渐达成了共识。
另外，由于商品经济的影响，明清时期的部分医者出现了“贪利忘义”的现象，于是重义轻利成为当时医学人文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倡导清廉正派医风，权衡义利，摆正义与利的关系，是当时医学家重点关注的问题，甚至重义轻利成为当时医家行医治病的基本宗旨。清代《吴鞠通行医记》中记载：“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为立德。”要求医生不贪恋权势，不沾惹财色，不营谋私利。名医费伯雄则直接把行医与谋利分开，认为“欲救人而学医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充分体现出重义轻利、一心救民于疾苦的高尚品德。清代名医王士雄曰：“医以活人为心，视人之病，犹己之病。”其推己及人、感同身受的思想，体现出古代医家对患者的真诚关怀，也是营造良好医患关系的基础。
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不同文化浮现，明清时期与传统医学人文精神有关的思想言论众多，有“戒”“要”“法”“律”等。儒、佛、道三家的哲学思想经过宋代的融合后，继续影响着这一时期的中国传统医学人文思想。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精神与不同时期的医学技术、经济文化、社会主流思想的发展密不可分，始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自然观、人生观、道德观的影响。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经历了起源萌芽、初步形成、发展完善、成熟等阶段，历史悠久，文化基础深厚，存在着不同的时代烙印和文化缩影，内容兼收并蓄，内涵广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
三、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的体系
“医乃仁术”出于儒家，是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的重要内容，现大多将“医”理解为“医学”，将“仁”理解为“仁爱”，认为“医乃仁术”反映的是医学中仁爱的道德原则和追求。
“仁”是儒家人文思想的核心概念，是一种道德观念，孔子曾将其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境界和道德标准。在孔子系统地提出“仁”的概念之前，春秋时期就已有大量关于“仁”的记载，内容主要集中在道德原则和治国方略上，《诗经·齐风·卢令》曰“其人美且仁”，《尚书》云“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国语晋语二》中记载“利国之谓仁”。“仁”的思想虽然早已盛行，但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春秋之后，经过后世众多儒家学者的发展完善，“仁”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总结出了具体的道德实践方法。“仁”包含的范围极广，包括了各种行为规范，大到治国理政的理想方式，小到个人的行为举止、道德修养，莫不与“仁”密切相关。“仁”代表了人的德行本质和儒家人文思想对人的学习目标。
儒家人文思想一经成形，便成为主流的思想，对古代中国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传统医学人文理论及其道德规范根植于儒家人文思想，“医乃仁术”的基本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便是在儒家“仁”的思想制约下产生的。
从“医乃仁术”的形成过程来看，尽管“仁”的思想和基本内容在春秋时期就已经盛行，“仁术”一词也早在儒家术语中出现，但传统医学人文将“仁”作为普遍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是在千年以后。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大全》中说：“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这说明“医乃仁术”的医德标准在儒家人文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发展形成。
“医乃仁术”的理论结构主要包括医学的本体内涵、医学的价值内涵、医学的德行内涵三个方面。医事活动以拯病疗疾、救死扶伤为宗旨，医学人文精神的作用就在于通过道德力量来规范医事活动和医疗行为，以达到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目的，促使医事活动体现其善的属性，从而达成“以生命为本”的追求。医学的本体内涵主要体现为生命至重的人文精神，是以人为本、尊生重生的具体表现。“生”是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的根本内容，中国古代思想从宇宙观到人生观，从本体论到认识论，无不紧紧围绕着“生”的观念展开。“生”也是儒家思想的总纲，从本质上说，儒家的人文道德思想就是关于“生”的具体论述。《九灵山房集》中记载：“医以活人为务，与吾儒道最切近。”医学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生”是医学的根本目的，这使得传统医学人文精神和儒家“生”的思想在精神核心上高度一致。产生于早期人类活动的图腾崇拜、生殖器崇拜和祖先崇拜，无一不体现了早期人类对生命的尊崇，以及“生”的思想道德的萌芽。早期人类有着“万物有灵”的信仰，对所有事物都充满了神秘和敬畏，认为灵魂是生命之本，灵魂的存在与否是生与死的区别。对于灵魂的认知，促使传统文化开始探索宇宙万物的生命奥秘与意义，同时将人从世间万物中突显出来，这一思想的萌芽，后来逐渐演变为儒家“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基本价值标准，为传统医学珍生尊生的人文精神的形成奠定基础。
《周易·系辞》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孔子也曾说“天生德于予”，把天作为道德的源泉。儒家认为仁的实践根源于天地之大德，天地之所以具有生之德，在于天地本身具备生之性，阴阳乃天地之基本属性，阴阳交感互动即化育生命。《易传》中记载：“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人道乃天道之内化，儒家崇尚天之性，并不是为了探求自然天道规律，而是为了说明人之性。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表达了对天地生之力量的高度赞赏，表明天是一种行不言之教的力量。《孟子·万章上》中也有记载：“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孔子通过传道教化，努力使人道合乎天道，建立良好的天人关系，从而实现天人会通的理想境界。《黄帝内经》认为，“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传统医学中这种对生命的基本认识和儒家崇尚天性、贵人重生的认知一脉相承，并贯穿在历代医家的生命认知和医学实践中。以仁德配天之“生”德，是人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使命。《周易·说卦传》中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人道的仁义是人的文化生命的基本体现，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特征。
《黄帝内经》云“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孙思邈曰“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都说明了生命的珍贵，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精神中对生命的重视和敬畏。天人一体，天道内化人道，天德配以仁德，将自身与整个生命世界融于一体，对天地之化育持以敬畏，是中国传统医学珍生尊生的思想根源。医学产生于人们维系生命、维持健康的愿望和实践，因为对生命的珍视，医与仁结合在了一起，履行天地“好生之德”和“赞天地之化育”的职责。
儒家仁学思想体系是对人生价值的肯定与体现，以立人、达人为目标，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生命情感的交流。传统医学人文认为，“医乃仁术”必须建立在“医者仁心”的基础之上。从这层意义上讲，仁心仁术不仅是传统医德的学习目标，也代表了儒家思想对医学本身的基本价值判断。仁是生命的根本价值，代表着真实的生命，仁是众德所归、德行之源，换言之，仁爱之心不仅体现在情感方面的体验与实践，同时还体现着一种价值判断能力。作为众德所归，仁在具体实践中派生出义、礼、智、信等不同的道德规范，践行仁义时，仁爱之心也体现在这些由仁派生出来的具体道德实践中，如对智的追求。因为对生命的仁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为依托，所以医学需要把精进医术作为仁爱生命的基础，如《大医精诚》中云“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强调医术的重要性。
“生”奠定了儒家思想和传统医学人文的道德根基，“仁”构成了儒家思想和传统医学人文的基本内容。儒家一贯主张重义轻利、贵义贱利，这也促成了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精神关于道德价值观的主要取向。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中强调，医生利益必须服从患者利益，医生不能借职业之便谋取个人私利，不能瞻前顾后，考虑自身的利弊得失，不能时刻顾虑着自己的身家性命。陈实功也在《外科正宗》中明确指出：“凡病家大小贫富人等，请观者便可往之，勿得迟延厌弃。”
传统医学人文在吸收儒家“仁”的思想基础上，结合医学自身的职业特点，形成了博极医源、精进医术的学习态度，审慎果敢的医疗诊治准则，诚以待人的医患关系原则，尊重礼让的同道交往法则，以及重义轻利的价值评判标准。
《回春录》中云：“医者，生人之术也，医而无术，则不足生人。”《医医十病》中曰：“医以生人，亦以杀人，夫医所以生人也，而何以亦杀人？惟学则能生人，不学则适足杀人。盖不学则无以广其识，不学则无以明其理，不学则不能得其精，不学则不能通其权、达其变，不学则不能正其讹、去其弊。如是则冒昧从事，其不至杀人也几希矣。”可见，“医乃仁术”的传统医学人文精神对医者的医术有着极高的要求，认为医术不精者不如不学医。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孙思邈也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说：“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医灯续焰》中记载：“用药之际，须兢兢业业，不可好奇而妄投一药，不可轻人命而擅试一方，不可骋聪明而遽违古法。”中国传统人文精神认为，医者治病必须审慎严谨，时刻将患者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强调了生命的至贵至重，指出医者要仔细诊察清楚病情，不可草率行事，从而给患者带来伤害。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物之终始”。在儒家思想中，“诚”不仅是具体的道德标准，也是具体的道德修养方法。医患关系是医事活动中的核心部分，直接影响到医疗效果。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对医疗活动的方方面面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在医术方面要求精，在医患关系上则要求诚。传统医学人文中，诚的道德规范是在融合了儒家“诚”的概念和道德标准后逐渐形成的。传统医学把以诚待患作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践行医乃仁术道德理想的基础。清代医家喻昌《医门法律》中指出：“诚以得其欢心，则问者不觉烦，病者不觉厌，庶可详求本末，而治无误也。”简言之，传统医学人文精神坚持以诚待患，以患者利益至上，以生命为最重，体现了古代医家对医学价值和医学道德的恪守，是传统医学人文精神中“医乃仁术”的具体体现。
“义，仁之动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也是儒家行为规范的道德标准，生以载义代表了儒家理想的道德境界和道德追求。传统医学人文对义的理解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和儒家的理念一脉相承。宋代庞安常言：“人以病造之，不择贵贱贫富，便斋曲房，调护以寒暑之宜，珍膳美
，时节其饥饱之度。爱其老而慈其幼，如病在己也……盖其轻财如粪土而乐义，耐事如慈母而有常。”元代王珪说：“医人乘急取财者，甚于盗贼。”陈实功则在《外科正宗》中说：“贫穷之家及游食僧道衙门差役人等，凡来看病，不可要他药钱，只当奉药。再遇贫难者，当量力微赠。”陈修园则认为：“若一涉利心，则贫富歧视，同道相攻，伪药欺售，置人命于脑后矣。”这些都彰显古代医家以义为上、存仁轻利的道德操守和职业规范。
“仁”构成儒家的价值体系，也构成其道德实践体系。“医乃仁术”，不仅反映出传统医学治病救人、尊生爱生的道德信念和职业理想，也充分体现出医疗活动中道德修养的方法和途径。传统医学人文精神具有内在自律性，是一种德行的修养，也是一种道德境界的追求，体现了严于律己的道德自律精神。在传统医学中，医者的工作态度、医患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医者自身的责任心和道德境界。仁爱、救人是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也是医者个人美德的体现，医者应具有恻隐之心、恭敬之心、羞耻之心、是非之心，能推己及人，对病患感同身受，时刻以患者利益为重，以解除患者疾苦，救贫贱之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