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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类的历史。要了解什么是教育，除了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以外，更要从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去寻找教育的演变，去追寻教育的过去，正视教育的现在与展望教育的未来，去体悟教育的真谛。数百万年的人类进化发展可以极为粗略地分为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不同文明形态和阶段的社会发展水平、生活方式、教育形态特征有着巨大的差异。从根本上讲，不同文明形态和阶段的知识总量、知识水平、信息传播速度更是有着天壤之别。
狩猎采集（hunting-gathering）是一种以猎捕各种动物和采摘植物果实、根茎等为主的简单生活方式，也是人类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生存方式。在长达数百万年的人类进化历程中，人类及其生存方式一直处于一种简单、“朴素”的状态，绝大部分时间人类是作为狩猎和采集者生活着的，著名人类学家卡米德斯和人类学家图比（Cosmides L和Tooby J，2010）认为，人类作为狩猎和采集者生活的时代长度是其他所有时代的1 000倍。《剑桥狩猎采集百科全书》（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Hunters and Gatherers ）指出，狩猎采集是人类最早也是最成功的适应，占据了人类历史90%以上的时间。
迄今为止，人类进化研究呈现给我们的仍然是一幅极为复杂而不清晰的画面。尽管重建人类进化史极为困难，但最近几十年来还是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推算出最早的人类物种出现在500万年前。虽然进化并非单一路径，不过根据新的古生物学和人类学资料，大体可以说人类进化是沿着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智人这样一个方向进行的（图1-1）。
图1-1 人类进化示意
真正人属的出现距今约250万年，脑容量的急剧增加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而且，众所周知的是，人类进化中有一些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中心事件：直立行走、火的利用、使用和制造工具、脑容量的增加（图1-2）等（万选才 等，1999）。人类进化发展的路径中，狩猎采集社会是时间最长（长达百余万年）的，从100万年前一直持续到12 000年前，即传统农业社会出现以前。在这段漫长的时间中，人类进化发展的路径越来越依赖文化传递，即教育的演化路径。
图1-2 人类大脑的进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狩猎采集社会的人类祖先逐渐开发出狩猎、采集、加工食物、保护自己不受食肉动物的攻击、分娩、照料婴儿、与疾病抗争等的方法，以及各种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技能。而且，这些方法和技能是要世代传承下去的。同时，狩猎采集也依赖于群体内和群体之间的高水平合作，而这些需要进行社会习俗、规则、礼仪、故事和共同的信仰和价值的文化传递，所有这些朴素的劳动和生活技能的学习，简单知识的传递、依靠口述的文化传承构成了人类最古老也是最初步的教育。
人类的早期进化史经历了和现代截然不同的环境，在狩猎采集社会，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一个由几十个人组成的小的游牧部落中，每天通过狩猎动物和采集植物获得所需的食物。一生都过着露营式的，但并不浪漫的“旅行”生活，一代又一代，千万年来，自然选择缓慢地雕刻着人类的大脑，支持着那些帮助我们狩猎和采集的祖先解决其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的神经回路——这些问题有寻找配偶、狩猎、采集、协商、抵御进攻、抚育幼童、选择合适的栖息地等。实际上，作为人类的主要本能，包括教和学的本能都是在满足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需要中形成的。
心理学家Peter Gray（2011）对现代狩猎采集社会的教育和儿童生活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联系了研究过三大洲七种狩猎采集文化的10位著名的人类学家，采用问卷法对他们在所研究的狩猎采集文化中观察到的儿童生活进行了详细的询问。这些狩猎采集文化涉及许多部落：“Hoansi”（也叫Kung，位于非洲的卡拉哈里沙漠）、“Hazda”（位于坦桑尼亚的雨林），“Mbuti”［位于刚果（金）的伊图里森林］，“Aka”［位于中非和刚果（金）的雨林］，“Efe”［位于刚果（金）的伊图里森林］，“Batek”（位于马来西亚西部）、“Agta”（位于菲律宾吕宋岛）、“Nayaka”（位于南印度）、“Ache”（位于巴拉圭的东部）、“Parakana”（位于巴西的亚马逊盆地），还有“Yiwara”（位于澳大利亚的大沙漠）。这些狩猎采集社会都是一些规模小的（社会单位小），没有复杂技术的（没有机器化的生产工具），没有复杂社会组织的（没有社会阶级），或以上3种类型结合的社会，学术界又将这种社会称为简单社会（simple societies）。人类学家通过对现代狩猎采集群体进行实地研究来推断文明史上早期狩猎采集的特点，他们发现，目前纯粹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生活方式已被现代文明入侵和消灭，几乎完全消失。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甚至更晚，对于人类学家来说，还是有可能找到并研究未受现代文明影响的狩猎采集部落。
研究文献和关于狩猎采集社会中的儿童生活的调查表明，尽管上述这些狩猎采集文化所处的地理位置相距十分遥远，狩猎采集方式存在着巨大差异，但各狩猎采集文化之间存在着一致性：狩猎采集社会在基本的社会结构、社会风俗和教育方法等方面是十分相似的。Peter Gray（2011）指出，在狩猎采集文化中，人们通常生活在一个小群体（包括儿童有20～50人）中，不断从一个栖息地迁徙到另一个栖息地，但是这些栖息地是一个划定范围的区域，这个区域有丰富的植被，女性可以进行采集，儿童可用来玩耍嬉戏。狩猎采集群体有着高度平等的社会结构，共同做出决策，成员拥有自己有限的财产，群体内甚至跨群体分享食物和其他东西。还没有发展出长期保存食物的方法，除了基于性别的分工外没有专门化的职业，并拒绝使用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合法手段。
狩猎采集社会的人类祖先要依靠直观经验，依靠朴素知识（包括朴素物理学、朴素生物学、朴素心理学）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简单甚至是原始的技术进行初级的生产和劳动，知识总量极为有限，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上处于“平衡”状态。可以说，人类在长达百余万年的狩猎采集社会中的教育完全处于朴素的萌芽状态，没有文字，没有学校，没有正式教育，儿童的学习是在游戏、生活、实际操作中完成的。不过与我们通常的认知有所不同的是，狩猎采集活动是知识和技能密集型的，不是劳动密集型的。儿童要成为部落的合格一员，必须掌握各种技能和社会规则，需要大量的学习。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狩猎采集社会的儿童教育有以下特点：
首先，处于狩猎采集社会的儿童必须学习大量的知识从而成长为有用的成人。那种认为狩猎采集文明比现代文明“简单”，儿童没什么东西可学的假设是错误的。由于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是知识和技能高度密集的，而且由于缺乏专门化的职业，每个孩子都要学习整个群体文化的知识和各种技能。比如，为了成为合格的猎人，儿童要学习如何识别和跟踪各种鸟类和哺乳动物，要学会如何制作狩猎采集使用的各种工具，如弓箭、飞镖、陷阱和网等，更重要的是必须掌握熟练使用这些工具的技能。为了成为采集者，儿童需要学习识别各种各样的根茎、坚果、种子、水果以及在他们生活的区域内可食用的和有营养的绿色植物。
其次，狩猎采集社会的成人不会直接指导孩子们的教育或者以其他方式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从早到晚，儿童可以用自己选择的方式进行自由游戏和探索。用研究狩猎采集文明的专家Richard Lee的话来说，狩猎采集社会强烈地崇尚平等（fiercely egalitarian），他们没有首领或大人物；他们群体内的所有决定都通过辩论达成共识。而这些应用于成人的平等自治原则，同样也应用于儿童。成人认为儿童应该根据自己的意愿做事。成人也不会命令孩子，他们从不打骂或粗暴地对待孩子，婴幼儿可以在他们的体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由探索，成人的干扰是很少的。狩猎采集者相信，儿童可以通过他们自我指导的和自我发起的游戏和探索来学习。狩猎采集社会的孩子们在4岁前通常会待在母亲或其他成人的视野范围内，4岁以后的孩子开始喜欢与其他孩子一起玩耍，一起自由地追逐打闹。在研究中，Peter Gray询问10位人类学家他们所观察的文化中孩子自由玩耍的时间是多久，这些人类学家的回答都十分一致：他们从黎明到黄昏都在自由玩耍。正如Whiting（1968）指出的，狩猎采集社会自由的教养方式（permissive parenting style）似乎理想地旨在促进自信心、创造力和独立性。
研究人员比较了狩猎采集社会与农业社会的教养方式。在育儿方面，狩猎采集社会的父母是放纵和宽容的，农业社会的父母通常是严格和专制的；狩猎采集社会的孩子是随性和独立的，农业社会的孩子则服从父母；狩猎采集社会的孩子可以自由玩耍，自己探索玩耍一整天，农业社会的孩子则要做很多工作，即使不是一整天，也要在家里或田野里干活。无怪乎Peter Gray感叹狩猎采集社会的儿童是有史以来最自由的儿童。
第三，狩猎采集社会儿童的生活和教育是一体化的，并没有教育和生活的对立与二分。儿童通过参加文化上有价值的活动，习得自己文化中的重要技能，同时掌握各种知识。狩猎采集社会的儿童也不会与群体内成年人的活动场所隔离，他们观察部落中事情的进展，听成人的绯闻八卦、故事和辩论，他们把这些整合到游戏中，他们是天生的社会学习者和观察学习者。显然，狩猎采集社会的儿童在玩耍中花了大量的时间模仿、构建成人生活。
总之，狩猎采集社会是没有文字的社会，是知识水平极为低下的社会，是没有大型机构和组织（如学校、军队和国家）的简单社会，我们在这里之所以用如此多的笔墨来阐述狩猎采集社会及其教育，是因为人类的脑和心智是在这一极为漫长的时间长河中被塑造的，虽然狩猎采集社会距离今天已十分遥远，但是，无论我们以何种方式生活，我们仍旧依靠在狩猎采集时期就已经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生物驱力和能力进行生活。回到过去当然不可能，但理解狩猎采集社会的教育仍然为我们理解今天的教育提供了一把钥匙。
新仙女木（Younger Dryas）事件是发生在距今12 900—11 600年前的一次气候快速变冷事件，持续了1 000多年，对全球气候、生态环境和人类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农耕文明就是在新仙女木事件结束以后产生的，从这个时候开始，随着植物（麦子和谷物）的人工栽培和动物的驯化，粮食和其他食物可以稳定地获得，人们开始定居生活，随后，村落和乡镇逐渐出现，这是农耕文明的开始。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号称四大文明古国，是最早进入农耕文明时代的地区，这些地区产生了最早的文字、前科学的朴素知识以及学校的萌芽，为后来的文明发展特别是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农业社会又称为传统社会，是以相对简单的、地方性的农业生产为基础，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以手工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尽管不同文明形态的出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却无法阻挡人们对其的好恶，许多学者对农业社会似乎不太喜欢，而对原始的狩猎采集文明抱有好感。他们普遍认为狩猎觅食比较自由和闲适，而农耕社会充满束缚和苦役。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就把狩猎采集社会称为原初富裕社会（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著名生物学家和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把农业社会称为“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错误”。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则更进了一步，他把农业革命称作“历史上最大的骗局”。其实，关键在于农业社会始终没有走出马尔萨斯陷阱
。不过，我们也不能把狩猎采集文明过于浪漫化，不管怎么讲，农业社会栽培植物、驯化动物、治理水患、政府管理等远比狩猎采集社会烦琐，农业社会也远比狩猎采集社会复杂，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文化跃迁，正是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国家、阶级、城市、学校等社会政治和人类组织形态，产生了复杂的劳动分工，出现了各种职业，严格意义上的教育也发端于农业社会。
人类历史上第二次教育革命就发生在农业社会时期，这次革命的标志是文字和学校的出现。虽然不能简单地把学校等同于教育，但是，毋庸置疑，学校是教育的核心组织形式。同时，人类正是在农耕文明劳动和生活中逐渐形成具有一定系统性的、朴素的百科知识，因而在教育内容上，除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外，还出现了各种语言科目（如修辞学）、宗教历史和文学作品等，教育内容呈现多元化的特点。
世界上最早的学校诞生在公元前3 500年的苏美尔（位于伊拉克东南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是公认的最早的文明中心），称为“埃杜巴”，意思是泥版书屋，又可称书吏学校，后来古埃及、中国等地也逐渐出现这一教育机构。
我国最早的学校都出现在夏商周时期，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这里“庠”“校”“序”就是当时学校的名称。学校开始产生时，往往都不是专门的教育机构，而兼为习射、养老的场所，其后的学校一般称为“学”。
学校是专门进行教育的场所，伴随着学校的出现，人类的教育逐渐演变成有一定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同时慢慢出现了专职的教育工作者——教师。学校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正规教育制度的诞生，是人类教育发展的一个质的飞跃，不过这个时候的学校和教育还是在朴素意义上讲的，也就是说学校教授的知识内容和学校组织远远没有工业社会的教育内容和组织这么系统、规范和严格，知识总量也极为有限，主要集中在文法、哲学、伦理、宗教等方面。学校教育制度也是初步的，我们可以称其为“朴素”的，与今天的学校教育制度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古代学校都有一些共同特征：以文法学校、修辞学校等古典学校为主；学校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培养古代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如官吏、牧师、骑士、君子等，另一方面是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宗教、道德或政治的教化；课程内容主要是一些古典学科；教学方法强调严格的纪律和严酷的体罚；教学组织形式以个别化教学为主，没有严格的班级及学年区分；师生关系反映了农业社会的阶级关系、等级关系；绝大部分普通劳动大众基本上被排斥在古代学校教育体系之外，只能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接受一些朴素的教育，有的也通过师徒制的形式接受一些民间专门技术教育。（佚名，2014）
人类在数千年的农业社会中的教育基本处于比较自然的状态，学校和正式教育形态开始出现，但并非特别严格，以中国古代为例，应该说，能够进入私塾和书院进行较为系统学习的儿童是相当有限的，而且，由于农业社会知识总量相对较小，大都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朴素知识，儿童和青少年学习的压力并不是特别大，只是在小范围里有了科举和功名的压力。儿童基本是在游戏中学习、在生活中学习、在实际操作中学习。学徒制、在做中学等是主要的教育教学方式，这个时候教学活动的组织形式还是松散的混龄教学或混龄学习。
工业社会是指以工业生产为经济主导成分的社会，是继农业社会或传统社会之后的社会发展阶段，有时又被称为现代社会。工业社会肇始于18世纪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为标志。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跃迁，它所建立起来的工业社会文明不仅带来了生产技术方面的重大革新，也从根本上提升了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创造出海量的社会财富，使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几乎社会的所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至于著名经济史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慨叹：人类历史中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人类其他的历史细节有意思，但不关键，一言以蔽之，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
未来学家托夫勒将工业社会文明称为第二次浪潮文明，以使用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为能源基础，其特点是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尤瓦尔·赫拉利（2014）指出：工业革命带来了许多社会改造的实验性做法，而各种改变人类日常生活和心理的事情，可谓多不胜数，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将过去传统农业社会的时间节奏替换成工业社会一致而精确的时间概念，传统农业看的是自然的时间周期、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农业社会无法准确测量时间，工业社会则把时间精确化了（标准化成为可能），加之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以及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工业社会对专业知识人才（管理者、工程师、军官和工人）的大规模需求等，标准化、专门化、规模化的工业时代教育呼之欲出。
随着工业文明的出现，近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知识的指数增长（即所谓“知识爆炸”），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的脆弱“平衡”被彻底打破，人类的朴素知识和经验与社会需要、职业要求之间出现了巨大鸿沟。特别是随着工业化以及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发展，义务教育提上日程，大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渐显现，大规模的学校教育制度，尤其是标准化的班级授课制成为必需，这些也被称为第三次教育革命。著名英国学者马特·里德利（2017）对此有过精辟叙述：现代学校的形式可以追溯到拿破仑打败普鲁士的1806年。受战败屈辱刺激，当时普鲁士采纳了著名学者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建议，制订了严格的义务教育方案，主要目的是将青年男子培养成服从命令、在战斗中不会逃跑的士兵。正是这些普鲁士学校引入了近现代教育的许多元素和特点——班级授课制，按年龄施教（而非因材施教）；采用讲授法，即学生坐在成排的课桌后，课室前站着老师；教学日有作息制度，按铃声上下课；有严格规定的教学大纲和课本；一天中要学习若干科目，而不是多天学习同一个科目；等等。
这种以政府为主导建立的，以班级授课制为核心，辅以教师中心、教材中心的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代表着工业社会教育的重大革命和发展，因为班级授课制是将学生按年龄编成相对固定的班级，由教师按照统一标准对同一班级的全体学生进行内容和进度相同的教学，这种做法确实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极大地推动了教育普及，改变了农业社会只有少数人能够系统接受教育的状况。但这似乎也成为近代教育的一个根本性悖论：一方面，填平朴素知识与专业知识、社会需要之间的差距，满足大规模产出人力资源的要求，无疑必须依靠系统化、专门化、标准化的学校教育体系，分门别类地教授知识，近代分类化的自然科学知识的迅速发展也为这种教育形态提供了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讲，近现代学校这类教育机构和近现代工业科技社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是一项文化创新，古典学校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然而，另一方面，近代学校教育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僵化、保守、机械灌输、漠视学生个性等也令人头疼不已，正如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2010）所言：“学校这块方寸天地使我们看到，在文明及其核心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人如何忽略或藐视了自己本性中最不容忽视的一些方面。”Peter Gray更是采用“进化上的不匹配”（evolutionary mismatch）来形容这一问题，即今天的环境条件与我们进化上的祖先所处时代的条件缺乏一致性。确实，学生每天长达几个小时端坐着听老师讲课这种教学形式在人类历史上很晚才出现，实在是一件非常不自然的事情。
作为工业革命和科技社会发展产物的大规模的近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以及标准化的班级授课制出现不过短短的二三百年。然而，不能不看到，以标准化的学校教育制度为主的教育与儿童心理发展的稳定性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英国历史学家安东尼·塞尔登（2019）在其《第四次教育革命：人工智能如何改变教育》一书中指出，工业革命或者工业社会的教育衍生出了一些比较大的难题和弊端，主要有：
其一，工业社会的教育未能克服根深蒂固的社会阶层的固化问题。总体而言，农业社会的教育主要是精英阶层才能够接受的事物，工业社会教育的受益面大大扩展，但是阶层流动的问题依然没有很好地解决，教育公平依然任重道远。
其二，工业社会的教育制度是僵化的。塞尔登指出，在工业社会，学生们在学校的教育之旅就像是在生产线上进行一样，一般从三四岁开始，他们每年9月入学，在正规教育的传送带上运行1年，接受更高级知识的注入，这些被“注入”的知识分为不同的学业科目，学生逐日、逐周、逐个学期地在枯燥的生产线上进行不同科目的学习，直到生产线在每年7月份终于运行结束。
其三，工业社会教育的教师因为行政事务而不堪重负。教师本应该将最主要的精力投入到教学上，但事实上他们很难做到，即使在工业革命早期，由于教材编写、课堂组织记录和跟进学生出勤情况，处理学生不当行为、批改学生作业、记录学生成绩、填写各类表格等事宜，教师进行课堂教学准备的时间就已经大为减少了。
其四，工业社会的教育呈现同质化和缺乏个性化，同时，大班教学抑制了学习的个性化和学习的广度。教育的关键在于因材施教，为不同天资的学生提供适合他们发展水平的成长环境，推动学生认知、情感和个性的健康发展。然而，工业社会的教育是大众普及教育，班级规模不得不扩大，从而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化的需要。
20世纪70年代，电子计算机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和逐步普及标志着信息社会的来临，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信息社会是以电子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基础，以信息资源为基本资源的新型社会。实际上，信息社会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信息社会看作工业社会的一部分或者延伸。
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和传统文明的影响是空前的，是颠覆性的，可以说，信息技术重构了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置身于信息社会的“庐山”中，处在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迭代中，感觉眼花缭乱，瞠目结舌，还不完全识其真面目。所以，关于信息社会的称呼也是五花八门，有学者称之为电子社会（e-society）、电子纪元、地球村、知识社会，也有学者采用后工业社会、超级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等名称。然而，这些命名都不是十分恰当，每种命名只是反映了我们所处的当代复杂社会的某一维度。
在狩猎采集社会和农业社会，人力和土地是最主要的资源，工业社会中，物质和能源是最主要的资源，标准化、大规模的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而在信息社会中，人类面临一次量子跃迁，遭遇有史以来最剧烈的社会大变局和创造性重组。信息成为比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的资源，知识生产、信息传播、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成为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动力。
信息社会的到来为社会经济乃至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可能。近年来，5G、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的迅猛发展，使我们看到这种可能性有可能变为现实。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不过短短几十年，信息社会的教育形态仍处于形成的初期。一方面，目前的教育仍然带有明显的工业社会教育的特征，还远远没有摆脱标准化、工厂化教育的印记，而信息技术在教育上的应用尚属浅表。另一方面，急剧变化的社会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日益强调受教育者的主动性、创造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协作沟通能力的培养。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业化时代的教育体系与社会和人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未消弭，并且越来越无法适应急剧变化的信息社会，无法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和创造力发展的需要，更无法适应未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无数专家学者和普罗大众都在批评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弊端，呼吁乃至推动教育改革，然而收效甚微。
毫无疑问，从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今天的信息社会，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日益紧密，教育对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演变，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教育对象、教育手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表1-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教育依赖的技术手段和媒介有了极大的改变，狩猎采集社会教育的“技术手段和媒介”是口语
和手势，是依靠口口相传、直接模仿；农业社会的教育是依靠口语和书写，工业社会则依靠黑板、粉笔和印刷品（如书本），信息社会教育的技术手段和媒介除了书本以外，越来越依赖计算机、投影仪等信息技术工具。但是我们要看到，不管教育的技术手段和媒介如何改变，教育的根本内核是不变的，也就是说，教育指向人的智慧，指向人的全面发展，指向人的解放，这是教育永恒的追求。正在兴起的智慧教育——真正意义上的信息社会的教育——能否达成这一使命，能否为教育变革寻找新的出路，值得我们期待和努力。
表1-1 人类文明形态及其基本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