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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关于人们的世界观的学问，世界观对于人的认识又具有着方法论的作用。什么是世界观？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对于一切事物的最根本的观点，就这样的意义来说，哲学又可以说是研究世界一切事物的最根本的道理的学问。人们有了这样一个最根本的观点，明白了这个哲学上的最根本的道理，在观察任何问题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方法上的总的向导，就掌握了一种认识事物的最根本的方法原理。这就是它的方法论的作用。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和集团的人们有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方法论，不同的哲学思想。有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一般地说，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正确的世界观，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则是错误的。工人阶级有自己的最正确的革命的世界观，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工人阶级以及广大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中，辩证唯物主义是他们的最锐利的思想方法的武器。我们研究哲学的任务，归根到底就在于要学会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在于要能在斗争中、工作中、生产中应用这个正确的认识事物的最根本的方法原理，也就是在于要正确地解决思想方法的问题。工人、农民、共产党员以及一切愿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的人们，都应该研究哲学，都应该学习掌握正确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因为如果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就会使我们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中以及科学研究工作中善于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使我们善于总结斗争经验，善于从成功的或失败的经验中找出原因和教训，使我们有可能避免犯重大的原则性的错误，或善于及时发现错误和改正错误，从而也就使我们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顺利前进。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在“学风”方面使全党广大干部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学习了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的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合的原理，广大干部的思想水平由此大大提高一步，因而就能够把以前党的领导工作中的几次路线错误加以纠正，使以后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等革命事业顺利地迅速地获得胜利，这就是一个明证。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又一次进行了整风运动（其中包括反右派斗争），这次整风运动可以说是一次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比一九四二年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学习运动，在这次运动中，不但广大干部受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学习了《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并且，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也积极努力学习哲学了。我们已经看见，整风和反右派的结果已在我国工农业生产中造成了大跃进的局面，在社会制度方面已出现了崭新的人民公社。毫无疑义，这样广泛的群众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一定能使我们跃进中的工农业生产更迅速地跃进，一定能加快我们建成社会主义的速度。
哲学既然是关于人们的世界观的学问，因此它所研究和所涉及到的问题，就不是仅仅关于世界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有关整个世界，有关世界的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普遍的问题。举例来说，如象下面这些问题就是哲学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世界从来就是物质的世界或者在物质世界之前还有某种精神力量最先存在着？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是不是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是处在运动变化发展状态中，那末它们是怎样运动、怎样变化和发展的？人们的主观意识、精神生活和客观世界、和他们的社会物质生活有什么关系？人的意识是人的主观精神世界里自己凭空自生出来的，或者它只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只是人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人们的意识能否正确认识世界以及如何认识世界，要采取怎样的立场和方法才能正确认识世界，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给予系统的回答，是哲学研究的任务。
人们的世界观是怎样产生的？世界观是人们对自然斗争和人们的社会斗争的实践经验的最高的总结，是人们在这些实践中所获得的各种事物知识的高度概括的结果。毛泽东同志说：“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一九六八年版七七三——七七四页）因此，哲学所研究的那些最普遍的问题，并不是研究哲学的人凭空地任意提出来的，而是从人们的一切社会实践经验中，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研究中通过概括而提出来的。哲学中的那些普遍的问题，也就是人们的社会实践、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研究中存在着的最普遍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客观世界里实际存在着的每一件事物都是具体的事物。一切具体的事物都各自有其自己独自的特点，同时又包含着某些与其他事物所共有普遍的本质。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接触到各种具体的事物，并认识到它们自己独自的特点，同时人们的认识又能够不断地从许多具体的事物中去概括出它们的某些普遍的意义，或者从某些具体的典型事物中概括出能够适用于一切同类事物的普遍的本质和规律性。这种概括的作用，就是人们对于自己在实践中和科学研究中所获得的知识的普遍化。如果我们从自己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中所概括出来的本质和规律性，是具有最普遍的东西，——能够普遍地适用于世界上一切事物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普遍化了的认识，就具有着世界观的意义，也就是具有了哲学观点的性质。而哲学的问题，就是当我们把自己的知识进行最普遍的概括时所提出来的问题。例如，十九世纪中叶自然科学有三大发现——能量转化定律，细胞学，进化论——使我们对于自然事物的三个方面获得了重要的具体的科学规律知识。马克思恩格斯从这些知识中概括出其中的最普遍的意义：即这些发现证明，一切自然界事物都处在联系和发展的状态中。这样的概括就是哲学的概括，这里所概括出来的原理就有世界观的意义。又例如，中国人民百多年来不断地和各种敌人进行斗争：清皇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英、法、美帝国主义等等，从这些斗争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不同的敌人的不同特点，我们对他们的斗争方法，也各有不同的特点，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从这些斗争中，概括出一个普遍的原则：这全部的历史，主要就是中国人民和各种敌人斗争的历史，它自始至终，贯串着这些敌我之间的矛盾。同时我们又看到，人民中间，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问题上，也经常要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经常需要把这些争论加以展开和解决，努力求得自己内部团结一致，才能够共同对敌，才能够取得胜利。这些不同的意见虽然各有不同的特点，但概括起来，不外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在人民中间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是不断解决又不断出现的。这样，我们从自己的长期的历史斗争中，就可以概括出来这样一个最普遍的规律和本质的认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到处都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可以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种。两种不同的矛盾要用不同方法来解决。这些原理带有最普遍的性质，因此就是哲学的原理。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第一次深刻地全面地概括了我们的历史实践和阐述了这些哲学原理的伟大著作。再例如，在某一地方做工作的人，他们在工作中凭着自己的主观要求，提出了客观情况所不容许的过高的计划，结果这样的计划不但不能实现，而且造成了一些损失。当他们在最后来总结这一项实践经验的时候，他们一方面要具体地检查那计划在什么地方不符合于客观情况，也就是要对于错误和缺点的独自的特点取得一些具体的认识。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要把认识提得更高一些，他们就应该从这一个错误和缺点中间找出一些最普遍的意义来。他们就应该获得这样的认识：这些错误和缺点之所以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自己的主观认识和周围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不一致。他们应该了解到：我们周围存在的客观事物是不依赖我们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所以凡事都不能够把我们自己的主观的要求和意志放在第一位，也就是不能够单凭自己的意志想怎样办就怎样办。单凭自己的意志去做工作，是一定会失败的。要想在工作中不至于失败，那么，在制定主观方面的工作计划的时候，一定要把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放在第一位，而不要把主观的要求和意志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要首先认清楚客观的情况，客观的条件，然后依据这些情况和条件来制定主观的计划，才有可能制定出不至于错误或错误很小的计划。这样一来，他们在工作的总结中就概括出来一条适用于一切事物的最普遍的原则：客观事物是第一性的东西，人的主观意识是第二性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哲学世界观原则，而且是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
前面说过，有各种不同的以至于互相对立的哲学观点或世界观，除了我们这里所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之外，还有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哲学观点，都可以归结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阵营之内。全部人类的哲学思想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对立和斗争的历史。为什么人们的世界观会有这种对立的情形呢？这主要地应该归于人们地位的不同。过去的哲学历史主要是在阶级社会里发展的，在阶级社会中，人们分裂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进步阶级与反动阶级。这些不同的阶级是站在不同的实践地位上来认识世界的。就是在消灭阶级以后，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在实践中，首先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仍然永远有着先进者与落后者的区别，先进者和落后者在事物的认识上，就处于不同的地位。此外，生产发展的不同水平，生产规模的大小，也是影响人们的认识能力和产生不同的世界观的社会实践因素之一。总之，人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所处的不同的实践地位，对于他们的认识是有决定的影响的。它限制着他们的认识的深度、广度以至于正确程度。它使他们从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角度上来概括他们对事物的认识，使他们获得不同的以至于相反的世界观。例如原始公社的人由于生产的极不发展、由于对事物的知识极端贫乏和公社生活的许多保守的性质，把世界的一切事物看做是受神灵的意志支配的，把人的肉体看做是由灵魂支配的，也就是，把神灵的意志和灵魂看做第一性的东西，把世界的其他一切事物看做第二性的东西。这就是一种带有唯心主义萌芽因素的原始的宗教世界观。在阶级社会里，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力求要使它所统治的社会制度长久巩固下去，这样的实践地位使它把自己的意志、希望，自己的社会理想和道德原则看做是支配一切事物的“天经地义”。这样，就产生了他们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即把某些主观的精神的原理原则看做第一性的东西，而把客观世界的事物看做第二性的东西。在一个新的社会里，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由于他们不甘心退出历史的舞台，常常要违背着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向新社会制度拼命进行反抗。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对我国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就是这种情形的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个剥削阶级是企图用自己的主观意志来反对历史的客观规律，也就是把自己的主观意识摆在第一位，因此他们的世界观也就有了唯心主义的性质。又如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来观察事物的人，由于他们的生产规模的狭小，又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的不稳定，使他们的眼界也比较狭小，观察事物的时候容易犯表面性片面性的毛病，容易“左”右摇摆，也就是容易在行动中犯主观主义的错误，而主观主义就是把人的主观意识摆在第一的地位上，就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在人们的实际行动中的表现。应该说，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就他们的世界观来说，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我们工作中的主观主义错误根源之一，就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思想方法的反映。一般地说，在社会实践发展过程中处于革命的进步的阶级地位上的人们，他们不能满足于现状，他们需要改变自然和改变社会。要改变自然，就首先要通过生产的实践，通过科学的研究，认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要改变社会，就得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认识当前社会的客观情况。否则，不论改变自然或改变社会的斗争都不可能得到胜利。这样的地位使他们或迟或早不能不从他们的认识中概括出唯物主义的真理，肯定人们要获得正确的认识，要想在斗争中获得胜利，必须使自己的认识反映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这也就是要肯定：客观存在的事物是第一性的东西，而人的主观认识则是第二性的东西。
所以，哲学的世界观和人们对于世界的一切认识一样，不是从聪明人的头脑里凭空产生的，而是从人们的社会实践需要中产生的。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他们的世界观也就会有所不同。历史上存在着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两大哲学阵营一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反映着互相对立的人们的实践地位：在阶级的社会里，反映着革命阶级和反动阶级的利益的对立和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里，由于社会实践过程中永远存在着进步与落后，新与旧的不同倾向的斗争，因此也还会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倾向的斗争。在阶级社会里，哲学思想的根本方向，是决定于它所从属的阶级的根本政治利益，并且直接地或间接地为这个阶级的根本政治利益服务的。所以，哲学中的一定的派别倾向的贯彻，是它所属的阶级的政策的一种特殊形态。这种情形，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外的哲学家来说，常常是不自觉的，或者是虽然多少自觉到了，但由于它的阶级利益的关系，力求要加以掩盖的。例如旧中国的反动统治者，需要唯心主义来为他们的政治利益服务，因此他们在思想政策上，就要极力散布唯心主义哲学，压制唯物主义的宣传。旧中国的统治者在大学里，是不允许唯物主义的课程正式讲授的，只有胡适一流的唯心主义者，才能在那些课堂上自由地讲授他们的哲学思想，因此不管这些唯心主义者自己是自觉到或不自觉到，他们在实践上正是执行了这个反动阶级的反动思想政策的代表。无产阶级在思想政策上走着和资产阶级根本相反的路线，他们要自觉地公开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哲学武器，他们指出人民在自己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如果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就有犯错误的危险，因此一定要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我们新中国目前在科学研究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方针是“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人民内部允许各派学术思想自由地争论和宣传。所以要采取这样的方针，是因为只有通过学术上的自由辩论，才能使科学的客观真理得到充分的阐明，才能避免学术上的片面武断和教条主义。所以，这样的方针，正是有效地贯彻唯物主义和克服唯心主义的一个正确方针。
历史上有过多种多样的哲学思想，在这许多哲学思想中，要怎样才能辨别哪些是属于唯物主义，哪些是属于唯心主义的？辨别的方法，就是要看这些哲学思想如何回答哲学上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物质与精神（或存在与意识，客观与主观）的关系问题。为什么这一个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呢？因为人们在实践的时候和认识世界的时候，首先是，而且任何时候始终都是以自己的精神、意识和主观来同整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相对立着的。这是在人们的实践和认识过程中存在着的最普遍最根本的矛盾，人们的实践活动和认识过程就是意识和存在、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不断地产生和不断地解决的过程。因此当人们依据自己的一切知识去作哲学上的总结的时候，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首先就不能不回答的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物质（存在、客观）和精神（意识、主观）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的问题。由于这里所涉及到的只是两个东西的关系问题，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基本上也只能有两个互相反对的回答：或者是把物质（存在、客观）看做第一性的东西，或者是把精神（意识、主观）看做第一性的东西，这两个相反的回答，就决定了哲学思想上的两条根本相反的路线：或者是唯物主义的路线，或者是唯心主义的路线。一切唯物主义的哲学派别，不管它们的具体形态有何不同，在回答这个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本观点，即是把物质（客观、存在）看做第一性的东西，把精神（主观、意识）看做第二性的东西，指出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是世界的本质。世界的统一性就在于它的物质性。物质存在于精神之先，精神（主观、意识）只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或只是某种物质的特殊的属性，这种属性的特点就在于，它本身只是物质（客观、存在）的一种反映作用；而人的认识，就是客观外界世界在人的主观意识里的反映。和这些观点相反，一切唯心主义，不管它们的具体形态如何不同，在回答上述哲学的根本问题的时候，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思想方向，即是把精神（主观、意识）看做第一性的东西，把物质（客观、存在）看做第二性的东西，认为精神是世界一切事物的根源，物质（自然界及社会的客观存在）只是精神的附属物或精神发展过程的某种表现形态。世界在本质上是精神的，它或者是人们的各种感觉的综合，或者是人们的理性、意志、欲望等等的精神过程的表现。物质、自然，只是这一切精神原素所构成的幻想或只是后者的表面的外形。人的认识不是客观外界世界的反映，而只是人的精神、主观内部凭空自生的东西，或只是所谓世界理性、世界精神的自我意识，等等。哲学史上的一切哲学派别虽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他们对于哲学上的这个最根本问题的回答只能有上述两个，所以一切哲学派别都可以从根本上划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营垒之内。虽然历史上也还有二元论的派别，企图把物质和精神看做两种互相平行的世界本质，不加以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区别。但二元论在实际上只是摇摆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动摇倾向，并不是真正独立的第三种派别；因为在各项比较具体的问题上，二元论总是有时把物质看做第一性的东西，有时又把精神看做第一性的东西，实际上并不能够真正把物质和精神看做完全平行的两种世界的本质。
为什么我们要研究哲学？我们研究哲学的目的，就是为着要正确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反对各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的影响，使我们能够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来为工人阶级的事业服务，为在我们国内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消灭剥削和贫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服务，为争取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服务。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明确地肯定哲学的阶级性和党派性，公开地声明辩证唯物主义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改造世界的哲学武器，公开地声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党性是在于对一切唯心主义倾向要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并使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能够为工人阶级的革命政治目的服务，也就是要使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不能做到或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就是在哲学上缺乏党性或党性不够。
要了解上述研究哲学的目的，必须对哲学的性质作进一步的研究。
前面说过，哲学是关于人们的世界观的学问，同时，作为世界观的哲学思想，对于人们的认识又具有方法论或认识的根本方法的作用。这就是说，哲学不仅仅是人们从各种事物的知识中抽引出来的最普遍的概括和总结，同时它又能够反过来对于人们的一切认识活动发挥指导方向的作用。一个革命工作者在实践中间遭受了挫折以后，他如果能够把经验总结到哲学思想的高度，能够认识到他之所以遭受挫折是由于自己只凭着主观愿望来进行工作，而不首先看清楚周围事物的客观情况，是由于在认识上违背了唯物主义的原则，也就是由于犯了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的毛病。如果他能够由此取得深刻的教训，真正体会到一切客观事物是第一性的东西，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真正体会到了这个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根本原理，那末以后他在实际工作中观察和解决任何问题的时候，就能够自觉地把这个世界观的原理作为总的思想指导，就能够随时注意到，不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必须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研究出发，而不要从自己的主观的愿望出发。也就是，在不论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首先要细心谨慎地对周围的情况作一番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然后再决定自己主观的计划。这样他就在思想方法上掌握到了正确的方向，或者说掌握到了一个正确的根本方法，他在以后的工作中就可以少犯错误，就可以比较顺利地完成任务。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受到了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影响，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人的主观意识或什么世界理性的表现，这样他在观察和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时候，就会以为只要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或者从某种现成的思想原则出发，就可以直接解决任何问题，不必首先对周围的客观事物进行认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这样一来，他就在根本上使用了一种错误的方法，即主观主义方法。所以，唯心主义世界观，就是主观主义思想方法的理论基础，而主观主义则是唯心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
根据上面所说，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学习哲学的目的，是在于要正确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克服唯心主义的影响，以便我们能够应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来为我们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我们之所以有必要和必须抱着这样的目的来研究哲学，主要地就是由于哲学思想在我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所具有的上述方法论的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引导我们走向科学的认识方法的道路，使我们注意到要实事求是地去研究和认识我们周围实际存在着的客观事物的具体情况和规律性，使我们有可能依据这些认识来为我们的工作和斗争规定出适合于周围情况的正确方针、方案、计划、办法、战略、策略等，因而就能够帮助我们的事业容易获得胜利。辩证唯物主义是我们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所不可少的思想武器，总路线本身，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具体应用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斗争实际生活中的辉煌表现。广大人民群众发挥了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实现了无数的奇迹一般的发明创造，这就是由于他们体会了总路线的根本精神，就是由于他们在生产和一切工作中都受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光辉的照耀。唯心主义在思想方法上助长人们走向主观主义的反科学的方向，它用理论来支持那些只凭主观的意志或现成的思想公式来解决一切问题，而对于周围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熟视无睹的态度。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方法，不坚决克服唯心主义的影响，自觉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以作为我们认识事物的指导原理，我们在行动中就不能避免主观盲目性，就不能为我们的工作和斗争规定出适合于周围情况的正确的方针、方案、计划、办法、战略、策略等等，就使我们的工作容易遭受失败。所以，如果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而让唯心主义扩大影响，对于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的人民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是不利的。相反地，对于反对革命阻碍进步的反动势力却是有利的。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倡敢想、敢说、敢做，提倡破除迷信，因为任何一种迷信，不论是迷信鬼神也好，迷信名人教授，迷信书本知识也好，迷信不适合情况的旧有规章制度、传统的生产指标也好，任何一种迷信，都是不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真实情况的，都是主观主义思想方法的表现，都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客观事实是，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有着无限的创造能力，提倡敢想、敢说、敢做，就是要使这伟大的创造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加快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切唯心主义、主观主义、迷信思想，都使我们看不到这伟大的创造能力，都会阻碍它的发挥，都是对于社会主义事业不利的。不难了解，这里所说的敢想、敢说、敢做的作风，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它和那种单纯从主观的希望出发而没有任何可靠根据的空想、幻想、妄想是根本不同的。一切空想、幻想、妄想，和各种迷信思想一样，都是建立在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基础上的，都是危险的，都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根本不能相容的。毛泽东同志论到主观主义（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的危险性时，曾经用非常尖锐而明确的语调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七五八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通过哲学的学习来正确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坚决反对唯心主义的原因。
我们有许多同志对于学习哲学的重要性不能够理解，其中有的人认为哲学只是一些哲学专家所从事的纯理论的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是没有关系的。这种错误思想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受到了理论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哲学观点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还不懂得党领导革命斗争的长期历史经验，还没有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什么，还没有真正领会党的各种政策决议的精神实质，还没有真正学懂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他们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部理论和策略，都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如果不学习哲学，不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想真正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策略，并善于把它应用于实际工作，是不可能的。我们党的各种政策决议，毛泽东同志的全部著作，不管是理论方面的或者是实际政策方面的，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真理正确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表现。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历史经验证明，在一个时期，由于党的领导者不能够正确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在思想方法方面走上了主观主义的道路（其中包括一九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一九三五年以前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党的实际工作中造成重大的路线和政策的错误，使革命事业遭受重大的损失。党在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批判了主观主义的领导以后，就不断地在干部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在一九四二年开展了整风运动，在党的干部中大规模地反对了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使干部们受到了一次最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革命就迅速地获得胜利。这个历史经验充分证明，那些把哲学看做是和实际工作没有关系的人，他们的看法是不对的。
还有一些人，他们虽然承认哲学的重要性，承认哲学的研究和实际工作有关系，但认为这只是对于高级的领导者决策的时候才是必要的，至于一般的实际工作者，一般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工农群众就不一定有研究哲学的必要。他们以为在一般的实际工作中，在一般的掌握政策执行政策的干部中，在工农群众中，是不会有在思想上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反对唯心主义的问题的。他们只要简单地跟着党的指示去做工作就够了。他们不知道，事实本身的情况和他们所想的并不一样。在思想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反对唯心主义，不但对于高级领导者决策的时候是非常必要的，在一般的实际工作中，在一般的掌握政策和执行政策的干部中，在工农群众中，也有必要在实际工作中，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贯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反对唯心主义（即主观主义）的斗争。
历史证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它的一切政策路线都是严格地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制定的。我们的一般干部，只要努力遵循着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遵循着党的政策路线去工作，就可以做出一定的成绩来。但是，如果我们的干部不学哲学，不了解辩证唯物主义，那末，一定不可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并且也不可能保证不犯重大的错误。因为，如果他不了解辩证唯物主义，他就不了解我们党所用以领导工作和制定政策的根本方法，也就不可能深刻领会党的指示和政策的意义。在一切具体工作岗位上，周围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要贯彻党的指示和政策，需要善于依据一定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步骤、办法和计划来进行工作，这也需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我们知道任何干部要做好工作，必须“了解情况，掌握政策”。而“了解情况，掌握政策”这个原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能够遵守这个原则做工作，才能把工作做好，否则就不可能做好，或者反而要做坏。这就是为什么一般干部都必须学习哲学，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理由。
有两种不同的工作干部，和两种相反的工作方法：一种是，他们在执行任何政策的时候，总是细心谨慎地首先对周围的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力求对于各方面情况获得正确的全面的了解，然后依据这样的了解，规定出最适当的执行党的政策的步骤、办法和计划。我们知道，这样一种干部的工作方法是正确的，就其思想活动的根本实质来说，正是符合于辩证唯物主义路线的，因为他在实际工作中，在行动中是把周围的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当做第一性的东西来看待，而把自己的主观意识一对于周围情况的认识，执行政策的步骤、办法、计划等等——摆在第二性的地位上。他们的这种工作方法能够使他们的主观认识比较经常符合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真实情况，所以就能够正确地执行政策，能够保证工作的胜利。另一种干部的工作方法却和这相反。他们在进行工作的时候，不是首先对周围的事物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以求得情况的正确了解，然后再依此规定执行政策的适当的方针、步骤、办法和计划。相反地，他们常常以为只要有了一般的政策方针，而不必去注意周围的实际情况，就可能解决一切具体工作问题，他们只是凭着自己的种种主观的想法，自己的主观兴趣和意志，凭着书本上断章取义地引用的词句，或者个人的狭隘经验，或者只凭着一些根据周围事物中的片面的、表面的材料所作出的主观臆断，来任意规定工作的方针、步骤、办法和计划。我们知道，这样的干部的工作方法是不正确的，是会常常在实际工作中陷于错误，把好事办成坏事，并使党的政策遭受破坏的。然而，这样的工作方法，就其思想的根本实质来说，正是在实际工作中走上了唯心主义的路线，正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因为他们在实际行动中是错误地把自己的主观意识摆在第一性的地位上，而把周围的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看做第二性的东西。他们的这种方法使自己的主观意识不是正确地符合于客观存在，而是相反地使主观和客观分裂。因此他们就不能够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就不能保证工作的胜利。
由此可见，在从事实际工作的一切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中，不管他们自己是否自觉到，都存在着世界观方面的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问题，存在着必须在思想方法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路线和反对唯心主义路线——主观主义——的问题。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路线，赞成前一种干部的工作方法，因为循着这条路线，就能保证我们正确地认识周围事物的真实情况，保证我们在一切实际工作中不至于发生重大的错误。恩格斯说：“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自然辩证法》，一九七一年版一七七页）唯心主义路线的错误和危害性，就在于它使我们在观察事物的时候引入许多凭空地附加的主观的“外来的成分”，来使我们的认识陷于盲目状态，使我们的行动由于认识的错误而遭受挫折，使反动势力由此得到利益。我们反对上面所说的后一种干部的工作方法，就因为他们的思想方法的实质是依循着这种危险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的路线的，这种错误的工作方法既然在一般干部中存在着，因此学习哲学对于一般干部就成为一件很必要的事情。特別应该指出的是：我们的国家已走上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鼓舞下，全国人民精神奋发，要以高速度来进行各方面的建设事业。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之下，新的制度飞跃地发展和巩固起来。随着工农业生产力的空前迅速的跃进，生产关系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民公社制度破天荒地出现了。经济上的根本变革，要求我们在上层建筑方面，在政治和思想方面对旧事物展开激烈的斗争。我们已经看见，在一九五六年经济上的三大改造运动之后，随着就有了一九五七年在政治上思想上对资产阶级的一场激烈斗争——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旧社会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它的经济基础被摧毁之后，还要在较长时期遗留下来，顽强地来阻碍新事物的生长。整风和反右派斗争虽然对资产阶级思想给与了一个最强有力的打击，但并没有使之完全肃清。并且，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工人和农民的差别等等还存在，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式的权利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这里还没有完全消灭。我们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就要努力争取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逐步地消灭上述的差别，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式的权利的残余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以便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后还需要对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斗争。就世界观方面来说，资产阶级思想的世界观基础就是唯心主义，而唯心主义在旧社会里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是有着广泛的影响的。并且，由于在当前社会制度下仍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的存在，也由于在任何时代，哪怕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时代也好，人们中间永远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唯心主义、主观主义也永远还会有不断产生出来的可能性。所以，不能不注意到，唯心主义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我们干部的思想和工作中表现出来，例如它会以教条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也会以经验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我们的干部不学习哲学，不学习自觉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就不能认真克服唯心主义的这种影响。我们特别应该记住一九五七年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斗争的经验。这些右派分子散布了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用颠倒是非的诡辩手法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反对党的路线政策，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用资本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的思想来毒害人民，企图借此来破坏社会主义事业。斗争的经验证明，要粉碎这些反动派的罪恶活动，也需要我们认真地学习哲学，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并且不单一般干部需要学习，而且工人农民，也有学习的必要和可能。上海求新造船厂的工人们之所以首先自己组织起来学习哲学，就是由于受到了反右派斗争的刺激，这是很好的例子。只有使实际工作中以及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一般干部逐步地通过哲学的学习，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克服了唯心主义的影响，经常端正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这样，他们才能够充分正确地领会党的路线和政策，才能够善于根据各种不同的具体工作条件规定出最适当的执行党的政策路线的步骤、办法和计划等等，使党的政策路线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充分的贯彻，使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使我们的人民民主革命迅速得到胜利，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推动起全国工农业的大跃进，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大大提高，出现了人民公社化高潮。现在，工人农民学习哲学的活动，又已形成了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人民群众的生产和革命斗争更加深刻地结合起来，并且一开始就对于生产的提高、工作的跃进表现了非常显著的效果。我们看见，中国社会的飞跃的生产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造成了广大群众能够直接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条件。而广大群众一旦直接掌握了自己的哲学武器，它又会反过来对生产斗争和革命斗争的发展给与更为强大无比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