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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对糖尿病研究和认识的不断深入，从分子生物学、电镜超微结构、免疫学、生理生化等多角度进行探索，对糖尿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又有新的认知。
1型糖尿病的病因不明，其中遗传因素的作用是肯定的，但遗传的不是糖尿病本身，而是糖尿病的易感性，且只有在外界因素和体内环境的共同作用下，糖尿病才被诱发出现。据统计，中国糖尿病的遗传度为44.4%～73.8%，其中1型糖尿病的遗传度为44.4%～53.7%，低于60%。有10%的1型糖尿病患者具有糖尿病家族史，三代直系亲属中的遗传度为6%。英国一项对147对单卵双胞胎的研究发现，1型糖尿病的一致率为54%，双胞一致的间隔时间多数在10年以内。另外一项研究显示遗传因素对1型糖尿病的发病影响仅在一定时期内，并非终身伴随。
根据近10年来对人类白细胞组织相容性抗原（HLA）的研究发现，1型糖尿病的HLA-DR 3 、DR 4 、DR 3/4 的分布频率显著增加，HLA-DR 2 及DR 5 的分布频率较正常人显著减少。不同种族中1型糖尿病患者HLA抗原类型的分布频率不同，在我国北京的调查中发现，HLA中DR 3 的分布频率增加，在我国东北地区，DR 3 及DR 4 的分布频率均增加，而在高加索人中HLA-B 8 、B 15 、B 18 、CW 3 、DW 3 、DR 3 、DR 4 的分布频率增加。
对1型糖尿病的家系研究中，兄弟姐妹中若有两个单倍型均与先患者相同，则1型糖尿病的发病率是15%，若只有一个单倍型相同则发病率为5%，若两个单倍型均与先患者不同，则发病率小于1%。
食物中的酪氨酸被认为是可引发1型糖尿病的环境因素。动物研究证实了给非肥胖糖尿病小鼠（NOD小鼠）不含酪氨酸的饮食可避免糖尿病的发生。Siliva等在大规模临床研究基础上提出酪氨酸A 1 可能是1型糖尿病的潜在抗原。
既往有研究表明牛乳中的胰岛素可诱导儿童产生与胰岛素相结合的抗体。Johanma等进行的1型糖尿病营养预防计划（TRI-GR）证实，在有糖尿病风险的儿童中牛胰岛素诱导了第一次针对胰岛的特异性T细胞反应，后来扩展为针对人胰岛素的反应。
食物中的糖基化终产物（AGE）与糖尿病的发病相关，与饲以正常饲料的NOD小鼠相比，限制AGE摄入可显著降低NOD小鼠发生糖尿病的危险性，延长NOD小鼠的存活时间，其机制可能为AGE通过活化T细胞，造成胰岛β细胞的损伤。
1型糖尿病的病程是一个进行性自身免疫的过程，在糖尿病前期，针对胰岛β细胞各种自身抗原的TH
2
型反应似乎占优势，在高血糖发生后，TH
2
型反应性降低并转向TH
1
型反应，这一过程需要包括
、
、巨噬细胞和B淋巴细胞等在内的相互作用，最终通过T细胞介导的自身免疫过程造成胰岛β细胞破坏。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佐证：
1型糖尿病高风险的儿童在出生后6个月可测得ICA，在出生后的前10个月ICA阳性率呈线性增加。芬兰糖尿病预测和预防（DIPP）结果显示，非糖尿病儿童若ICA亲和力大于40%，则半数胰岛素第一时相反应（FPIR）出现异常；若ICA亲和力小于40%，则FPIR正常。因此，观察糖尿病前期ICA亲和力的变化可提供对糖尿病的预测。
研究发现GAD-Ab持续阳性的个体，其HbA1c年平均水平显著升高。既往研究认为IA-2Ab和GAD-Ab是预测1型糖尿病最精确的免疫学指标，Massimo等研究发现在GDA65/IA-2Ab阴性的1型糖尿病亲属中，存在4个HLA-DQ异质二聚体者，糖尿病发生率为32%，而在GDA65/IA-2Ab阴性的非糖尿病亲属中，若只存在0个、1个或2个HLA-DQ异质二聚体，则其糖尿病发生率为6%，因此认为仅靠测定抗体来预测1型糖尿病的发病率是不准确的。
3．白介素-18（IL-18）和白介素-15（IL-15）
研究发现NOD小鼠自身免疫性糖尿病早期IL-15和IL-18水平上调，而给抗IL-18治疗可以抑制糖尿病的发生，其机制可能与诱导TH 2 型反应有关。
研究发现给NOD小鼠注射IFN-γ可使糖尿病发病率显著降低，其机制可能是通过降低胰岛素效应性细胞的活性，进而抑制胰岛素炎和胰岛破坏。
抑制性T细胞克隆分泌的TGF-β可抑制NOD小鼠自身免疫性糖尿病的发生，其机制可能与TGF-β抑制iNOS基因表达，抑制一氧化氮（NO）产生，并可抑制IL-2、IL-1β和TNF-α表达有关。
胰岛素抵抗和胰岛β细胞功能受损是2型糖尿病的两个最重要的发病因素。一般认为，不同患者在疾病的不同阶段，这两种因素所占的重要性有所差别。胰岛素抵抗是大多数2型糖尿病致病的始动因素，在胰岛β细胞能分泌足够的胰岛素进行代偿的时候，血糖水平尚可维持在正常范围内，一旦代偿性胰岛素分泌不能与胰岛素抵抗相抗衡，血糖就不可避免地升高。2型糖尿病的胰岛β细胞功能减退与1型糖尿病不同，并非因自身免疫性胰岛β细胞破坏所致。2型糖尿病发病主要包括原发和继发两大类病因，原发病因包括多基因胰岛素分泌损害、GLUT-2表达下降、IRS-2减少、胰岛β细胞发育不良、胰岛β细胞TG沉积（遗传性和/或脂质过多）及胰岛β细胞胰淀素沉积等。继发病因包括葡萄糖和脂肪毒性作用、AGES、氧化性和羰基应激、细胞因子、FA-葡萄糖循环以及细胞凋亡和胰岛β细胞质量下降。以上因素共同作用导致胰岛β细胞功能减退，出现胰岛素分泌缺陷，不能维持血糖水平的稳定，导致糖尿病的发生。
近年的研究发现，“脂毒性”在2型糖尿病的发病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游离脂肪酸（FFA）水平升高可导致胰岛素抵抗和胰岛β细胞损害。研究发现，游离脂肪酸水平升高可导致细胞内乙酰CoA聚集，变构抑制丙酮酸脱氢酶的活性，从而抑制丙酮酸氧化，致使柠檬酸浓度增加，抑制了磷酸果糖激酶的活性，造成葡萄糖-6-磷酸的聚集，从而抑制葡萄糖的氧化和摄取。FFA还抑制胰岛素介导的糖原合成，减少胰岛素介导的葡萄糖摄取。长期FFA水平升高将改变胰岛素靶细胞上葡萄糖转运子-4的表达和内在活性。高水平的FFA短期内可刺激胰岛素分泌，但随着时间延长将异位沉积于非脂肪器官，包括肝脏、肌肉、血管及胰岛β细胞本身，导致周围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肝糖原异生作用增强，肌糖原合成减少，并使胰岛β细胞功能受损，最终导致胰岛素分泌障碍和胰岛素抵抗，这就是所谓的“脂毒性”学说。部分学者甚至提出将2型糖尿病称为“糖脂病”（diabetesmellipitus）。
2型糖尿病病程长，进展缓慢，短则数年，长则数十年。从正常血糖到间歇餐后高血糖，以至发展到持续性空腹高血糖，从无糖尿到有糖尿，从无症状到有症状，从无并发症到有并发症，是一个长期的从病理生化和病理生理发展到病理解剖严重损坏阶段的病变过程，反映胰岛β细胞储备功能低下与胰岛素分泌障碍的演变过程。
胰岛素抵抗（IR）是指整体、器官或组织对胰岛素作用的反应性降低，其发生机制十分复杂。胰岛素作用的靶细胞主要是肌细胞、肝细胞和脂肪细胞，故胰岛素抵抗发生的部位既可在这些靶细胞，也可在其他细胞，如血管内皮细胞。当机体出现IR时，胰岛素刺激的葡萄糖利用减少，同时不能有效抑制肝糖原分解输出葡萄糖，从而导致血糖升高，最终出现糖尿病。
胰岛素抵抗的分子机制包括胰岛素受体前、受体和受体后改变，其中胰岛素受体后抵抗具有重要意义。胰岛素刺激的受体、IRS-1酪氨酸磷酸化及PI-3激酶活性，即经典的胰岛素—胰岛素受体—IRS-1—PL3K途径对胰岛素信号转导十分重要，与胰岛素抵抗关系密切。其重要机制为PL3K致葡萄糖转运减少，此外，葡萄糖转运尚需要其他不依赖PL3K途径的激活，如依赖胰岛素的Cb1（一种原癌蛋白质）酪氨酸磷酸化和/或接头蛋白（CAP）/Cb1复合物的初始化可能为与PL3K通路平行的第二通路。实验证明，阻断第二通路能完全抑制胰岛素刺激的葡萄糖摄取及GLUT-4转位。
肌糖原合成减少是2型糖尿病骨骼肌IR的关键环节，胰岛素刺激的肌糖原合成量受两个因素控制，包括肌葡萄糖转运及己糖激酶Ⅱ活性，前者可能更加重要，若二者存在缺陷，则均可能导致2型糖尿病的发生。
抵抗素（resistin）是脂肪细胞分泌的蛋白质激素，仅在脂肪细胞表达，其血清水平在遗传性和膳食诱发的肥胖患者中均显著升高，用免疫中和法中和抵抗素后，2型糖尿病动物模型的血糖水平及胰岛素作用均得到改善。反之，给正常小鼠抵抗素可减少糖耐量及抑制胰岛素的作用。此外，脂肪细胞还分泌类抵抗素分子（resistin-like molecules，RELMs），成为联系肥胖和2型糖尿病的重要激素。
胰岛β细胞功能狭义上是指胰岛β细胞在葡萄糖刺激下分泌胰岛素以维持血糖水平稳定的功能，广义上是指胰岛β细胞在葡萄糖及葡萄糖以外的因素如精氨酸、胰升糖素化学药物等刺激下分泌胰岛素来维持血糖水平稳定的功能。前者用于判断与药物治疗无关的胰岛素分泌功能，后者用于评定与药物有关的胰岛素分泌功能，如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刺激胰岛素分泌、纠正高血糖毒性等是否引起胰岛β细胞功能变化及机制。
葡萄糖利用减少和肝糖输出增多是高血糖的主要原因。当胰岛素活性不足时，则发生以下病理生理变化：
（1）糖进入细胞减少。当葡萄糖进入脂肪及肌肉细胞膜时需有胰岛素促进其转运，若胰岛素不足则葡萄糖进入减少。在肝细胞中，胰岛素能诱导合成葡萄糖激酶（为己糖激酶的同工酶），在糖尿病中此酶活性下降，于是磷酸化减弱，引起葡萄糖利用减少。
（2）糖原合成减少。胰岛素有加强糖原合成酶催化的作用，当缺少时糖原合成减少，血糖升高。
（3）糖原分解增多。胰岛素可抑制肝和脂肪组织中的环磷酸腺苷（cAMP），与胰高血糖素和邻苯二酚胺有拮抗作用。当胰岛素分泌减少时，糖原分解增多，肝糖输出增多，从而使血糖上升。在正常人体内高血糖对胰高血糖素起抑制作用，而在糖尿病患者体内虽血糖升高但胰高血糖素分泌不受抑制。
（4）肝糖生成增多。在肝中与肌肉中不同，有磷酸酶可促进6-磷酸葡萄糖分解为游离葡萄糖，从肝中输出经肝静脉进入血液循环。当肝糖原分解或糖异生加强而6-磷酸-葡萄糖增多时，肝糖输出增多而使血糖升高。
（5）糖酵解减弱。胰岛素可促进磷酸果糖激酶的合成，又可诱导肝中L型丙酮酸激酶的合成。当胰岛素不足时，这两个酶合成减少，故糖酵解减弱。
（6）糖异生作用增强。由非糖物质转化为葡萄糖和糖原的过程，称为糖异生作用。糖异生作用主要由成糖氨基酸、丙酮酸、乳酸、甘油等经糖酵解的逆向形成，在生理条件下主要在肝内进行。当饥饿和酸中毒时，也可在肾内进行。在糖酵解过程中，大多数反应是可逆的，但是由己糖激酶（葡萄糖激酶）、磷酸果糖激酶和丙酮酸激酶所催化的三个反应，因释放热能较多，难以逆向进行，故丙酮酸必须首先经羧化为草酰乙酸，再经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羧基酶催化生成磷酸烯醇式丙酮酸，并再经果糖1，6-二磷酸酶及葡萄糖6-磷酸酶的作用而完成糖异生过程。在此过程中受胰高血糖素、邻苯二酚胺和肾上腺糖皮质激素的促进，而胰岛素则拮抗之。当胰岛素缺少而胰高血糖素等增多时，糖异生作用加强而肝糖输出增多。
（7）磷酸戊糖通路减弱。在此戊糖通路中6-磷酸葡萄糖脱氢酶及6-磷酸葡萄糖脱氢酶促进相应底物脱氢而生成还原型辅酶Ⅱ（NADPH），此酶为主要供氢体，对脂肪酸、胆固醇及类固醇激素的生物合成起重要作用，当胰岛素缺少时，NADPH生成减少，因而不仅磷酸戊糖通路减弱，而且影响脂肪酸与胆固醇等的合成。但当2型糖尿病早期，尤其轻症患者胰岛素分泌相对增多时，脂肪合成可增多。故不少患者较肥胖，伴高甘油三酯血症与高胆固醇血症，属高脂蛋白血症中第Ⅱ型及第Ⅳ型。
（8）三羧酸循环减弱。三羧酸循环是乙酰辅酶A氧化生成CO 2 和H 2 O的通路。乙酰辅酶A是糖、脂肪及蛋白质分解代谢的中间产物。当葡萄糖酵解形成丙酮酸后，在线粒体膜上经丙酮酸脱氢酶系催化而脱氢氧化并脱羧后成为乙酰辅酶A。当乙酰辅酶A进入三羧酸循环进行氧化时，首先必须与草酰乙酸在柠檬酸合成酶的催化作用下形成柠檬酸。胰岛素能直接加强丙酮酸脱氢酶系的活性，还能促进柠檬酸合成酶，使三羧酸循环进行有氧氧化。当胰岛素不足时，则三羧酸循环减弱。
（9）研究证实另外一些组织功能的缺陷或代谢紊乱亦参与2型糖尿病糖代谢紊乱的病理生理过程，如脂代谢紊乱，胰高血糖素样肽-1（glucagon-like peptide 1，GLP-1）下降及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释放多肽（glucose-dependent inslinotropic peptide，GIP）水平升高，导致胰岛素分泌减少及肝糖输出增加，基础胰高糖素升高及基础的肝糖输出增加；肾对葡萄糖的处理失调，2型糖尿病患者肾近曲小管细胞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sodium-dependent glucose transporters 2，SGLT-2）mRNA及蛋白增多，增强肾对葡萄糖的重吸收能力；神经递质紊乱，后室旁核和腹正中核两个区域对葡萄糖的摄取被持续抑制，肥胖者达到最大抑制反应的时间明显延长。上述各种因素影响的主要结果为高血糖和糖尿。
（1）由于磷酸戊糖通路明显减弱，还原型辅酶Ⅱ减少，脂肪合成常减少，患者多消瘦；但早期2型轻症患者则由于多食而肥胖。
（2）由于肝糖原合成及贮存减少，在腺垂体、脑垂体及肾上腺等分泌激素的调节下，脂肪入肝沉积，肝细胞变性、肝大形成脂肪肝。
（3）在严重病例中，脂肪大量动员分解为α-甘油磷酸及游离脂肪酸，在肉毒碱脂酰转化酶的催化下经线粒体膜而进入线粒体进行氧化，生成大量乙酰辅酶A；又因糖酵解失常，草酰乙酸减少，乙酰辅酶A未能充分氧化而转化为大量酮体。当酮体生成过多、过快，氧化利用减慢（由于胰岛素活性高度不足）时，则积聚而导致酮血症和酮尿，严重时发生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同时，在严重病例中还原型辅酶Ⅱ供应缺少时，胆固醇合成减少，但在轻症早期2型糖尿病患者中还原型辅酶Ⅱ供应尚充沛时，胆固醇合成旺盛，形成高胆固醇血症。且常伴有高甘油三酯血症，游离脂肪酸、低密度脂蛋白（LDL）、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增高，形成高脂血症和高脂蛋白血症，尤以第Ⅳ、Ⅱb及Ⅲ、Ⅴ型多见。高密度脂蛋白（HDL）常降低，载脂蛋白A1（ApoA1）、载脂蛋白A2（ApoA2）亦降低，载脂蛋白B（ApoB）升高。升高的FFA损伤葡萄糖代谢，降低胰岛素对肌肉作用，同时升高基础肝糖原异生，胰岛素抑制肝糖原产生作用下降。细胞质的长链脂肪酰辅酶A（LCFA-CoA）是FFA的代谢产物，在肝及肌肉处可以有损伤胰岛素的作用。凡此脂代谢紊乱为糖尿病患者动脉粥样硬化发病机制中重要的物质基础。
糖尿病患者蛋白质代谢常紊乱，尤其是未妥善控制，甚至发生酮症时，肌肉及肝中蛋白质合成减少而分解增多，呈氮质负平衡。胰岛素不足时糖异生作用旺盛，血浆中成糖氨基酸包括丙氨酸、甘氨酸、苏氨酸、丝氨酸及谷氨酸下降，被肝摄取后转化为糖，使血糖进一步升高。同时成酮氨基酸包括亮氨酸、异亮氨酸、缬氨酸及α-氨基丁酸成倍上升，尤其是前两者在肝中脱氨生酮，使血酮升高形成酮血症，严重时发展为酮症酸中毒。此外，血液中氨基酸、非蛋白氮浓度升高，尿液中尿素氮及有机酸浓度也升高，影响水和酸碱平衡，使水及酸中毒进一步恶化。由于蛋白质呈负平衡，患者消瘦、乏力、抵抗力差，易感染，创口不易愈合，小儿生长发育受阻。
由于糖尿病控制不良，持久性高血糖症可使血浆和组织蛋白发生过度非酶糖化反应，蛋白质的构型和功能因而发生异常改变。如糖化血红蛋白增高时引起组织缺氧，血浆LDL、纤维蛋白原和血小板以及组织胶原蛋白糖化增高可导致血液黏度增加、血流瘀滞、抗凝机制异常、自由基产量增加等。凡此均与糖尿病大、小血管等慢性并发症的发生有密切关系。
常引起各主要脏器功能失常，在酮症酸中毒时更为严重。
维生素代谢紊乱，尤其是维生素B族缺乏，对糖尿病的病理生理影响非常广泛，几乎与所有体内主要物质代谢均有关，尤其对糖、脂肪和蛋白质的影响最大，重点表现在肝、肌肉及脂肪组织中。
研究表明，外周血炎症标志物（如CPR、IL-6）是2型糖尿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巨噬细胞在肝脏、胰岛等代谢器官的募集和激活导致胰岛素抵抗和2型糖尿病的发生。抗炎作用的药物（如阿司匹林、IL-1受体拮抗剂等）可以降低血糖和外周血炎症标志物，降低2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代谢性炎症参与2型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的病理生理，抗炎治疗可改善糖尿病糖脂代谢紊乱，因此2型糖尿病可考虑为慢性低度自身炎症性疾病（autoinflammatory disease）。
成人隐匿性自身免疫性糖尿病是1993年由Tuomi提出的。早在1977年的研究发现ICA阳性2型糖尿病患者多无肥胖，其血浆C肽水平低，易出现继发性口服降糖药失效，且常伴有自身免疫性疾病史。1997年ADA正式定义它为1型糖尿病的亚型，其特征是胰岛β细胞缓慢损害，进展速度不一，胰岛β细胞可长期维持一定的功能，也可进展较快至依赖胰岛素，说明该病有一定的异质性。
较早的研究发现ICA持续阳性的2型糖尿病患者比转阴者的人类白细胞抗原HLA-BW 5 和DR 4 的频率要高，Tuomi的研究则发现DQB 1 0201/0302的分布频率较高。英国前瞻性糖尿病研究（UKPDS）则发现高加索人中疑诊为LADA的DR 3 /DR 4 -DQB 1 0302的分布频率高，LADA的HLA表型与经典的1型糖尿病并不完全相同，且具有种族特异性。研究发现HLA-DR 2 /DQ0602为LADA的保护性基因，由于保护基因和疾病易感基因作用的相互影响，胰岛β细胞的免疫损害缓慢进展。但是，并非所有携易感基因/抗体阳性者就一定会发展成为1型糖尿病，反之亦然。目前认为HLA基因不仅可以促进免疫应答的发生，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应答强度，但是HLA与自身抗体对胰岛功能的影响尚不十分清楚，有待进一步探讨。
LADA患者体内可存在多种自身抗体，包括ICA、胰岛素抗体（IAA）、GADA、IA-2A等，已成为胰岛自身抗体免疫损害的重要临床指征。
ICA是1型糖尿病的自身抗体，可与胰岛中所有的内分泌细胞发生反应，与GAD也可发生反应，GAD反应性ICA识别的是早期/诱导期的损害，不一定引发导致临床症状的胰岛β细胞损害。ICA阳性的1型糖尿病患者的血清可抑制人或鼠的离体胰岛在葡萄糖刺激下的胰岛素分泌，提示ICA与胰岛β细胞的损伤有关，检测ICA滴度有利于早期发现1型糖尿病，其滴度随病程发展呈进行性下降趋势。ICA在2型糖尿病患者中的滴度较低、波动性较大，且已明确ICA不会改变糖尿病的自然病程，不能以此判断今后是否发展为胰岛素依赖，故建议与GADA联合检测的意义较大。
研究发现约4%的正常人的血清中可测得IAA，18%的2型糖尿病患者及50%左右的1型糖尿病患者的IAA呈阳性。单独IAA呈阳性不能预测胰岛β细胞的功能，且已证实IAA不直接导致免疫破坏，也不能影响其进程。
GADA是 γ -氨基丁酸（GABA）的合成酶，GABA很可能是调节胰岛素合成与分泌的自分泌信号，在胰岛的其他细胞上也存在GABA受体，故GABA在胰岛中可能发挥旁分泌信号的作用。在初发的1型糖尿病患者中GADA的检出率高达70%（而正常人的GADA检出率仅为1.5%），在发病前约半年即可测得。GADA阳性的2型糖尿病患者体内的C肽水平明显低于GADA阴性者，GADA具有预测胰岛功能的重要价值，但GADA对于糖尿病的进展并非必备条件，伴随其强烈的体液免疫的是轻微的细胞免疫反应，也许GADA只是自身免疫反应的结果而非原因。GADA由于具有出现早、持续时间长、年龄跨度大、阳性率高、检测方便等优点，目前已成为公认的诊断LADA的免疫学指标。
IA-2A是近年发现的1型糖尿病重要的自身抗体，它与GADA的联合检测能反映ICA的大部分活性。1型糖尿病患者在初诊后多年体内仍可测得IA-2A的存在。它与DR 4 的相关性很强，而GADA则与DR 3 的相关性较强。故认为IA-2A对胰岛β细胞损害的标志性作用比GADA更具有特异性。目前认为IA-2A对1型糖尿病的诊断价值较大，而对LADA的诊断价值远不如GADA。
以往认为只有1型糖尿病患者会患胰岛炎，但是1999年Shimada发现在LADA患者中也存在胰岛炎，该患者血液中高滴度的GADA与低水平的γ干扰素提示体液免疫与细胞免疫的不一致，但所有残余的胰岛均有胰岛素分泌，提示高滴度的GADA反映了胰岛功能的缓慢下降，而胰岛炎的浸润程度与胰岛素分泌下降及临床表现不一定成正相关。目前认为，评价LADA的细胞免疫时GADA滴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因素。
目前对于LADA患者的发病年龄范围，Tuomi报道的发病年龄在35岁以上，国内报道的平均年龄为35.9岁，多倾向于35岁以上。这体现了LADA发病晚这一特征，又有利于与其他类型糖尿病进行鉴别。自发病到出现胰岛β细胞功能完全衰竭的时间个体差异较大，目前公认的时间在半年以上，一般为2年左右，最长不超过5年。
随着病程进展，LADA患者的胰岛β细胞功能逐渐衰退，因此早期诊断、及时防治，进行有效的胰岛功能保护就显得十分重要。研究显示，采用胰岛素治疗可防止LADA患者的胰岛β细胞进一步损害，并使其维持一定功能，其机制可能是外源性胰岛素使胰岛β细胞得到休息，并降低其对免疫损伤的敏感性。因此，建议一旦患者确诊为LADA，即采用胰岛素治疗，以减轻胰岛负担，从而延缓胰岛β细胞功能的衰竭。
自1988年Holi等确认第一例线粒体（mit）基因突变导致脑疾病以来，相关研究已经陆续发现多种疾病与线粒体基因突变有关。1992年Ballinger等发现在一合并耳聋和糖尿病的家系中存在线粒体基因的异常，并认为该基因突变是导致2型糖尿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后，这种类型的糖尿病被命名为母系遗传的糖尿病伴耳聋（MIDD），本病在目前已发现的8种单基因突变糖尿病中最为多见，1995年我国学者首次发现该病家系。
线粒体基因突变糖尿病（MDM）在2型糖尿病中的发病率为0.5%～2.8%；在我国上海地区的2型糖尿病患者中的发病率为1.1%、在有糖尿病家族史、起病年龄小于45岁、消瘦且需要胰岛素治疗的2型糖尿病亚群中，其发病率为2.5%～11.1%。
在胰岛β细胞分泌胰岛素的过程中，腺嘌呤核苷三磷酸（ATP）起着重要的作用，胞浆中Ca 2+ 浓度增加，是胰岛素分泌的启动信号，若胰岛β细胞内含高比例的线粒体突变基因，致氧化磷酸化功能障碍，ATP生成不足，从而导致胰岛素分泌不足。
线粒体基因突变糖尿病的临床特点：①母系遗传家族史，但女性患者的子代未必患病；②不典型2型糖尿病，一般发病年龄较早（多在45岁以下），多消瘦，磺脲类继发失效，病程中需改用胰岛素治疗，胰岛β细胞功能进行性减退；③伴神经性耳聋，可发生在糖尿病之前或之后，甚至较糖尿病晚发数年，甚至十年；④伴中枢神经、心肌、骨骼肌及眼等方面的病变。
胰岛素治疗是线粒体基因突变糖尿病的主要治疗手段，一般患病数年后即需长期使用胰岛素治疗。研究发现辅酶Q 10 可改善此类患者的胰岛功能，故目前认为辅酶Q 10 需早期、大剂量、长疗程应用，尤其需在胰岛功能衰竭以前使用。
（冯晓丹 曹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