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爱丁堡的尝试，剑桥的成功

1825 年 10 月，查尔斯和哥哥拉斯一样，走进了爱丁堡大学，跟随祖父和父亲的脚步，追求自己的医学生涯。而拉斯正在爱丁堡“访学”，进行剑桥大学基督学院（Christ’s College）要求的为期一年的住院医生实习，为成为一名医生而努力。达尔文即将在爱丁堡大学迎来一段全新的但磕磕绊绊的学术体验。

查尔斯和拉斯租住在麦凯夫人（Mrs Mackay）的一间房子里，位于爱丁堡老城的洛锡安街 11 号。拉斯在爱丁堡的那一年，两兄弟一直住在那里，第二年查尔斯搬到了不远处的一个小公寓，也在洛锡安街。查尔斯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描述道，他和哥哥的住处在四楼，有两间卧室和一间客厅，光线明亮，通风良好，这个房间是爱丁堡稀有的好房子，其他房间往往缺乏这两个优点。 ¹

达尔文抵达爱丁堡时，这座城市已经被塑造成“北方的雅典”。这个称号也许有些自命不凡，但爱丁堡的确拥有一些可以夸耀的宏伟建筑，同时也是经济、哲学、医学的重要中心。18 世纪，这里曾是化学家约瑟夫·布莱克（Joseph Black）、传记作家詹姆斯·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地质学家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一系列名人的故乡。

两兄弟对爱丁堡的宏伟建筑印象深刻，但对城市的肮脏不堪不太满意。此外令他们失望的是，有一些大学建筑从他们父亲还是学生时就开始建造，这时仍未完工。最终，这些对查尔斯来说其实无关紧要，因为他仍不热衷正规学业，尤其厌恶讲座，他在回忆时说那些讲座极其乏味。在爱丁堡大学，讲座构成他正式教育的大部分。达尔文的一些讲师在自己的领域里很有名，但这并没有阻止达尔文多年后在自传中猛烈地抨击他们。比如年轻的药物学教授安德鲁·邓肯（Andrew Duncan），听他关于药物历史和用途的早间讲座是非常可怕的经历。达尔文称著名解剖学家亚历山大·蒙罗（Alexander Monro）“三世”的人体解剖学讲座和他本人一样乏味。蒙罗之所以获得“三世”的绰号，是因为他继承了父亲、祖父的同名讲席教授职位，讲授解剖学。唯一有意思的讲座教师是化学教授托马斯·查尔斯·霍普（Thomas Charles Hope）。霍普向这位少年介绍了被称为岩浆论或火成论的地质学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并非所有岩石都是从水中沉淀形成的，有一些是通过地球中的热力形成的，例如通过火山活动。不久后，该理论的一种变体将成为主流地质学理论。 ²

达尔文作为一名医学生，需要参加临床示教，特别是外科示教，这些最终使他放弃了医学。他尽职尽责地参与了临床查房，但观察到的许多病例让他感到非常痛苦。尽管在抵达爱丁堡的前一个夏天，他很乐意陪同父亲在什鲁斯伯里地区出诊看病，但现在学医的确令他痛苦。当时全身麻醉技术尚未出现，他参加了两次恐怖的手术，这是压垮他医学生涯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说自己在观察一场儿童手术时无法忍受，从手术室冲了出来，从此再也不去手术室了。

达尔文后悔在爱丁堡期间没有接受实际的解剖指导，这个科目不同于当时的残酷手术，对他后来的科学追求非常有益。不过他确实从前奴隶约翰·埃德蒙斯通（John Edmonstone）那里学到了制作鸟类标本的宝贵手艺。 ³ 埃德蒙斯通向青年达尔文讲述了南美洲热带地区的故事。埃德蒙斯通生而为奴，在今圭亚那的一个种植园当奴隶时，曾跟随英国博物学家、保育主义者查尔斯·沃特顿（Charles Waterton）学习技能。埃德蒙斯通跟着他的前主人来到格拉斯哥，后来搬到爱丁堡，在洛锡安街37 号教授剥制标本，学生中就包括达尔文。达尔文住在同一条街上。

达尔文从未直接提过埃德蒙斯通的名字，只是在 1826 年写给姐姐苏珊·伊丽莎白的一封信中称“黑摩尔人”教他如何填充鸟类标本。 ⁴ “黑摩尔人”一词是对非裔黑人的一种有些轻蔑的称呼。达尔文用这样轻蔑的称呼来称呼这个人，可能是无心之举，毕竟他从父母双方的家族中都了解到奴隶制度的邪恶。达尔文继承了达尔文家和韦奇伍德家的反奴隶制理念。1807 年的《禁止奴隶贸易法》在达尔文出生前颁布，但直到1833 年，英国的所有殖民地才宣布废除奴隶制度。

兄长拉斯在爱丁堡大学为期一年的“访学”结束后回到剑桥大学，达尔文开始扩展自己的社交和学术视野。正是从这些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开始从猎人、运动好手、收藏家转变为一个初露头角的博物科学家。同时，他也接触到了祖父伊拉斯谟撰写的进化论著作，虽然他读了，但从未真正消化或与他人讨论过。而这一切都将发生改变。

达尔文结识了一些年轻人，他们分享科学理论和想法。年轻的执证医生、将来的地质学家威廉·弗朗西斯·安斯沃思（William Francis Ainsworth）向他介绍了后来被称为水成论的地质学理论。水成论认为岩石都是沉淀物或是从水中析出的不溶性物质，这与达尔文在托马斯·查尔斯·霍普的讲座中学到的火成论形成鲜明对比。而地质学教授罗伯特·詹姆森（Robert Jameson）在达尔文二年级时也向他介绍了水成论，但詹姆森关于这个话题的讲座非常乏味。多年后，达尔文回忆起这位教授，说他是一根“干巴巴的棕色枯木”，其他人也有同感。 ⁵ 水成论很快就会失去科学支持，让位于火成论。但这无关紧要，霍普的火成论讲座，总归是激发了达尔文对地质学的兴趣，这将成为他日后科学求索的重要组成部分。

詹姆森教授对达尔文的唯一真正影响是令这名学生痛下决心——只要自己活着，就再也不碰地质学的书。然而，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不会持续下去。激发达尔文兴趣的是在户外看到的真实事物，并思考为什么是这样。这种兴趣也扩展到那些能向他展示大自然奇观的人，比如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博物馆（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Museum）馆长威廉·麦克吉利夫雷（William MacGillivray）就受到达尔文的尊敬。他对达尔文非常友善，帮助达尔文培养了对博物学的兴趣，尽管据达尔文说，麦克吉利夫雷并没有绅士风度——这一观点反映了达尔文对英国阶级制度的接受。麦克吉利夫雷甚至因为达尔文对海洋软体动物的一时兴起，而赠送给达尔文珍稀的贝壳。麦克吉利夫雷接着又出版了一部《英国鸟类史》（ A History of British Bird ），达尔文对此印象深刻。 ⁶

达尔文后来在生活中讲述了这次经历，这表明他开始走出英国上层中产阶级的圈子，欣赏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可以教他的东西。他还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什鲁斯伯里的一位名叫科顿（Cotton）的老人把当地的地质知识传授给达尔文。科顿对当地的一个地质标志特别感兴趣，这是一块被称为钟形石（Bellstone）的不稳定巨石，今天在什鲁斯伯里仍然可以看到它。他告诉达尔文，除此之外，就英格兰西北部来说，最近的巨石也远在苏格兰或坎伯兰，直到世界末日都不会有人弄清楚这块钟形石的起源。 ⁷ 几年后，达尔文得知，大陆冰川在其原生岩石以南的地方沉积了如此巨大的石头。

达尔文在爱丁堡的生活中还有其他有影响力的分子，包括医学生约翰·科德斯特里姆（John Coldstream）。他是达尔文进入普林尼学会（Plinian Society）的五位提名人之一，普林尼学会是爱丁堡大学本科生的博物学俱乐部，由詹姆森创立，达尔文于 1826 年秋天加入。俱乐部成员对爱丁堡乡间进行了实地考察，阅读、讨论有关自然科学的论文，也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达尔文陪同安斯沃思等人，前往爱丁堡北部附近的福斯湾探险，研究和收集海洋生物。大多数旅行的领队导师是受过医学教育的动物学家罗伯特·埃德蒙德·格兰特（Robert Edmond Grant），他当时正在研究当地的海洋生物。事实证明，达尔文和格兰特后来的关系受到双方个人因素的影响。格兰特是一位自由思想家、唯物主义者，政治观点激进。他知道并引用了伊拉斯谟·达尔文在《生物规律学》中明确表达的进化思想，也知道法国有理念类似的科学家。尽管达尔文自己也读过祖父的著作，但格兰特对拉马克、伊拉斯谟·达尔文等进化论者过于热情的钦佩，还是让达尔文大吃一惊。事实证明，对年轻且仍有宗教倾向的达尔文来说，这有点太过了。

在前往福斯湾的短途旅行中，达尔文发现了一些科学界尚不知晓的新生物。其中一个发现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苔藓虫的幼虫，它们能通过纤毛运动。另一个发现是一些小小的球状体，当时人们认为这些是一种褐藻的早期生命阶段，但这些其实是水蛭的卵鞘。当然，作为一名 18 岁的少年科学家，达尔文没有意识到自己本应更充分地与格兰特分享自己在他支持下的发现。反过来，格兰特在将达尔文的两项发现作为自己的发现进行报告时也疏忽了达尔文的功劳。他几乎没有承认是达尔文发现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水蛭的卵鞘。

在爱丁堡大学的现存档案中，普林尼学会的会议记录显示，1827 年 3 月 27 日，年仅 18 岁的达尔文首次就海洋群体生物苔藓虫发表了科学演讲。结果发现，格兰特已经报道了这一发现，但没有把功劳归给达尔文。 ⁸ 这对年轻的达尔文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教训，他后来在一生中努力坚持——给予科学事实和理论的提出者应有的荣誉。31 年后，达尔文面临一种可能性——比他年轻得多的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可能夺走首创自然选择世代递嬗理论的功劳，曾经的教训在他的脑海中呼之欲出。

1827 年，达尔文在爱丁堡完成了他的第二年也是最后一年学业，之后游历了苏格兰，还访问了爱尔兰。他继续自己的浪荡生活，陪同舅舅乔赛亚·韦奇伍德二世和姐姐卡罗琳前往巴黎。这差点成为他唯一一次离开英国的旅行。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他将环游世界近 5 年。达尔文在 1827 年夏天和初秋继续自己无忧无虑的生活，尤其是在什鲁斯伯里附近威廉·莫斯廷·欧文（William Mostyn Owen）的大庄园里狩猎的时候。在这里，他遇到了他的初恋芬妮（Fanny），她是威廉的女儿，也是达尔文的同学威廉·欧文（William Owen）的妹妹。那年夏天，达尔文花了相当长时间与芬妮一起骑行、射击、打台球，以及恋爱。她对射击等活动的兴趣让达尔文既惊讶又高兴，她的风情和挑逗也是如此。 ⁹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的关系时断时续。

达尔文没有回到爱丁堡大学，他的父亲很清楚，小儿子已经注定不会遵循家族传统行医济世了。相反，他会做什么工作成了一个问题。达尔文当然不能像从爱丁堡退学后那样继续过无所事事的游乐生活，尤其是罗伯特·达尔文在这件事上有发言权——他作为父亲当然有发言权。我们必须意识到，许多现代职业道路在 19 世纪初根本不存在，尤其是对于查尔斯·达尔文这样的人来说，他的科学追求只是一种业余爱好。一条可能的道路是达尔文完成本科学业，目的是继续学习，最终成为一名牧师。已经有一些讨论是关于他如何能在一个小乡村教区定居下来，并有足够的时间追求他对博物学日益增长的业余兴趣。

达尔文决定，前往剑桥大学取得本科学位，但这意味着学业重点的大转变。他将放弃在爱丁堡大学尝试过但未能入门的医学课程，转而在剑桥大学学习更为古典的课程。他没有做好准备，因此没有在 1827 年秋天进入剑桥大学学习，而是在那一年的最后几个月，聘请了一位私人导师，重新学习古典学科和语言。这是他在进入爱丁堡大学之前没有完成的，在进入剑桥大学之前需要补习。

1828 年冬天，达尔文来到剑桥大学基督学院，他的哥哥拉斯就是在这所学院学习医学的。达尔文后来评价说，自己在剑桥度过的 3 年时间和他在爱丁堡学习的正式课程一样，是浪费学术时间。他抱怨学习代数似乎没有用处，除了几门必修课之外，古典文学也没有吸引力。但在 1830 年 3 月，他只学习了几个月，就轻松通过了“小考”，这是剑桥本科生毕业前一年的考试要求。 ¹⁰ 1831 年初，即他大学的最后一年，他的学业再次进步，成功通过古典文学和数学毕业考试。虽然他努力学习，在 1831 年春季的 178 名毕业生中排名第 10，但并没有获得荣誉称号。

与对古典文学和数学的态度不同，达尔文确实努力学习了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颇具影响力的《道德与政治哲学原理》（ Principles of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该书首次出版于 1785 年。达尔文这次一反常态，又进一步阅读了佩利的《自然神学或上帝的存在和属性的证据》（ Natural Theolo gy or Evidences of the Existence and Attributes of the Deity ），这本书虽然不是必读的文本，但其深思熟虑的神学论证，给达尔文留下了深刻印象，包括著名的目的论中的以钟表匠论证上帝存在的主张。 ¹¹ 这本书的主旨，遵循了可以追溯到古代哲学家的自然神学传统，为上帝的至善和上帝的存在提供了论据。佩利的论据是一系列对自然世界和人造物体的比较，比如动物的精细关节与人造球窝关节，或者人眼与望远镜。最著名的是有关钟表匠的类比。他认为，正如手表的复杂性要求钟表匠的存在一样，自然界的复杂性也指向一位神圣的造物主。这样的论证无疑给年轻的、很有可塑性的达尔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达尔文和佩利之间的另一个未经证实的联系是，达尔文在基督学院入住的房间可能是佩利的故居，尽管相隔约 70 年。虽然这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但除了大学里的传说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能支持它。借用哲学家、天文学家、同为传统的破坏者，1600 年因主张无限宇宙而被烧死在罗马火刑柱上的布鲁诺（Giordano Bruno）的话来说，即使达尔文与佩利的联系不是真的，这也是一个好故事。 ¹² 不管怎样，佩利和达尔文的肖像仍面对面地悬挂在基督学院的大厅里。

在剑桥就像在爱丁堡一样，达尔文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大多数知识都是通过课外活动学到的，这些活动继续鼓励他对大自然产生压倒一切的兴趣。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收集甲虫的热情，成了达尔文一种孜孜不倦的追求。他在自传中讲述了自己对收集甲虫的离谱热情。如他所说：他在一些树皮下发现了两只罕见的甲虫，于是两只手各抓住一只。但接着发现了第三种从没见过的甲虫，于是他把一只甲虫放进嘴里，腾出一只手来抓第三只，不料口中的甲虫喷出一种辛辣的液体，灼伤了他的舌头，让他吐出了口中的甲虫，结果另外两只甲虫也逃了。 ¹³ 达尔文收集甲虫的热情，让剑桥大学的朋友兼甲虫收藏家艾伯特·韦（Albert Way）为他绘制了几幅漫画。漫画中达尔文骑在他的“业余爱好”——甲虫身上。这种文字游戏，指的是达尔文收集甲虫的爱好以及对骑马的热衷。这也为他赢得了昆虫学家詹姆斯·弗朗西斯·斯蒂芬斯（James Francis Stephens）的关注。斯蒂芬斯在 1828—1846 年出版的《英国昆虫学图谱》（ Illustrations of British Entomology ）的早期卷册中，至少有 5 卷使用了达尔文的一些标本，标明“C.达尔文先生捕获”。达尔文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入书中感到十分高兴，这是他在爱丁堡跟随格兰特学习时未能享受到的待遇。

达尔文的这种热情，很快就找到了方向和目标。他非常幸运地获得了约翰·史蒂文斯·亨斯洛（John Stevens Henslow）教授的指导，教授通过实地考察和指导，磨炼了达尔文观察自然世界的能力，使他在 1831 年初大学毕业时，从一个甲虫收藏家转变成了一个有抱负的博物学家。我们不能低估亨斯洛在达尔文科学成长过程以及未来人生中的重要性。1828 年达尔文到达剑桥时，亨斯洛已经当了将近 3 年的植物学教授。在此之前，他在 26 岁时就被任命为矿物学教授，任期 3 年。亚当·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对亨斯洛有着重大影响，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担任剑桥大学的地质学教授。亨斯洛陪同塞奇威克在英国各地实地考察时学习了地质学，因此他很自然地接受了矿物学教授的职位。

但1825 年植物学教授职务空缺时，他更乐意接受，因为他真正的爱好是植物学。塞奇威克和亨斯洛除了担任教授外，还担任英国国教会的圣职，这对当时有科学头脑的人来说并不罕见。以亨斯洛为例，他除了担任剑桥教授外，还担任过多种教会职位。

达尔文当然知道亨斯洛，但正式介绍两人认识的是达尔文的远房亲戚、甲虫收藏家兼终身通信人威廉·达尔文·福克斯（William Darwin Fox）。此后，达尔文听亨斯洛的讲座，并参加亨斯洛每周在家中举行的聚会。达尔文早已有了学习博物学的冲动，但正是亨斯洛开始引导他掌握更系统化的方法，这一过程其实始于爱丁堡。达尔文陪同亨斯洛在剑桥的乡间进行博物学探索，这些旅行成为达尔文野外地质学训练的开始。达尔文非常尊重亨斯洛，知道他受过塞奇威克的训练，这让他后悔自己在剑桥听塞奇威克的讲座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受亨斯洛的指导和普鲁士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著作的启发，达尔文和志同道合的剑桥友人计划在达尔文 1831 年 4 月毕业后访问加那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这意味着达尔文现在需要更认真地学习地质学。然而，当他回到什鲁斯伯里的家中时，得知其中一名参与者，他的朋友马默杜克·拉姆齐（Marmaduke Ramsay）突然去世，于是特内里费岛之旅只好取消了。

1831 年夏天，特内里费岛计划取消后，亨斯洛安排达尔文与亚当·塞奇威克一起去威尔士进行地质实地考察。这对达尔文来说是一个挑战，既要考验他新学到的野外地质技能，也要向塞奇威克学习新技能。他们见过面，可能是在亨斯洛家的一次晚会上。前往威尔士的考察行程很短，只有一周左右。在准备过程中，这位地质新手获得了一台倾斜仪，用于测量边坡角度和高程。达尔文在什鲁斯伯里的蒙特山庄附近用仪器练习。他绘制了一张该郡部分地区的粗略地质图，这让他意识到这些工作超出了自己当时所具备的技能。1831 年 8 月初，塞奇威克抵达蒙特山庄，在和达尔文前往威尔士之前度过了几个晚上。有这样一位杰出的剑桥教授住在蒙特山庄，对年轻的达尔文来说是一件大事。塞奇威克在什罗普郡以西的威尔士北部进行的实地项目，需要考察含有当时地球上已知的最早化石的岩石。

为了给塞奇威克留下深刻印象，达尔文讲述了一名工人如何在当地的砾石坑中找到一个热带贝壳化石。塞奇威克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但指出此事如果属实，将推翻该地区已知的地质历史。塞奇威克表示，贝壳化石一定是被路人扔进坑里的。他强调，在得出普遍性结论之前，必须收集支持性数据。像单个贝壳化石这样的孤立证据，不能否定所有其他先前已知的信息。达尔文后来讲述，这种交流让他意识到各种事实必须组合在一起，才能让人从中得出更普遍的结论。 ¹⁴ 达尔文不仅学会了在提出理论之前收集尽可能多的数据，而且学会了在公开这类理论之前密切咨询专业人士——这是他在后来的进化论研究中牢记的一个重要教训。

这次考察的一个目标是描绘被称为老红砂岩（Old Red Sandstone）的岩石组合的地理范围，达尔文将协助塞奇威克完成这项任务。塞奇威克检查了先前标明在 1819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格里诺地质图》中的老红砂岩的出露情况。为了这次考察，达尔文购买了一张小尺寸的地图。在他们一起考察的短时间内，达尔文从塞奇威克那里学到了大量地质实地考察的知识。塞奇威克向达尔文解释了构成这些石灰岩床的珊瑚，向他展示了在塞芬（Cefn）发现脊椎动物化石的洞穴，并发现了一个犀牛牙齿化石。达尔文学会了如何利用上覆植被来识别下面的岩石，如何测量地层的倾角，以及如何正确绘制地质图和地层剖面图。塞奇威克还帮助达尔文建立了信心，他指示达尔文自己测量出露情况，以推测此处存在的老红砂岩的范围。结果达尔文在自己检查的区域内没有找到其痕迹。塞奇威克对达尔文表现出的深思熟虑的独立性感到高兴。达尔文写信给亨斯洛，感谢塞奇威克教会他知识。尽管达尔文作为一名地质学家仍然缺乏经验，但这项工作为他提供了信心和训练，这将使他很快赢得了一次伟大非凡的人生经历。

1831 年夏天，亨斯洛收到了一封信，邀请他乘坐小猎犬号（ Beagle ）测量船环球航行两年，作为一名随行的博物学家，可能还是船长具有同等社会地位的旅伴。尽管其他人可能会拒绝这个邀请，但亨斯洛很想接受，不过他的工作和家庭责任使他无法接受这个职位。相反，他知道，尽管达尔文还是一位未出茅庐的博物学家，但作为剑桥大学刚毕业的一名学生，他是一个很好的人选。他建议请达尔文担任博物学家，与小猎犬号船长罗伯特·菲茨罗伊（Robert FitzRoy）同行。1828 年，小猎犬号指挥官普林格尔·斯托克斯（Pringle Stokes）自杀后，比达尔文大三岁多的菲茨罗伊担任了小猎犬号第一次南美考察的指挥官。第二次航行考察从一开始就将由菲茨罗伊指挥。

达尔文向父亲提出接受这个邀请，不出所料，得到的回应是否定的。罗伯特认为接受这样的工作不仅没有什么好处，还有许多不利因素，尤其是鉴于达尔文的“合适工作”还完全没有影子的时候。而且这是一个无偿的职位，罗伯特还需要供养旅途中的儿子。但达尔文的父亲并没有断然拒绝，而是提出只要达尔文找到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能令人信服地指出达尔文为什么应该接受这一邀请，他就答应这件事。达尔文心灰意冷地骑马去梅尔庄园拜访舅舅韦奇伍德一家。在那里，他找机会告诉舅舅乔赛亚·韦奇伍德二世，自己可能有机会登上小猎犬号考察船，但被父亲拒绝了，除非他能找到一个理智的人，认为这次旅行是个好主意。达尔文发现舅舅正是这样一个人！甥舅二人一起骑马回到蒙特山庄，舅舅说服了达尔文的父亲——这样的事业确实值得努力去做，尽管航行肯定是艰巨、危险、漫长的。

达尔文申请这份工作时，菲茨罗伊告诉达尔文，他已经把这份工作提供给了另一个人。后来，菲茨罗伊承认，他捏造了“另一个人”作为借口，以免他发现达尔文不合适。1831 年9月初，菲茨罗伊在与达尔文会面后，为达尔文提供了这份工作。即使在那时，据达尔文说，菲茨罗伊对他也有一些怀疑，因为他的鼻子形状不合人意。 ¹⁵ 这个意见基于菲茨罗伊对当时的颅相学的信任，这种伪科学声称人的头形、面貌反映了心理能力和性格。不过达尔文很满意，为期两年的探险对他来说足够长，他异常兴奋——菲茨罗伊接受了自己，无论他的鼻子是否招人喜欢；但当然，他不知道两年的航行期会延长到将近5年。

注释

1 查尔斯·达尔文 1825 年 10 月 23 日写给父亲的信，载《查尔斯·达尔文书信集第 1 卷：1821—1836 年》（ The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Darwin, Vol. Ⅰ: 1821–36 , Cambridge, 1985），F.伯克哈特（F. Burkhardt）等编，第 18—19 页。

2 查尔斯·达尔文，《查尔斯·达尔文自传：1809—1882 年》，第47 页。

3 理查德·布罗克·弗里曼（Richard Broke Freeman），《达尔文的黑人鸟类标本制作家》（ Darwin’s Negro Bird-stufer ），载《伦敦皇家学会注记和记录》（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第 33 期，第 83—86 页。

4 查尔斯·达尔文 1826 年 1 月 29 日写给姐姐苏珊的信，载《查尔斯·达尔文书信集第 1 卷：1821—1836 年》，第 29 页。

5 查尔斯·达尔文 1854 年 5 月 29 日写给约瑟夫·多尔顿·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的信，载《查尔斯·达尔文书信集第 5 卷：1851—1855 年》（ The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Darwin, Vol. Ⅴ: 1851–55 ,Cambridge, 1989），F.伯克哈特等编，第 195 页。

6 查尔斯·达尔文，《查尔斯·达尔文自传：1809—1882 年》，第53 页。

7同上。

8同上书，第 50—51 页。

9同上书，第 53—54 页。

10 同上书，第 59 页。

11 同上。

12 布鲁诺的原话是：“如果这不是真的，那就太好了”（Se nonèvero，èmolto ben trovato），也可以翻译为：“如果它不是真的，那它也是精心构想的”或“如果这不是真的，那也是一个好故事”。见《英雄的愤怒》（ The Heroic Furies ），也被翻译为《论英雄的疯狂》（ On Heroic Frenzies ），引用于《语录、谚语、家常话》（ A Book of Quotations, Proverbs and Household Words , Philadelphia, 1907），威廉·格尼·本汉姆爵士（Sir William Gurney Benham）编。

13 查尔斯·达尔文，《查尔斯·达尔文自传：1809—1882 年》，第62 页。

14 同上书，第 69 页。

15 同上书，第 72 页。 5mFLhU8tbSn7X3sa0CK9sdnxSa+kvJw1S84XGrDBpZFqaxtd3krYYDsylNqG4dJ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