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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钱德勒所指出：“工业革命必然伴随着组织变革。”（Chandler，1962）人类工业和技术发展史表明，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都必将导致生产组织形式发生重大变化。蒸汽机的出现，使得传统家庭作坊和小型车间让位于工厂和企业；石化能源和电气领域的技术进步，使得企业能够在集中分布式能源的条件下不断扩张；信息技术革命，使得企业的生产链和价值链的空间延伸不断深化。每个工业生产范式的变化，不仅意味着新技术的发展，而且推动着新的组织实践，最终形成整个工业生产领域的普遍化和规范化的组织惯例形式，从而带来整个产业生产组织的重构，组织重构也将技术的潜在生产力推向高峰。新技术范式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组织变革，原因在于新技术降低了原有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机器学习和智能制造的深化，特别是大数据技术的普及和应用，组织形式的演变被赋予了新的力量、形式和方法。“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以及基于平台的数据共享，极大地改变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方式，加速了个人知识的组织和社会化、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和传播、知识的系统化，从而实现价值链的重建，促进企业和行业的共同演化。”（王聪，2016）。
通过连接互联网，大数据突破了物理空间、时间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约束，转变了传统的企业生产组织和空间组织，降低了协同创新的交易成本和边际成本，加深了企业之间的分工，使制造业高度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冯鹏程，2018）。在大数据时代，企业生产和交易的数据化促使企业更加关注数据中隐藏的“矿物”，传统企业也不例外。一方面，虽然数据具有较高的价值，但大数据技术具有很强的专有性，大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使用具有固定成本高、边际成本低的特点，传统企业以传统方式获取大数据且建设和使用大数据技术的成本高、风险大；另一方面，数据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大数据的使用会大大降低使用外部资源和交易成本的风险，促使企业通过共享和合作建立外部企业网络，产生网络价值链，实现网络的虚拟集聚（张亚斌 等，2015）。“新的组织方式致力于为各类供应商提供整合思路和关系适配，协助其分析和优化供应方案，并通过关键环节控制实现分散采购、离散生产和各种‘流’的无缝连接，使分散的制造能力相聚合。”（刘江鹏，2015）。以数据为中心、以网络为渠道、以平台为载体的虚拟产业模型构成了信息结构与价值关联的规律，行业内组织结构的离散化、空间区域分布的无界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实现不同地区和不同企业之间的分享与合作（冯鹏程，2018）。
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的今天，企业单靠自身力量往往无法较好地生存。现今的竞争，不再是单个企业间的竞争，而是企业链群之间的竞争。如何在多变与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取得竞争优势并开拓商机，已成为企业生存的前提，若能通过虚拟组织的理念和做法，针对发展目标形成战略联盟以相互合作，整合彼此间的资源与技术，提供更敏捷的反应速度，弹性地组建一个虚拟企业，便能分散经营风险，快速满足市场多变需求，达到永续经营的目标（Chandna et al.,2018）。特别是在生产领域中，更讲求企业通过与上下游供应链及其他合作伙伴之间的无隙合作来赢取竞争优势（Esposito et al.,2014）。在全球化、虚拟化的制造行为中，通过信息技术应用、协同的行为模式来管理供应链中的企业，协调主导厂和协同厂之间的关系，将生产系统相关的资源进行有效的分配和指派，进而满足顾客需求，降低生产成本，因此虚拟企业的实质就是经由供应链技术，实现合作伙伴间制造自动化和商业自动化的整合。
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使众多生产企业的发展目标由“大而全”向“精而强”转变。虚拟企业协同合作模式的出现，使得合作企业各自可专注发展自身所具优势的独特的核心技术能力，从而在行业中更富竞争性和生存性（Esposito et al.,2014；Monroy et al.,2010；Chen et al.,2017）。虚拟企业能迅速抓住商机，通过资源互补的方式来生产并推出新产品，做出快速反应以满足市场需求并由此获利（Esposito et al.,2014；Khalfallah et al.,2016；Tao et al.,2017）。在现今产品需求多变、生命周期缩短、轮替速度加快的商业环境中，组建虚拟企业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协同合作模式（Dubey et al.,2015）。通过灵活合作，可实现区域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合理使用，帮助人类社会更加快速地创造物质财富和知识财富，从而形成核心企业、合作伙伴、消费者及社会“多赢”的局面（Dubey et al.,2015；Romero et al.,2015；Chen et al.,2017）。
知识经济社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产品中物质原料及劳动力成本比重不断下降，而知识技术比重则持续上升，知识技术日渐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和利润源。现今社会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已越来越取决于产品中知识技术的先进性和生产及管理流程的科学性，而这些都属于企业知识创新管理的范畴。
虚拟企业是由核心企业基于现实或潜在的市场机遇而组建的，目的是实现“强强联合”，即充分利用与协调各合作企业在不同领域内具核心竞争力的业务知识技能，来快速满足市场需求而获得利益（Hsieh et al.,2014；Marilungo et al.,2015）。依此角度而言，虚拟企业的商品合作生产，本质上就是知识的合作与创造（Pollalis et al.,2008；Liu et al.,2011；Castro et al.,2012）。
在虚拟企业协同合作生产的过程中，涉及不同企业的众多类型的纷杂交错的知识因素（包括制度化的企业规章、显性及文本化的专利与生产技术、隐性及个体化的生产诀窍、固化及软件化的生产流程、物化的机器设备、模块化的零部件等）。核心企业能否厘清及理顺其间关系，构建一个适合的协同型虚拟企业知识创造模式，营造一个良好的知识生态环境，在保障各合作企业核心知识安全的前提下，使虚拟企业内相关知识能够自由、有效地沟通、交流、合作、转化、碰撞、发酵和增值（Hyvönen et al.,2008；Tao et al.,2010；Hsieh et al.,2014），将不仅直接关系现阶段虚拟企业协同运作的效率与成败，对后继合作的可能性及未来长远的发展方向也会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在全球化的制造及市场环境下，生产型企业为了减少时间成本浪费，必须协调整个供应链和产业链构建制造和商业协同发展模式。基于信息与关系网络支撑构筑协同型虚拟企业的运作机制，建构促进参与企业协同知识创新的机制环境，这些对整个协同型虚拟企业的顺畅运行及参与企业的战略目标达成都至关重要。
生产制造行业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是国家实力的直接体现。纵观近现代史，世界经济强国迄今还是一流的生产制造强国。而基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就业压力，发展生产制造行业必将是中国坚定实施的一项长期基本政策。如今中国已成为公认的“世界工厂”及“制造大国”，但却“大而不强”。在全球性生产链条中，中国生产制造企业往往沦为“代工厂”，处于链条中利润极其微薄的“纯制造”中端环节，产品及生产过程具有知识含量少、劳动力密集、耗能高、污染大、利润低等特点，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主体利润，主要由掌控产业链条中研发及流通等知识含量较高的前后端环节的国际性大企业所获取。据此，中国生产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条中处于一种弱势、可替代性强、无话语权的地位。这种生产状况不仅大量耗费中国宝贵的各项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还会污染环境，也不利于提升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然是一条不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与生产发展方式，由技术含量低的“中国制造”向高知识、低碳环保的“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转型，实现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国务院于2015年5月正式发布《中国制造2025》，提出力争用十年时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当今世界，知识技术已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和核心竞争力所在，而虚拟企业是符合知识经济和“绿色经济”的重要生产方式，十分注重产品与生产过程中知识的合作与运用。知识创新和虚拟企业这两种新的管理趋势将从根本上改变企业创造可维持的竞争优势的途径。《中国制造2025》也提出，要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推进生产过程智能化，培育新型生产方式，全面提升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通过组建虚拟企业的合作方式，中国制造企业可以快速灵活地实现强强联合，汇聚各自独有的知识和技术优势，共同研发、制造和营销创新而富竞争力的产品，从而有效提升产品创新和产品改良能力，提高生产过程中的知识技术含量，打破西方先进国家的知识封锁与垄断，共同打造中国制造业自己的产业价值链，获取丰厚利润，进而整体性地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实力、地位与话语权。在此宏观背景下，对虚拟企业尤其是制造业协同型虚拟企业的知识创新管理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的探索具有重要而迫切的现实与理论指导意义。
虚拟企业是企业的一种反应动态与全球化市场的表现形式。为了应对全球化竞争的挑战，企业已由单一的个体扩展延伸至战略协作伙伴的虚拟企业组织。选择适当的协同伙伴，打造利于知识创新的机制，建构协同知识创新系统，才能在庞大的虚拟企业中，用集体的力量来增强竞争优势，同时能够维持各自的敏捷性。当前学术理论界对虚拟企业协同知识创新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协同式生产型虚拟企业构建、知识创新机制、协同知识管理模型的研究尚未成熟。已有的相关研究往往从中立第三方的角度，以虚拟企业总体为对象进行剖析，故所涉及的问题及对策有些偏于理论和泛化，针对性不强，实践指导性相对薄弱。协同生产网络中参与企业的伙伴选择机制、协调机制、知识创新机制、知识创新支撑系统的选择与协同知识创新系统构建直接关系到整个协同式虚拟企业合作的效率与成败，甚至关系到后继合作的可能性及发展方向。故本书拟从核心企业视角，来考察看待其构建协同式生产型虚拟企业协同模式时应考虑到的一些重要相关问题，有较强的针对性、目的性和实践性，因而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一定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