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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的开埠对潮剧影响很大。作为对外开放的港口，汕头成为新思想、新文化传播的前沿，西方的电影、话剧、歌舞，以及其他娱乐品种，也随着西方的商品传入。传统戏剧依附于神庙的戏台、节日时令置搭的草台，已不能满足民众娱乐的需求，以营利为目的的戏院也随着汕头的开埠应运而生。观众对象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剧目创作和选择的变化。传统的剧目已不能满足多文化层次的观众的需要，表现时代风貌、现实生活的文明戏出现在剧场戏单上；而进入剧场，整个舞台艺术的要求势必更高、更精致，表演艺术由粗入细。
戏剧在进入戏院的同时，广场戏并未有丝毫缩减，演出需求的加大，催生了更多的戏班，彼时粤东活跃着多个剧种，潮剧在竞争中胜出。光绪二十八年，即 1902 年的《岭东日报》载：“潮音凡二百余班，此为潮音戏之鼎盛时期。”可见此时的潮剧已经在当地成为最大的剧种。
然而这个数字在之后短短二三十年内严重缩水。据谢雪影在《潮梅现象》一书中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潮剧在潮汕已由清末民初的一度繁荣转入萧条，戏班只剩下二三十个，以往“每逢游神喜庆之事，争相聘演，以凑热闹”的情况也已肃杀。
这严重缩水的数字背后，掩藏着一个事实，一部分戏班和艺人转移到潮州人众多的东南亚另谋生路。
此时期潮剧鼎盛的表现之一是海外潮剧中心的产生。海外的潮剧由于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得风气之先，在 20 世纪前期，海外潮剧在许多方面走在内地的前头。
汕头开辟为通商口岸之后，潮汕人向东南亚移民的现象日渐增加；由于国内 20 世纪初期受清廷光绪、慈禧相继去世的国丧影响，民间禁戏，后来又因长年战乱，戏班、艺人纷纷往南洋寻求生路。潮剧班到南洋演出，高潮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最盛是在泰国曼谷。从曼谷到新加坡、柬埔寨、安南（越南）等地的演出网点和从曼谷到暹罗（泰国）各州府演出点纵横交错，此时期曼谷耀华力路五六家戏院同时演潮剧，形成海外潮剧的黄金时代。
一批有名的编戏、教戏先生涌现，在暹罗一批知识分子参与编撰剧本，谢吟、苏醒寰等有志改良潮剧的编剧还组织成立青年觉悟社，陆续把当时上映的电影改编为潮剧，使二三十年代的文明戏盛极一时。
文明戏原是指话剧，后来潮剧艺人把根据政治事件或现实生活编写的时装戏也称为文明戏。晚清开始出现的文明戏，一是以电影故事为蓝本，二是取材于侨社侨乡的现实生活，三是根据新闻人物及重大事件进行编写。文明戏中还有一类是反映华侨及侨属生活的“华侨戏”，如《官硕案》《金贵舍》《清迈案》《店仔头案》等。文明戏数量虽不多，但它为潮剧舞台带来一股时代气息，而且在唱腔音乐、表演艺术及舞台美术各个方面进行了革新的尝试，为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潮剧现代戏创作积累了经验。
潮剧史出现第二次剧目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