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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锐科幻作家。曾获光年奖、“蝌蚪五线谱”科普写作比赛奖、晨星科幻文学奖。在《文艺风赏》《超好看》以及Clarkesworld等杂志发表原创科幻小说与翻译作品数十篇。已出版科幻作品集《绘星者》和长篇小说《人性回廊》。）
文明的存亡重要，还是个体的生死为大？
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己为物，失于本心，为物所转，故于是中，观大观小。
若能转物，则同如来。身心圆明，不动道场。于一毛端，遍能含受十方国土。
——《楞严经》
经历过改革开放的人总说，那是中国发展和变化最快的年代，“日新月异”这样的成语就是那个年代的专属注脚。如果他同时见证了2000年到现在的成都，一定会将“最快”的头衔安在成都头上。仅仅几年，人们的生活方式跟过去大面积割裂，进入全智能时代，衣食住行，概莫能外。
如今的成都逐渐形成两种风格，太古里和春熙路愈发繁华与新潮，宽窄巷子与东郊记忆更加传统而古朴。这是我熟悉的成都。吉普车途经人民公园，我还看见鹤鸣茶社里面喝盖碗茶、听评书的老人。目之所及的远处，夕阳缓缓跌入金水河，撞出灿烂的涟漪。
吴非面无表情地开车，侧脸硬朗。
光影透过车窗，可以看见车厢里面飞舞的尘埃，营造出一种恍如隔世的氛围。我突然觉得眼前的一切就像一部电影，而我是降维到平面世界的二维人物，我也像电影中的角色一样，不知道接下来的剧情。不过可以琢磨出大概的走向，跟他们有关。
吉普车一路向南，经过双流机场还没有停下的意思，到海洋公园附近才开始减速。我来过一次海洋公园，跟前男友。漫步亚克力海底隧道时，他牵起我的手。真奇怪，在这种危急时刻，我不应该思念更加亲近的家人吗？我的爸爸、妈妈、弟弟，甚至是即将过门的弟妹。也许在我的潜意识里，他们已经抛弃我了。
吉普车经过层层关卡，冲进一个停车场，那里整齐而庄严地摆满了同款车。不知为何，我脑海里冲进来一个看似不相干的感觉：肃杀！
“非常抱歉用这种方式把你请来。”吴非把我带到一间客房，仍然面无表情，他的欢乐和悲伤在出厂设置时已被删除，“从现在开始，你住这里。”
“请？你这是绑架。”我丝毫没有感受到他的歉意。
“对不起。”
“道歉没用，我一定会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是他们。”
于是我安静下来，彻底安静下来。只有巨大的悲伤和喜悦才能制造出超脱的平静，而巨大的未知同样如此。
啊，他们。
一切都变得逻辑自洽，毕竟是外星人噻。
恍如隔世的感觉愈发强烈而真实。我想起小时候，爸爸带我去锦里采耳，那些脸上刻满岁月痕迹的老人抽出一根根专业器材，我吓得缩进爸爸怀里，他们就笑了，露出疏松焦黄的牙齿，说：“耍一下嘛，巴适得很。”然后我就晕倒了。每当害怕或者惶恐到极点，我就会晕倒。被吴非粗暴地带到这里，我还有抵抗和战斗的精神，但听见“外星人”三个字，我晕倒了。
缓缓睁开眼睛，直视洁白无瑕的天花板，挨延片刻我才想起身在何处。我打了个激灵，下意识掀开被子，衣服在，鞋没脱，猛烈抽动的心暂时平复，直到我看见站在床边的吴非。晕倒之前，他把我从实验室“请”到这里。我暂时只能用“这里”进行模糊的指代，就像科幻电影里面惯用的剧情，总有一个对于普通公民来说讳莫如深的部门。
“你醒了？”吴非双手交叠在下腹，“会议已经为你推迟半个小时，请尽快入场。”
我按了按太阳穴，深呼吸，配合吴非的邀请。我不得不收起固有的认知，所谓的知情权、隐私权以及虚与委蛇的过场。这里什么都没有，我们可以坦诚相对。
“你没有开玩笑吧？”我一边跟他离开房间，一边问询。
吴非点点头。
是我多此一问了，他就没有匹配开玩笑的功能。
所以，外星人真的来了，或者说，前些日子悬停在成都上空，如今不翼而飞的不明物体的确是外星飞船。
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既不是机关领导，也非相关领域从业人员，哪怕邀请一位科幻作者都比我适合。我满腹疑问，跟在吴非身后。他步幅很大，我要小跑才能跟上。我们经过一条长廊，两边有卫兵把守，围墙粉刷着“强军”标语。推开会议室大门，烟雾缭绕，几乎人手一根香烟，或者雪茄。长桌两侧泾渭分明，一边军装，一边西服，两边齐刷刷地望向我。我呛得咳嗽两声。吴非帮我拉开一把椅子，我乖乖地坐上去，劈入会议。
“人到齐了，我们正式开始。”坐在主持位置的是一名军人。我看不懂肩章，但也能意识到他的军衔不低。他摘下军帽，露出一头银发，有浓浓的成都口音，“想必大家已经初步了解，召集各位是因为外星人事件。外星飞船并没有离开。今天，它们派出代表，对地球展开访问。不过它们显然没有做好功课，并不了解我们的语言，而我们，也没有报过外星人语的学习班。”这是一个幽默的点，但在场没人（敢）应和。
“它从哪儿来？”
“未知。”
“不管它从哪儿来，能够穿越星际到达太阳系，说明它们的文明级别远远高出我们，至少是Ⅱ类文明。来者不善，我们要做好被俘虏的准备。”一位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回应。
“现在还不确定它们的目的，就算是侵略，我们也不能束手就擒。”
“你没明白，我们跟Ⅱ类文明的差距比我们与蚂蚁更大。怎么反抗？跳起来咬它们的脚趾吗？”
“兴许它们只是来观光？”
“跨越数万光年的旅行？地球有什么可看的！”不管谁搭话，说什么，黑框眼镜统统不留情面地怼回去。
我留心观察他桌前的名牌，陈平。名字倒是蛮中庸。
“各位先不要忙着发散，我们集中到会议主题。”军人夺回主动权，“我们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查明外星人的目的。从哪儿来无所谓，重要的是，来我们地球，或者说来我们成都做啥子
会后，我们分成几个小组，我恰好跟陈平结队。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主要研究方向是凝聚态物理。物理学家是每个小组的标配，他们不见得了解地外文明，却深知人类文明的基础和极限，确保我们不会闹出笑话。外星文明的语言与人类语言千差万别，但物理学大同小异：因为我们生存在同一个宇宙。
其他小组申请了各种各样的先进仪器，我也调来一台MEG
设备。后勤反复询问我是否还有其他需求。我知道有人趁机搞到了“神威·太湖之光”和“天河二号”的使用权。
“四个孩子，年龄分别是六个月、九个月、一周岁以及一周岁半，性别不限。”
“请问？”
“我的专业是研究婴儿语言习得，当然需要婴儿。”
“我会跟上面反映。”对方用奇怪的眼神打量我。
我毫不怀疑工作人员会跟上面反映我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或者人贩子。外星人不远万里（光年或许更合适，一旦跨越地球的阈值，很多成语不再适用）来到地球，本以为会受到最高领导人的接待，没承想要帮我们带孩子。其他小组都在使用行业最顶尖的技术，我却派出四个牙牙学语的小屁孩儿，实在有失体统。没错，牙牙学语。这正是重点所在，我的计划就是让孩子跟外星人一起生活。
婴儿拥有快速习得陌生语言的天赋，六个月大的婴儿可以轻松掌握汉语拼音读音，如果让他们同时接触印第安人的盖丘亚语和菲律宾的他加禄语，他们同样可以毫不费力地学会这两种语言的声学特征。三岁左右，他们就能跟该母语的使用者流畅对话。我想，换成外星人语也大差不差。“外星人语”听上去有些不伦不类。我们约定俗成的是“中国话”“日语”，不会说成“中国人话”和“日本人语”，所以应该是“外星话”或者“外星语”。如果搞到他们的行星名称，再以此冠名为宜。外星人语这个临时攒成的名词被领导反复提及，众人只好“将错就错”，媒体第一时间跟进的报道用的也是外星人语。在我还拥有手机自由的时候，关于外星人的新闻铺天盖地，所有社交媒体和聊天群都在讨论相关话题，就像一场下在所有人头顶的暴雨。在全新的信息时代，任何人都难以独善其身。有了互联网，个人对于社会的参与度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
“你要办幼儿园吗？”
得知我申请调配四个小孩协助研究，陈平如是说。跟他在会议上乱咬人的行径如出一辙，即使我们已经达成合作共赢的关系。
“对，我是主班老师，你是生活老师，一共五个学生：四个地球婴儿，一位外星来客。”我毫不客气地回敬。
“有意思，比那帮老顽固好玩多了。”陈平没有回击我的怨气，反而示好，这让我准备跟他对垒的锋利论据无处施展。
“请多多关照。”我换上一副社交通用的笑脸。
“别这么说，”陈平道，“你少给我添麻烦就行。”
后来我才晓得，陈平之所以与我组队，是因为被其他成员排挤。他的口无遮拦在一众有身份、有资历的学者看来并不是率真，而是扯拐
。陈平太扯拐了，简直莫名其妙。
我们可以说是最不被看好的小组。业内都知道陈平是刺头，不管对方什么身份，他都不留情面。如果不是考虑到陈平专业知识过硬，军方恐怕也不愿拉他入伙。也就是我好说话和好欺负。不被看好的，除了陈平，还有我。
我申请四个小孩的提议一开始被驳回了，组委会给了八个字的回复：兹事体大，切莫儿戏。
后来的经过我也不清楚，只知道吴非据理力争，毕竟是他把我捞到这里。但我并不觉得对吴非有所亏欠，我有什么亏欠呢？
总有人怀疑我的权威性，作为一名儿童语言习得和儿童社会发展专家，却没有生养过孩子。这种偏见由来已久，被五千年文化和传统浸透。我早已习惯他们的冷嘲热讽，并泰然处之。我的研究方向是儿童语言，很多人初次听说，以为我跟幼师一样，每天围着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转，陪他们游戏，喂他们吃饭，教他们上厕所和利用两只绑在一起的气球练习擦屁股。大部分时间，我不需要跟孩子混在一起。而且，我对小孩兴趣不大。这看起来非常矛盾，不喜欢孩子为何从事相关工作，这不是自讨苦吃和本末倒置吗？好吧，我是误打误撞进入这行的。大学期间，我主修心理学，实习期间，导师让我帮他盯项目，阴差阳错，我被甲方录取。反正要找工作，我懒得再去编一份连自己都陌生的漂亮简历去赢得那些大同小异的福利待遇。先做一段时间，不行再换，没想到一不小心搭进去十数年工龄。话说回来，几人会钟情自己的职业？朋友聚会，最常发出的感慨就是公司太操蛋，老板是个龟儿子，天天摆龙门阵。事实上，我还蛮中意现在的工作环境，起码不必操心与同事和上级的关系建设。
除了婴儿语言，我还同时涉猎语言与文化研究。业界有一种说法，不同语言造就了不同思维方式。我的观点更为偏激，不同语言甚至影响使用者的行为习惯。
“这篇论文是你写的？”
吴非把一本翻开的杂志递到我面前，我扫了一眼题目，《婴儿天才论：从统计规律中学习》，内容是阐述婴儿能凭借统计学习能力学会各种语言的音位
。纸媒多年前开始式微，却一直没有彻底灭绝，包括几份重要报纸、内参以及《环球科学》，他手里那本正是2015年12月的《环球科学》。凭借那篇论文，我受到业界和多方关注，也“收获”不少抨击。批评者认为我哗众取宠，甚至针对“婴儿具有抽象而复杂的知识，甚至，婴儿生来就掌握这些理论，比如对于事物和人类行为规律的认识，他们甚至能理解统计样本和取样群体间的关系，像科学家一样进行分析与总结”这段描写爆发了大规模抗议，原因是我把婴儿比作科学家，反过来即是说科学家像婴儿。
我点点头。
“嗯。”
“就这样？”我以为他也会附赠两句不屑的指责和抨击，就像之前我遇见的那些所谓的专家一样。
“你要的孩子已经到位，两男两女。”吴非放下杂志，拿出iPad，四个小孩的照片出现在屏幕上。
“他们叫什么名字？”
“从大到小，编码为阿大、阿二、阿三、阿细。”
“我不同意。他们是人，不是器皿。”
“我没有征求你的意见。”吴非说，“你的任务是破译外星人语言，不是给小孩起名。他们只是破译工具。提醒你一句，四个孩子的身世绝对保密，不要打听。明白没有？”
“惨无人道。”
“我问你明白没有？”吴非突然大声喝道，我的耳膜都有些发痒。
陈平就站在一旁，嘿嘿偷笑，像观摩两个孃孃吵架。
“明白了。”我嗫嚅道。
“这件事的确必须严格保密，如果让媒体知道我们用四个孩子来接近外星人，肯定会进行铺天盖地的报道。”陈平插了一嘴，“你跟他们谈理论，他们跟你谈伦理。”
我倒没有想到这点，甚至可以说舆论迟钝。这大概跟我没有孩子有关，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我是一位母亲，对待这件事就会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那可是外星人啊，谁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换句话说，不管他们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们都无能为力，只能听天由命。我必须冒着成为罪魁祸首和万夫所指的风险。为了破译外星人语，我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还有，组织上审阅过你们的计划书，驳回两点。第一，我们不允许你和孩子与外星人有实质性接触，只提供音频，其他小组一视同仁。第二，时间要缩短。三年太长，还搞个铲铲
——领导让我原话奉告。”
“不行！”我脱口而出。
“我没有征求——”
“我也没有征求你的意见。第一，必须见到外星人，如果你看过我的论文就应该明白，里面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社会门控。婴儿大脑的学习必须以人际互动为前提。只听音频，根本没用。第二，三年是学习并熟练掌握一门语言的最短时间。如果你们等不了那么久，我可以退出。”
“你不用威胁我，我只是上传下达。”
“那就上传啊。”我摆明态度。任何事情我都可以让步，但必须坚守研究的底线。我所有的条件都有数据支持，不怕他们验证、核实。
我本来对外星人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好奇当然有一些，但更多是厌恶，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外星人，我根本不会出现在这座“监狱”。本来我预约了一场手术，检查我糟糕的身体还有没有存续的可能，或是直接被判处死刑。
“我尽快。”吴非妥协了。
之前的心理学家、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一致认为婴幼儿没有理性和是非感，他们的认知仅限于具体事务，无法理解前因后果，更分不清现实虚拟。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个托大和闭塞的观点不攻自破，婴儿非常聪明，只是语言限制了他们的表达。婴儿认知世界的方式与科学家相似，开展实验，分析数据，形成直观的生物、物理和心理学理论。这一切都得益于一种非比寻常的能力：从统计规律中学习。八个月大的婴儿就能够根据音节连续出现的概率来区分词语单元。需要注意的是，面对面交流是统计学习的前提条件。
我做过一个实验。
把二十名婴儿（标准：九个月大、非普通话母语、从未听过普通话）均分为四组，第一组和第四组配有看护，第二组和第三组没有。第一组看护的母语为普通话，需跟婴儿一起读书，做游戏，玩玩具。第二组观看视频，以动画片为主，语言同样是普通话。婴儿的注意力非常容易被鲜艳的色块和角色的表达方式所吸引。动画片对话的方式可以视为婴儿专用语言。婴儿学话的快慢不仅取决于倾听能力的优劣，也受倾听对象说话方式的影响。世界各地，不管是四川自贡，还是图拉利普印第安保留地，成人对儿童说话的方式总是异于成人之间的交流，这种针对婴儿交流的语言被称为“婴儿语”（或者“父母语”）。研究表明，“婴儿语”有助于婴儿学习语言。研究表明，音频较高、语速较慢、声调夸张的声音对于婴儿更有吸引力，能够抓住并保持婴儿的注意力。第三组听普通话录音，包括儿歌和广播。第四组为对照组，由一名来自德国的看护读同样的书，做同样的游戏，玩同样的玩具，看护全程使用德语。
三个月后，训练结束，四组婴儿接受心理测验和脑活动监测，其中，只有第一组学会了识别普通话音位。通过电视和录音接触普通话的第二、三组铩羽而归，他们的音位分辨能力与对照组（第四组）相当，毫无长进。我由此得出社会门控的理论。对于婴儿来说，出生头几个月的社会经验非常重要，他们将听到的声音存储在记忆中，这些记忆调控着大脑运动中枢，使后来的语言习惯与在社会环境中频繁听到的声音相匹配。所以，妄图让婴儿通过音频（对比第三组）学习外星人语行不通。
成年人之所以难以学习一门外语，也跟社会门控有关。我们已经形成一套熟悉并稳定的社会交流体系，而且，成年人大脑的神经突触得到过有效的剪辑，不像处于混沌状态的婴儿，可以自由编辑。
“直播。”吴非给出一个看似中和的选择。
“直播跟视频本质上没有区别。”
“与外星人接触是最高机密，行动总负责人也做不了主，需向更上级请示。”
“请示啊。反正我不着急。”
“请你紧张起来，事关人类文明的生死存亡。”
“我同意。”陈平介入对话，“不过，我认为生和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陈平一直宣扬外星人可以秒杀地球文明，认为根本没有交流的必要。重点不是我们，而是他们，如果他们闭口不谈，我们只能接受现实；如果他们意欲毁灭，我们只能引颈受戮。
“可他们目前没有做出任何威胁人类的举动。”吴非看不惯陈平不战而退的姿态。
“永远不要揣测高级文明的用意。”陈平说，“他们毁灭我们，就跟打个响指一样简单。”
“那他们现在在做什么？观察？还是收集宝石？”我问道。
“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陈平嘟囔一句，靠在沙发上，凹出一个安逸的躺姿。
“其他小组早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研究，你们俩，一个不可理喻，一个举旗投降，能不能拿出些科学家的魄力？”吴非又想发脾气，或者，这是他谈话的艺术。
“结果呢？”
“什么结果？”
“其他小组的研究结果。”
“目前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摸着石头过河。”我说，“他们谁敢说自己的方法能行？我敢。我有把握，满足我的要求，一定可以破译外星人语。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我必须看见对方的眼睛，才能打开他的心灵。”
“我已经说过，与外星人接触必须经过高层商议。”
“我也说过，我可以等。”我补充道，“孩子也能等。大不了到时候换一批，反正我们有的是小孩，对吧？”我这么说有些不负责任，不管对自己，还是对孩子，这说明经过陈平的提醒后我仍然没有意识到舆论的力量。我只是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我想尽快展开实验，成功或者失败（我都不在乎），然后尽快结束，我需要去医院，我需要做手术。
我需要……活下去。
“我提一句。”陈平说，“外星人也许没有眼睛。难道你们认为眼睛是进化的必要产物？深海几乎隔绝光照，黑暗中的鱼群，眼睛退化为无，却可以识别周边微弱的光芒，拥有超强的视觉能力。杆状视蛋白和视黄醛蛋白大量增加，使它们获得了敏感的视觉神经，可以捕捉到周边每一个光子。我们连外星人来自哪里都不知道，怎么确定他们的母星有光？”
我和吴非都没有反驳陈平，他言之有理。
我跟陈平无所事事地待了几天，聊天解闷。
他问我，为什么必须跟真人互动，并且观看对方的眼睛。
我回答他，婴儿通过注视说话人的眼睛，可以获取关键的社会线索，有助于加快下一阶段的语言学习，理解实词的意义。这有数据支撑，跟随成人目光指向的婴儿比其他实验者掌握的词汇更多。注视与说话之间存在的联系有助于婴儿后天的语言习得，所以收看录像远远不够。像我之前的实验，婴儿会注意到看护介绍物体名字时所注视的物体，这个细微的动作将词语与实物联系在一起。只有在看护和玩具之间来回观看的婴儿能学会该词语和对应音位。由此可得：婴儿的社会技能是语言习得的关键，或者说婴儿的社会技能是语言学习的门控机制。
“如果他们没有眼睛呢？必须考虑这种可能。”陈平再次提出这个观点，一本正经地说，“毕竟，我们目前都没有见过外星人，哪怕是图片。”
“但他们一定有视物的机制，婴儿会自动捕捉这一动作，并进行模仿。”
“说真的，你想见外星人吗？”
“我只想见主治医生。”
“你有病？”
“卵巢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跟一个陌生人——陈平对得起这个称呼——谈论最私密的痛处。或许正因为他是陌生人。面对亲朋好友，我反而无法张嘴。我害怕他们层出不穷的安慰，没用的安慰。“还没有恶化，但必须做手术摘除才有痊愈的可能。”
“传染吗？”
“你他妈又没有卵巢！”我瞪了陈平一眼。他非但没有为自己的举动感到害羞，反而舒了一口气，仿佛有种死里逃生的庆幸，“一点儿生活常识都没有，还物理学家，我看你就是个晃壳儿
。”
“我的大脑是用来思考宇宙终极问题的，没有空间盛放鸡毛蒜皮的常识。所以，你到底会不会死？”
“不动手术肯定会，动了手术还有几年缓冲期。”
陈平看着我，陷入沉思，眉头捏出三道褶皱，我没想到他这种不近人情的物种还能流露出这样饱满的情愫。
“想什么呢？”我问他。
“我在想，外星人吃什么？地球生物跟外星文明不是同一个进化体系，他们的胃恐怕无法消化我们的食物。”
“我快死了！”我吼道。
“我知道。”我真想从吴非那里偷把枪赏他一发子弹。我听其他几个研究小组的成员谈起过，我们所在的基地调来了大量未曾公布的先进武器，以防万一，欧盟甚至已经开始讨论往同步轨道运输核武器。他一脸无辜地说：“但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说得没错。
我快死了，与他无关。
我很想骂脏话，把从小到大听来的不堪入目的污言秽语都罗列到了嘴边，最后只化成一声叹息：唉！
成年人与孩子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要独自品尝世界的苦，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感同身受。
一连几天，我都没有跟陈平见面。陈平想讨好我，用一次性纸杯制作了简易的通信装置。我笑话他无聊和幼稚，从未拨打。踏入基地之后，所有跟外部联络的设备都被没收，这里就像一座孤岛。但我仍然可以从一些守卫和后勤人员那里听到一些模棱两可的外界言论。老话说得没错，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老话又说，捕风捉影。媒体得知了我的翻译计划，对此大肆批判，甚至引发了大规模的游行。我看到一张像素模糊的照片，是我的照片，上面赫然写着三个红字：杀人犯。
还有人把我比作巫师，以为我用孩子向外星人献祭，就跟《西游记》里村民向灵感大王供奉童男童女一样。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外星人在他们眼里跟妖怪无二。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杀人犯，而且杀害的还是四名婴儿，放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我都无法被理解和原谅。如果放在中世纪，我可能会被绑在石柱上，让群情激愤的围观者用石头砸死。幸运的是，我生活在现代的中国，围歼我的只有惊涛骇浪般的舆论，而且由于我被保护（监押）得很好，惊涛骇浪被过滤成了打湿我衣服的露水。我不可能无动于衷，我是一个生活在世俗中的人，也是一个不幸的人。我当然会生气，甚至想反击，如果给我一个ID，我能炸掉所有社交平台。
四个孩子都还没有见到外星人，坊间却传言，他们已经沦为外星人的口粮。这是新世代的副作用，造谣成本太低，人人都可以不经过调查发表任何言论，只要他喜欢。
为了让我们安心工作，我们每周可以跟家人通一次话。我不想跟任何人打电话，也没有人关心我。后来父母的电话打进来，他们希望我不要再用小孩做实验，他们因为我而遭到了网暴，父亲被迫提前退休，母亲也从广场舞的队伍中被除名，最惨的是将要结婚的弟弟，女方家庭要求退婚。我跟他们解释，全都是捕风捉影，小孩们根本没有见到外星人。突然，电话那头的声音变了，问我具体的实验流程，问我外星人的信息。我后来才意识到，除了父母，还有几名记者，他们以直系亲属的名义蹲守在电话一端，竭尽所能地挖掘猛料、新料，就像吸血鬼用滴血的獠牙对准我纤细的颈部，我仿佛听到了颈椎断裂的声音。
咔嚓。
啪的一声，我挂断电话。
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下来，我懒得去擦。回顾我并不算漫长的前半生（也可能是一生），我觉得自己真是悲哀，唯一算得上不错的只有事业，无人问津的事业。而现在，我被软禁在“这里”，满眼都是阴暗的未来，而可以预见的未来是我将籍籍无名地枯萎，一切与我相关的印迹将彻底从这个世界上被抹除，就像我不曾降临一样。
陈平说得没错，我的生死与他何干？我们只是萍水相逢，如果没有突然莅临的外星人，我们也许这辈子都不会有交集。不只是他，就连我最亲爱的父母也选择抛弃我。事情是这样的，他们评估了我的病情，即使手术成功，也最多活五年。五年中，他们必须担惊受怕，面临随时失去女儿的风险和诅咒。他们不会好过，我也活得难受。好在他们还有一个好儿子。他们语重心长地跟我商量，弟弟结婚要买房子，他们准备把积蓄给他，这事关他的一生，而我的一生只剩肉眼可见的唏嘘光阴。他们希望我理解。我当然理解。我跟他们一样爱我的弟弟。弟弟为人耿直，如果让他晓得，肯定会说：“我可以没有新房和新娘，但我不能没有姐姐！”他能说出这种话，也会践行。他们希望我不要声张，悄无声息地离开。不是离开成都，而是离开这个世界。天底下，哪儿有这样狠心的父母？我从小不受待见，学习心理学也是想自救。我渴望婚姻，却畏惧生育，我担心会成为父母那样的长辈，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再毁灭给他看。
再次见到吴非，他说：“孩子可以跟外星人接触，你只能跟孩子接触。”
对于研究来说，足够了。“我可以立刻开始。”
“等等。”吴非说，“我听陈平博士说了你身体的事情，我们会给你做全面的检查，调配全世界最优秀的医疗资源。但是，我们会采取保守治疗，等你的研究步入正轨再考虑手术。”
“谢谢。”
“只是为了你能健康工作。”吴非依旧板着脸，“你最好给我活着！”
“问你件事，现在外面还在声讨我们吗？”我说了自己听到的情况。
“你不用管他们，反正他们找不到这里，就算找到，也进不来。在这里，你拥有绝对的人身安全。”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们没有对外解释一下吗？我并不是恶魔。”
“时间会告诉他们答案。”
“可是我没时间了，我不想死了之后还被人们贴上杀人犯和女巫的标签。”这算什么？这只是我最后，也是最卑微的请求。我不在乎，以前不在乎，现在更没关系，但我必须为弟弟做些什么，那个傻小子，他有什么错呢？我不确定他是否找到了真爱，但他需要这场婚姻仪式来洗礼他的人生。是啊，仪式，我们不就是为了一场又一场仪式而活吗？满月礼、成人礼、婚礼、葬礼……我连葬礼都不配拥有。“我来运作。”半晌之后，吴非说。
我和陈平见到四个孩子，陈平逗他们说：“叫老汉儿
。”小孩哇的一声哭了。我一脚踹在他屁股上。陈平五官簇在一起，做出吃痛的表情。小孩全都咯咯笑了。我也跟着笑了。
“一群龟孙，笑个屁啊，小心外星人把你们当口粮吃了。”
“别吓唬孩子。”
“概率很大。”陈平突然严肃起来，“他们以为我们送去的是食物，这是非常自洽的推理，就像我去你家做客，你拿瓜子和水果招待。我们必须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如果外星人真把四个孩子吃了，你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别说孩子父母，社会舆论就会把你生吞活剥，连骨头都不带吐的。”
“我早被他们咽下去了。”
“你还是没有认清，假如我们出去——”
“打住，你觉得我们还能出去吗？”
“能……吧。”陈平嗫嚅道。
一个孩子爬过来，搂住我的脚踝，抬头望着我。那一刻，我真诚祈祷，千万不要让他们受到伤害，就像祈祷让我战胜病魔那样真诚。我好赖活了四十年，他们才刚刚发芽。
我准备了一些字卡，正面是汉字，背面是对应的图片，包括日常用品（椅子、衣服、书、筷子、足球等）、具有特殊指向的物品（飞船、武器、太阳系等），还有经过精心挑选的玩具（坦克模型、玩具手枪、地球仪等）。没有幼教辅助，我只能亲力亲为，焦头烂额地向四个孩子演示。他们并不配合。陈平见状拔刀相助，很快跟孩子们打成一片。没想到跟谁都臭脸的陈平和孩子在一起时会展现出极大的亲和力。他双手撑地，屁股高高拱起，把身体架成一座桥梁，让孩子穿行。小孩们很喜欢这个游戏，每次爬过去就爆发出咯咯的笑声，大桥倒塌，将孩子压住，他们爆发出更热烈的呼叫，以为是游戏的高潮。
陈平得到我的真传，一边字正腔圆地领读字卡，一边运用眼神引导他们观看实体。屋顶挂着两个监控，全方位无死角地捕捉我们的一举一动，经过剪辑，这些录像将会跟孩子一起送达外星人的居所。
我们跟孩子相处了一个星期，之后将他们转交给吴非。
那一晚，我跟陈平都揪着心，谁也没法安然入睡。假如孩子真的被外星人吃掉，我们就是帮凶。我的余生都将背负谴责——相比万夫所指，我更惧怕内心的十字架。幸运的是，我没有多长的余生了。这是死亡唯一的仁慈。
“看不出来，你对小孩挺有耐心。”我们第一次启用了那部“有线电话”。
“我想女儿了。”
我差点儿说出“你这样的人还能结婚，简直天理难容”。可他没心情开玩笑。纸杯紧紧地扣着我的耳朵，收集并放大了沿着细线传来的啜泣。
“放心吧，我们肯定会出去的，你女儿还在等着你张开怀抱呢。”我安慰他。
“你呢？”他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
“什么？”
“我可以抱抱你吗？”
我以为他想到那个方面，男男女女的方面，结果他接着说：“哈哈，被我骗到了，我是在占你便宜，把你当成我女儿。”
“龟儿子。”我笑着骂了一句，很奇怪，脑子里竟浮现出吴非那张面无表情的臭脸，排除心理作用，那称得上是一张五官端正的脸，还有那么点儿英气逼人。
再次见到吴非是一个星期之后，他把孩子们送还，只有孩子，没有任何影像资料。刚开始，我们顾不上其他，沉浸在孩子们平安归来的喜悦之中。在此期间，我晕倒了两次。我不喜欢孩子，但我更讨厌他们被吃掉。等我冷静下来，向吴非问询，更像是问责：这不公平。
没什么是公平的，吴非的回复非常官方。官方认为不宜将外星人的外貌公开，我们得到的反馈只有音频。经过磋商，我终于拿到经过了处理的视频，画面中的外星人被一片马赛克牢牢覆盖，我只能判断出对方的体积，但连它有几根胳膊、几条腿都不清楚。这是最后的妥协，其他小组得到的信息也是如此。
好吧。
我戴上耳机，仔细聆听。我首先听到孩子的哭喊，他们一定对陌生的环境感到恐慌，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回击——哭。或者，外星人的样貌过于丑陋，吓哭了孩子。都有可能。回想那些在科幻电影中出现过的外星人，没几个慈眉善目。接着，我从孩子们高频的哭声中辨认出一些频率较低的声音，缓慢而悠扬，像笛声。可以肯定，这就是外星人的语言。只要我原封不动地把这段录音公之于众，一定会引起全世界沸腾，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与外星文明交流。
大约十分钟后，小孩们此起彼伏的哭声渐次收尾。年龄，也就是月龄最小的孩子阿细竟然爬到外星人身边，被马赛克吞没。如果不是已知他们完好无损，我真担心他再也不会出现在画面中。外星人声频较低，按说很难吸引婴儿注意，但是通过视频发现，每当外星人“吹响笛声”，四个婴儿都会安静聆听，视线牢牢地粘在外星人身上。当然，不能仅凭这段录像就断定婴儿比成年人更能适应外星人的音域，或许只是外星人奇怪的形状惹人注目。
我通过剪辑软件把外星人的语言剪成数个片段，标记序号。陈平按照我的指示准备好MEG设备。这是一种安全、无创的大脑成像技术，用来研究大脑对语言的反应。相比其他五花八门的仪器，MEG设备称得上简洁，该设备包括三百零六个超导量子干涉装置的探测器，安装在一个看起来像吹风机的仪器内。当婴儿坐在里面时，探测器可以测量儿童的大脑在听到言语时相应神经元放电所产生的微弱磁场。
往后一段日子，这就是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我依次向坐在MEG设备里的孩子朗读之前训练的内容，同时展示对应的图片，假如孩子给出积极的反馈信号，仪器会记录波动。接下来，我依次播放标记了序号的外星人语，当他们听到某个发音时，波动形状如果接近之前的信号，我们就可以认为该发音等同于汉语对于该事物的指涉。
当然，存在不确定性。
我会在等式后面加一个“？”，直到其他三个孩子对同一段音频做出相同反应，我才会在“？”后面添加“√”。
一个月过去，我的实验记录簿还没有出现过勾，鲜红色的叉号像是在给实验结果判处死刑。
“你能发出那个音吗？”我们第二次把四个孩子转交给吴非后，陈平问我。我知道他指的是外星人语。
我尝试发声，但只要一张嘴就感觉不对。“嗡——”陈平轻轻哼出一声，像许多蚊子振翅，“闭着嘴，更像。”
我依言而行，的确如此。
“我们闭着嘴只能发出声调，不能咬字。这意味着，我们就算听懂外星人语也无法与之交谈，除非他们能学会普通话。”
“不要太悲观，这已经超出我的预期，至少我们还能发出类似的音素。”
陈平一脸阴郁。我认识他以来，这是他第二次展露愁容，上次是记挂孩子的安危，这次是担心他们的未来。他比我更快地跟孩子们建立起情感连接。我想，大概是因为他有一个女儿，而我至今单身。所以，人们对我权威性的质疑顺理成章。
“你听说过狼孩吗？”陈平说，“我看过一个纪录片，狼孩的生活习性与狼一样：用四肢行走；白天睡觉，晚上活动；畏火、光和水；饿了吃，饱了睡；不吃素食和熟食；吃肉不用手拿，放在地上用牙齿撕；午夜引颈长嚎。养育她的家庭花费了很长时间和很大精力，都不能使之适应人类的生活方式，她用了两年学会直立，六年学会行走，奔跑时仍然四肢并用。她直到十六岁死去时也没有真正学会人话！相对于外星人，狼跟人类几乎算近亲了，都是哺乳纲。外星人的进化环境跟地球迥异，厌氧、高热或者严寒都有可能，所以他们大概率不会跟人类一样拥有双眼，以及接近的音域。”
“然后呢？”
“你还不明白吗？狼孩都没有学会狼的语言，这四个孩子也不可能掌握外星人语。”
“据我所知，狼孩可以跟狼交流。”
“但别指望他们充当人和狼的翻译。狼孩四年只学会了六个单词，听懂几句日常用语，七年才掌握四五十个单词，勉强能说几句简单的话。我不想他们变成狼孩。”
“不会的。”我打消他的疑虑。陈平忽略了一个关键的要素——社会门控。婴儿学习母语元音的最佳时间在六个月左右，学习辅音的最佳时间在九个月。关键期只持续几个月。发音系统在关键期逐渐形成比较稳定的神经通路，想要改变非常困难。错过关键期，会对心理发展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长期脱离人类社会环境的幼童，很难产生人类普遍拥有的脑功能，也无法建立与语言相联系的抽象思维和人的意识。人类社会环境对婴幼儿身心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狼孩之所以成为狼孩，是因为他没有社交，而这些孩子并非一直跟外星人待在一起。更多时间里，他们跟我们混。
“我们两个人也不能构成社会啊！”陈平叫嚣道，在我看来，这已经属于无理取闹的范畴，“他们已经被抛弃过一次，我不想让他们经历第二次。我们，算是他们的父母吧？”
“你别占我便宜。”
“吃亏的是我好吗？你是只剩半条命的光棍，我可有家室。”
“你怎么变得这么敏感？你之前不是挺目中无人、无所畏惧的吗？”
“我们大概率永远无法离开这里，包括这些孩子。我想我的女儿了。”陈平说着又要哭，声音颤抖，眼眶发红。
我完全没有想到这点。不过我并没有陈平那么感伤，或许因为我只剩半条命，而且了无牵挂。我感谢当初抛弃我的父母，也感谢自己单身的觉悟。
“兴许等我们搞清楚外星人的目的，那些人就会允许我们离开。”我轻轻说道。
一般来说，婴儿在半岁到一岁期间学习的语言将成为其母语（跟遗传因素有关，但并非绝对），其他语言则被排除在外，除非婴儿同时接触多种语言。四个孩子由我和陈平教授普通话，陈平突发奇想，讲了不少四川方言。我不建议这么做，我可不想跟外星人通话时出现“舵把子”
和“粉子”
这种措辞，官方也不会希望看到。这算是陈平的恶趣味。我们已经在此“关押”了大半年，没有任何娱乐活动，他有理由搞点邪门歪道。
学习说话，首先必须了解构成词语的音位。刚出生的婴儿拥有绝对的天赋，可以分辨全部音位（约计八百有余）。一种语言大概由四十个音位构成，即是说，婴儿需要分辨四十个左右的音位才能学会说话。统计某种语音发声的频率，对于婴儿了解音位起着重要作用。特定语音的统计频率会影响婴儿大脑对语音的感知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婴儿可以轻松学会第一语言。
经过半年研究，我仍然无法标注外星人语的音位，这让我崩溃。所有音频听来都类似低沉的“嗡”音，我只能根据音波的轨迹进行辅助判断，人耳根本无法分清，我们也难以发出类似音节。唯一的惊喜就是随着孩子们跟外星人相处时间的增加，互动明显加强。
起初，四个小孩只是把外星人当成毛绒玩具对待。渐渐地，他们把外星人当成宠物；现在，他们会朝着外星人喃喃，把外星人当成朋友。阿大已经可以使用普通话跟外星人交流，其他几个孩子偶尔也会蹦出几个单字，但从未发出过“嗡”音。
一年之际，我们这些所谓的专家再次被召集，与会人员的情绪普遍低落，看来大家的进展都不顺利。大家依次做出报告，差不多坐实我的猜测。相比之下，我和陈平的进展最大，至少研究表明，婴儿可以跟外星人交流，只是目前无法确定，是你来我往的对话，还是自言自语。一切都要等这些孩子长大才能确定。正常来说，儿童在三岁时，就能和父母、同伴、陌生人或者外星人流畅对话。我做完报告，没有人再怀疑我的专业性，只是问，能不能缩短时间？三岁才能交谈的节点不是我定的，而是掣肘于进化的规律。所以，不能。
我和陈平以及四个孩子成为最后的稻草，也许是救命的稻草，也许是压垮一切的稻草。
唯一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外星人似乎很享受当下的状态，仿佛已经与我们产成默契，也在安安静静地等待孩子成长。
就这样，又过了半年，我的病情再次恶化，到了不得不手术的关键阶段。
大部分小组的研究停滞不前，只有我和陈平的项目如火如荼。四个小孩已经跟外星人打成一片，交流互动肉眼可见地增加。我利用外星人语的录音拼接成对话，向其展开问询，却没有得到回应。他们好像不喜欢和大人说话，只爱跟小孩玩耍。
阿大马上快到三岁的节点，从他口中我们得知，外星人自称为“咕噜咕噜”。经过文学的调整，书面用语拟定为“古鲁古鲁”。有专家过分解读为“古蜀”，搞出一堆煞有介事的推理，把外星人和三星堆扯到一起。
我在测试阿细的MEG时晕倒，不是出于惊吓、慌张，而是单纯的身体不适。我醒来后，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吴非。我昏迷了三天，必须要做手术。“你们会让我去医院吗？”
“不会。我们会把整个手术室和医疗团队搬到基地。你需要休息，彻底放空。”吴非冷冷地说，“别怕，有我在。”他从不会说假话大话，这几个字比海枯石烂的承诺更让我动心。
我本来挺烦他一本正经的样子，冰冷，没有温度，现在听来却觉得温暖，心怀感激。
“你对国家有用、有功，我不会让你牺牲。”他随即补充道。
好吧，我想多了。
可是手术也救不了我，多活几年有什么用？就算手术成功，我也要活在死亡的恐吓之下，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以前上学，觉得课文里那些英勇就义的战士没什么特别，换成是我，在那种环境下也会视死如归。然而，我现在想想都怕，那可是死亡啊，在漫长的黑暗中踽踽独行，不能视物，没有声音。爸爸妈妈说得对，我最好悄无声息地离开。
经过一年半，人们紧绷的神经也有所松懈，我只用了两个并不算精妙的谎言就糊弄了过去，我骗守卫，我需要亲自护送小孩，当面跟外星人确认几个发音，这是破译外星人语的关键。他们信了，或者说，他们才不信，只是疲了。我带孩子走进外星人隔离区，亲眼见到没有马赛克遮盖的造物。
我冲他吼道：“既然你们有能力来到地球，那么一定可以治疗癌症，救救我，我不想死！”
外星人说：“嗡。”
陈平说得对，我没有找到外星人的眼睛。所以我无法确定他用什么样的目光看待我。我只听见他发出“嗡”“嗡”的声音，后知后觉的管理者冲进来将我押解出去——他们严阵以待了一年半，终于逮到用武之地——准确地说，是抬出去。
我被倒吊着，分明看见外星人分裂了。
分裂并不准确，原谅一个搞语言的人的吹毛求疵，严格来说应该是，外星人分娩了。
这出乎所有人预料，专家组之前评估过无数次外星人的行为，推测他们造访地球的真实目的。到达地球接近两年，他们的飞船仍旧稳稳地停泊在成都上空，只派出一位使者，而且言语不通。他们似乎并不急于展开交流，有点儿深夜访友兴起而往、兴尽而归的意思，重点不是见面，而是过程。这样的猜测，人们并不接受。他们必须有一个目的，或崇高，或阴暗，如此才能对等他们的行为。几十、几百、几千甚至数十万、上百万光年的天文距离让这场历史性的会晤足够深刻，不是随便几个假想就能打发。现在，专家们终于发现外星人叵测的居心：他们把地球当成了产房。
一个完整的计划浮出水面：外星人在航行过程中受孕，因为某些尚未查明的事故，他们必须来到一颗气候和环境适宜的星球待产，同样因为某些尚未查明的缘故或者巧合，他们选中地球，定位成都，也许是看中这里温润的气候。外星人母星的环境也许跟地球千差万别，大概率如此，但外星人不需任何辅助设备就能在地球生存，说明他们非常适应地球环境，这是小概率。地球人把外星人像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样保护起来，给他营造了足够舒适的临时居所。我也可以给出佐证，外星人洞察了我们的子嗣文化，才会对小孩展现出耐心和热情，又或者，怀孕的雌性外星人总是对小孩有一种莫名的好感，放诸宇宙皆准。
怀孕，分娩，这些都可以接受，乐于助人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让人胆战心惊的是外星人的分娩方式。它不是从“子宫”中排出婴孩，而是均匀地一分为二，紧接着不久，新生的躯干快速成熟，进入第二轮分娩。仅仅一周时间，外星人马不停蹄地分裂六次，数量达到六十四（只），而且看不到停止的迹象。按照这个进度，用不了多久，最初的单体就能繁衍出一个族群。只需要分裂三十三次，外星人的数量就将超过地球人口。
这是我能想到的最疯狂的侵略方式。
地球上有许多鸠占鹊巢的物种，有种黄蜂可以在蜘蛛背上产卵，并控制蜘蛛的行为，让宿主的身体沦为黄蜂后代的子宫。等到黄蜂后代育儿所建成，蜘蛛便会死亡，遗体被日益长大的黄蜂幼虫啃食干净。现在，地球就是被外星人选中的蜘蛛。
“大致就是这么回事。”陈平告诉我，“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坏消息。”
“坏消息是——你得先听好消息，军方当机立断，将外星人轰成碎片，终止了它的妊娠反应。它反抗了，整个基地都遭到破坏，死了一些人。我们算是幸运的，进入了第一批转移人员的名单。停在地球同步轨道的宇宙飞船不翼而飞，我真搞不懂他们为何不反击，外星人应该具备引爆太阳的技术。哦，还有，我们的实验数据被波及了，不过放心，四个孩子平安无事。”
“这是坏消息？”经过反复追问，我确认躺在医院病床，而不是基地。我们重获自由。陈平堆砌了一脸掩盖不住的笑容，他终于可以阖家团圆，而我必须回归孤家寡人的常态。
“不，坏消息是没人出钱给你做手术，你很快就会死了。我现在跟你道别，也算见你最后一面。”
“吴非呢？”
“就义了。”
这才是坏消息，相比之下，前者反而显得不堪一击。我愣愣地盯着陈平。
“不跟你玩了，其实坏消息不成立。”
“吴非在哪儿？”我大声叫道。
“他死了，我说过。”陈平说，“院方联系了你的家人，他们愿意承担手术费。我见到你弟弟了，他傻乎乎的，说什么可以不结婚，不能没有姐姐。”
手术成功了，我白饶三年寿命。
这三年我过得很好。我辞去实验室的工作，每天坐地铁，随意选择一个站点，上到地面领略成都的日常。我想在死之前好好看看这座生我养我的城市。我跟父母和解了，这感觉很奇怪，我们都做了伤害彼此的事情，因此相互抵消。弟弟的婚期没有耽误，他工作很努力，虽然辛苦，但很幸福。
刚开始，我的社交媒体收到过成千上万条人身攻击的评论，甚至有人给我寄过拧下脑袋的洋娃娃，控诉我是一位双手沾着鲜血的刽子手。也有人半夜敲门，在我的门上用红漆或者血写下对杀人犯的控诉。换作从前，我肯定会精神崩溃，但经历过生死，我看淡了许多。我卸掉全部的社交软件，甚至戒掉手机。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提供新鲜诱人的消遣，手机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习惯，比如消费，比如工作。我有段时间挺不适应的，但熬过那段时间，就豁然开朗。
外星人的新闻曾短暂冒出一些，不过都没有熬过几天，总有更新鲜的热搜出炉。我有时甚至怀疑那两年发生的一切的真实性，如果不是我最后见到了外星人的庐山真面目。
偶尔，我会想起吴非。
还有陈平这个龟儿子。
以及，那四个小孩。
我多方打听过，只知道他们被送到四个不同的领养家庭，具体地址保密。
我再也见不到吴非了。
陈平也没有露面，我们唯一的通信装置留在了基地——他用纸杯和绳子制作的电话。
我以为，我会这么悄无声息地死去，并且我已经做好了与死亡会面的心理准备。这几年，我一直准备着。
来吧。
我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我竟然还能见到那四个孩子，不，三个。阿大，阿二，阿三。他们长大长高了，可我一眼就认了出来。我以为，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幻觉。我用三年时间偷偷从所有亲朋好友的生活中销声匿迹，我不想让自己的葬礼成为大家相聚的理由。我安排了自己的后事，躺在病房，等待死亡。这一次，死亡没有三年前那么面目可憎，但也足以让我胆战心惊，唯一的安慰就是我常常陷入昏迷，我也期盼着可以在沉睡中故去。
“你们怎么来的？”
“古鲁古鲁。”阿大答非所问。
“外星人？你们还记得。”
“从未忘记。我们学会了外星人语，但像个哑巴，只能听，不能说。当时无法意会，直到最近才恍然大悟。”阿大不过六岁，谈吐却颇为成熟，完全不像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懂得外星人语，就会按照他们的方式思考。”语言可以影响思维，“如同灌顶。一句佛偈，便可顿悟。我找到他们，助其开窍，可惜没有阿细的消息。”
“我们找你事出有因。”阿二接着说，“外星人来地球其实是为布道。它是一名宇宙传教士，到处宣讲自己的信仰。”
“这是一套非常复杂的体系，大致跟佛教相当，主体思想是生与死。它们不存在性别之分，雌雄一体，繁殖方式就是分裂，每次分裂都是一次死去和重生。因此，它们彻悟了生命与死亡的奥秘。死亡才是文明的第一生产力。”阿三收尾。
“你们是来劝我不要抗拒死亡吗？”
“恰恰相反，我们是来拯救你的。”阿大说，“宇宙之中，空间和时间的密度不均匀，外星人驾驶飞船从河外星系进入太阳系，除了钟慢效应，还发生了折射。”
“就像光从空气进入水中。”阿二接龙，“时间偏差刚好一百年。他们本来要去一百年后的地球。他们可以对时空进行调整，但是——”
“懒得去做。”阿三抢白道，“现在更适合他们传授理念。一旦掌握外星人语，就会具备他们的思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安之若素。我们可以帮你启动时空调整，助你去到一百年后，那时的医疗技术也许可以根除癌症。我们看透了生死，你没有。你想活！”
“它当年听懂了你的诉求。”三个孩子异口同声，“你想活！”
没错，我不想死，谁想死呢？
于是，我来到一百年之后的成都。
整个过程简单到无以复加，没有高端和复杂的设备辅助，只是睡了一觉，梦中度过百年。
我以为成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科幻电影里的未来世界，到处是机器人，飞艇满天，脑控技术得以实现，物联网普及……我看到的成都几乎没有变化，以至于我觉得时间一直没走。只是街上明显萧条，步行半个小时，我没有看到一个人，一辆车。
我来到曾经人山人海的春熙路，仍然没有看到半个人影，车辆整齐地停靠在路边，许多车的车身已经严重腐烂。要么，这真的是一个梦，是我弥留之际的无聊幻想；要么，未来的地球被外星人杀了回马枪，占领又抛弃。地铁停运，路边的商店大门紧锁，橱窗里的商品还在，落了一层厚灰。我走进一家便利店，货架上的商品生产日期最早的是2030年。
我刚想离开，一只大狗虎视眈眈。大狗体型接近牧羊犬，尾巴又粗又直，像根笤帚垂在地上。这哪里是狗，分明是狼。我连忙关紧玻璃门，小心又惊惧地观察那只狼的行踪。狼在门口蹲下，引颈嗥叫，引来狼群，它们一字排开，静静望着我这顿晚餐。
未来的成都沦为一座野生动物园。
我不敢出去，它们不能进来，就这样对峙到天黑。货架上有许多零嘴，但没有一样食物的保质期超过十年。我虚弱的身体撑不了多久，我会晕死在这里，腐烂成泥。
远远地，我听见一阵钟声。狼群轰地散去。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它们的诡计，但我必须走出去，离开还有一线生机，留下来只能坐以待毙。有钟声的地方就有人，我循着钟声走去，在夜色彻底降临之前来到文殊院。
为我开门的是一位白眉白须的老僧，他用阿弥陀佛和一碗热粥接待了我。房间燃着一根白蜡，烛影摇晃，我睡意深沉。
第二天，老僧带我参观寺院。我之前来过文殊院，不止一次，可如今跟百年之前大不相同。
“整个寺庙就您一位？”
“整个成都就我一位，所有人都去了堆栈世界。”老僧说，“您不认得我了吗？”
“你是——”我捂住嘴，眼睛一热，“阿细？”
“欢迎来到一百年后的成都。”阿细说，“我泡了一壶龙井，我们边喝边聊。”
堆栈世界就是虚拟实境。这不是多么新鲜的技术，类似的概念在一百多年前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已经泛滥，到真正实现却走了相当长一段旅程。
堆栈世界的魅力非同小可，以至于人们奋不顾身要摆脱尘世。那是终极乐土，人们随心所欲地改变自己的长相，改变世界，可以拥有一颗专属星球，只需要运行几行代码就能将想象中的图景拓成模块。那是人类最后的归宿。每一座城市都有一座服务器。堆栈世界对所有人开放，上传，上传，上传，所有人都会成为世界的王，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原本科幻的场景反而显得不那么离奇，相比之下，还没有外星人事件对我的冲击力更大。我安静听完，没有任何头昏脑涨的迹象。
“所以，未来也没有治愈我的手段，除非上传？”
“没错。”
“人们都去了那里，现实世界就这么被抛弃了？”
“人有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一旦脱离肉体凡胎，八苦也无从谈起。这是人类最大的欲望，没有人能够抵挡。试想一下，永生、不老、没病、无死、随心所欲，谁不向往这样的世界？只是我们学会了外星人语，懂得死亡才是文明的第一生产力，不会受此诱惑。‘古鲁古鲁’游历宇宙，发现诸多文明的终点都是堆栈世界，于是他们发明了一种特殊语言，到处传教。”阿细给我斟满一杯香茗，拱手说道，“你可以选择上传，也可以回到过去。我可以把你送回外星人分裂之前，挽救那些被摧毁的研究数据，凭借这些理论，你可以教会一批婴幼儿，等他们长大，成为社会栋梁，代代相传。如此，人类就能幸免于难。而你，将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幸免于难？或许，这正是文明进化的必经之路。”无可厚非。我无比接近过死亡，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滋味和煎熬。文明的存亡重要，还是个体的生死为大？况且，进入堆栈世界的人们以二进制的方式继续维系着人类的香火，永远不会凋零。
“选择权在你手中。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阿细再拱手，“请茶。”
吃完茶，阿细把我带回大殿，还没靠近殿门，嗡嗡声就不绝于耳。大殿之上没有供奉任何佛祖，也没有香案、蒲团，而是整整齐齐码放着运行系统的方阵。阿细告诉我，所有成都人都在里面。存储器发出的低鸣让我想起外星人语——“嗡”。
“你现在可以做出选择了，”阿细指着计算机组说，“永生还是死亡？”
“我选择永生。”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想活。
阿细有些失望地看了我一眼，双手合十：“阿弥陀佛。”
光，一道光劈开无边的黑暗，世界向我走来。
（责任编辑：姚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