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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奇路上仍有警哨把守，但我们是米德维奇的居民，所以很快就被放行。一路上的景象与平时并无二致，我们没再遇到阻碍，顺利驱车抵达了我们的小屋。
我们曾不止一次琢磨家里会是什么情况，但事实证明并没什么值得惊慌的情况发生。小屋完好无损，和我们离家时一模一样。我们像昨天原计划的那样进屋安顿下来，没有遇上任何不便，除了因为停过电，冰箱里的牛奶坏了。事实上，到家半小时之后，昨天的事就开始显得不太真实了；当我们出门与邻居交谈时，我们发现对那些亲身经历此事的人而言，这种不真实感甚至更强烈。
这并不奇怪，因为正如泽拉比先生所说，关于此事，他们仅仅知道自己某天晚上没有上床睡觉，然后又在某个早晨突然醒来，感到奇冷无比。除此之外的情况都是听别人说的。他们不得不相信，在此期间他们失去了一天，因为世界上的所有其他人总不大可能集体弄错日期。但是，就他个人的感觉而言，这段经历甚至算不上有趣，因为有趣的首要前提毕竟是有意识地感知这段经历。因此，他建议完全忽略此事，尽力忘记他被多骗走了自认为以合理秩序流逝的一天。
有那么一阵子，保持这种置之不理的态度出乎意料地容易，因为在那一阶段看来，就算没有《官方保密法》的封口威慑，这事似乎也未必能在报纸上造成什么真正的轰动。如果把这条新闻比作一道菜的话，这菜虽有些诱人的香味，却缺乏货真价实的内容。此事共导致十一人伤亡，也许可以利用起来做些文章，但即使是这样的故事也缺乏刺激的细节，激不起冷漠读者的兴趣。幸存者的故事更是太缺乏戏剧性，因为除了在寒冷中醒转外，他们完全记不起任何值得讲述的事情。
因此，我们出乎意料地保有相当程度的隐私，得以在不受打扰的环境中评估我们的损失，包扎我们的伤口，从那段事后被称为“昏迷日”的经历中恢复，从各方面重新调整自己。
此事的十一名死伤者是：农场工人威廉·特伦克先生、他的太太和两人年幼的儿子，因他们家的小屋烧毁而丧生。一对姓斯塔格菲尔德的老夫妇，死于另一栋起火的小屋中。另一位农场工人休伯特·弗莱格死于接触不明物质，人们在距离哈里曼太太居住的小屋非常近的地方发现了他的尸体，至于他为什么会在那里，这不太容易解释，反正哈里曼太太的丈夫当时正在他经营的面包坊里干活。哈里·克兰哈特也死于接触不明物质。奥普雷教堂塔楼顶上的观察哨看见两个人躺在“镰与石”酒馆门口，克兰哈特就是其中之一。剩下的四名死者都是老年人，医生给他们用了磺胺类和抗真菌类药物，但未能阻止肺炎恶化。
第二周的周日，李博迪先生代表我们所有人做了感恩节布道。那天，教堂的上座率高得很不寻常。他做完那次布道，又主持完那批葬礼中的最后一场，然后整件事就被人们定义为一场已经过去的怪梦。
事后有一周左右，确实有若干士兵在周围走动，不少官方车辆来来往往，但他们的兴趣焦点并不在米德维奇村内，所以这些活动对米德维奇干扰不大。很容易看出，调查人员的注意力集中在修道院废墟附近，那里专门设了一个警卫负责看守地面上的一个很大的凹坑，看起来绝对曾有某种巨大的东西在那里停留。工程人员对凹坑进行了测量，画了草图，拍了照片。然后各类技术人员拿着地雷探测器、盖革计数器和其他精密仪器在凹坑上来回踩踏。再之后，军方突然撤走所有人员，对这里完全失去了兴趣。
格兰奇研究所的调查活动持续得稍久一些，伯纳德·韦斯科特也参与了调查。他来拜访过我们几次，但没透露任何进展，我们也没有询问调查的细节。我们并不比其他村民知道得多——因为当时有保密检查。直到调查结束的那天傍晚，他才在宣布第二天就要动身回伦敦后开口谈起“昏迷日”及其后续。谈话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冷场，然后他说：
“我有个提议想对你们两人说，如果你们愿意听的话。”
“你先说来听听。”我对他说。
“大概是这样的：我们认为有必要监视这个村庄一段时间，了解这里的情况，这对我们很重要。我们本可以专门派一个我们的人来这儿做这件事，但这样安排有几个坏处。一是他得从零开始，任何陌生人要融入任何一个村子里的生活都得花不少时间；二是，目前派一个好手全职来这里恐怕上级未必会同意——可要是他不全职待在这里，又很难说他能派上多大用场。但是，假如我们能找到一个可靠的人，他本来就熟悉这地方和这里的村民，由他把未来可能出现的动向汇报给我们，从各方面看都更理想。你觉得呢？”
我考虑了一会儿。
“你只说这么一点，我没太多想法。”我对他说，“我觉得，这主要取决于到底要监视什么。”我瞥了一眼对面的珍妮特。她有点冷淡地说：
“听起来你是在邀请我们监视我们的朋友和邻居。这种事我想你雇个专业间谍来做也许更合适。”
“这里，”我支持珍妮特，“是我们的家。”
他点点头，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种答复。
“你们觉得自己是这个社区的一部分吗？”他说。
“我们正努力成为社区的一部分，而且，我认为我们已经开始成为它的一部分。”我对他说。
他又点了点头，“很好——至少你们觉得你们开始对这个社区负有义务，那就很好。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这个社区正需要一个关心社区利益的人来负责关注它的情况。”
“我不太理解你为什么这么说。几个世纪以来没人特别关注这里的情况，这里似乎也一直好得很……或者，也许我应该这么说，村子由村民自己关注就足够了，不需要什么其他人的额外关注。”
“是的。”他承认，“你说得非常对——在此之前是这样。但是，现在，这里需要来自外部的保护，也会获得这种保护。在我看来，能不能最大程度上为米德维奇提供这种保护，似乎主要取决于我们对村子内部的情况有没有充分的了解。”
“哪种保护？谁提供的保护？”
“目前，主要是保护大家不被爱管闲事的人骚扰。”他说，“我亲爱的朋友，米德维奇‘昏迷日’的事情在当天的各种报纸上没有激起任何水花，你不会觉得这是个‘意外’吧？保密检查解除以后，记者没有蜂拥而至，搅得这里的每个人不得安宁，你不会觉得这也是个‘意外’吧？”
“当然不是。”我说，“我自然知道这事有保密因素在，你亲自对我说过——我对此并不觉得惊讶。我不知道格兰奇研究所里在搞些什么，但我知道是非常秘密的事情。”
“但并不只有格兰奇研究所被催眠了。”他指出，“方圆一两公里的所有东西都中招了。”
“但是格兰奇研究所也被催眠了。焦点一定是格兰奇研究所。很可能是这样的，造成影响的那东西——不管它是什么——没法作用在更小的半径中。或者那些人——不管他们是谁——认为扩大催眠范围，留出这么多余地会更安全。”
“村里人是这么想的吗？”他问。
“大部分人是这么想的——也有几个人不这样认为。”
“我想了解的正是这类事情。他们都归咎于格兰奇研究所，对不对？”
“那是自然的，还能是什么原因——在米德维奇这种地方？”
“好。那么，假设我告诉你，我有理由相信此事与格兰奇研究所毫无关系，而且，我们做了非常细致的调查，但除了证实它与格兰奇研究所无关外毫无收获，你怎么说？”
“可是如果这样，整件事情就完全说不通了。”我抗辩道。
“确实说不通——并不比事故更说得通。”
“事故？你是说迫降事故？”
伯纳德耸耸肩，“这我不能告诉你。也许事故与格兰奇研究所恰好位于着陆地点有关。但我要说的重点是：村里几乎每个人都接触到了一种古怪的、我们极其陌生的现象。而现在你们，以及所有其他村民，却都假设这事已经结束了，不会再有任何影响。你们为什么会这么觉得？”
我和珍妮特都睁大眼睛望着他。
“这个嘛，”她说，“那东西来了又走了，所以为什么不能假设它已经结束了？”
“所以它仅仅是来了，什么也没做，然后又走了，没有对任何东西产生任何影响？”
“我不知道，没产生肉眼可见的影响——当然除了有人死了以外。死者肯定什么都不知道，这样想比较仁慈。”珍妮特答道。
“没有肉眼可见的影响。”他重复珍妮特的话，“目前来说这还不能说明太多问题，对不对？比如说，你可能受到相当大量的X射线辐射、伽马射线辐射，或者其他什么辐射，当下却看不出任何影响。你不必惊慌，我只是举个例子。如果有这类辐射，我们应该已经发现了。我们没有发现什么辐射。但是这件事里有某种我们无法探测出来的东西。某种我们非常陌生的东西，那种东西能导致——让我们称其为‘人工昏睡’。注意，这是一种非常惊人的现象——我们无法解释，而且非常值得警惕。你是否真的认为我们应该轻率地假设这样一个奇异的事件仅仅是发生了，然后消失了，却不会留下任何影响？当然，也许它真的不会留下任何影响，就像吞一片阿司匹林一样没什么后遗症。但我们是不是应该关注一下事情的后续发展，看看到底有没有后遗症？”
珍妮特的态度软化了一点。
“你的意思是，你希望我们，或者别的什么人，帮你做这件事。帮你观察，并且记录任何风吹草动？”
“我只是想要一个可靠的信息来源，帮我们关注米德维奇的整体情况。我希望能随时了解这里的最新动向，那样的话，如果有必要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就能掌握这里的情况，并且能更好地及时处理这些情况。”
“你说得好像这是种社会福利工作似的。”珍妮特说。
“从某种角度看，它就是种社会福利工作。我希望有人能定期向我汇报米德维奇村民的健康情况、精神状态、情绪状况，这样我就能像父亲看管孩子一样关注这里的情况。你不要把它想成间谍活动。我了解这些信息是为了采取符合米德维奇利益的行动，如果确有必要采取此类行动的话。”
珍妮特定定地看了他一会儿。
“你到底觉得这里会发生什么，伯纳德？”她问。
“要是我知道会发生什么，我还用请你们帮忙吗？”他反问，“我是在采取预防措施。我们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也不知道它会产生什么影响。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下隔离令。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这里，收集证据。至少，你们可以帮我们这么做。所以，你们怎么说？”
“我拿不定主意。”我对他说，“给我们一两天时间考虑一下，然后我会答复你的。”
“很好。”他说。然后我们便继续谈其他话题。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珍妮特为这事和我商量了好几回。她的态度有了显著的变化。
“他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们，我很确定。”她说，“但会是什么事呢？”
我说我不知道。她又说：
“他并不是叫我们监视某个特定的人，对吧？”
我表示赞同。她又说：
“他要我们做的事本质上和卫生部医务人员的工作没什么区别，对不对？”
确实没太大区别，我想。她又说：
“如果我们不做，他就得找其他人做。我实在看不出他能在村里找谁帮他。如果他迫不得已派个陌生人来，也不太好，也不是很有效率，是不是？”
我想应该也是。
于是，考虑到奥格尔小姐在邮局的战略地位，我没有给伯纳德打电话，而是写信告诉他：只要他愿意满足我们一两个细节上的要求，我们与他的合作之路就畅通无阻了。我们收到回复，他叫我们下次去伦敦时安排与他见一面。他的信看上去一点也不紧急，只是叫我们在与他会面之前注意周围的情况。
我们照办了。但是并没有多少值得注意的事情。“昏迷日”过去两周后，除了表面的一些非常微小的“波澜”，米德维奇已经重回死水般的平静。
少数认为自己的照片将会见报、闻名全国的人已经放弃，毕竟这一权利如今已被安全部门剥夺；剩下的人则很高兴此事没对他们的生活造成更多的打扰。本地舆论的另一分歧涉及对格兰奇研究所及其中人员的看法。一派意见认为格兰奇研究所肯定与此事件有着某种联系，如果不是因为格兰奇研究所中进行的秘密活动，米德维奇绝不会遭遇那桩怪事；另一派意见则认为格兰奇研究所在事件中起到了正面的影响，大家应该感激格兰奇研究所的存在。
曾获大英帝国荣誉勋章的格兰奇研究所站长阿瑟·克里姆先生，一直租住在泽拉比家的一栋小屋里。一天，泽拉比遇到他时表达了村里多数派的看法，即这个村子应该对研究人员心怀感激。
“因为有你们在，此地才有了情报安全方面的价值。若非如此，”他说，“我们无疑会遭受比‘昏迷日’严重得多的灾祸。我们的隐私必遭蹂躏，我们脆弱的感情必被现代社会的‘复仇三女神’——印刷品、录音和照片这可怕的三姐妹践踏。因此，尽管对你们多有打扰，我仍然要请你至少接受我们的感谢，感谢你们使米德维奇的生活方式基本上得以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
波莉·拉什顿小姐几乎是卷入此次事件的唯一外来访客。她结束了在叔叔婶婶家的假期，回到了伦敦的家中。艾伦·休斯恼火地发现，自己不仅被莫名其妙地派往苏格兰北部，而且退伍时间也比他预期的晚了好几个星期。于是，他在那里花大部分时间以书面形式与团部档案办公室吵架，剩下的时间则似乎大部分用于与泽拉比小姐通信。面包师的妻子哈里曼太太想出了一系列不太令人信服的理由，解释休伯特·弗莱格的尸体为何出现在她家前院。此番努力失败以后，她干脆转守为攻，喋喋不休地痛斥她的丈夫，包括她确知的部分和她怀疑的部分。其他所有人的生活一切如常。
因此，三个星期后，那次事件几乎已经成为历史。人们预期，再过一小段时间，连标记此事的新墓碑，大概也会因为自然而然的原因成为历史文物，至少其中一大半会。唯一因此次事件成为寡妇的人——克兰哈特夫人恢复得很不错，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打算为她目前的状况忧伤，或因此任由自己柔软的心变硬。
米德维奇仅仅因为此事微微抽动了一下——动作也许有点奇怪，但幅度微小。在它长达千年的昏睡中，这是它的第三次或第四次抽动。
现在我遇到了一个技术上的难题，因为，正如我在前文中解释过的那样，这并不是我的故事。这是米德维奇的故事。假如我按我得到信息的顺序讲述，就会前后跳来跳去，写出一个时序混乱、因果倒置、几乎没人能看懂的大杂烩。因此，我必须重新整理这些信息，完全不顾我得知信息的日期和时间，只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讲述。倘若这种写法显得作者仿佛未卜先知或无所不知，令读者恐惧不安，那么我只能请读者多多包涵并相信这只是后见之明造成的假象。
例如，事后的调查（而非当时的现场观察）显示，村子表面上回归正常后不久，虽然整体平静安宁，但在局部已经开始产生一些微小的不安旋涡。那些不安当时还是孤立的、不被公开承认的。那大约是十一月末或十二月初的事情，在某些地方可能再略早一点：也就是说，大约是费蕾琳·泽拉比小姐在与休斯先生的每日通信中提到“一种稀薄、脆弱的怀疑开始令人不安地凝结起来”的时候。
在一封看起来似乎不太连贯的信中，她解释——也许更准确地说是暗示——道：她看不出那怎么可能；而且，事实上，根据她掌握的所有信息，那应该是不可能的；因此她完全不理解那是怎么回事，但事实是，因为某种神秘的原因，她似乎怀上了孩子——嗯，事实上“似乎”这个词不够准确，因为她其实非常确定她怀上了，很确定。因此，请问他是否能在周末请一次假？因为她实在觉得，这是必须当面说清楚的那种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