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成为作家“小松左京”之前

和《SF杂志》相逢

在《星球大战》《哈利·波特》成为热门并被众人追捧的如今，人们可能很难理解“SF曾经是不入流的东西”这一说法。但是，在我刚开始写作SF作品之际，它不但被看作是地位低下的旁流，甚至“文坛主流”还声称“SF等于儿戏”，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虽然现在“SF”这个词连小学生都知道，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上却没有深入人心，围绕“SF”传出不少广为人知的笑话，比如经常有人误把“SF”当作“SM”。当然，SF作家也不受关注，至少在大学里学习文学的人是不会以此为业的，这是那时的常识。

即使如此，我还是选择了SF，选择了将SF作家作为自己挣钱吃饭的职业。究其原因，是我意识到SF具有“巨大的可能性”，别的文学形式无法做到的，SF却可以——于是，我决定将它作为我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当然，我也并非是一开始就走上了SF这条路。在写SF之前，我曾当过股份制经济杂志的记者，给广播电台写过新闻段子的脚本，总之，为了生活从事过五花八门的工作。同时，我和学生时代的友人高桥和巳 等人一起创办了爱好者杂志 ，在上面发表了一些受存在主义影响的作品。三十岁之前，我姑且算是个所谓的文学青年。

而我开始写SF的契机，是遇到了早川书房刚刚创刊的《SF杂志》。

从少年时代开始，我就一直很喜欢海野十三、山中峰太郎写的那些面向少年儿童的科学冒险作品。到了文学青年时代，我又反复熟读陀思妥耶夫斯基 及胡塞尔 等人的著作，以满足自己饕餮的精神胃口需求。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伊利亚·爱伦堡的《德·叶·托拉斯》这些批判文明的作品我也接触过。不过，我明确意识到自己所读的作品属于SF这一文学类型，还是在读过《SF杂志》创刊号（1960年2月刊）以后。

在创刊号的开头位置刊载了罗伯特·谢克里 的《危险的报酬》，这篇作品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眼球。它以漫画般的笔调描绘了电视节目的未来发展，尖锐讽刺了科学技术与人的关系，以及大众社会的将来，而且充满了悬念，乐趣横生，让读者百看不厌。开高健 以社会组织和人的关系为主题的作品《裸体皇帝》（“裸の王様”）荣获芥川奖，但是此作要是用谢克里的笔法来写的话，肯定会更尖锐、更风趣。“对啊，还可以这样写！”不久，《SF杂志》举行首届空想科学小说竞赛（即后来的SF征文大赛），我就立即动手写作品应募，这就是我最初的SF作品——《给大地和平》。

没有那场战争我就不会成为一个SF作家

《给大地和平》是一篇将背景设定在“1945年秋进行‘本土决战’的日本”的作品。在本作中，日本在本土并未投降，而是在国内继续进行决战，是所谓“或然历史”和“平行世界”组合在一起的虚构之作。看到征稿启事，我头脑里立刻浮现出了这一主题。四百字一页的稿纸写了八十张，一鼓作气三天就写完了。

对于我来说，这篇作品是“非写不可的”。

写这篇作品时，战争已经结束十五年了，我一直想写那场战争，也觉得自己必须写一写那场战争。但是，从哪里入手却始终毫无头绪。

我是在中学三年级时迎来终战的那一代人。在战争当中，我当然想过自己应征入伍然后死掉的可能性，同时目睹的都是化为灰烬的现实景象。可以说，我能活下来就已经算是非常幸运了。在冲绳决战中，和我同龄的少年们持枪上了战场，很多人阵亡。我当时想，假如这种态势持续下去的话，那岂不是全国各地都要变成冲绳了吗？然而，这样的战争才刚刚结束，那些在日本投下原子弹的家伙竟然又在研制威力比原子弹还要大数倍的核武器，开始了一场愚蠢的“东西冷战”，所以我觉得我非得写点什么不可。

但是，我并没有实际参与到战争之中，那么有没有讲述战争的资格呢？

如果使用过去的文学作品的表现方法，如此复杂、多层面的构思会很难处理，操作起来一定苦不堪言。对此我是心知肚明的。我可不想弄出那种谁也不爱读的东西，否则我的文学生涯也许就画上句号了。

就在这时，我邂逅了SF。使用SF的手法可以把现实的历史相对化。也许可以写出另一个未来，把自己设定为一个“在‘本土决战’的泥沼之中参与游击战的战斗人员”。进行这一作品构思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苦恼已久的问题有了突破口。

在以这篇作品标题为书名的处女作短篇集《给大地和平》（1963年）的后记里，我曾写下如下文字：

“如果用传统文学的方法写的话，要有非常庞杂的资料，如果反其道而行之（用SF形式）写出的作品会很短小……于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写出SF作品，并拿去参加征稿竞赛了。”

能够让小说里的人物讨论“这一历史是错误的”“为什么历史不能有几种呢”等问题，这恐怕也是SF这一体裁才能够做到的吧？

在我和SF相知相遇时，自己头脑里的“战争”已经终结，画上了句号。反过来说，战时与战后的经历体验对我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假如不曾有那场战争，我不会成为一名SF作家。

到了如今这个年岁，回头看看过去，那个时代的一个又一个体验都变成了自己思考的原点。我对于这一点非常清楚——

沐浴昭和初期的大众文化

我于昭和六年（1931年）一月生于大阪市京町堀（西船场）。原名小松实。我家当时开了个经营物理、化学相关机械的公司，我是五男一女六个孩子中的第二个男孩。

老爸生于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老妈生于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老爸是千叶馆山船主的儿子，老妈生于日本桥人形町，他们俩都是关东人。老妈的兄长与老爸都在明治药专学习，两人似乎就是因此认识的。

定下婚约后，老爸先到了大阪，不久后的大正十二年（1923年）九月一日，老妈遭遇了关东大震灾。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从她那里听到了很多关于震灾的事。也许这也是促成《日本沉没》这部作品诞生的缘由之一。

我出生、成长的年代是这个样子的：出生那年发生了“满洲事变” ，上学那年日中战争开始 ，在小学五年级时“大东亚战争”爆发，念初中三年级时战争结束。这样一介绍肯定是清一色的军国主义色彩，当然社会也不是单色的。在“大东亚战争”后期的初中时代，虽然充斥诸多讨厌的回忆，可是这个时期却又是大众文化繁盛之时。电影、话剧、落语 、广播、杂志……通过这些媒介，我得以接触到艺能、音乐乃至小说、漫画等各式各样的文化形式。

在上小学之前，我家搬到了兵库县西宫市。现在考量起来，我家是典型的20世纪30年代的都市中产阶级家庭，家里有收音机、留声机等，从义太夫 到《流浪者之歌》 的各种唱片都有。我加入了儿童剧团，五年级时还在NHK大阪的“儿童广播局”担当DJ 角色，并且出演过广播剧。

老爸经常领我去看落语、歌舞伎，还有卓别林 演的电影。我对榎本健一 、古川绿波 、横山圆辰 、花菱亚茶子 等演员参演的斋藤寅次郎导演的喜剧特别喜欢。在上小学之前就记住了上原敏 的《赌徒行令歌》、父辈们唱的打油诗及原谱换词类的歌。我大量接触了昭和初期那种稍显颓废的色情、怪诞、荒谬的文化，因此相当早熟。

我有一个比我大四岁的哥哥，他当时买《少年俱乐部》（“少年倶楽部”）《孩子的科学》（“子供の科学”）这些书给我看，因此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与他一起阅读这些书。海野十三 、佐藤红绿 ，还有高垣眸 、山中峰太郎 、南洋一郎 、江户川乱步 ……有新兵器登场的科学小说、海洋小说、侦探小说，抓过什么看什么。《野狗黑吉》（“のらくろ”） 《坦克太郎》（“タンクタンクロー”） 等漫画我也特别喜欢，实际上我在小学四年级时就开始画四页连环小漫画。因为我希望自己能受到小伙伴的欢迎，就经常在写作文时加一些有趣的东西进去，老师批改作文时经常用红色字写上：“请认真写！”

说起来，通过读少年小说，我那时已经知道了“原子弹”一词。昭和十六年（1941年），《每日小学生新闻》（“毎日小学生新聞”）（当时叫《少年国民新闻》/“少国民新聞”）开始连载北村小松的《火》（“火”）。这个标题来自有明海的“不知火” 。在这部小说里，调查“不知火”的主人公遇到了一个外国间谍，而这个间谍竟然是在寻找原子弹。小说中写道，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原子弹就会使富士山化为乌有。我当时天真地想：“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可是过了四年，真的有两枚原子弹落了下来，那时我太震惊了。

中学时代的绰号“不知愁”

1943年（昭和十八年）我小学毕业，升上了当地的名牌学校神户一中。因为时局关系，在毕业时小学改为“国民学校”，进入中学后又开始了军训。在战争结束前的两年半时间里，自己经常被殴打，经常饿肚子——在我记忆里就剩下这两件事。我从小学时就因为近视戴上了眼镜。在中学一二年级时，手里拿着被老师打断了腿的眼镜，晃晃荡荡地踟蹰前行的样子总是浮现在脑海里。我生来就是毛手毛脚的性格，又有些中产阶级家庭那种少爷派头，再加上大众文化的影响，成了一个不守成规、相当随心所欲的主儿。中学一年级的元旦，全校对着皇居遥拜。当时我看着日出，嘴里无意间哼唱起了川田义雄&Milk Brothers 的歌：“地球上太阳出来了，它的背面正是深夜。”当然，挨了一顿狠揍。

不知是不是由于这没头没脑的样子，我终于得了个“不知愁”的绰号。虽然在校的学习成绩还行，但与真正的尖子生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在念中学二年级时，我这种浮躁性子有了一定改正，于是学校让我做了图书委员，这给了我与许多重要典籍相遇的好机会，比如图书馆里的藏书——新潮社出版的《世界文学全集》。虽然英美作家的作品作为“敌对方文学”被藏在图书馆的角落，但是这套全集却给了我接受外国文学亲炙的机缘。

当时给我巨大影响的是第一卷里但丁 的《神曲》，里面有最早由托勒密 绘制的地心说的地球图片。《神曲》里写的恶魔卢齐菲罗落入地狱，实际不过是掉到地球的中心而已！这部作品出现得比牛顿还早，但是，地球的中心即是“底”的概念却已经讲明白了……我觉得这真是不可思议。后来我从三高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的意大利文学系，这恐怕和《神曲》的影响不无关系。我对于幻想与科学关系的思考也始于读《神曲》之时。

另外，我非常感谢初中一年级时的国语老师。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当时我写了篇题名为《寒冷的早晨》的作文，老师评论此文道：“写得很简洁，没有一点多余的描写。”并且作为范文给予了褒奖。这位老师并非师范学校出身，而是从大学国文系毕业的，但当时我还是非常高兴。正是因为这件事，我才会朦胧地想到今后试试写小说吧。当然，冒出这样的想法已是战后的事情了。

在军需工厂迎来“八·一五”

进入1945年（昭和二十年）之后，空袭变得更为激烈。我升上初中三年级以后，学校就停课了，学生都被动员到工厂干活。每人每天配给五勺大米，约为零点五合 。后来发的是虫子蛀了的大豆和干巴巴的陈年玉米粒等杂粮，有时还给点腐烂的干芋头之类的。我瘦得皮包骨头，每天去工厂都要拼尽全身力气。

那时的我根本无法想象自己的将来。征兵年龄已经下调到十九岁，战争接近尾声那段时间，甚至连十七岁的人也被列为服役人员。在海军学校新开办的预科，把初三的学生也募集了进去。我感觉到，自己马上也要被征召入伍了。

因为我是高度近视，无论是担当教练的教官还是班主任都对我说：“你这样没法用枪，当不了一个合格的士兵。”总之不把我当作国民对待。班主任甚至对我说：“要是到了本土作战的时候，你就在战壕里用竹枪捅战车的车身吧。”我听到的都是诸如此类的话。当时我就想，自己只能干干辎重运输兵（在部队运输食物、物资的工作），连一把枪都没有，只能在泥沼里爬行，死了都没人知道。

在那年四月，有位比我大两岁的学长，是个很优秀的值得敬重的人，作为特别干部候补被征入陆军，说是要进入“特攻队”。但是，他却在训练中由于飞机发动机故障而坠机身亡。别说什么“特攻”了，甚至还没来得及参加实战就送了命。这件事让我感到彻底绝望了。

在初中有个同班生是口碑极坏的男生，学校半诱使半胁迫地跟他说，与其等着被开除学籍，还不如去参加队役训练。于是，他便成为我们年级唯一一个“志愿入伍的英雄”。但是，他却活下来了，还成了“战后首个持枪中学生强盗”。我觉得我能理解他为何会堕落成那个样子。

不用等到征兵时刻，在这段时间里，我已经有几次和死亡擦肩而过。在神户遭遇格鲁曼战斗机 的追杀，我想径直向前逃跑，不知谁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横着拽向一旁，而我想要奔跑过去的位置遭到了20毫米机关炮“嗒嗒嗒”一阵狂射。看到子弹后我人都被吓瘫软了。

妈妈和弟弟妹妹都疏散了，入了松江高中的哥哥应征去了名古屋，只剩下我和父亲两个人还没走。有次父亲出差只有我在家时，一颗燃烧弾落下来，我孤身一人去灭火抢救。我正打算上楼去把穿透二楼屋脊的最后一枚燃烧弹弄下去的时候，脚踩在油脂燃烧弹漏出的黏糊糊的东西上，一下子滑倒在房顶。幸亏抓住了瓦片，不然直接从楼顶掉下来，骨折都算轻的。

燃烧弹是几十枚捆绑在一起，放在一个容器里被投放下来的。在落下的过程中，把燃烧弹捆绑在一起的铁箍会脱离开来，使燃烧弹分散，容器的尾翼也会和铁箍一并飞散落下。有一次，一片尾翼就擦着我后背落下。要是我走慢一步的话，肯定会被砸得血肉模糊。

8月8日的报纸上报道了“新型炸弹”落在广岛的新闻。正好那天哥哥从名古屋回来。他告诉我说：“这好像就是原子弹！”我们聊到这个话题，惊叹小学生报纸上那篇《火》竟然成真了。

到了8月15日早晨，有人来通知说马上会有天皇陛下的“玉音放送”。当时，我们都在川崎重工的工厂制造一种名叫“蛟龙”的特殊潜艇，可供五人乘坐，好在“本土决战”时使用。上午的活儿比平时早十分钟结束，之后每个人都收听广播。我只听懂了“联合宣言”和“忍受无法忍受之苦难”这两句话，但班主任异常激动地发表了一番演说。他说，陛下的意思是“抛开”联合宣言，此后一亿日本人应该更加一心一意，尽忠报国，要意气昂扬地把“圣战”进行到底……但是，学生们之间开始窃窃私语，说陛下讲的好像不是“抛开”宣言而是“接受”宣言。有个胆大的孩子问道：“我听到的是‘接受’宣言，日本是不是战败了？”这话刚出口，他就被一耳光打倒在地，连耳膜都被打破了。这件事简直荒唐至极。

这时候，学长们从别的工厂一窝蜂似的跑过来，告诉了我们真相：“你们在干什么？日本已经战败了！手上的活儿别干了！”不知谁擅自推开配电室的门，关掉了电源。大伙儿一边喊着“不干了！不干了！”一边往工厂外边跑。只有一个人因为电源切断，滞留在升降机上，他大喊：“喂，等等我呀！”

战争转瞬之间就结束了。但是，我仍然无法忘记“本土决战”“一亿玉碎”这样的口号带来的死亡恐惧和那种绝望的感觉。《给大地和平》自不待言，就连我写出《日本沉没》这部作品，也是因为我亲身经历过人们高喊着“一亿玉碎”的那个可悲的时代。我当时的想法是，既然日本人有勇气高喊什么“玉碎”、什么“决战”，那么当他们即将失去整个国家的时候又会怎么样？不过，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让日本人“玉碎”的——这便是我创作《日本沉没》这部作品时的想法。

再有，从少年时代起我就痛感到科学技术进步的恐怖。1903年莱特兄弟的飞机飞上天空，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仅仅四十年后，日本就遭到了原子弹的轰炸。其实当时日本的理化学研究所也在研究原子弹，只不过美国在“实用化”上抢先了一步。我常想，这真是太不得了了。无人知晓科学到底能干什么。如果不驾驭好科学，人类只能自取灭亡。这个想法在我的头脑里深深扎根，《复活之日》（“復活の日”）这部作品也源于此。

黑市与爵士乐

战争结束给我带来的是一种被解放的感受。什么空袭，什么工厂动员，都没了。过去心里认为一定会发生的“本土决战”也不会有了。我心想，这下子总算不用担心自己会被杀死了。

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虚脱感，为了吃饭，为了活着，每个人都在找活儿干。“战后”实际上是从想方设法填饱肚子活下去开始的。我对这一时期的印象就是如此。

在战争中，西宫浜 一带是实行军管的，捕捞沙丁鱼的作业也是严禁的，战后连这里都开禁了，从8月19日就有捕捞沙丁鱼的渔船出现了。那时有时一天吃三顿沙丁鱼。

过了一个多月，学校也复课了。不过首先在课堂上干的是用墨水涂抹教科书。在历史和语文教科书上出现的“鬼畜英美”这样的表述都要全部涂掉。由于物资匮乏，教科书都薄得跟报纸一样，所以这活儿马上就完事了。接着，我们又被安排收拾烧毁的废墟里的残砖碎瓦，由于四处都有暴露在外的水管往外冒着水，我们必须找到总闸并把它关上，然后再把废弃的管道拆下来。

街上很快出现了黑市。这里的主角不是战胜国的人也不是日本人，而是当时被称作“第三国人”的朝鲜人和中国人。

占领军的权限制约不了“第三国人”，所以他们的手枪没有被收缴，势力迅速扩张。我们在收拾水管的时候，甚至还看见美国士兵和“第三国人”打起了枪战。

我在朋友的建议下从农村买肉到黑市去卖，又从占领军手里买巧克力、香烟，再用高三倍的价钱卖出去，总之在黑市干过好几次买卖。最为常见的是糖精（人工调味料）交易。因为穿中学生校服不会被怀疑，所以我和其他学校的两个朋友一起去黑市帮别人“放风”。据说交易的物品是孟山都公司 的糖精。有一次我正好闹肚子没有去，结果警察来了，所有人都被抓了起来。后来我才知道交易的东西好像不是糖精，而是毒品。之后一段时间我一直提心吊胆的，生怕自己也会被抓。

就连都市中产阶层家庭的少爷也要干这种勾当，可见当时的混乱。战灾孤儿持枪抢劫卷走大人的钱财，像复员兵的暴力集团那样胡作非为。前边我提到的那个中学的同班生当了持枪强盗，同年级女生被流浪者强暴并杀害了；我在小学时的一个女同学竟做了暗娼。现在无法想象的没有警察的状态就是如此。这种噩梦般的时代，高抬贵手不要再来吧！

虽然世间充满了野兽般的东西，但另一方面“民主主义”被引进学校，与战前相比，风气为之一变。翌年，也就是1946年，四年级的班级委员开始由选举决定人选，结果我竟然被选中了。在以前能当上班级委员的都是成绩优秀、品端术正的学生，是由教师任命的。但是改为经选举产生，我这混子也当上了，老师只能吞下苦果，愁眉苦脸。

我创建了文艺部，也复刊了曾经的《神中文艺》（“神中文藝”）。在复刊后的第一期上，我也发表了一篇名为《成绩单》（“成績表”）的小说，这是我首次写小说。那是写一个后进生面对成绩单有喜有忧的幽默小说。我作为《少年俱乐部》的佐佐木邦 路线的追随者，受到了喜欢榎本健一的朋友们的好评，但高年级生们却认为这篇文章玷污了《神中文艺》的名声。

在五年级时，我创建了戏剧部，开创了神户一中戏剧表演的先河。还创立了轻音乐部，在学校首次演奏爵士乐。我与后来成为演员的高岛忠夫组建了名为“红猫（Red Cats）”的爵士乐队，高岛弹吉他，我拉小提琴。高岛有“和尚”的诨名，这是因为他喜欢印度独立运动激进派领袖钱德拉·鲍斯，因此被叫作“钱德拉”，“鲍斯”又与“和尚”谐音 ，后来就被叫作“和尚”。

文艺、戏剧、音乐……真正有种表现自由的感觉了，于是我尝试了各式各样的活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再也不用担心会被骂了。

除了文化方面的活动，在五年级时我还加入了橄榄球队，并且在县级比赛中拿了冠军，总之接触了各个领域。说起来，我是在四年级的时候学会抽烟的。最开始是有个朋友从黑市入手了菲利普·莫里斯香烟 ，我被那种甘甜的清香味所吸引。之后，无论是捡的烟蒂还是其他替代品，我找到什么就抽什么，因为抽烟可以暂时缓解饥饿的感觉。一直到今天我也没摆脱烟鬼的生活。

在京都三高出彩的一年

五年的中学生活即将结束，应试时间逼近。父亲要我考京都三高，我也有此意。班主任老师却直言：“你呀，绝对不合适。”我把哥哥的旧参考书拿过来拼命苦读，结果轻松过关，榜上有名。神户一中有十三人应试，其中七人合格，没想到我这混子也成了其中之一。

旧制高中都不讲究衣帽齐整。入学典礼时，我是穿戴着哥哥在松江高校穿戴过的有白线的制帽和斗篷出席的。在三十六七岁时写的《自暴自弃青春记》（“やぶれかぶれ青春記”）里，我把这一天称作“人生当中最出彩的日子”。时至今日，我仍然对那时自己激动的心情记忆犹新。那是种从压抑的中学得到了解放的喜悦，是步入成人世界的欣喜。这次入学典礼对于我来说更像成人式的典礼。

实际上，和初中生活比较起来，高中生活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称呼我的时候，教师们一定会在“小松”后面加个“君”字，高年级同学也一样平等对待我。不管怎么在课业上偷懒、怎么逃课，也不会挨训斥，甚至你不学习也自便。但是，对其结果你自己要承担责任。旧制高校三年制，各学年允许一次留级，里外总共六年期限。在这段时间里，我感觉自己要找到自己的出路和应该专注的学问。

总之，我一开始就很享受高中生活。逃课是家常便饭，有很充裕的时间读外国文学作品。其中对我影响特别大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我在入学前偶然碰到这本书，翻开之后便爱不释手。在我的记忆当中，我们高中图书馆馆藏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我两个月不到便全部读完。之后就是搜寻左拉、司汤达、巴尔扎克等法国作家的作品，再去读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还有歌德、托马斯·曼、黑塞这些德国作家的作品也抓来看。我也很喜欢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马尔罗这些作家。

当时正值实存主义文学盛行，我对此很沉醉，如获至宝地读起相关书籍。萨特的《恶心》和《自由之路》对我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之后又读了加缪和卡夫卡的作品。

日本文学里，我对安部公房、埴谷雄高格外倾心，再排下去应推谷崎润一郎、椎名麟三、织田作之助、坂口安吾……当时还有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和白桦派，但是我对那些作品没有兴致。

我曾勉强读过志贺直哉 的《暗夜行路》 （“暗夜行路”）。我一边读一边思考，这个叫“时任谦作”的人物到底是做什么的，靠什么吃饭呢？我想，只是写他跑到尾道市 来转悠，或者抚摸妓女的乳房，这样一部磨磨唧唧的小说有什么有趣之处呢？

如果要在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之中举出一名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我想该是花田清辉 。他的那本《复兴期的精神》（“復興期の精神”）在1946年出版，我翻来覆去读过几遍。虽然是以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为素材之作，但通过他们展望日本战后的再生，这样的构思和驱动力非常漂亮。花田清辉后来在论战中败于吉本隆明，过后不久身体也垮了，晚年过的是悄无声息的生活。我总认为这是一个应该被重新评价的人物。同时对翻译过来的著述，我读得最下功夫、所受影响最大的当属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这本著作不是在高中而是在大学开始读的，我边读边写札记，写满了三本笔记本 。

总之，高中一年级的时间我全花在了阅读上，心想剩下的两年也像这样继续享受读书该多美呀，但是由于学制改革，旧制的高中制废止了。翌年，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3月，我从高中毕业，在7月就要接受考取新制京都大学的考试。旧制高中生活仅一年就结束了。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成了旧制高中的最后一代，接下来就成了新制大学的第一期学生。在三高时期，我不仅学到了读书的方法，而且度过了一段杂乱无章的宿舍生活，体验了许多的娱乐方式。对于我来说，旧制高中是“青春的休假”，可是这样的日子一年就结束了，实在是遗憾呀！

心血来潮成为左翼学生却受挫

上京都大学时父亲让我学理科，因为他本人干的就是化学工业机械的行当。哥哥也是学理科的，考虑到理科生将来就业容易，自然主张学理科。但是我本人却犟着要上文科，他们让步说，学文科的话就念法律或者经济吧，我却偏选文学部，而且是就业最不靠谱的意大利文学，于是家里发生激烈争吵，其结果是我硬要念就念，但是家里不提供学费。

要是说为什么非得学意大利文学，但丁的影响不用说，加上我当时又迷上了皮兰德娄 ，或者说，那时意大利电影很时兴，我没少看，再加上在三高念书时有个铁哥们儿向我推荐说：“学意大利文学很轻松有趣！”恐怕他的导向也起了作用吧，反正我确实不怎么思考将来如何。

意大利文学的教授是野上素一先生。他是作家野上弥生子的大儿子。可以说这个专业就是有了他才办得起来。我们常到先生的研究室去泡，还能蹭酒喝。有一天先生说：“好了，我得去上课！”说完抬腿就要离开研究室，但是马上又说：“一个人也没有，那就停课吧。”又走了回来——当然没有人上课，毕竟上他课的所有学生都在和他一起喝大酒呢。那段时光就是如此悠闲逍遥。

大学时代比上课更烦心的当然是与政治相关的事。

我们的学年是改制后的学年，新制大学的一年级是从1949年9月开始的。在这一年，日本共产党在众议院获得了三十五个议席，被认为是议会制的民主主义下树立革命政权的起始之年。当时的学生感觉共产党的形象很好，都对其抱有好感。我也属于此类人。在入学不久的那年秋天，我又被那位推荐我学意大利文学的铁哥们儿强拉硬扯地加入了共产党的“京大细胞”组织。这兴许也因为当时正值疾风骤雨般的左翼学生运动到来之际。

原来我是连《资本论》也未读过的，根本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主张。对于唯物辩证法还时不时调侃一通，把趁食堂有米饭时在食堂排队说成“唯食便当（盒饭）法”，吃饭时喊道：“喂，去找马克思吧？”对于我来说，对共产党的认识与那年公映的电影《青色山峦》（“青い山脈”）留下的印象重合了。当时从苏联西伯利亚归国的遣返者也带回了俄国民歌。那些雄浑豪放的歌曲和苏联电影或许也使我对苏联产生了憧憬之情吧？

但是，实际上我作为京大细胞的一员，也只不过是发挥一下音乐、漫画这些特长，指导一下唱歌、书写游行示威用的标语而已。1950年1月，日本共产党的议会主义被共产党情报局批判，由此出现了主张以一国为单位而进行革命的主流派“所感派”和追求世界同时革命的非主流派“国际派”的党内分裂，但是，我对此是毫无头绪。

战争对我的影响有多大，前边已经说过了。左翼运动被我理解为一种反战运动。那时，朝鲜半岛的形势更趋紧张，九州大学开始出现学运同盟，京都大学学生接受了这一思想，在6月份也成立了反战学生同盟并召开大会。我也是其中核心成员之一。反战学生同盟推出的《反战和平诗集》中，有我写的一首名叫《和你在一起》的诗。当然，我们也参加了反战游行示威，“所感派”领导层认为这样的游行示威很糟糕，结果，京大细胞受到处分，我也受到牵连，被限制参加党的活动，不再参加讨论。

即使如此，学生同盟的游行示威照样得搞下去。有一天，我作为游行示威的领导者带队去圆山公园，在临近南座前边时，正赶上歌舞伎《铃森》上演。我说了声“请等一下”，然后把标语牌递给了一个人，走到售票处时发现中村吉右卫门的《幡随院长兵卫》已经开始演出了。我买了一张站票走进剧场，刚好听到里面传来“欸，小伙子，等一下。” 这从花道 发出来的声音。我看了让我大饱眼福的一幕之后，走出剧院。说好了让等等我的，但游行的伙伴们都走了。之后，他们在去圆山公园途中的赏花小路上被警察逮捕了。

我对自己能够巧遇中村吉右卫门出演《幡随院长兵卫》感到喜不自胜，这种喜悦的心情与害得游行示威以失败告终的自责感在我心中搅作一团。如果不提交自我检讨批判书的话，会被盘问，但我不能在公开场合说是因为我想看“欸，小伙子，等一下”呀。最后我也没有去接受盘问，因为当时京都的指挥部和下边的京大细胞都分裂了，所以难以问责，最后不了了之。

这次游行示威是在1951年末，心血来潮成为左翼学生的我，活动实际至此画上了句号。不过，后来党籍还保留着，因为这个原因，找工作时我就吃了大苦头……

我离开左翼活动的直接原因是被限制参与党的活动和那次游行，但是在这之前，我在京大细胞中已被孤立。对反战活动和学生组织的活动虽然也有热情和干劲，但是对政治变得完全不感兴趣了。在中途我就觉得，煽动家所说的那些话就和战争中号召众人“为国捐躯”一样。

我曾向干部提出：“请给我一点时间，我还要继续学习共产主义。”我至今无法忘记当时自己得到的回答。对方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历史的必然不会等待你的理解！”这让人很失望。

最后都是一些荒唐可笑的回忆了……干部由于“清共运动”转入地下，还出台了山村工作的指令……虽说到农村去可以发展壮大队伍，但在日本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收音机，农民也不是那种毫无知识的人。说出这些话的领导者们让我很反感，最后我只能脱离政治活动。

归根究底，作为我思想基础的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是自由的东西，我的信念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即使和压迫人的势力相悖，受到批判，也要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且为此采取自己的行动，这是我的权利。这就是我的存在意义。说白了，我也许是当时的年轻人的一种典型吧——同时接触左翼思想和存在主义，最后选择的还是存在主义。

挚友高桥和巳

如上文所述，左翼运动对我而言是段痛苦的回忆。但在人际关系这层意义上，我觉得在京大细胞和学生组织里的经验都带给我巨大的转机。那段时期，我邂逅了后来成为作家的高桥和巳、三浦浩 。

我加入共产党时，高桥和巳他们已创建了“京大作家团队”，开始运营爱好者杂志。这是一个以新学制文学部一年级的学生为主体的同好会。当时，京大细胞派遣我和把我拉扯进共产党的两个“哥们儿”一起去把“京大作家团队”抢过来。我就是在那时认识了高桥、三浦。

说起来，我和高桥从一开始就投缘。读他写的作品，我总觉得他写的小说有点难啃的味道，但又有些佩服。一聊起来，发现我们都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埴谷雄高，为此更是意气相投。

高桥是从松江高中上的京大，但原来是大阪今宫中学四年级毕业，那里小微企业、自营企业家庭出身子弟较多。他家在西成经营小型的家庭手工作坊，似乎在他们那一带他是出类拔萃的秀才。他家附近有个很大的寺庙，许多汉文书珍藏于此，好像他从孩童时代起就受教于和尚。因此，他有良好的汉学素养，后来又承蒙吉川幸次郎 教授和诸位日汉文学相关专业先生的赏识和悉心培养。总之他很早熟，就连苦恼的模式也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模式。

比如说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我们两个方法迥异。在刚要上高中时我看到了这本书，我读时思考的是：“人的犯罪动机是这样的吗？”另外对犯罪过程很着迷，至于人的深重罪恶、类似佛教中“业”那样的东西那时还没悟出。为此，在卡拉马佐夫一家三兄弟中，我的同情倾向于因背负杀死父亲的嫌疑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德米特里。虽然他这个家中长子生性凶暴且不务正业，但真正下手杀人的是受二儿子伊万指使怂恿的仆人，德米特里实际是个替罪羊。

但是，高桥从一开始就共情于伊万这个人。伊万是个会拉丁语的聪明人，作为家中次子，他因卡拉马佐夫家族衰败而承担了全家的重荷。虽然他想竭尽全力扭转乾坤、挽救家庭，但是作为兄长的德米特里不愿协助，而弟弟阿廖沙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高桥说他反复咀嚼这一悲哀，认为在审判中坦白了一切、因精神错乱而发狂的伊万，实际上是最了解人的罪孽和心灵的痛苦的。高桥后来说的“智慧的悲哀”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形成的。

我们两个都读过各种书，经常边喝酒边议论。在高桥的出租屋里，我们曾花了很长时间讨论埴谷雄高的《死灵》（“死霊”）。在《死灵》的开头谈到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大法官”这章的有关内容，这一章节对我对高桥都产生过很大影响。

高桥身体羸弱，去游行示威时步履蹒跚，很吃力。他的胸、胃、肝脏都有毛病。他自己说：“恐怕是我命该如此吧。”

在这一时期同高桥结识对我而言是个拯救。在政治和党派性的巨澜中被裹挟，在战争当中所谓的“自我”更是几乎被抹杀掉，想逃离那种状态，文学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高桥正是在此时此地出现了。在念书时我们一起创办了《周六会》（“土曜の会”）、《ARUKU》（“ＡＲＵＫＵ”）、《现代文学》（“現代文学”）等爱好者杂志，毕业后我们又一起创办了《对话》（“対話”）这一爱好者杂志。彼此成为作家之后，我们经常一起开怀畅饮，关系很好，一直到1971年他因癌症病逝。

现在我可以公开讲了：在高桥的作品里能看到很多我的言论给他的启发。他的成名作是获得河出书房新社第一届文艺奖的作品《悲之器》（“悲の器”，1962）。这部作品灵感来源于中医的“人乃病之器”这一思想。其实这个“病之器”的说法是我告诉他的。因为我外公就是中医，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多少是有一些的。高桥一定是受这句话的启发，构思出了“人是悲哀的容器”。记得最初听到这个理念时，他不住点头称“有道理”。可是，当第二次谈起时，我还记得，他直接把鸡尾酒杯倒过来说：“他妈的，只要像这样把容器里的东西倒出来不就完了吗？”

大体上《悲之器》好像讲的是类似东京大学这种名校的法学部部长和女佣搞在一起这样单纯的丑闻。小说以高桥独特的一种挺难啃的文体写成。高桥大概是为了表现这件事的沉重感，他故意使用了异常庄重艰涩的语言。我曾对他说过，何必把通俗的故事写得如此晦涩，还是要考虑一下读者们的感受。但是，对于他来说，恐怕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水平一般的读者也能理解他的文章吧。后来，虽然他又被人们冠以“苦恼教的鼻祖”的诨名，但是他的确能从痛苦中寻找出作为人存在的意义。

我感觉《悲之器》只不过是高桥用来发牢骚的一部作品，但《邪宗门》（“邪宗門”，1966）作为小说则处理得很高明。虚构世界设计的方法很接近SF。这一点上，这部作品毫无疑问是受了我的《日本阿帕奇族》（“日本アパッチ族”，1964）的影响。我曾对高桥说：“你抄袭了我的《阿帕奇》的写法。”他笑着说：“露馅了吗？”当时他也开始考虑销量的问题，应该是通过这部作品，他才真正掌握了虚构的手法。

在他去世前一年，我们在西成喝了最后一次酒。他才三十九岁就去世了，太年轻了。假如活过五十岁的话，他所追求的东西会有相当大的变化吧。我多么期待能看到啊。

破解汤川秀树 博士让我回答的谜语

我和三浦浩也是在“京大作家团队”相识的。但是，我和他在文学品味、好恶上完全不同，一开始性情并不相投。我猜，他一开始肯定也看我不顺眼。但是，一来二去，他成了我和高桥和巳的知音。

三浦是英文学派，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专家志向。他毕业以后，在担任大阪产经新闻记者的同时，很早就有当作家的考虑与安排。毕业后，我和高桥办了爱好者杂志《对话》，最初三浦浩也是参与者，他干了一阵子，觉得这样做成不了气候，就作罢不干了。我觉得，在我们当中，他是“最成熟的大人”。

对于我来说，和学生时代相比，反倒是毕业后与三浦的交往更加密切。更确切地说，是我单方面受了他很多照顾。他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在我困窘时总是给我介绍工作，解燃眉之急。他虽然已经去世，但我至今仍感念他的恩情。

按通常规定，我是应该在1953年3月毕业的。但是，通识必修课的数学、体育理论这两门课是要求出席时间够了才能拿下学分，我对这点不清楚，结果不合格。到头来，我还得再读一年大学，就为了听一些“临终关怀厕所的构造”之类的课程。不管怎样，我通过“地中海文学”的视点写了一篇关于皮兰德罗的毕业论文，而且写得干净利索。在大五时我参加了报社和广播电台的就职考试，但是每次都在他们的管理层面试时落榜。一直到后来，我在为写作《日本沉没》搞素材时和公安人士聊起来，他问我“党籍注销了吗？”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看来从前的记录尚在。

再加上我是意大利文学专业，就当时来说就职范围仅限于报社、广播电台之类的单位。当然，爱好者杂志也还在继续做，对文学的初心并没舍弃。当时心里有个初步的想法，就是一边干着报社记者的工作，一边试着去拿个什么文学奖。但是，在求职阶段我就遭遇了挫折。结果只能是在没有找到工作单位的情况下，于1954年3月毕了业。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或许可以把当个漫画家作为一个选择。实际上，年轻时我虽然没好意思大肆宣扬，但我在学生时代已经用“森实”（Mori Minoru）这个笔名出版了三本漫画单行本，分别名为《我们的地球》（“ぼくらの地球”）、《愚蠢的伊万》（“イワンの馬鹿”）、《大地底海》（“大地底海”），这些作品都是由大阪的图书租赁系统发行。《我们的地球》发行时，大家都认为京都大学学生画漫画挺少有的，连《朝日新闻》都报道了这件事。作为以故事情节为主的漫画，我自认为这些作品还不错。但当时我只是为了赚钱维持爱好者杂志的运营而创作漫画，在那时还没有把它当作专业的自信和意识。

因为这种心境，实际上我是在对于自己的将来没有任何计划的情况下毕业离校的，之后连废品回收、清理阴沟等打工的活都干过。这让三浦很担心，于是他帮我找了一个给即将创刊的杂志画小插画的工作，那是一家名叫《原子》（“アトム”）的经济杂志。

因为刊名叫《原子》，我一开始还以为这肯定是本旨在搞原子能和平利用的杂志，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想要和另一本经济杂志《钻石》（“ダイヤモンド”）相抗衡，又觉得原子大概比钻石更硬，因此用了这个名字。因为是“总会屋” 派系的公司所办，所以似乎是想办成所谓的“中介杂志”之类的经济杂志。

但是他们招募的员工，都是些连采访和编辑都没干过的门外汉，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我比那些人内行。结果，我就独断独行，常常给社长提议：“这样的报道很有趣。”过了一段时间，它真的变成了以原子能相关内容为中心的经济杂志。这个杂志是每期六十四页的月刊，但是其中五十页左右被我一个人包了，从文字到配图都是我干。实际上我相当于身兼采访记者、撰稿人、插画家甚至总编辑数职。

因为与原子能有关的经济杂志独此一家，所以从电力系统从业人员到成套设备制造商、一线研究者，各色人等都可以由我采访取材，这样很多有趣的经验都到手了。包括以“经团连 ”初期会长石川一郎为代表的经济界首脑和政府机关我都采访过，由此大致掌握了产业界和社会各界的运作模式。美国的麦格劳希尔 出版的《原子核工学》是我每期必须购读的刊物，这是英文的专业杂志，我借此掌握了阅读最前沿的科学技术杂志的诀窍。当时在大阪，买这杂志的只有《原子》杂志编辑部和伊藤忠 的原子能部门。在这之后我常想，当时那种环境是我梦寐以求的。那里是我成为社会人的起点，而这一点对于我有重大的意义。

有件事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在创刊一周年的纪念号的显著位置上发表了汤川秀树博士的访谈。当时是我去采访的他。汤川秀树先生是著名东洋史家贝塜茂树先生的弟弟，于是我让高桥和巳求贝塜茂树先生介绍。之前来采访的报社记者都没什么学问，汤川先生被他们搞得很烦。当时我询问他最近在关注什么，他突兀地问我：“小松君，这首和歌你知道吗？”他朗诵道：

“月华虽已过，今春也非昔日春，我身悟我在，还是那个身，等你到天明。”

我应声答道：“这是在原业平 的和歌呀！”“喔，你还真知道呢。”当时量子力学中的“观察者效应”（在极度微观的量子力学世界里，观察行为本身也会给被观察一方带来影响）已经开始受到关注，于是我问道：“是观察者效应吧？”汤川先生立刻对我另眼相看了。

对我来说，与在校时相比，反而是毕业之后与京都大学的老师们交往得更加深入。京都大学的知识学问，远不是用什么文科、理科概括区分得了的，我想它是一种打破了二分法、整合了各学科的一种综合的知识结构。汤川秀树先生以在原业平的和歌引出量子力学中的“观察者效应”，它既是真正的跨学科问题，同时不也体现出了“素养”吗？当然，在汤川先生面前，我也就是个毛头孩子，不过饱含京大气质的DNA早已在年轻时就深埋在我身体里了。

一万二千页脱口秀脚本

说起在《原子》杂志忙碌的那段生活，好多事是同时做的。一边和高桥和巳他们忙活《对话》杂志，一边还要被强拉硬拽着为神户高中（原为神户一中）的校友们建立的“牧神座”剧团写脚本，并参加演出。当时我用过四方内和、牧慎三、小松实等笔名。这非专业的剧团里的一位女演员就是我后来的妻子。

开始工作四年后，1958年，父亲让我去他的工厂帮忙，这样我就辞去了《原子》杂志的工作。父亲的厂是生产玻璃钢管的，雇的都是本地的工人。我在二十七岁时当了厂长。

这种玻璃管道是在制造化学肥料时使用的，乘着农业复兴的浪潮，厂子的生产挺兴旺。但是我父亲完全没有经营的敏感，拿捏不好，由于过度扩张，虽然表面红火，但是不断出现赤字。这种典型的粗放式的经营结局是两次破产，负债累累。

我娶妻成家立业、当厂长负债累累，都是在1958年。那一年正是最严酷的时刻。因为欠款，会有人到工厂里来拿走机器设备做抵押，有时在债主来之前我就忍痛把旧的设备卖掉。在那种情况下推推搡搡、出手厮打也时有发生。新婚不久的一天，我穿着被扯破的西服回到租的六叠 大小的公寓小屋。从那以后，为了不让妻子担心，我就尽量不再打架了。

因为太需要钱了，在神户的新世界、三宫里，赌码很大的麻将我也玩过！我的对手是中国人，玩的规矩和洗牌之类都是中国式的。有争执的时候竟有掏出手枪的家伙，实在可怕。

即使如此，天无绝人之路，在那时刚开业的大阪广播电台的班子里有三高的学长，他让我给他们写新闻脱口秀的脚本。这是一个名叫“留恋往昔的新闻展望”的栏目，似乎前任写的东西比较生硬，评价很一般。因为这位学长知道我会画漫画，大约觉得找我干没啥问题。他说：“小松，你尽量写得放松随意一点。”就这样很轻松地交给我了。很幸运，我得到了好评。结果从1959年秋天开始一连干了四年，差不多每天都写脚本，核计起来大约有一万二千页吧。

在搞新闻脱口秀之前不久，我还给大阪产经新闻文化栏写过翻译推理杂志的评论。这是三浦为我的生活操心而做的周到安排。大阪广播所在的产经会馆和报社所在的产经大楼相连，两栋建筑在三楼由走廊连通，我经常去那里晃悠。顺带一提，在这个时候三浦的上司是司马辽太郎 。当时我还不认识他，后来熟识之后他跟我说：“你们喝的咖啡全都是我埋单，搞得我头发都白了。”

这时正当翻译的推理作品吃香走红，值得关注的杂志也增加到了三本——《埃勒里·奎因推理杂志》（“エラリイ・クイーンズ・ミステリ・マガジン”，EQMM，早川书房，1956年6月创刊，现在的《推理杂志》/“ミステリ・マガジン”的前身）、《追捕》（“マンハント”，久保书店，1958年8月创刊）、《希区柯克杂志》（“ヒッチコック・ マガジン”，宝石社，1959年6月创刊）。

在那时，早川书房创办了《SF杂志》。难以忘怀的是在1959年年终岁尾时三浦说：“又出来新杂志了，我给你介绍一下。”并且他随手把带来的创刊号（1960年2月号）拿了出来。当时的出版界还把SF当成推理的变种，恐怕三浦是因为这个原因想让我也看一下。正如本书开头所提到的，这次邂逅改变了我的命运。

最初也是最后一次直木奖提名

《SF杂志》公布首届SF有奖征集作品活动是在1960年11月刊上。虽然截止日期是12月，但是我见到通知后仅仅用了三天就写出了《给大地和平》。因为我把给大阪广播电台写新闻脱口秀脚本时用的稿纸带回家中，所以写小说时用的也是这种稿纸。

《给大地和平》的篇名取自《圣经》中的《路加福音》，原文是“Gloria in Ceres，Pacem in terris”，即“给天上以光，给地上以和平。” 事实上我投稿时的篇名是《大地和平》，审稿时森优女士（她是第二任主编）建议将标题改成《给大地和平》。

这篇作品的最后描绘了似乎经历过“本土决战”的世界，并将其与携妻带子在战后和平景象中远足野餐、共享天伦之乐的场景进行对比。这对于我来说是相当真实的事情。原来心想如果“本土决战”，自己肯定活不成。在朝鲜战争打起来之后又寻思，说不准哪天战火烧到日本，至少自己甭想结婚了，肯定也不会有孩子了。但是，恰恰在这一节点，我老婆给我生了长子。

老婆陪刚出生的大儿子睡觉的时候，我对老婆说：“我打算投这么一篇作品过去。”老婆说：“希望能入选吧。”这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在生活拮据时多么渴望得笔奖金呀，如此刻骨铭心也是很自然的吧。

但是结果我只是得了个“选外努力奖”。没有入选作品，“佳作奖”有三人，其中两位是眉村卓 和丰田有恒 。我的作品连“佳作”也没入选。即使这样，还是得了五千日元奖金，于是我便借着去东京为父亲公司办事的机会，跑到早川书房把钱取了回来。早川书房的办公楼位于神田町，是一座破破烂烂的木造房子，让我大吃一惊。在那个年代，五千日元可是笔大钱啦，很是感谢！

结果是《给大地和平》没有在《SF杂志》上发表，但我听说在评委中，安部公房 对我的作品是力推的，真是太高兴了。安部先生的选评词写道：“本作者确实具有文字表达的追求力，在作品的整体平衡方面和虎头蛇尾的问题上再注意一下，会成为写出上好作品的人。”

倒也不是说我因此得意忘形，但是这就让我有了底气。第二年，我在第二届SF大赛（1961年9月刊征稿）以《茶泡饭的滋味》（“お茶漬の味”）再次向大奖发起挑战。这次我和半村良先生并列第三名（1962年12月刊发表结果，刊出是1963年1月刊）。在一般情况下，这篇作品该算是我的商业杂志出道作，但是从我个人创作实际来说，入选的第一部作品《还不完的债》（“終りなき負債”）就刊登在了大赛结果公布的这同一期上，而且1962年10月刊上已经刊登了我的名为《易仙逃里记》（“易仙逃里記”）的作品。所以说到商业杂志出道作，那应该是《易仙逃里记》了。

为什么作品刊登扯得这么复杂？这是因为我与编辑部由“努力奖”而结缘，之后为了获得稿费，我便不停地写作品寄给他们。据首任主编福岛正实 说，我还附了一封信，信中说：“广播节目停播，收入出现了变化，希望你们买下我积压已久的科幻小说。”

总之，为了还父亲欠的债，我是使出全身解数来拼了，简直是孤注一掷，啥也不顾了！到1963年，《SF杂志》总共发了我八篇作品。稿费按每页原稿纸三百五十日元付给，虽然比较低，但是我写新闻脱口秀脚本每页只有八十日元，所以确实帮了大忙。

好歹算是开始为商业杂志写东西了，于是我开始各方面齐头并进，全面出击。柴野拓美先生的《宇宙尘》（“宇宙塵”）、筒井康隆先生的《NULL》（“ＮＵＬＬ”）等SF爱好者杂志上我都发表过作品。《给大地和平》就发表在了《宇宙尘》（1963年1月刊）上。在《周刊朝日》（“週刊朝日”）上，扇谷正造先生发表了对《还不完的债》的好评。1963年8月早川书房银色书脊的SF系列丛书里，我的第一部短篇集《给大地和平》问世。其中的《给大地和平》《茶泡饭的滋味》还荣获1963年下半年直木奖提名。

我一辈子就得到过这一次直木奖提名。最早写的SF作品仅获得“选外努力奖”，而且未能发表在《SF杂志》上，这样的作品却获得了直木奖提名，世间的事真叫人摸不着头脑。

要是说获得直木奖提名给我提供了动力，那倒也不是，我心里更想拿的还是芥川奖。可是在那之后，我连直木奖提名都再没得过。SF作品也从直木奖里被彻底排除了。筒井先生得过三次提名，可是一次也没有被评上该奖。他大发脾气，写了一篇《伟大的助跑》（“大いなる助走”） 。半村先生得奖的作品是“风俗小说”。文坛对SF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给大地和平》是我首次使用“小松左京”这一笔名，那时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是用“右京”还是用“左京”，擅长姓名占卜的哥哥说，用“右京”到手的是名誉和金钱，用“左京”呢，预示着不断创新。最终因为我自己是个偏“左”的京大学生，于是便选了“左京”。假如当时选择了“右京”的话，可能会和奖项更有缘吧。

【自著撷粹】（Mini Library）

“说实话，我已经不知道该讲什么才好，或许应该说，已经没有什么可讲的了——三十五亿人口的人类，突然之间面临终结，连追悼词都没有任何意义了，我撕心裂肺，通过已经没有人收听的电波，向空阔死寂的世界说话——连神也不存在了。神是在19世纪末由人类亲手杀死的——在我面前延绵不绝的只是黑暗的虚无——即毫无意义的‘物自身’ 。被消灭的人的意识毫无存留，亘古的黑暗又将重新降临在这颗美丽却又无意义的星球之上。地球上何时会再次诞生出新的高等智慧生物，诞生出人以外的意识，并在这新意识的照耀下再次绽放光彩？到底会是在多少亿年之后？——在这个黑暗而孤独的天体从诞生到终结的生涯里，人类会不会是它唯一的机会？人类消失这件事，是否不仅代表着人类的灭亡，也意味着这颗如同尘土般漂浮在宇宙汪洋之中的天体失去了其唯一的机会？”

（摘自《复活之日》） GRcZbGQeoaFwX5Go+VZYuFsQjSD+LqA9DWTEVfJ5NlJtMBThqutS6GNg6Ir3RZW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