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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认为医学是一门艺术，并强调医学这门艺术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疾病、患者和医生，医生是艺术的仆人，患者在与疾病斗争中必须与医生合作。西方医学院校使用的权威教科书《西氏内科学》第十九版中对医学的定义为：医学是一门需要博学的人道职业。现代有学者也认为医学是最具人文精神的学科，是一门顶天立地的学问，所谓“顶天立地”可以理解为：医学既走在科技发展的前沿，又要落实到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尊重人的实际上。
然而，西方医学作为世界上唯一成功全球化的医学传统，其发展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经历了许多坎坷和曲折。从发展模式看，西方医学发展经历了“神灵主义的医学模式”“自然哲学的医学模式”“机械论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五个模式。所谓医学模式，可以概括为：在医学科学的发展和医学实践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观察和处理医学领域中有关问题的基本思想和主要方法，又称为医学观，是以医学为对象的自然观和方法论，即按照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和处理有关人类的健康、疾病和死亡问题，是人类对健康和疾病总的认识。本章节主要从医学模式转变角度简要介绍西方医学发展的基本历程与脉络。
一、“神灵主义的医学模式”下医学的发展
从公元前3500年美索不达米亚出现了医生，到公元前538年新巴比伦王国被位于伊朗高原的波斯所灭，古代两河流域的文明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宣告结束，这一时期便是人类的早期文明，人们对于生老病死等难以为经验所解释的现象感到难以理解，于是将这些现象归纳为超自然神力的影响。这一阶段的医学探索大致掩盖在神学之下。
在神灵主义医学模式下，“超自然”涉及疾病与治疗的所有方面。“超自然”导致疾病出现后，就需要求助那些有能力控制疾病的具备超自然因素的人，如萨满巫师、巫医、智者、占卜者、女巫、牧师、术士、男巫等，对这些人我们用“医者”这一普遍术语概括。巫师在祛病除邪的过程中，会因人、因地、因病而采取巫术、禁祝、祭祀、按摩、气功、导引、针砭及服药等不同的办法，即便使用较为纯粹的医疗技术，也会配合一些巫祝之术。
二、“自然哲学的医学模式”下医学的发展
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哲学在爱琴海岸生根发芽。自然哲学医学模式取代巫医模式，汲取了其宝贵的医药知识，抛弃了其原始的宗教思想和唯心主义哲学观，强调治病不能依赖占卜和祈祷，而是临床实际观察。自然哲学医学模式开始用直观的自身的物质性因素来解释生命、健康和疾病，用无神论的力量把神灵主义的幽灵驱逐出了医学。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应该是伟大的“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和医学巨匠盖伦。希波克拉底提出了体液学说，认为有机体的生命决定于四种体液，即血、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希波克拉底文集》中很多地方都谈论到医学道德问题，著名的有《希波克拉底誓言》，乃至今天学医者都要按这个誓言宣誓。盖伦在解剖、神经传递、动物实验、血液循环系统方面功勋卓著，是古代医学知识的集大成者，是近1500年的时间里最大的权威。
三、“机械论医学模式”下医学的发展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欧洲一些发达地区出现“机械唯物主义”思想，反映在医学观上是机械论的哥学模式，如哈维发现血液循环，把实验方法引进了生理学和医学研究，莫尔干尼创立了器官病理学，魏尔啸进而提出细胞病理学，后来巴斯德发现微生物，这就推动了医学一系列基础学科的发展。机械的自然观，把生命活动等同于机械运动，它在医学上的表现为忽视人体的社会性和生物复杂性，认为疾病是机械失灵，保护健康像维护机器一样。医生的责任就是修补机器，这就形成了机械论医学模式。尽管如此，机械论医学模式毕竟冲破了神学统治医学的桎梏，对客观地认识人体与疾病向前迈进了一步。
四、“生物医学模式”下医学的发展
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细胞学说、进化论和能量守恒定律的创立，使人们的自然观、运动观发生了变化，促使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确立。病理解剖学的发展、细菌学说的诞生、传染病的控制、外科学的进步等，使旧的医学模式迅速退位，科学主义占据优势，生物医学模式终于崛起，把医学也作为纯粹的科学对待。当时人们认为研究传染病的主要概念是保持生态相对平衡，即宿主、环境和病因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平衡破坏可发生疾病。这就形成了疾病与病因的单因单果模式即生态学模式。病因仅是生物因素，宿主仅从生理病理角度考虑，环境只限于自然环境改变，分析问题常用微观的组织学、病理学、解剖学等生物学方法，所以又称生物医学模式。
尽管在生物医学模式下，人类对疾病的认识、治疗和预防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果，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和消极影响也日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
（1）单纯依靠生化指标无法实现疾病的有效诊断。
（2）患者的叙述对于确定疾病具有重要的作用，却往往被生物医学模式的医生忽视。
（3）生活状况和生活方式也是导致疾病的重要原因。
（4）从医学社会学的角度看，生物医学模式在确定患者角色方面往往无能为力。
（5）在医疗实践中，医生行为和医患关系也会对治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在于忽视了人类是具有心理、生理和社会属性的特殊个体，单纯利用生物医学模式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临床问题，要全面认识和推进人类健康尚需寻找新的更符合当代实际的医学模式。
五、“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医学的发展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理论是当代医学哲学的经典命题。这一思想源于20世纪西方精神病学领域的折中主义思潮，以阿道夫·梅耶的“精神生物学”理论为开端，经由罗伊·格林科的创造性论述，最终因乔治·恩格尔的系统阐述而广为人知。1977年美国学者恩格尔（Engel）首先提出应该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这一医学模式被誉为“现代医学模式”，是对科学医学的补充与完善，也就是说健康问题不仅是生物学问题，还包括人的心理问题、患者所处的环境（自然和社会因素）及医疗保健体系（社会体系）等。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的临床实践方式相较于生物医学模式有明显变化，主要体现在：首先，在接触患者的时候，要求医生应当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注意从患者的“人”和医患的“二人”层级考虑问题，也就是从患者作为完整的人和社会关系的人的视角出发来考虑问题；其次，在诊断、治疗过程中，不像“生物医学模式”的医生只从孤立的和实体化的角度处置疾病，“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的医生会运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考虑患者和疾病所牵涉的更高和更低的系统层级，特别注意识别和评估社会关系和心理因素对疾病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做出科学、规范的决定；最后，医生还应具有特殊的责任意识，以系统论为导向的医生能够意识到自己对于患者、患者家属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责任。
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化扩大了现代医学的研究范畴，丰富了疾病的预防医学的内涵，促进了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它不仅对疾病的病因分析、诊断与治疗意义重大，而且对疾病预防控制及健康促进都起到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新的医学模式，给医学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发展方向，促使医学实践发生了变化，重新定义了医患关系，对医学教育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
但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和不足，有一些学者也提出了批评意见，主要表现在：
（1）该模式只是将生物、心理、社会三个要素罗列起来，却并没有说明各要素之间是如何共同作用于疾病的，也没有分析各要素在病因、病理和治疗上的具体作用，故此依然是比较机械和粗糙的。
（2）该模式正式提出已有40余年，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环境科学、生态科学、基因科学、医学伦理学等一系列新兴学科的出现和发展，其实用性和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验证。
（3）该模式还有一些医疗实践所要触及的有价值的领域，如人的生活方式、人生意义和人的灵性等并没有囊括进来，依然不完备。
（4）该模式与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比较，在临床实践中会导致时间成本和费用成本的上升。
（5）该模式对医学科学研究缺乏指导性，在医学教育的实践上效果也不够理想。
六、未来医学模式的探索与发展
根据现代医学的发展轨迹和社会的发展趋势，未来医学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其特点主要有：
（1）医学的任务将从以防病治病为主逐步转向以维护和增强健康、提高人的生命质量为主。
（2）医学工作的范围将从“出生到死亡”扩展为“生前到死后”。
（3）新理论新技术推动医学向前发展。
（4）面对老年社会，应及早采取措施。
针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迅速发展，以及相关学科的不断进步背景下，有部分学者也在积极探索更加适应医疗现状和未来医学发展趋势的医学模式，目前比较被认可的新的医学模式主要有：现代整体医学模式，新世纪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和被动与主动相结合的医学模式）、自然—生物—心理—社会系统医学模式、4P医学模式（预防性，preventive；预测性，predictive；个体化，personalized；参与性，participatory）等，新的医学模式基本都是建立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基础上，更加注重疾病的预防，更加重视患者的参与，更加重视从整体上认识疾病与医学。但目前学界并没有对未来医学模式达成一致共识，仍处于“百家争鸣”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