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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辈之罪

我在柏林了解到的最令人惊讶的事情莫过于发现大多数德国人都曾经把自己的苦难放在首位。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德国人一直沉溺于自己遭受的苦难,而不是他们造成的苦难。他们难道没有在战场上失去儿子、丈夫、父亲和兄弟吗?大多数幸存下来的军人难道不都成了俘虏,而且很多都被送到了西伯利亚吗?妇女和儿童难道不是因为寒冷、因为畏惧炸弹摧毁他们的城市而只能整夜缩在地窖中颤抖吗?他们难道没有失去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属于德国的那四分之一的领土吗?战争结束后的那个冬天难道不是冷得人们将行道树都砍来烧火取暖了吗?他们难道不是靠蒲公英叶和土豆皮才活下来的吗?他们在战争中遭受的一切还不够吗?如今,他们正遭受着道德大棒的击打。难道他们必须承认,他们为之奋斗和受苦的事业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罪恶的吗?

德国的年轻一代无法完全忽视他们的父母在这方面的看法与其他国家的人的看法之间的差异。这也是成千上万在战后出生的德国人在出国旅行时会伪装成丹麦人或荷兰人的原因,他们知道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会让自己遭受怎样的对待:对方可能会冷眼以对,将玻璃杯摔在柜台上,甚至偶尔还会朝他们吐口水。西德的年轻一代在前往巴黎时和东德的年轻一代在前往波兰时都会有这样的遭遇,他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寻求弥补。如果他们的父母告诉过他们什么,一定是“世人的反应就是胜利者的正义”。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什么都没有说过。

美国《独立宣言》宣称的“对人类舆论的应有尊重”在许多国家可能并不存在,战后的德国尤其感到自己应该无视这条原则。难道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犯过错吗?一场世界大战的结束与另一场世界大战的开始仅仅隔了20年,签订《凡尔赛和约》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德国人在这场战争开始时所做的只不过是卷入了一场帝国权力斗争,而当时的大多数欧洲人都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发生的大屠杀可谓令人发指,以至那些战胜国在战争结束后都想拉一个国家出来抵罪:于是,德国不仅失去了大量领土,还要偿还足以使本国经济陷入瘫痪的战争赔款。

在西德,经常有战争一代的后代告诉我,他们的父母反对他们为了给纳粹时期赎罪而做出的那些新尝试。但他们从未和我讲述整个民族的哀怨,那是他们父母的反对背后所隐藏的情绪: 我们赔偿的还不够多吗 ?我用了几十年才了解这些哀怨有多深。

德国的战争一代确实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当其冲且最为关键的是700万人的生命。这个数字明显少于德国国防军仅在苏联这一个地方杀害的人数——2,700万,但它已经超过了德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几乎没有一个德国家庭能够幸免于难。这700万死者中至少有100万是平民,尽管没有人知道盟军为了报复德军在伦敦和考文垂的轰炸而发动的空袭到底导致了多少人死亡。你如果居住在被轰炸的城市之一,就很可能失去你的家和家里的一切。当一切结束后,你会像其他成千上万人一样,在废墟瓦砾中搜寻,为找到一张旧照片、一个儿童玩偶或一个盒式项链坠(以及任何能勾起回忆的东西)而感激涕零。那时几乎没有东西可吃,在幸存者的记忆中,1946年的冬天是最冷的。

另一个数字是,德国四分之一的领土被永久占领。这就意味着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在逃往西部时放弃了所有无法携带的东西,因为他们担心苏联红军会像德国国防军对待苏联平民那样对待他们。虽然苏联人在大多数时候并没有这么做,但这是无法预料的,所以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涌向了西部,给那些不太会遭到轰炸的同胞也带来了麻烦。当然,难民的处境是最艰难的,但他们的新邻居过得也不轻松,因为难民的存在每天都在提醒着人们:德国遭遇了彻底的失败。相比之下,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某个国家征服了美国西海岸,导致怀俄明州以西的所有人都逃往东部避难,会是怎样一种场景。

有时候我会想,到底谁的怨恨更深一些——男人还是女人?男人们经历了苦难,尤其是在东线战场。他们在豪言壮语的激励下走上战场,想要一展抱负,回来时却成了满身虱子、狼狈不堪的残兵败将。优等种族说和大男子主义充斥着他们的青年时代;而现在,他们却像许多曾在西线作战的人所说的那样,被打得屁滚尿流。在西线被美国人击败对他们来说已经够丢脸了,要他们承认自己曾在东线被斯拉夫人征服更是难以想象,因为他们一直将后者视为劣等民族。作为男人,他们深受打击,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他们对自己有多么失望。

然而,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的却是妇女。在战争期间,当男人们离开前线回家休假,而且他们在家待的时间刚好足够让他们再给希特勒生一个孩子时,是女性在供养照料一家老小,是女性在每天晚上空袭警报响起时把床垫拖进地窖。在战争结束后,幸运的话,她们的男人可能只是失踪了,但她们往往要等待好几年才能知道具体情况。另外,她们就算不用再争抢柴火或食物,也仍然要一车一车地清理已经变成废墟的家。在她们的子女的记忆中,当时家家气氛紧张,人人表情严肃。连本应令人愉悦的记忆似乎也被阴影笼罩了。“整座城市就是一个大沙盘。”作家达妮埃拉·达恩(Daniela Dahn)回忆道。有时,她们甚至能够在废墟中找到旧头盔当挖掘工具。作家亚历山德拉·森夫特(Alexandra Senfft)表示:“他们既是失败者又是加害者,这两重身份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二战后,治疗师在德国极为罕见,因为纳粹将精神分析定义为一门犹太科学,而一些幸运的精神分析学家已经移民去美国或英国了。与此同时,父辈的罪孽仍在带来精神创伤:战后的第一代德国人有很多因为自己悲惨的童年而拒绝生育。男性认为“父亲”这个概念的权威性被玷污了,女性则将家庭生活视为导致抑郁的源头。对于1940年以后出生的第一代人来说,生育可能是一种英雄行为。

被自己的创伤蒙蔽的男人和女人们往往对其他人的创伤视而不见。维也纳作家希尔德·施皮尔(Hilde Spiel)结束她在伦敦的流亡生涯回到祖国后,人们表示非常羡慕她: 你能跑到国外逃过战争,真是太幸运了 !虽然她的父亲已经放弃犹太教改信天主教,而且非常珍惜他的铁十字勋章(The Iron Cross),但她如果没有离开祖国,恐怕难逃和祖母一样的命运——在特莱西恩施塔特 丧生。但对以前的邻居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些归国的移民在战争期间远离了维也纳和法兰克福等地的恐怖——纳粹和盟军对这些地方发动的多次攻击带来的那种恐怖。轰炸过后,人们饥寒交迫。移民们当然应该心怀感激,或至少应该感到幸运吧?

施皮尔并不是特例。还有一些在战后回国的非犹太裔难民本可以留在纳粹德国,却由于政治原因而选择了离开,因此被贴上了叛徒的标签。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唱过很多关于她的故乡柏林的情歌,但当1936年戈培尔邀请她离开好莱坞回到德国时,她拒绝了,而是选择为同盟国演唱。1960年她回到了柏林,迎接她的是谴责她背叛祖国的标语;在杜塞尔多夫的一场音乐会上,还有人朝她扔臭鸡蛋。黛德丽退休后去了巴黎,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德国。最著名的非犹太裔归国难民是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他在祖国的遭遇最能说明战后初期德国人对二战的看法与其他国家的人对二战的看法之间的巨大分歧。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的一跪感动了全世界。我们激动地看到,这位曾经参加抵抗运动的人试图为他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行赎罪,这一做法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意识到父辈的罪孽并不一定会永远跟着子孙后代。然而,当他在1970年下跪时,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都非常欣喜,大多数西德民众却只感到痛心。(对他们来说,)这一姿态表达了谦逊,却也意味着屈辱。下跪被解读为投降,更糟糕的是(意味着)向波兰人投降;而几十年来坚持不懈的宣传已经让德国人将波兰人视为“劣等民族”(Untermenschen)。为什么勃兰特觉得有必要踏上道歉之旅呢?不到10年前,西德的首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曾以“勃兰特先生12年来在国外都做了些什么?我们可是知道我们在德国都做了什么”为口号,与勃兰特争夺总理之位。外国人很难理解,勃兰特在1933年逃往挪威(正是这一点让他成了世人眼中的“优秀德国人”)的做法在他的同胞眼中却是一个政治包袱。时代变了。这句口号如今出现在了位于菩提树下大街上那座规模很小的维利·勃兰特纪念馆的玻璃橱窗上,今天的德国人会为之感到羞耻。不过,我们如果想找到这句口号的出处,还需要再费一番周折。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简称基民盟)还没有清算阿登纳的那段历史,他仍然被尊为联邦德国的缔造者。

战后,西德人民的受害者情结隐藏得如此之深,以至我们今天几乎察觉不到它的存在。柏林曾经热烈欢迎尼尔·麦格雷戈出任仿照柏林城市宫建造的洪堡论坛博物馆的首任馆长——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德国历史领域的研究工作。然而,2015年麦格雷戈在参加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档德国系列广播节目时,却对那些清理盟军轰炸留下的瓦砾的妇女给出了这样的评价:“与伦敦人不同,她们几乎从未把自己当成受害者。”然而事实上,她们确实把自己当成了受害者。与伦敦的那些清理废墟的妇女相比,德国的“瓦砾女工”(Trümmerfrau)认为自己才是更大的受害者。这不仅因为柏林和汉堡要清理的废墟比伦敦和布里斯托尔的要多,更因为不论英国的清理工作有多么辛苦,这种辛苦感都会因为英国妇女知道自己的国家赢得了正义之战而得到缓解。德国妇女们却无法得到这样的安慰,她们的工作也就没有了兴致。她们只能排着长队收拾废墟中一桶桶的砖头,这些砖头曾是她们的家园。我花了多年的时间阅读、倾听和睁大眼睛调查,才终于明白了一点:大多数德国人把自己的痛苦看得 高于一切 (über alles)。

德国的战败带来的痛苦如此之深,德国人又如此缺乏悔意,以至于外国人对此难以理解;德国人则难以理解外国人为什么无法理解他们的痛苦。他们从小看着全家福照片中穿着长筒靴的阵亡英雄形象长大,认为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失败的刺痛感贯穿了他们的整个童年,以至他们甚至很难将其与童年本身区分开来;现在他们长大了,出于羞耻,他们不敢再多提。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父辈不仅犯下了战争罪行,还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这已经算好的了),他们的羞耻感就更强烈了。就连历史学家、文化学者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Wolfgang Schivelbusch)的杰作《战败文化》( The Culture of Defeat )也只谈到了一战的后果,并将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与1865年美国南方邦联的失败相提并论 [1] 。对于一位出生于1941年的德国作家来说,把1945年的战败经历与其他国家的经历相比意味着越过了道德红线。托多罗夫原则敦促德国人关注犹太人大屠杀的特殊性,使正派的德国人无法将制造大屠杀的人与其他任何人相提并论。

然而,证据是存在的,尽管你无法在希弗尔布施或麦格雷戈等人的著作中找到它。战后初期的德国哲学就是一个出人意料的能找到证据的地方。最著名的例子是马丁·海德格尔,他被一些人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他不仅加入了纳粹党,还接受了弗赖堡大学的最高职务。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至今仍在争论这些事情的重要性。他在自己的就职演讲上为纳粹革命创造的新精神做了振奋人心的辩护,而他的助手们当时正因这场革命而失业或被流放。(对此,他仅仅抱怨禁止犹太人上大学的法令给他带来了额外的工作量。)的确,他担任校长的时间太短,他的工作太抽象,使他无法为纳粹的意识形态提供具体的支持。他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都认为,他关心的不是政治的琐碎细节,而是更深层次的、将他带回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关于存在之本质的问题。然而事实上,最近公开的马丁·海德格尔写给弟弟(他的弟弟并不像他那样热爱新政权)的信件表明,他当时非常密切地关注时事政治的变化。他的私人笔记更是确凿的证据;另外,由于一直执着于自己的遗产,他还在遗嘱中明确指示了这些笔记的出版顺序。仅仅想象这样一种场景就令人十分震惊:战争结束几十年后,海德格尔在他位于黑森林的小木屋中为一篇篇关于“全世界的犹太人”的文章在2014年出版的具体事宜做准备,这些文章比戈培尔的长篇大论还要冗长烦闷,但本质上没什么不同。

在这些文章中,反现代的部分至少和反犹主义的部分同样令人不寒而栗。海德格尔有一句臭名昭著的话:死亡集中营里的杀人机器和机械化农业的发展没有根本区别。他在笔记中写下的论述更为糟糕:现代性(他有时认为现代性始于苏格拉底)是我们一切苦难的根源。反犹主义和反现代主义往往并行不悖,正如漂泊无根、四海为家的犹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那样。不同之处在于,公开的反犹主义在美国和德国(多数时候)会受到谴责,而反现代主义在今天比在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盛行。当进步的知识分子读到海德格尔在《黑皮书》( Black Notebooks )中宣称的,盟军拒绝让他重新执教的决定“比希特勒的所有暴行都要残暴”时,他们还会继续谈论“通过阅读海德格尔来反对海德格尔”吗? [2] 这种可怕的自恋就连长期担任海德格尔学会会长的金特·菲加尔(Günter Figal)也无法忍受——他在2014年海德格尔第98本笔记出版后辞去了这一职务。

与海德格尔不同,颇具影响力的法哲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甚至从来没有向盟军申请教学许可。施米特大概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拿不到许可,因此拒绝经历被他和朋友称为“恐怖活动”的去纳粹化过程。在他漫长的余生中,他一直都在小圈子里反对“像雅斯贝尔斯那样劝人悔过的布道者”。施米特对“纽伦堡的罪犯”和“反人类罪与种族灭绝罪的制造者”的怒斥,建立在他对将自由主义炒作为普世价值观念的批判之上。他曾写道:“德国人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世界对德国人犯下的是以人类之名的罪。差别仅在于此。”他还有一句名言:“谁大讲‘人道’,谁就是想骗人。”施米特认为,这种欺骗的本质就是用掩盖真相的措辞来隐藏党派的偏好:在政治中,道德概念无关紧要,唯一要区分的范畴只有朋友和敌人;寻求中立的框架、主张以正义而非权力来解决争端的自由民主党人要么是伪君子,要么是傻瓜,因为任何所谓中立的框架都只能代表强势派别对弱势派别的胜利。这是一个古老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代的“智者”那里,尽管每一代人里都有人认为有必要重提一次。如果一些进步的思想家认为自己能够接受施米特对自由民主虚伪的那一面的批评而不必接受其他的部分,那他们应该会感到震惊。

尤尔根·哈贝马斯称施米特是病态的:他无法认识到自己的牢骚与他的政党给数百万人带来的苦难之间的差距,这一点令人震惊,而且很难被称为理解上的失败。 [3] 海德格尔坚信希特勒所做的一切都不如盟军拒绝让他用阴郁的反现代主义影响德国青年来得残酷,这同样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当他写下这句话的时候,犹太人大屠杀的遇难人数已经统计完毕了。什么样的头脑才会将不被允许在大学任教和数百万人被谋杀相提并论呢?不过,为了论证的方便起见,让我们假设仅有的这两位至今仍被广泛阅读的战时德国哲学家不是正常人,他们的判断失误和他们的名声一样大。那他们的同胞呢?

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和其他许多保守的德国人一样,一开始并不反对纳粹,他还认为纳粹是将欧洲从布尔什维克化的俄国人和没有灵魂的英美人手中拯救出来的卫士。雅斯贝尔斯于1937年被迫从大学退休,1938年被禁止发表文章,并因为纳粹要求他与犹太裔妻子离婚而备受压力。后来,他选择了与海德格尔等早期同事决裂,坚持认为德国人有罪。雅斯贝尔斯认为,除了那些因为反对纳粹而入狱的人,每个德国人(包括他自己)都应该为没能阻止纳粹的崛起而承担道德责任。他的那篇著名的文章《德国的罪责问题》(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今天读来会让人好奇。这篇文章的论点似乎是再明显不过的,你甚至会疑惑为什么会有人费心去写这些,直到我们想到他的读者是谁。这篇文章最初是雅斯贝尔斯在1946年发表的一系列演讲的一部分,当时那些已经被纳粹意识形态彻底扭曲思想的年轻听众并不能认识到这个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事实。从哲学的角度来看,雅斯贝尔斯的论证针对的似乎是稻草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又提醒了我们,这些人是真实的血肉之躯。看看雅斯贝尔斯为了证明那些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的东西付出了多少艰苦努力,我们就能知道战后的德国人有多大的进步空间。他曾向学生们解释说,并非所有的苦难都是平等的:

大多数人都遭受过苦难,但在前线、在家里和在集中营里受的苦是完全不同的;盖世太保的受害者和利用这个政权的人(即使他心怀恐惧)受的苦也是完全不同的。几乎每个人都失去了挚友和家人,但在战场上死去、在轰炸中死去和在大屠杀中死去的后果也是截然不同的。 [4]

当代的读者会感到疑惑,这些道理这么浅显,怎么会有人理解不了?一个民族怎么能如此颠倒是非和因果?

雅斯贝尔斯的那篇文章试图通过预测读者的反应来回答这些问题。失败并不少见,失败之后的怨恨也很普遍,让人几乎没有内疚、羞耻甚至后悔的余地——除了为德国在战争中失去的土地和生命感到惋惜。凡尔赛的记忆沉甸甸地笼罩在纽伦堡的上空。这就是胜利者的正义吗?——胜利者试图用道德修辞来掩饰对失败者的卑劣报复?雅斯贝尔斯通过区分两次世界大战,抨击了人们的这一普遍观点:虽然将一战归咎于德国人是不公平的,但 我们 必须为二战承担责任。雅斯贝尔斯自始至终都在使用第一人称复数。他认为,那些最早的迫使德国人承认罪行的尝试是笨拙而徒劳的。二战结束后不久,英美占领区到处张贴着标语,在一张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尸体照片下方印着这样一句话: 这是你们的错 。(THIS IS YOUR FAULT.)在德语中,“错”(fault)和“罪”(guilt)是同一个单词,而“罪”是很难被外界强加的东西。雅斯贝尔斯描述了大多数德国人看到这些标语时的反应:“我的心里产生了一些抗拒:是谁在指责我?上面没有署名,也没有机构的名字——不知道是哪来的。人在受到指控的时候(不管这些指控是否属实)都会先为自己辩护,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5]

虽然雅斯贝尔斯没有讨论过苏联占领区的策略,但他认为他们的策略更为高明。1945年,苏联占领当局组织了第一场戏剧演出,此时的柏林基本上还是一片废墟。戈特霍尔德·莱辛(Gotthold Lessing)的经典启蒙戏剧《智者纳坦》( Nathan the Wise )呼吁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应享有平等的权利,意在提醒观众从他们自己的传统中挖掘更好的思想。正如归国的流亡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后来所指出的,“清算历史”最重要的部分是对潜意识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强调精神分析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如果追问历史是为了治愈疾病(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这个过程都必须是发自内心的。别人的勒令只会引起抵触。阿多诺坚持认为,“无论内容是怎样的,宣传本身都是自相矛盾的”。这就是我们的天性:如果有人从外部发起攻击,我们就会迅速自卫。

人们是怎么自卫的?责任是如何转移的?雅斯贝尔斯列举了所有借口,然后将它们一一驳倒。“ 国家恐怖是个人无法抵抗的,除非你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对于这种说法,)雅斯贝尔斯反驳道,在德国境内,集中营里全是做出了抵抗的政治犯。1944年,每个月都有4,000多人被捕。事实上,德国境内的集中营一直运行到战争结束,这表明德国内部一直存在反对纳粹的力量。虽然这种反对不太有效,但多数人也并没有因此丧命。“ 德国的地理条件比其他国家的差。一座自1066年以来就从未遭受入侵的岛屿发展出开放、自由的政治文化当然很容易 。”(雅斯贝尔斯对此反驳道,)地理位置并不能决定命运,看看罗马人就知道了。“ 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承认希特勒政府。他们还涌入柏林参加了1936年的奥运会,还有许多人对新政权表示钦佩 。”(雅斯贝尔斯反驳道,)确实如此。例如,温斯顿·丘吉尔在1937年写道:“人们可能不喜欢希特勒的体制,但肯定会钦佩他的爱国成就。如果我们的国家被打败了,我希望我们也能找到一个同样不屈不挠的勇士帮助我们恢复士气,带领我们重回之前的国际地位。” [6] 雅斯贝尔斯承认,这是一个普遍事实,其他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但事实上,在过去的12年里,其他国家确实做得更好。

接着,雅斯贝尔斯提出了一个更不明显但更有趣的观点:如果 当时 他的同胞从本性上就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差,那将是一种安慰。如果胜利者只是无私的世界统治者,那就不会存在道德混乱,对德国的再教育也将是确定无疑的。此外,如果只有德国到处都是原罪,谁又能责怪他们将原罪付诸行动了呢?正如雅斯贝尔斯的学生汉娜·阿伦特所言,在一个人人都有罪的地方,罪人便不存在。几十年后,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的《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在德国的大卖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它强调了反犹主义在德国历史上的连续性,被认为是在替希特勒开脱罪责。如果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是彻头彻尾的反犹主义者,我们又怎么能指责他们没有采取行动反对纳粹呢?不过,尽管雅斯贝尔斯和他的妻子担心她会被送入集中营,因此直到战争结束他们的口袋里都一直装着氰化物药片,但他还是写道:“德国的反犹主义从来没有成为一种 大众行为 (Volksaktion)。德国民众并没有参与大屠杀,也没有自发的暴行。群众只是保持沉默和退缩不前。” [7]

然而,即便是那些愿意承认自己应该为自己的沉默负责的人,也会担心过多的赎罪会削弱一个民族的力量。如果没有对共同的民族传统的责任感,一个民族该如何凝聚在一起?他们凭借什么才能昂首挺胸,带着满腔的民族自豪感抚养自己的后代?雅斯贝尔斯的回答是艰难的,而且带有试探性,他开启了一场延续至今的对话。对某些人来说,德国的传统就算不是致命的,也深受那深不可测的12年的毒害。他们努力去了解或至少揭露它们。年复一年,这段历史的儿女们不辞辛劳地研究战时外交事务的复杂性或文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如何深受被他们默默隐藏起来的党卫队过往的影响,并发表报告。其他人则大声疾呼: 适可而止吧!

雅斯贝尔斯不满于他的同胞对他这本所谓的“小书”的反应。他写道,读过这本书的人很少,愿意接受这本书的人就更少了。有人反驳他说,布尔什维克比纳粹更可怕,他们还批评他发起了一场反德国的“运动”。一位参加过雅斯贝尔斯早期讲座的听众说,当雅斯贝尔斯谈到民主与德国的精神复兴的关系时,听众们一边放声大笑,一边用脚摩擦地板。 [8] 就连他坚持的“战争受害者应该受到区别对待”的观点也没几个人愿意接受。1952年,原定的法西斯主义受害者纪念日变成了国民哀悼日(Volkstrauertag),这就意味着所有的战争受害者将受到同等对待。即使在德国,哲学家的影响力也很有限。

5年后,另一位哲学家做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实验,提供了关于德国广大民众在想什么、不在想什么的真实数据。1933年,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立10年后,其成员被迫逃离德国,这不仅因为研究所的大多数成员来自(世俗)犹太家庭,还因为他们的研究深受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影响,而这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让研究所成员成为纳粹的眼中钉。后来,研究所成员之一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翻越比利牛斯山脉逃亡时因绝望而自杀身亡。其余人到达了美国,并幸存下来,直到战后的法兰克福大学做出了不同于当时西德大多数大学的选择:请回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1948年,霍克海默踏上了旅程,意在考察是否要返回这个凶手的国度。他在旅程中写道,此时的大批德国人似乎比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人还要可怕。 [9] 但他继续写道,这一事实并没有阻止他接受那份因为纳粹大批开除大学里的犹太教授而丢掉的工作。相反,他觉得自己有必要支持那些真正反抗纳粹的德国人,无论这样的人是多么稀缺。他也很难拒绝一个在教育新一代方面发挥作用的机会。此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对他们以前的同胞到底是怎么想的感到很好奇。于是,他们进行了一项群体实验,邀请了1,800人(包括农民和医生、家庭主妇和高中生、官员和秘书)谈谈德国人的罪恶。组织者将受访者分成了多个小组,目的是营造一种氛围,让彼此类似火车上的陌生人,这样,受访者的发言可能比在面对一位采访者时更坦诚、更自然。

尽管受访者的职业和教育背景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引经据典的表述方式表明,他们有着相当强的反思能力,只不过他们没有使用。没有人表示希望回到第三帝国的美好时代。也许他们是因为试图在实验人员面前保持谨慎才有此表现,但不管他们对20世纪30年代的和平、繁荣和骄傲有着怎样的美好记忆,随后发生的事将一切都摧毁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败和国内城市遭到的轰炸都让德国人感到震惊和羞耻,这种羞耻在1950年变得尤为明显。然而,这种羞耻不含任何道德成分。几乎所有参加小组实验的人都否认自己有任何负罪感。

一名退伍军人甚至否认德国发动了这场战争。他说,是美国把德国人派去了苏联,让德国人冲在最前面,从源头上打击共产主义。 [10] 即使没那么偏激的德国人也认为,世界应该感激德国对苏联的攻击,如果不是德国国防军耗尽了苏联红军的力量,布尔什维主义不仅会席卷欧洲,还会席卷美国。 [11] 德国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是这场战争的起因,如果当初西方只与德国结盟,就不会有今天的朝鲜半岛问题,我们也不用担心未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12] 还有人认为,战争的起因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德国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国家,在19世纪也想扩大领土,但其他殖民大国不希望再出现一个竞争对手。 [13]

指出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罪行是为自己的国家开脱的一种有效手段:为什么美国没有接收更多的犹太难民? [14] 一些人还提到了私刑,认为美国对待黑人的方式比德国对待犹太人的方式更残忍。毕竟美国黑人一直被视为二等公民,而德国犹太人直到纽伦堡法案的出台才被视为二等公民。由仇恨驱动的私刑比有序进行的大屠杀更糟糕。此外,私刑是发生在公共场合的暴民暴力,而纳粹的大屠杀是在波兰的秘密集中营里偷偷进行的。 [15] 还有,如果纳粹真的那么坏,为什么所有的外国外交官(他们肯定比我们这些普通人更了解事情的真相)都表现得和平常一样?战前,法国大使还和希姆莱一起打猎。他们如果知道自己是在和杀人犯打交道,为什么还能安然坐在他身边? [16] 这项实验的受访者最常提到的是对德国平民的轰炸,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亲身经历过:任何犯过这种罪行的人都无权指控他人犯有战争罪。 [17]

阿多诺和其他研究人员经常对受访者的反应中存在的矛盾做出评论。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道德真理的诘责,灵魂能迂回曲折多少次?相当多的受访者宣称自己并没有反犹主义思想,尽管其中许多人在说完这句话之后马上又发表了反犹言论。除了对和蔼可亲的犹太医生或最喜爱的犹太同学的回忆外,受访者们还表达了其他立场:犹太屠夫会虐待动物; [18] 相比于诚实劳动,犹太人更喜欢骗人,看看有多少犹太人在黑市工作吧; [19] 德国犹太人还算好的,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真正的犹太人,所有麻烦都是那些长相古怪、说着磕磕巴巴的德语的东方犹太人(Ostjuden)带来的; [20] 或者说,希特勒 杀害 犹太人是错误的,但他让犹太人离开了国家的重要岗位,这是一件好事,因为犹太人曾经统治这个国家,而他们根本不是真正的德国人。

最突出的道德近视(moral myopia)现象表现为这些受访者对战后德国人和犹太人关系的描述。一名受访者说,1945年后,我们希望与犹太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伸出了手,但他们没有回应,所以现在我们不欠他们的。 [21] 还有人说,盟军占领德国面临的问题是,此事深受那些心怀不轨、想要报复的移民的影响。 [22] 一名受访者愤愤地谈到了他在美国战俘营中的经历,他说那里是由“可怕的”犹太人管理的。“怎么个可怕法?”“他们把我们的口粮削减到最低限度,还让我们看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的照片,据说那里的死者来自集中营。我们没有人想看,但他们只要发现你闭着眼睛,就会从后面猛推你一把,以确保你是清醒的。这绝对不民主。” [23]

在小组实验中,只有一名受访者表现出了实验人员可能期望的那种道德反思。她是一位年长的、信奉天主教的妇女,是少数几名使用宗教语言的受访者之一。“我认为,我们遭遇轰炸正是我们向那些被我们残害的无辜者赎罪的方式。美国人说得对,我们一年杀的犹太人比他们一年杀的黑人还多。这是事实。我遭遇了三次轰炸。我并没有做过这么多错事,但我不会去问上帝:‘你为什么这么对我?’我们犯下了那么多的罪过,这个国家总要有一部分人在赎罪。我们的孩子也要继续为此赎罪。” [24]

阿多诺和他的研究团队对大部分采访内容做了评论。他们试图了解整个德意志民族是怎样逃避负罪感的,同时,他们也经常使用精神分析的概念:这名实验对象有妄想症的临床表现,那名实验对象幼稚地认为,占领德国领土的美国人有义务供养他们, 努力获得他们的垂怜。 [25] 阿多诺的团队并没有试图分析为什么其中一名妇女以正常的方式对道德灾难做出了回应;她知道自己的国家犯了罪,同时心怀一种需要赎罪的内疚感,且深知自己和孩子可能要付出一切代价赎罪。在她那里,没有欺瞒,没有狡辩,也没有逻辑扭曲。

难道相比于分析善,我们更擅长分析恶?还是说,善归根到底是无法分析的:善本来就很简单?

贝蒂娜·施汤内特(Bettina Stangneth)是那些对德国清算历史的努力不以为然的哲学家之一。施汤内特生于1966年,属于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人注目的那一类人。她在西德北部的一个村子里长大,家里没有什么书。在那里,没有人能想象到她居然想去读博士。她的家人不怎么谈论政治话题,但她记得自己确实经常听到“你在学校不要谈政治”之类的话。

“人们不敢说自己的父亲在纳粹时期做了什么。在去纳粹化的听证会上,几乎每个人都撒了谎,但那时候人们经常喝酒,喝醉了就会说一些不该说的,然后告诉孩子们‘不要说出去’。没有人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他们只觉得自己是失败者,而现在是胜利者说了算。”

施汤内特无法解释她在童年时代对理解的渴望是如何激发出强烈的阅读欲望的。她在16岁时“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歌德,接着,她又写了一篇关于康德的“根本恶”(radical evil)概念的论文。不知不觉间,她成了当代最博学、最雄辩、最有独创性的哲学家之一。我怀疑她之所以不太可能进入大学任职,不仅因为学术市场职位稀缺,还因为她那强烈的、带着自信的独立性。她的代表作《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 Eichmann vor Jerusalem )在国际上大获成功,使她没必要再去找个教职证明自己。她现在住在汉堡,依然没有教职。她偶尔会穿着飘逸的泰国丝绸服饰受邀前去演讲,但大部分时间她都在思考那些令她无法释怀的问题。

《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出版于2011年,是对汉娜·阿伦特的经典之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Eichmann in Jerusalem )——20世纪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哲学著作能够持续激起如此强烈的愤怒 [26] ——的精彩回应。不过,与其他批评家不同的是,施汤内特对阿伦特提出的犹太人的自我憎恨或对受害者的谴责毫无兴趣。通过对阿伦特未能接触到的一些惊人的资料的分析,施汤内特意在得出一条简单的结论:艾希曼在面对审判时试图伪装成一个平庸的官僚,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意在自保。这种说法并不新鲜,但施汤内特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种说法;她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艾希曼本人身上,而是关注他身边的人和他的助手。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举动本应收效显著,就像他的许多纳粹同行一样。自纽伦堡审判以来,没有哪个纳粹分子的刑期超过几年,甚至那些被轻判的人也经常能得到减刑。因此,施汤内特写道,艾希曼的谋划完全是出于理性算计。一系列于20世纪50年代在阿根廷制作的文件反映了艾希曼对自己所犯罪行的真实感受,施汤内特仔细研究了这些文件。

这些文件大部分都是由在党卫队的一名荷兰军官威廉·扎森(Willem Sassen)家里录制的采访录音转成的文字记录。在1957年的大部分时候,扎森每个周末都会与艾希曼会面。艾希曼亲自编辑并注释了每一份文字记录。参加会面的还有躲到庇隆(Perón)治下的阿根廷以逃避审判的另一些纳粹分子,他们仍然坚持纳粹意识形态的几乎所有内容。他们躲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苟延残喘,密切关注着德国政局,他们了解到的一切让他们心中重燃了结束流亡、再度掌权的希望。他们知道自己有许多前同事在西德的总理办公室、外交部、军队和法院担任要职。他们也清楚,盟军早期的去纳粹化努力换来了西德民众的蔑视,随着冷战的开始,这些努力都悄无声息地被放弃了。总的来说,纳粹主义的复活(或多或少有一两次修正)是大势所趋。他们认为,唯一的阻碍就是所谓的“犹太人大屠杀谎言”。纳粹的核心思想在于,犹太人是永远的敌人;他们大多数人都在前线战斗过,也知道纳粹杀了很多犹太人。但那毕竟是战争。从汉堡到德累斯顿,不是也有无数的德国平民由于盟军轰炸而身亡吗?600万犹太人被有计划地屠杀完全是另一回事,但这些纳粹分子确信这是敌人的宣传,目的是向德国人勒索钱财。有谁比艾希曼这样一位藏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一栋不起眼的房子里管理着一个养兔场的前犹太人事务顾问更能反驳这种宣传呢?当然,里卡多·克莱门特(Ricardo Klement)——艾希曼在阿根廷的化名——可以提供一份详细计算已屠杀的犹太人人数的文件,从而推进他们的事业。

艾希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证词令同情他的听众非常失望,因为除了证实纳粹的确杀害了最初估计的600万犹太人以外,他表示唯一的遗憾是没有按原计划杀害欧洲全部的1,100万犹太人。他表达的最热切的希望是,“自从见到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 以后,我就对穆斯林产生了强烈情感”,他还希望数百万穆斯林能够完成这项计划。 [27] 他的坦言让他的纳粹同伙难以接受。他们信仰的纳粹主义的逻辑应该会将他们引上艾希曼的老路:恶毒的反犹主义、令人无法忍受的幽默风格、感性的民族主义,以及“犹太人企图控制世界”“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合情合理”的偏执想法。不过,即使是扎森这样狂热的党卫队军官也难以接受艾希曼对机械地屠杀儿童过程的描述。没有证据表明艾希曼的证词使该组织的成员在思想或心灵上有任何深刻的改变,但当艾希曼承认大屠杀是事实后,他们通过否认大屠杀来重新掌权的希望也破灭了。

《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并不是揭露了艾希曼试图通过援引康德来捍卫那种以种族灭绝为结论的哲学世界观。他的大多数同党都持有这种世界观。正如纳粹种族和政治办公室负责人瓦尔特·格鲁斯(Walter Gruss)在1939年所说的:“我们不可能与国际知识体系达成一致,因为它们不真实、不诚实,而且仅仅建立在‘人类平等’这样一个令人难以信服的谎言之上。” [28] 他们认为,统治世界的欲望是一种自然本性。犹太人既没有国家,也没有军队,他们企图用思想的武器来统治世界,其中最突出的是国际主义的信条:先是犹太民族的希伯来圣经中的预言文本,然后是共济会和法国大革命,最后是最危险的马克思主义。艾希曼宣扬的这些观点只能吸引那些仍然关心他的自传或仍然对他在犹太人大屠杀中发挥的具体作用(这与阿伦特“平庸之恶”的观点并不冲突)感到好奇的人。

施汤内特的研究揭示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氛围,在这种氛围中,艾希曼的观点似乎完全可信。进入20世纪60年代,西德承诺的民主秩序变得岌岌可危,回归纳粹主义的可能性不能被完全排除。法院和大学里到处都是前纳粹分子,但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声称的“没有人能代替他们”。“他们应该邀请移民回国,而不是利用制度为他们回国设置阻碍。”施汤内特说,“阿登纳愿意任用前纳粹分子,这一举动向数百万犹豫不决的西德民众传递了一则信息:这里也有你们的位置。你们只需要按秩序行事,我们不会在意你们的过去。”阿登纳政府早在1952年就知道艾希曼的下落,但审判艾希曼不符合西德政府的利益;艾希曼的辩词可能会让世人发现他的许多前同事都在新时代担任要职。此外,想要避免揭开往事的也不只有西德政府。梵蒂冈再清楚不过地表示:“我们不应该继续起诉二战的主要纳粹分子。现在,他们属于捍卫西方文明、反抗共产主义的积极力量,而我们如今比在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急需团结一切反共力量。” [29] 这份声明写于1960年,当时梵蒂冈外交官要求将艾希曼遣返回阿根廷。正如施汤内特告诉我的,“反共产主义是纳粹意识形态中遗留下来的唯一可以付诸实践且不会引起西方的任何反对的部分”。

施汤内特花了10年时间研究那些执迷于复兴纳粹事业的人,因此对他们在当代德国留下的影响格外警惕。“也许是因为我的听觉特别灵敏吧,”她说,“就是字面意思。我从小就总是在无意中听到一些不该听到的事情。”她不相信德国人已经能够直面纳粹这段糟糕的历史:把持纳粹政权的不是无知的大众,而是受过教育的精英。参加万湖会议(Wannsee Conference,那次讨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的会议)的15名官员中,有8人拥有博士学位。“二战后,纳粹被描述成嗜血的外星人,最好嘴里还叼着尖刀。没有任何一个教授愿意承认自己已经适应了纳粹制度,而且适应得很好。”因此,施汤内特认为,我们还不了解纳粹思想和当代思想之间的联系。她研究过纳粹时代的大学使用的书籍和现在的大学指定的书籍之间的联系。 她也不认为这种延续性仅存在于德国。“人们投票支持希特勒,就跟投票支持特朗普一样,是因为他们不想放弃自己的特权。这不是无知的问题。他们非常清楚启蒙的代价: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意味着全人类的平等,而不仅仅是保证自己的舒适。我也必须遵守道德法则。”她和我一样因为一些思想进步的德国哲学家竟然延续了由纳粹思想家掀起的攻击启蒙运动的方式而感到震惊——“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等被纳粹政权迫害的学者逃离德国仅仅是为了在全世界宣传与纳粹相同的反启蒙思想,这一点太可怕了,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她接着说道,只有一种武器可以抵抗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那就是理性的批判,它能让我们了解自己的理解能力,承认理性的局限性。“人们放弃了这个最强大的武器,因为他们被告知理性是问题所在。纳粹很清楚,要想解除一个人的武装,最好的办法就是说服他放下手中的武器,让他相信这些武器毫无用处。”

我认同她的哲学信念,但无法赞成她在纳粹的做法与当代德国的做法之间的联系上得出的所有结论,虽然我对于她那种长期保持警惕的习惯深感敬佩。我的德国朋友们也都认为保持警惕是一种好习惯。我们会相信一个为自己的悔恨之深、在狱中的表现之良好以及改过自新之彻底而自豪的人吗,哪怕他只犯下了一桩罪行?正是出于这种良好的习惯,正派的德国人从来不会让别人觉得他们在吹嘘自己的改过自新。

“我不明白为什么德国人会被国际社会重新接纳,”她接着说,“虽然纽伦堡审判确实向未来发出了这样的宣告:‘我们会惩罚罪犯,但不会惩罚整个民族。我们不搞种族战争,那是德国式的疯狂。’盟军本来可以在纽伦堡绞死所有人,但他们想要表明他们可以区分罪行的程度。这是向德国人民伸出的和平的橄榄枝。确切地说,我们收到的不是橄榄枝,而是一扇敞开的门。目前我们还不清楚德国人民是否接受了这份礼物。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在纽伦堡审判时说,人们会在这场审判的五六十年后为他建造纪念碑。我们把因为抢劫而砸碎旅行者头颅的罗宾汉(Robin Hood)变成了英雄,谁知道一百年后我们又会怎样看待希特勒?德国人在进行诠释方面很有天赋,我们知道怎样模糊人们的视线。”

她坚持认为,相对主义并不是后结构主义的产物。如果你相信,世界上除了胜利者的真理就不存在别的真理,那么你就可以构建一个框架,使用那些能够吸引胜利者的术语来解释一些事物。“东、西德都是这么做的。我们一直都知道如何让外国人觉得他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解释我们,并得出这样的结论:‘伙计,你太棒了。’”

“这是我在写这本书时面临的最大的担忧。”我告诉她。

“你确实应该担忧。我们都不想在糖衣炮弹中迷失自我。朝你投来炮弹的德国人根本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人,而是那些暗地里想要停止赎罪的人。他们甚至没有特意隐瞒这一点……”

“贝蒂娜,”我打断她,“我可以提醒你其他国家的情况吗?”

“你问的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做得不好就是不好,别人做得好不好和我们没有关系。”

我提醒她,在查尔斯顿大屠杀发生后,美国南方的许多州撤下了凶手曾经挥舞的邦联旗。“特朗普的首席战略专家斯蒂芬·班农(Steve Bannon)发了好几篇文章鼓励人们升起邦联旗,让它自豪地飘扬。然而在德国,公然升起纳粹旗帜是绝不可能的。”

“当然不可能。”她回答道,“如果 什么 都没有改变,那就太糟糕了。我们当初主动退出了国际社会,(现在想回去,)当然应该接受多年的试用期。”

“我觉得你们已经通过了试用期。”

“我觉得没有。”

施汤内特的结论在研究战后德国史的非犹太裔德国学者们那里比较普遍,然而许多犹太裔德国人的看法却不太一样,其中就包括希莉·库格尔曼(Cilly Kugelmann),她最近刚从柏林犹太人博物馆项目总监的位置上退休,住在一个曾是高学历犹太裔德国人聚居中心的社区;爱因斯坦曾经就住在附近。如今,在柏林的舍讷贝格有一座犹太人纪念碑:两位艺术家创作了一件装置作品,他们逐条列出了针对犹太人的法律,将它们悬挂在了街道两旁高高的灯柱上。

库格尔曼于1947年出生在法兰克福,当时她的父母刚从奥斯威辛集中营被释放,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集中营里被杀害的。她的父亲在奥斯威辛审判中做过证人,但他从未向她提起奥斯威辛。“父母有权 告诉孩子他们曾经有多屈辱,”她说,“他们想要保护孩子,而不是表现自己的无能,让孩子看到自己破碎的一面。”根据她的描述,她成长在法兰克福的一个幸存者聚居区,那里的人要么经历过创伤,要么已经精疲力竭,彻底放弃了搬家的想法。和其他大多数幸存者的孩子一样,她在高中毕业后搬到了以色列;和大多数人一样,几年后她又回到了法兰克福。在那里,她参与创办了《巴比伦》( Babylon )杂志,这是战后德国第一份犹太知识分子期刊。此事引发了很多人的想象,使他们开始期待犹太文化在这个曾经致力于根除犹太文化的地方复兴。当我告诉她这份期刊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柏林引起了怎样的轰动时,她可怜兮兮地说:“我们当时只有四个人。”她指出,现在柏林有这么多以色列人,成熟、世俗的年轻以色列人完全可以在这里创造一个新型希伯来社会。[“甚至可能变成犹太社会。”她的挚友米夏·布鲁姆利克(Micha Brumlik)说道。]后来,库格尔曼成了新的犹太人博物馆的项目总监,该博物馆由联邦政府出资建造,由丹尼尔·里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设计。在博物馆的建造过程中,媒体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说它预示着德国犹太人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参观博物馆的游客很少有人对德国犹太人的历史特别感兴趣,”她告诉我,“他们想看的只有清算历史。”

库格尔曼的成长背景本来应该让她变成那种忧郁伤感、顾影自怜的人。然而相反,她以优雅、勇敢和智慧扮演好了自己的角色。她为犹太人博物馆开馆10周年准备的庆祝活动围绕着一场为期三天的研讨会展开,研讨会的主题为“我们将何去何从:犹太人、土耳其人和其他德国人”。在参加研讨会的知识分子中,穆斯林的数量超过了犹太人的数量,这两个团体都致力于讨论如何应对德国(一个移民占总人口的20%的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

10年前,公众就对这座博物馆的开馆充满期待。当时,德国首都刚刚从波恩变成柏林,犹太人博物馆准备了一场隆重的开幕式,它的邀请函可谓十分抢手,这似乎标志着德国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在开馆的几周前,有几位德国女性问过我着装要求,她们觉得我作为犹太人肯定知道怎么穿才合适。“邀请函上写的是让穿‘奇装异服’,但应该保持在什么程度呢?”“低胸装可以吗?”“有亮片的衣服合适吗?”这些女士习惯于把“犹太人”和“悲剧”联系在一起,因此不太确定该如何着装。最后,所有人都穿了时尚闪亮的衣服,施罗德总理主持了开幕式。没人记得当时上了什么菜,因为私人开幕式是在2001年9月10日晚上举行的,只有少数人收到了邀请函。原定于次日举行的公众开放活动很快就被取消了。库格尔曼说:“我们立刻意识到,世界已经变了。”

不过,她还是将注意力放在了德国的变化上,她认为这种变化是深刻且重要的。2000年,德国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拥有德国血统不再是获得德国公民身份的必要条件,这是一项重大的转变。犹太文化在德国的复兴也是一项重大转变。“对如今的犹太人来说,德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她说,“这要归功于过去几十年来公众清算历史的努力。政客只要在公共场合发表反犹言论就会失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已经被根除;我们仍要保持警惕。”但她坚持认为,这是很多国家都存在的问题。德国曾经走过的弯路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于1980年出生在圣彼得堡的社会学家波利娜·阿伦森(Polina Aronson)是更典型的“战后一代”的代表。现居德国的犹太人大多来自苏联。这个群体的规模和犹太属性仍存在争议。如果按犹太律法来算,只有那些母亲为犹太人的人才可以被认定为犹太人,那么他们大约有一半能算犹太人。如果按犹太人的习俗来算,对犹太传统有一定了解的人才能被认定为犹太人,那么能算在内的人就更少了。不过,他们的犹太特征已经足够明显,再加上他们的苏联护照的种族身份一栏写的都是犹太人,这足以确保他们在苏联解体前获得出境许可,或在苏联解体后获得德国签证。

“人们常常给我打上犹太人的标签,”她说,“正面和负面的都有,从聪明机智到老谋深算。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不必具体说明。”

“确实不必。但你看起来就像犹太人,”我说,“如果只看你的照片,我肯定会认为你是俄亥俄州郊区某个犹太教堂里的一位年轻专业人士。”

“那是当然。但在和德国人交谈时我永远不可能听到这种话。”

“当然。”

波利娜称自己是公开化时代(glasnost era)的孩子。她的祖父是一名印刷工,很早就离开了家乡的犹太村镇,成了共产主义者。直到读了他的日记中提到的“它荒凉的建筑、酸涩的幽默和方言,还有像普鲁士一样平坦而宽广的地形”,她才明白自己为何对柏林有如此深沉的爱。对于她的祖父和父母来说,德国人和纳粹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列宁格勒战役夺去了75万人的生命,但她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幸存了下来,他们也经历过各种战役:她的祖父是红军战士,祖母是战地医生。但他们是在共产国际的传统中长大的,在这个传统中,德国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以至于他们从未把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与海因里希·希姆莱混为一谈。

波利娜告诉我,在来柏林之前,她“对犹太文化一无所知”。她在当地一家健身房的母婴休息区给孩子换尿布时,另一位母亲听到她在跟女儿说俄语,便上前跟她搭话。后来她们发现,她们的孩子不仅生日仅仅相隔几周,还分别名叫亚当和夏娃。两位母亲很快成了朋友;那位朋友名叫玛丽安娜(Marianna),是一位电视主播,在布鲁克林的一个俄罗斯社区长大。她向波利娜介绍了犹太传统的基本元素。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应邀和她们两家人一起庆祝安息日。门一打开,我就闻到了新鲜白面包卷(challah)的香味。波利娜正在和大一点的孩子们一起做面包,她们的丈夫(都是非犹太裔德国人)正试图让小一点的男孩们和他们的乐高玩具不至于一团糟。这两个家庭起初都考虑过把孩子送到当地的犹太幼儿园。

“我们本来以为那会是一家布鲁克林风格的幼儿园,孩子们会在那里做贝果面包。”波利娜说,“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戴着假发的俄罗斯女人,还有戴着犹太小圆帽、穿着带有流苏饰边的犹太传统服装(tzitzit)的小男孩。我之前都不知道‘tzitzit’是什么。”她笑了起来。玛丽安娜只好对她解释,那是犹太教正统派男性穿的带流苏边的衣服。

波利娜很享受“他们生活中美丽的混乱”,但最后还是决定把女儿送到一所世俗幼儿园。由于柏林的幼儿园数量很少,所以玛丽安娜和她的丈夫马克曾经尝试将孩子送到犹太教正统派幼儿园,但后来因为恐龙而放弃了。

“恐龙?”

在一次家长会上,一位母亲抱怨说,老师给孩子们看了一本有恐龙图片的书。犹太律法(Torah)对恐龙只字未提,犹太历法则认为世界是在公元前3761年被创造的,而恐龙据说……当玛丽安娜和马克意识到他们是唯一一对不反对幼儿园教授恐龙知识的家长后,他们让儿子离开了那家幼儿园。

“那些家长都是什么身份?”我问。

“大多数都来自俄罗斯的年轻家庭,也有一些来自英国。因为有人说,柏林对信奉犹太教正统派的信徒很友好。”

波利娜喜欢周五的安息日晚餐仪式,虽然她的周六安排得满满当当。她会把孩子们带到小镇的另一头去上俄语课,“这对他们的身份认同来说是更重要的部分”。她还没有学会所有的祷词,所以有时她只是烤面包,点上蜡烛,然后说一句“安息日平安”(“Shabbat Shalom”)。“对我来说,这是在向阿道夫·希特勒及其同伙竖中指。他们想杀掉我们,但失败了。好了,开吃吧,我说完了。”

“你在这里遇到过反犹事件吗?”

“从来没有。”波利娜回答道。她从2004年以来就一直住在柏林。“但我遇到过其他事情。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根本没法讲犹太笑话,明明有那么多好玩的犹太笑话。”于是她讲了个我不知道的笑话。我必须承认,犹太人特有的幽默中有一种自我否定,这可能吓到德国人,让他们感觉冒犯到了犹太人。但如果这些笑话是德国人说的,那确实 可能 构成冒犯。对波利娜来说,这是她记忆中住在圣彼得堡的祖父母身上鲜活的犹太人特征的一部分。

在德国的时候,她虽然时不时也会怀念犹太人的黑色幽默,但在更多时候,她会被那些向难民表达善意、提供帮助的德国人所打动,她觉得这种善意很有德国特色。“那是一种非常真诚的情感:他们准备好了随时区分善与恶,并付诸行动。”她认为这是德国反思历史的结果。

难民到来时,波利娜也会主动提供帮助。她先是在一个为新来的难民募捐的活动上做饭,然后将家里空余的房间借给了一名来自阿勒颇的25岁计算机工程师穆斯塔法(Mustapha)。他已经找到了一份清洗工业冰箱的工作,但之前一直睡在公园里;他在地中海上弄丢了包括睡袋在内的所有财物。波利娜承认,自己在丈夫出差时曾经感到害怕:毕竟她向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敞开了家门。“如果他去药店买仙人掌肥料做炸弹怎么办?”不过,她旋即想到了自己的家人在二战前后是如何得到陌生人的帮助,他们又是如何报答的;她还想到了犹太裔俄罗斯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他曾写道,帮助人类同胞的本能(这种本能通常与所有理智相悖)能够战胜最强烈的仇恨。 所以,在穆斯塔法找到住处前,波利娜一直让他借宿在自己家。

“他对你是犹太人这件事有什么反应?”

“他很乐意戴‘基帕’安息日帽,但我们并没有认真谈论过这个话题。他还有很多别的事要操心;他的家人还在阿勒颇。我们的确围绕鹰嘴豆泥的配方发生过争执。他想在里面加酸奶。”

我问波利娜,其他国家的人能从德国人那里学到什么。

“坚持不懈地自我反省,”她立刻回答道,“即便我们可能对反省的答案并不满意。”她接着说道,自我反省体现了对历史本身和经历过历史的人的尊重。

贝蒂娜·施汤内特则仍然对此持怀疑态度。“让我感到愤怒的是,在开始了解穆斯林之后,我们突然发现基督教—犹太教传统是德国文化的基础。我们利用了一个在今天如果由我们来决定就将不存在的组织来削弱一个无法自卫的新敌人。这要归功于我们强大的解释天赋。”她告诫人们不要听从电视里的话(“赎罪事业总有一天会结束”),因为她担心沉默的大多数人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来脱掉忏悔的外衣。“对于同盟国给予我们的第二次机会,许多德国人非但没有心存感激,反而觉得自己是一场巨大的不公的受害者。这就是他们喜欢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这样的历史学家的原因,毕竟他会特地从国外赶来为他们开脱。”

施汤内特的这部关于艾希曼的作品也支持了她的上述观点。她认为,阿伦特犯下了错误,但这并不是因为她没有全程参与审判;没有任何一个观察者做到了这一点。用艾希曼审判的首席调查员阿夫纳·莱斯(Avner Less)的话说,她是被“无名小卒”的举止蒙蔽了,这不足为奇。施汤内特深入了解了艾希曼,还专门写了一本以他为主题的书,因为每个见过艾希曼的人都被阿伦特所说的他的“平庸”蒙蔽了。施汤内特认为,阿伦特只是没能理解这一点:有思想的人可以有意识地作恶,或在面对自己的罪行时拒绝忏悔。哲学家们真的认为“没有人会主动地、在明知一个行为是恶行的时候作恶”。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那里。施汤内特说:“我们都知道,在畸形的环境中长大的人心理会变得扭曲,会做坏事。但这并不能解释眼前发生的事:那些心理没有遭受创伤的人,那些有能力进行反思的人,却做出了干最坏的事情的决定,有意识地产生了反启蒙情绪。”有思想的人也可能继续执迷于自己所受的苦难——即使这种苦难在旁人看来只是对一桩桩可恶罪行的正义惩罚。

施汤内特提醒我,海德格尔的许多笔记至今仍未出版。“一个在1947年还能写下‘盟军比纳粹更残暴’这种话的人,到1961年也不会说出什么更好的话。固执的人只会一天比一天更固执。目前已出版的那些笔记是他在再次见到阿伦特之前写的。我们会好奇他在战后的笔记里是怎么描述她的吗?当然好奇,但我们能忍受吗?”

认为自己遭受的苦难 高于一切 (über alles)的倾向并不只存在于德国,也不怎么新鲜。伏尔泰的《老实人》( Candide )里有一位了不起的老妇人,她缺了一只眼睛和半个屁股,一直陪着居内贡(Cunégonde)旅行。在前往新大陆的时候,她提议做一个小游戏:“纯属娱乐,你可以找每个游客说说话,听他们讲讲自己的故事,但凡其中有一个人没有多次咒骂他出生的日子,没有老是说‘我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你就把我扔进大海。” [30] 竞争性的受害者心态可能是最接近人类本性的普遍规律,它确实由来已久,且普遍存在。在这方面,二战后的德国跟战败后的美国南方相比也不遑多让。虽然美国南方战败得更早,但南方人喋喋不休的抱怨跟德国人是一样的:他们英勇的儿子在战场上丧生,他们的家园变成了废墟,还有随之而来的穷困潦倒和食不果腹——再加上对他们所谓的“粗野的占领军”的仇恨,谁还敢坚持说他们是罪有应得的呢?如果德国能够把注意力从它经历的苦难转移到它造成的苦难上,其他国家有什么理由不去效仿它呢?

有些人会从这种痛苦中编织出一种神义论:所有苦难都是有意义的。编织者也不一定是那些亲身经历过痛苦的人。驱使他们去寻找一个理解苦难的框架的,往往是他们的祖先经受的苦难,对他们来说,想象的成分比亲身经历的成分更多一些。美国南方“未竟事业”的神话是那些将童年理想化的南方人创造出来的,毕竟大多数人都不记得小时候的事了。德意志第三帝国从建立到灭亡只花了1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纳粹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那些维持了不到10年的有关新公路、大众汽车、波罗的海免费度假以及暮色中的火炬游行的记忆都被赋予了神话色彩。德国人和美国南方人都曾认为自己是旧日的荣誉准则的捍卫者,认为自己是在抵抗敌人的商业唯物主义,但其实很少有德国人真的希望回到过去。有一群自称“帝国公民”(Reichsbürger)的人拒绝承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合法性,他们视其为二战同盟国的产物。(事实上,近50年来的情况一直如此。这也是件好事。)他们的人数非常少,大约只有1.3万人,所以他们全都在德国相关机构(类似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名单上。反移民情绪也让一个新的右翼政党得以发展壮大,但最近就连一位保守派德国总统也开始承认“伊斯兰教是德国的一部分”。

我对此不抱任何幻想:有许多德国人对难民感到不满。所谓的“欢迎文化”吸引了上百万难民入境,也引来了人们(不论有没有受过教育、有没有享受特权)的嘲讽和恐惧。在2017年的大选中,德国选择党获得了12%的选票,但它的支持者并不都是来自东部的穷人,虽然媒体只关注了这些人。我就算没有在大街上或沙龙里碰见这些人,也会在报纸上读到他们。此前,著名的新闻杂志《明镜周刊》( Der Spiegel )准备刊登一篇关于难民问题的文章,按照德国人的惯例,他们在文章刊登前先向哲学家们征询了对此问题的看法。当他们问到我时,我回答说,在每天都有人在地中海里淹死的情况下,比起讨论“帮助”这一概念的哲学定义,我更关心实际问题。从波兰到葡萄牙,到处都是空无一人的村庄,为什么不给难民一个重建家园的机会呢?在这篇文章刊登出来后,一封读者来信中散发的恶意让人不寒而栗:“难道我不知道大多数难民都是没有通过辛勤劳作克服困难的经验的非洲人吗?我们怎么能指望他们开发废弃的村庄呢?说到被遗弃,是年轻人遗弃了那些村庄,但老人还在。我们怎么能让他们的村庄被非洲部落统治呢?”

这封邮件的作者接着表示,一个以爱因斯坦的名字命名的论坛的负责人的思想竟如此差劲,真是令人愤慨。但他显然没有意识到,爱因斯坦本人也是难民,而且曾花费大量精力和财力来帮助弱势的难民逃离第三帝国。

因此,我所知道的这个故事有多个层面。在德国,种族主义几乎从未消失,这封读者来信一类的评论就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德国对待难民的态度比它的大多数邻国要好得多——你只要去问问波兰人、法国人或英国人就知道了——而且德国对难民问题的回应就是对其自身历史的回应。更重要的是,最初的回应是自上而下的。安格拉·默克尔接纳100万难民的决定既受到了赞扬,也受到了指责。对于这一勇敢的政治立场(在那段时间内算是勇敢的),我不会轻描淡写,然而这位总理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等了整整12天。在2015年8月的最后几天里,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由于对右翼分子袭击难民收容所的做法感到深恶痛绝,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成群结队走出了家门欢迎难民,他们有的跑上火车站台挥手致意,有的为收容所募捐食物、衣服和被褥。还有数千人报名参加了与难民的交流活动,包括教难民学习德语和与难民一起踢足球、听音乐。支持难民的行动形成了一股浪潮,许多人卷入其中,既有时髦的年轻艺术家,也有古板沉稳的小店主;我在柏林碰到的几乎每个人都想做点什么。当被问及原因时,一些人说他们只是无法容忍地中海变成一大片墓地,大多数人都提到了历史教训的重要性。当东普鲁士在战后成为波兰的领土时,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祖父母曾当过难民;另一些人的祖父母对纳粹的支持则制造了大批难民,这些难民中只有小部分幸运地逃离了家园。即使是那些没有提到自己祖父母的人,也觉得出于历史的经验有必要这么做。对海德瑙难民营的袭击是一场针对异族人群的集体迫害,每个德国人都被教导要牢记其后果。虽然对难民的抵制使德国选择党获得了政治权力,但在官方掀起的欢迎浪潮过去3年后,仍有人在默默帮助难民融入德国社会。在我的邻居里,有一位上流社会的记者和一位靠做清洁工维持学业的年轻女性每周都会抽时间教叙利亚人学德语。在我的熟人中,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和一位年迈的科学家把自己家里的空房间提供给了难民。扬·普兰佩尔在他2019年的那部关于德国难民史的著作中总结道:“虽然德国仍然存在很多种族主义,但归根结底,进步和成功还是占了大部分。” [31]

父辈的罪恶会延续到孩子们身上吗?如果会,这种影响将持续多久?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从社会学巨著到通俗小报,这个问题一直是德国人讨论的潜在话题之一。这种恐惧长期笼罩着许多德国人的生活,以至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能完全摆脱这种恐惧的人。这是一种心理特征,而非出于虔诚。一般来说,我们很难因为曾祖父辈的所作所为而有所触动,因为我们可能根本不了解他们。不过,如果父辈的罪孽一代代延续下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确实是个问题。没人能完全摆脱母亲传给女儿、父亲传给儿子的影响,除非我们异常谨慎。可即使如此,这些影响也不可避免地会在我们身上留下一些痕迹。

亚历山德拉·森夫特于1961年生于汉堡的一个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位左翼律师,母亲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常常无法照顾孩子。在母亲早逝很久之后,亚历山德拉写了一本令人心酸的书,尝试去理解母亲的痛苦,书名为《沉默的伤痛》( Silence Hurts )。她的论点是:母亲的精神疾病源于外祖父在母亲14岁时被处决,以及她的家人不肯承认他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亚历山德拉的外祖父汉斯·卢丁(Hanns Ludin)是纳粹派驻斯洛伐克的特使,他签署了驱逐斯洛伐克犹太人的命令。“他肯定有过负罪感,”卢丁的一位朋友多年后说道,“这种负罪感折磨着每一个诚实的纳粹分子,因为他知道自己背后发生了什么,而且是以他的名义……现在他意识到,自己当初经常会闭上眼睛,就是为了不亲眼看到这一切。” [32] 亚历山德拉的母亲埃丽卡是汉斯·卢丁最年长也最喜欢的孩子,她早年生活在被占领的布拉迪斯拉发,那段记忆温暖而快乐:他们在别墅花园里表演手风琴和戏剧(这栋别墅是为了安置纳粹特使及其家人和仆人而从犹太人那里抢来的),享受新鲜美味的食物、赛马和山间滑雪旅行。二战接近尾声时,他们一家人被召回德国,但一家之主主动向美国人自首了。他在布拉迪斯拉发受审,并因战争罪被判处死刑。1947年的某天,埃丽卡得知父亲已经被处决了。那是在圣诞节前不久,她寄往监狱的包裹送达得太晚了,父亲还没来得及打开。亚历山德拉的外祖母独自抚养6个孩子,让家里充满了音乐和温暖。亚历山德拉从未听外祖母说过纳粹的好话,但也从未听她说起已故丈夫的坏话。亚历山德拉是在外祖母去世后才开始她的研究的。她的那本书使她成了家族中的害群之马,姨妈们觉得她玷污了自己母亲的光辉形象。在这个曾经其乐融融的家庭里,没有一个姨妈愿意接受她。

“但你的书是那么温和,那么宽容,”我告诉她,“你是在试图理解你的外祖父母。”

“我并不同情那些坚信纳粹主义的人。一个人如果不否认、不掩盖自己的罪行,并努力去了解自己的家人是如何卷入其中的,那么我们就有了对话的基础。”

她的书也表达了这一点。《沉默的伤痛》的成功或许使她受到了家族的排斥,但也带来了另一些东西。有类似经历的读者们的来信表明,不只纳粹分子的子女们在与父辈的罪行做斗争,他们的孙辈也深受影响。她还写了另一本书《犯罪者的长影》( The Long Shadow of The Perpetrators ),既讲述她自己的人生经历,也穿插了其他人的故事。

亚历山德拉认为,她父母那一代人(自己的父母是纳粹分子的那一代人)中的许多人在思想和政治上都很好地正视了纳粹的历史。不过,这只是纯粹理性上的正视。他们无法直面情感。没有人喜欢承认错误。要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承认你的父母犯了 世界史级别的 错误呢?

纳粹分子的孩子们被困在了这片阴影里,他们为了逃离这片阴影尝试了很多方法。一些人(比如亚历山德拉的母亲)自杀了,另一些人则完全断绝了与家人的联系,而且拒绝组建自己的家庭。还有一些人(比如里夏德·冯·魏茨泽克,他后来当上了德国总统,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演讲)承认了德国的罪行——但始终坚称自己的父亲是无辜的。“他担任纳粹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的首席助理只是为了防止其他人做出更糟糕的事情。”魏茨泽克在纽伦堡为他的父亲辩护时还只是一名年轻的法律系学生。他的辩护没有获得成功:他的父亲被判5年监禁,但在牢里待了不到1年就被释放了,就像其他大多数纳粹分子一样。这位总统始终认为对他父亲的判决“不公正、不人道”。

“魏茨泽克的演讲确实代表了思考模式的一种转变。”亚历山德拉说,“但他没有正视自己父亲的罪责。他把一名加害者变成了受害者——这让其他德国人很容易照做。”

“你如何解释他为父亲辩护的行为?”

“当你所爱之人是加害者时,你就会产生这种典型的矛盾心理。谈论其他纳粹分子很容易,谈论自己的亲友就不那么容易了。可以肯定,大多数纳粹分子都拒绝在自己家谈论二战,但也有其他方法:阅读信件、查阅档案、参加团体活动或接受治疗。”

德国如今有很多这样的团体,纳粹分子的子女和孙辈与纳粹曾经试图消灭的那些人的子女和孙辈在其中交流。这些团体与密西西比州的威廉·温特研究所领导的组织或帮助奴隶主的后代与奴隶的后代展开交流的组织并没有什么不同。亚历山德拉曾与几个这样的德国团体合作过,其中一个由已故的以色列精神科医生达恩·巴龙(Dan Bar-On)领导,后者出版了好几部著作记录这项工作。“达恩的方法建立在这样一种理念的基础之上:听别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你总能发现一些和你一样的东西,这样你们就不再是陌生人了。我在一些一开始拒绝正视对方的人们身上试验过,而且成功了。”

我在密西西比州也见过这样的团体,但从来没有参加他们的活动,所以我拜托亚历山德拉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团体活动。我去科隆时受到了彼得·波加尼—文特(Peter Pogany-Wendt)的热烈欢迎。他于1954年出生在布达佩斯,他的父母在集中营里活了下来,并吸取了一些教训:最好的方法是躲起来。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彼得在半生中也是如此。现在,他是一名精神科医生,治疗过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因为流亡生涯而遭受过这样或那样的创伤的人。他还协助成立了一个名为“犹太人大屠杀代际影响工作组”(Working Group for Intergenerational Consequences of the Holocaust)的组织,犹太人和德国人在这个组织中会面,讨论他们仍在努力摆脱的历史问题。“从现象学上来看,”彼得说,“加害者的孩子和受害者的孩子非常相似。”比约恩·克伦多费尔(Björn Krondorfer)是北亚利桑那大学的一名从事宗教学研究的德国教授,也是马丁—斯普林格研究所(Martin-Springer Institute)的主任,该研究所旨在“通过犹太人大屠杀的意识实现全球参与”。彼得和比约恩为那个周末准备了一系列的练习。对于一个20人的团体里将出现一个局外人,他们并不介意——只要我同意参加活动,而不是只做旁观者。

在一次练习中,比约恩在地板上铺了一张长条纸,将德国和犹太历史上的一系列时间节点在上面排成一条线。他让我们走过这条线,站在最能让我们产生共鸣的时间节点上。1939年看起来更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年份,还是波兰第一个贫民区诞生的年份?如果1953年是德国和以色列签署第一份条约的年份,那么我们是更认同阿登纳还是更认同本—古里安?我们又该如何谈论这个问题呢?

我同意参加活动,而不是在一旁观察,所以我也要做这些练习,也觉得有必要说实话。我无法真正认同任何一方。我是美国人,不是德国人,我家里也没有犹太人大屠杀的受害者。“一个都没有?”几个人惊讶地说。“大多数美国犹太人的家人都受到了大屠杀的影响。”然而我没有。因此,我认为对他们表示认同会淡化受害者的经历。在我于28岁时来到德国之前,我甚至对犹太人大屠杀并不怎么感兴趣。小组里的其他人要么坚定地认同阿登纳,要么坚定地认同本—古里安,但他们理解我的犹豫。

对亚历山德拉来说,这样的团体非常重要。“你需要身边的其他人也寻找真相,因为家里人和周围的人会反对你,会指责你不忠诚。你需要那些有相同经历的人的支持。”她将自己的作品视为与过去进行情感和认知斗争的桥梁。“如果你的父母或祖父母是纳粹分子,你就必须这么做。不这么做的人,也就是否认历史事实的人,会把这种含糊的情感传递给他们的孩子,让孩子们迷失方向。如果你因为外国人而感到不安,那么你的孩子也会不安。我和我的孩子们明明白白地讨论过这些问题,因为我知道,这个社会仍然有很多仇外心理。”

“你不认为情况已经有所改变吗?”

“改变了,但又没有改变。很多人吸取了教训,彻底改变了,但大多数人没有。价值观可以改变,但有时候,这个过程比较漫长。我们的民主还很年轻,我们仍需不断努力。”

与许多人一样,亚历山德拉也对在过去两年里不断壮大的反欧盟、反移民政党感到非常担忧。公开发表反犹言论仍是一项禁忌,但反穆斯林情绪明显带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而且还在不断增长。“抵制闪米特人也没什么关系。”我说道,然后我们都笑了起来,在心底暗暗地笑,无力地笑。亚历山德拉预测道,反穆斯林的情绪将助长德国的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她和丈夫谈过,如果德国选择党赢得大选,他们就离开这个国家。

“但现在我们决定留下来,我们要为民主而战,要提醒我们的人民铭记历史。”

曾经获奖的作家卡罗琳·艾姆克(Carolin Emcke)说:“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生而为德国人就意味着不信任自己。”她出生于1967年。

在德国,精确的出生日期很重要。如果你出生在1910年以前,那么你所受的教育就还没有受到纳粹宣传的渗透,你可能认识很多犹太人,就算其中有一两个品行比较恶劣,也不会破坏犹太人在你心中的整体印象。如果你出生在1928年之后,你所受的教育全部掌握在纳粹手里,但你年纪太小,不能加入国防军,虽然你可能在二战末期那些让人绝望的日子里成为一名高射炮助手 。如果你出生在1910年与1928年之间,那你可能不太走运。战后的日期同样重要。如果你是在1960年之后出生的,那么你的父亲不太可能是军人——不过他在学生时代可能有参军的经历,还可能体验过戈培尔所谓的“总体战”和没完没了的轰炸。如果出生得稍早一点,你可能感到分裂和痛苦。我认识那一代人当中的一些人,他们没有谁不曾在某个遥远的地方独自崩溃过。如果你曾经不幸发现父母的可怕真相,那你应该能和德国人产生共鸣。无论做过什么或没做过什么,你的父母仍然是给你喂牛奶、擦屁股、细心呵护你的人;如果没有他们,你可能在两岁之前就早夭了。即使你发现他们是纳粹分子也不能改变这一点。

他们被称作“六八一代”(68ers),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在电视上看过艾希曼和奥斯威辛的审判,然后突然明白:父母和老师的沉默与严肃事出有因。“这反映了受害者的沉默。”希莉·库格尔曼说,“但还有另一种情况:受害者因羞耻而沉默;加害者的沉默则是出于悔恨。”德国精神分析学家亚历山大·米切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和玛格丽特·米切利希(Margarete Mitscherlich)夫妇的著作《无法哀悼》( The Inability to Mourn )是这种觉醒的体现之一,他们为整个民族做了心理分析。经历过战争年代的那一批德国人必须在20年内彻底改变自己的身份。国防军的英雄们变成了炸弹的受害者和战俘营里的失败者,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转变;现在,他们又不得不习惯于自己的加害者身份。 从英雄到受害者再到加害者 :这种转变该如何接受?米切利希夫妇认为人们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整个国家都处在困境当中。他们无法为敬爱的元首及元首赋予他们的身份哀悼,也无法为希特勒政权造成的死亡哀悼。

由于父母不能哀悼,不能承担责任,甚至不能谈论战争,所以子女注定也无法将这些表达出来。有人说,要是没有这种沉默,西德就不可能重建;清理废墟已经够难了,更别说他们还要反思废墟是如何形成的。难怪他们的表达会不得当,而且往往更糟。由于无法认同自己的父母,所以他们急于认同受害者,这些受害者可能是犹太人、巴勒斯坦人,也可能是越共。米切利希夫妇称之为“对无辜的嫉妒”(an envy of innocence),许多人公开说出了这种嫉妒:他们多么希望自己的父母之前在铁丝网的另一边。那些生了小孩的德国人经常给孩子取希伯来文名字。20世纪80年代,要是在柏林随便一个游乐场上大喊一声“雅各布”(Jakob),你起码能看到三个金发碧眼的小脑袋转过来。

他们有时也会陷入自我怜惜。即使那些不太相信理论的人也会阅读阿多诺、霍克海默和本雅明的作品,但他们对活生生的犹太人的反应最多也只有尴尬。1983年的一个雨天,我和朋友坐在啤酒花园(Biergarten)中,一个朋友对我说:“我每次见到你都会想到达豪(Dachau)集中营。”有时,他们会用一种亲犹主义(philo-Semitism)取代父母的反犹主义,但这种亲犹主义跟之前的选择半斤八两——至少对我这个犹太人来说没有好到哪儿去;有时,他们只是把反犹主义稍微调整了一下,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当得知以色列人在占领他国时也会变得很残忍,许多人松了一口气,有人甚至感到高兴。

今天,一些人在回顾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时说,纳粹为人们反抗父母提供了一个借口和一种暴力的转折,毕竟这种反抗不管怎样都会发生。“他们突然发现,他们不再需要拿荷尔蒙当借口了,反抗父母有现成的正当理由。”贝蒂娜·施汤内特说。然而,正是这一代人打破了沉默,尽管他们的口号——怎么说呢——并非完全没有问题。那些劫掠者高喊着“住空房总比住外国强”的口号,争相占领柏林的那些在战后被遗弃的公寓。

20世纪60年代末的骚乱导致的结果之一是,各大官方机构纷纷表示有必要说些 什么 。骚乱逐渐平息后,一部分骚乱制造者开始游说各大官方机构,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制度化的赎罪仪式。它们常常让人感觉像是倒置的犹太历,一年中有很多日期都需要标记出来。很多仪式是如此公式化,以至我有时甚至觉得还不如什么都不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打破沉默的努力逐渐变得越来越带有反思性,越来越深思熟虑。

在清算历史方面,没有哪个德国人比扬·菲利普·雷姆茨马思考得更认真,花的时间更长。他还为此花掉了一大笔积蓄。他曾写道:“我是一路见证着战争和死亡长大的。”他生于1952年,总能在历史的关键节点躲过一劫。他的父亲老雷姆茨马在一战中受了重伤,所以在二战期间不必参加战斗。老雷姆茨马也不是纳粹分子,而只是一个会在私下维护自己的荣誉准则的机会主义者。战争一结束,他就跑去纽约找他的犹太裔合伙人,向后者支付了他应得的那笔已经正式雅利安化的生意的利润。“我父母的一些好友的确 曾是 犹太人,”扬·菲利普告诉我,“我们之前还互相拜访过。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不存在。”他小时候问过母亲:“希特勒到底对犹太人做过些什么?”母亲没有回答,而是问她的犹太朋友应该怎么回答。母亲的犹太朋友没有给出任何建议,而是说,她很高兴他们被迫听到这些问题。扬·菲利普的母亲很生气:什么样的朋友会说出这种话?扬·菲利普记得,他在家里没有听过任何反犹言论,除了有一次母亲告诉他不要和犹太人结婚,因为这会让他的孩子们很难找到自己的归属。

“我不确定这算不算反犹主义,”我回答道,“我母亲也是这么说的——不要和非犹太人结婚。这对孩子们来说很难。”

扬·菲利普和我相识已有15年了,他说许多人都曾认为他是犹太人,这让我吃了一惊。他们认为,如果他是犹太人,他的所作所为就说得通了。有一次,他的一个老同学在读了他早期写的一篇文章后联系了他。那篇文章讨论了马拉诺人(Marranos)的命运,他们本是犹太人,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强迫他们改信基督教,然后观察他们是否仍在秘密信奉犹太教。“在安息日,烟囱里冒烟了吗?”扬·菲利普写道,他希望马拉诺人能保持他们的传统,并对周围的基督教社区保持恨意。他说:“如果没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容易产生受害者病理反应。”老同学的看法则不太相同。他走近扬·菲利普,用一种几乎带着威胁的语气问道:“你是犹太人吗?如果不是,你就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东西。”

扬·菲利普头脑复杂,心思缜密,还拥有出色的反讽能力,但他身上的其他一切特征(从淡金色的头发到努力使自己在喜欢的人面前显得不拘束)都表明他是一个 北欧人 。在我们这一代德国人里,他是唯一一个能让我完全放松地拿犹太人开玩笑的人。跟他待在一块,我永远不必担心自己会做出可能被人视作亲犹主义或反犹主义的举动。

“此外,”我笑道,“这也不算什么秘密……”

“我知道。其实我父亲在第三帝国时期几乎垄断了香烟生产。我怎么可能是犹太人呢?”

对当时的1,900万前线士兵来说,一支香烟是手中唯一的消遣,因此香烟制造商可以从战争中赚得盆满钵满。老雷姆茨马虽然从未加入纳粹党,但他与戈林关系很好。他们俩在一战中都是飞行员,所以在二战中能以同志的身份对话。戈林对老雷姆茨马公司的优待是有代价的。“帝国元帅先生想要一幅伦勃朗的画。”“如果雷姆茨马先生愿意捐赠500万美元建造一座新剧院的话,帝国元帅先生会非常高兴的。”与其说这是老雷姆茨马对戈林的贿赂,不如说这更像是戈林对老雷姆茨马的敲诈。战后,老雷姆茨马被指控腐败,但他的前犹太同事特地从移民地回来为他作证,所以他被无罪释放。

父亲去世时,扬·菲利普只有7岁,当时他还太小,没来得及过问战争年代的事情。但当一位独立历史学家开始着手研究他的家庭时,他毫不吝啬地提供了自己的信息。他在一个充满加尔文主义气息的家庭中长大;他父亲的中间名是“Fürchtegott”,意为“敬畏上帝”。他家的走廊里挂满了他的几个已故的同父异母兄弟的照片。由于三个兄弟都英年早逝——其中两个丧命前线,所以扬·菲利普继承了他父亲的大部分战争财。他研究过文学、哲学和社会学;成年后,他卖掉了自己在香烟公司的股份。他花了大半辈子来弄清楚如何用这笔钱做一件光荣的事情。

有些事做起来比较容易。他聘请了一位艺术史学家来鉴定他手上的画作有没有偷来的或从逃亡的犹太人那里低价购得的。“我不想把偷来的艺术品挂在我家的墙上,”他说,“如果我特别喜欢什么东西,我会出一个公平的价格把它买下来,但如果是偷来的……”说到这儿,他厌恶地皱起了眉头。西德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向犹太人集中营的幸存者支付赔偿金,但非犹太裔奴隶劳工的赔偿问题直到21世纪才得到解决。“家里的说法是,我们公司没有使用奴工,但我聘请了一位历史学家去查明真相。他的研究一直深入到克里米亚。要是纳粹赢得了战争,我就应该在乌克兰的一座烟草种植园里长大,周围应该都是穿着条纹制服的人。”他将研究结果拿给一位表亲看,并建议后者与他一起捐出超过要求数额的钱来赔偿给奴隶劳工。“我们用‘捐’这个词,并不意味着捐了钱我们就会变 。”但表亲们并不想参与。扬·菲利普对其他许多事业的贡献同样很突出:他希望保护那些被遗忘的作家的作品,为他们的遗孀提供帮助;他也想保护以色列和德国的犹太机构。他创立了汉堡社会研究所并为其提供资助,该研究所主要研究暴力和如何预防暴力等问题。他写了二十多本书,题材从纳粹的罪行到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不等。不过,在德国,他的名气主要还是因为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两件事。当时他遭到了绑架和恐吓,直到他的妻子凑齐了德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赎金,他才重获自由。从此,他也变了一个人。媒体对这次绑架案的关注仅次于对国防军展览的关注。

拥有财富或拥有智慧可能都不会招致忌妒,但两者兼具的人很少不被忌妒。作为德国最聪明也最富有的人之一,扬·菲利普招来了许多奉承和怨恨。良好的风度使他很少抱怨,但他的生活并不轻松。绑架案之后,他每次在公众场合露面都有私人保镖随行,保镖会在他进入房间前先检查一番。在他从自己创办的研究所退休之前,寄到那里的每一个包裹都要进行爆炸物扫描,毕竟在萨尔布吕肯举办的国防军展览也遭到了燃烧弹的袭击。

扬·菲利普和他的员工都没有料到国防军展览会在民众当中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德国国防军在纽伦堡审判中被故意免予起诉。我们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给未来的一条经验;同盟国想表达的是,种族战争是德国的问题,而他们与德国人不同,他们不会惩罚整个民族。德国军队和其他任何军队一样都是异质的;想要逃脱兵役,唯一的办法就是做一些比服兵役更糟糕的事情,比如在集中营工作。纽伦堡审判起诉了只能自愿加入的党卫队,却没有起诉征召了数百万人入伍的国防军。(尽管法庭很清楚国防军也犯下了战争罪,但它坚持认为这只是法律上的无罪宣告,而不是道德上的。)他们将德国国防军从犯罪组织的名单上划掉还出于一个少有人知的动机:国防军的罪行大多发生在东线,而德国多年来的宣传已经让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至少,死掉一个波兰人远没有死掉一个法国人那样令人发指。

虽然德国国防军没有在纽伦堡接受审判,但在审判后的几十年中,历史学家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德国国防军犯下的谋杀罪不仅仅是几个害群之马的错,而是广泛的、系统性的,这些罪行在二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大量平民的屠杀也不是正常情况。德国有战争法,其中特别提到了要区别对待平民和战俘,当时每个军官都深知这一点。蓄意破坏这些法律只是东线战场上雪崩式的秩序败坏的一部分。此外,个人也有自主行动的空间。对于上级的命令,下面的反应各式各样:有公然反抗,有拒绝服从,也有主动制造比命令要求的还要多的暴行。即使在战事最激烈的时候,士兵也不仅仅是机器上的齿轮。

国防军展览所做的仅仅是通过集中关注纳粹在塞尔维亚、波兰和白俄罗斯这三个国家的战争罪行来揭示这些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事实。然而,公众的反应表明,专业历史学家和公众的记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许多参观者带着父亲或祖父的照片与展览中的照片进行对比,他们一直在积极寻找那些在家族中被长期回避的问题的真相——有些是因为照片里的士兵没能从战场上回来。一些参观者发现自己的亲属没有出现在士兵折磨平民的照片中,于是终于松了一口气。一些人发现了他们之前一直担心的证据,于是通常会表示感激:现在他们明白了,为什么爸爸或弗朗茨叔叔从战场上回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还有一些人表达了强烈抗议,说这个展览不尊重死者。参观展览的不光有国防军老兵的子女和孙辈。也有许多老兵亲自来了,他们的反应各有不同。有些人愤愤不平地抱怨,说这是对他们的抹黑,是对那些牺牲的战友的诋毁;另一些人则平静地说:“这就是事实。”显然,在这次展览中,大量私人情感得到了释放,主办方则想方设法帮助参观者表达出这些情感,而对展览的反应也成了研究对象。

这些反应揭示了人类转移负罪感的不同方式。有人提到了 不可抗力 (force majeure):来自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以及对不服从命令就会受到惩罚的恐惧。此外,也有参观者坚称自己也是受害者(东线士兵所受的苦难、国内城市遭受的轰炸),何况其他国家也犯下了战争罪。一位批评家认为,“处决人质的命令对许多士兵来说也是痛苦的,盟军的轰炸机飞行员却能免于这种经历,他们造成了地窖中成百上千人的惨死,但他们没有目睹这一切”。一些人呼吁那些如今被斥为杀人犯的士兵保持个人尊严,并呼吁大家坚持爱国主义:他们希望德国能像其他正常国家一样尊重那些保家卫国的人。

媒体对公众的抗议做出了回应,他们还找到了一名波兰历史学家,后者正在研究波兰被瓜分期间发生在那里的罪行。尽管关于展览伪造照片的说法已经不攻自破,但这位历史学家还是发现了几张信息有误的照片。特别是其中一张照片里的是被其他人杀害的波兰公民,但当时纳粹为了煽动情绪,说这名波兰公民是被犹太人杀害的,从而为在当地实施大屠杀提供借口。这位历史学家认为,照片里的一些尸体被描述成被杀害的犹太人,但他们其实是波兰人。就在主办方准备在纽约重新开放展览前不久,扬·菲利普决定关闭整个展览,并将其交给一个由来自多个国家的历史学家组成的独立委员会进行审查,以确保每个展品都经得起推敲,等审查结束后再开放。

该委员会的报告确认了国防军展览是有史以来审查得最为详细的历史展览,后来他们还埋怨历史学家们根本不考虑鉴定照片的难度。该委员会列出了一个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细节(当初,正是由于这种追求令人痛苦的细节的精神,德国才涌现了一大批力求将历史变成一门精确学科的人才):

在图69—1中,一名身穿浅色外套的男子正在恐吓一名蜷缩在地上的苏联红军士兵。照片中还有刻着十字架的棺材和用布覆盖的尸体,几名士兵用手帕捂着口鼻,试图避免闻到脚边腐烂的尸体散发出的恶臭。他们的动作并不一定意味着腐臭味来自照片中的尸体。气味也可能来自画面之外的院子另一边挖出的尸体。 [33]

诸如此类的描述之详细,令人不忍。

委员会经过长达一年的研究得出结论:在展出的1,433张照片中,只有不到20张应该被删除,因为这些照片描述的罪行很可能是芬兰人、匈牙利人或苏联秘密警察犯下的。委员会还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以便这场展览能够更清晰地反映主题。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这场展览想传达的主要内容是真实的:有300万苏联战俘被杀,无辜平民遭到疯狂报复;每当有一名德国国防军士兵阵亡,就会有100名人质被杀;每当有一名国防军士兵受伤,就会有50名人质被杀;此外,还有无数寻觅食物的白俄罗斯农民被枪杀。可以说,东线的战争是一场针对全民的战争。审查整改之后的展览规模扩大了一倍,并于2001年重新开放。毫无疑问,这次展览广受好评。数百名新纳粹分子上街示威游行,反对展览,但媒体的立场这次是明确的。整改后的展览毫无疑问证明了,不论单个士兵做出了怎样的行为或决定,国防军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犯罪组织。曾出版多部关于德国记忆文化的重要著作的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说道:“德国国防军展览首次将战争记忆和大屠杀记忆融合在了一起。”

扬·菲利普本人长期遭受攻击——虽然很少有人当面攻击他。他还被人骂作“nest fouler”,意为“公然宣扬家丑的人”。德国民众无法接受用“种族叛徒”(race traitor)这个词来骂人,但其实“nest fouler”就是这个意思。他和德国国防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许与他很少公开提及的一些事情有关。在那次绑架中,他在地窖里被锁了33天,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在这次绑架中幸存下来,只知道不希望自己的尸体被丢弃在树林里。如果歹徒愿意的话,他宁愿被抛在游客经常去的地方。也许还会有人在旁边放一朵花,或者只是单纯地停下来思考一会儿。意识到这一点后,他开始寻找更多关于与他从未谋面的同父异母兄弟乌韦·雷姆茨马(Uwe Reemtsma)的信息。乌韦曾是一名军官,参加过占领丹麦和入侵乌克兰的行动。他在进攻位于杜布诺的苏军军营时在大街上中弹,当晚死亡,年仅20岁。最近,德国战争墓地保护组织在乌克兰发现了他的坟墓。扬·菲利普听到这个消息后,让人把他的骸骨运回了汉堡,与家人合葬。

我问过他有关德国“未竟事业”意识形态残余情况的问题。

“当时,德国并没有像奥地利那样的退伍军人俱乐部。国防军展览第一次真正遭到攻击其实是在维也纳。德国的退伍军人们可能会在当地的酒吧里聊天,但从来不是有组织的,也许他们担心此类组织会遭到同盟国的打压。纽伦堡审判之后,大家都看清了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伙人的真实面目。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holt Brecht)的《阿图罗·乌依》( Arturo Ui )就很好地反映了这种情形。”

然而在当时,那群将在日后被视为德国进步力量的人却将纽伦堡审判看作胜利者的正义。1947年,后来成为联邦德国总统的古斯塔夫·海涅曼(Gustav Heinemann)指出,审判取得的效果与初衷完全相反:“人们并没有孤立那些应该对第三帝国的罪行负责的人,相反,德国形成了一种新的抵制同盟国的团结形态,用‘再纳粹化’(renazification)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扬·菲利普告诉我,就连备受尊敬的《时代周报》( Die Zeit )创始人玛丽昂·登霍夫女伯爵(Marion Countess Dönhoff)也是个“不诚实的人,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她总是戏谑地谈到自己和施陶芬贝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反抗希特勒的行动,但她又说自己从未听说过奥斯威辛。一个人怎么能同时满足这两点呢?”不过他认为,纽伦堡审判还是对大众造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至少戈林的预言没有成真:50年后,并没有人为他们建造纪念碑。”

此外,纽伦堡审判还造成了很多其他的潜在影响——尽管这些影响很少显露出来。1947年,一群年轻作家聚在一起成立了四七社(Group 47),目的是在战后复兴德国文学。四七社的成员包括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保罗·策兰(Paul Celan)等著名人物。“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往事,”拥有文学博士学位的扬·菲利普说,“策兰在四七社里经历过一些很可怕的事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移民怀有敌意,而且因自己的国防军士兵身份而自豪。这样的人并不是全部,但占了大多数。”

亚历山大·米切利希在1946年旁听了对纳粹医生的审判,然后写下了一本关于后者的种种罪行的书《令我视人如草芥》( Das Diktat der Menschenverachtung )。这本书总共印刷了25,000册,德国医学协会将其全部买下并销毁,试图阻止广大民众了解关于在集中营里的囚犯身上所做的医学实验的信息。“米切利希说,这样的人太多了,”扬·菲利普告诉我,“这个世界上偏执变态的虐待狂也没有肆无忌惮的医生多。”尽管这本书在几年后被修订和重新出版,但米切利希再也没有在医学院任职。他后来成了法兰克福大学的心理学和哲学系教授。

然而,纳粹政权的几乎方方面面都接连受到了调查,负责调查的通常是那些隐藏自己或同事违法行为的专业人士的接班人。医生之后是法官,再之后是银行、外交部、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如今,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或者说是众望所归。我听到过年轻的历史学家抱怨同事的投机心态。在形势严峻的学术就业市场上,一份为期三年、针对 任何对象 (无论是前纳粹分子还是蝴蝶)的调查雇佣合同让人很难拒绝。开辟新调查领域的动机也并不总是令人钦佩。“被盗艺术品的问题早在1945年就被搬上了台面,”扬·菲利普解释道,“当时肯定有许多律师试图将被盗的艺术品还给移民,但这种做法没有法律依据。直到苏联解体,德国想找回散落在俄罗斯的被盗艺术品时,才开始有人着手解决从移民手中盗来的艺术品的问题。”

我问他,德国在长达数十年的清算历史过程中都犯过什么错误。他沉默了很久。“我认为这个过程不可能提前发生,”他说道,“看看阿多诺的群体实验吧。他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在心理上已经不堪重负。在经历了轰炸和痛失至亲后,他们变得过分关注整体的恐怖,变得无法区分负罪感和痛苦。幸运的是,德国被占领的时间很长。”他还认为,战后的繁荣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认为,并不是失业成就了希特勒;我们都知道有多少富人支持他。不过,战后相对快速的繁荣意味着没有人会抱怨同盟国把我们变成了乞丐。如果没有这个缓冲,清算历史的意识甚至会来得更晚。它来得本就够晚了。”

然而它还是来了,并一直延续了下来,结果似乎也很可靠。根据所有民意调查机构的数据,德国人对极右翼观点的接受度要低于英国人和法国人。“我不能说它是由单一因素导致的,”扬·菲利普补充道,“我只能说,有好几个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就像生活中常常发生的那样。很少有什么事情是单一因素导致的。”

事实的确如此。他拒绝透露到底是哪次经历促使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德国清算历史的事业中的。艾希曼审判和六八运动 发生时,他年纪尚小,未能参加。“如果你没有参观过奥斯威辛集中营,你就会觉得少了点什么。”他承认,“有些事情是无法准备的,不管你读了多少与之相关的书。在奥斯威辛,巨大的储藏柜里装满了打包好的手提箱;被送进去的犹太人还随身带了肥皂和鞋油,以为会用得上。你根本无法提前为亲眼见证这一刻做好心理准备。另一样让我震惊的事物是铁丝网,它并不是非常大,虽然里面的人无法逃脱,但外面的人可以用拖拉机直接将它推倒。纳粹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人尝试这么做。这就是他们给人的第一印象:自信。站在‘ 劳动带来自由 ’(‘ARBEIT MACHT FREI’)的标语前,我一时恍然——我内心深处的某个部分似乎从未完全相信这件事真的发生过。”

然而,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在试着理解这件事——但他也没有被它带偏。他的代表作《信任与暴力》( Trust and Violence )开篇就提出了一个在他看来似是而非的问题: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普通人是如何变得像纳粹分子那样暴力的?他写道,这个问题是错的,因为在现代之前,普通人一直都很享受暴力。普通人会变得暴力是因为世界上没有那么多虐待狂给他们带来暴力的享受。我们不如这样问:在现代性导致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够相信现代性?

扬·菲利普认为,我们所拥有的提出这个问题的能力就是进步的象征,因为只有在现代的语境下,暴力才会被视为异常现象。在三十年战争时期,欧洲文化中充斥着暴力,而暴力往往被理解为一种娱乐方式。罗马人建造了角斗场(他们最大的纪念碑)来观看屠杀,如同我们在体育场里观看足球比赛。基督教创造了地狱,在那里暴力是永恒的。我们认为暴力应该得到遏制,希望暴力能够得到根除,这些假设都是全新的。这些假设和希望一直都是减少暴力行为(从活人祭祀到酷刑)的基础。我们因未能进一步减少暴力而展开自我批评,这本身就是现代性进步的标志——尽管“现代性的进步”一说本就存疑。世界上仍然存在暴力行径和滥用权力的现象,但我们能够要求将作恶者绳之以法,就已经是世界历史上的一项伟大成就了。

事实上,《信任与暴力》认为,社会的基础是信任,而不是暴力。即使在独裁政权统治下的社会也是如此。没有哪个暴君可以完全依赖暴力,因为他就算精力再旺盛,在连续工作36个小时之后也必须休息,所以他必须信任别人才能安心去睡觉。我们也不能 信任别人。有了这种信任,整个社会才能抵制暴力。“当第一座难民营遇袭时,所有人都担心暴力会持续下去。但很多人参加了游行,表示我们不接受暴力。所以情况有所改变。”

那次袭击并不是最后一次,但袭击的次数也并没有人们担心的那么多。你可能会说,这种袭击一次都不应该出现,但扬·菲利普的视野更为宽广:“大多数美军士兵都参与了美莱村大屠杀(My Lai massacre)。他们听信了同样的宣传: 村子里全是越共,包括妇女和儿童 。有些士兵发疯般向村民开枪——但也有一名士兵威胁他的战友们说,如果他们不停止射击,他就朝他们开火。那名士兵因此被授予了勋章——虽然这是很久之后的事了。”

扬·菲利普·雷姆茨马的工作非常细致。他知道二战之后德国人经常会用其他国家的暴行为自己开脱。但这明显和他的初衷大相径庭。撇开意图不谈,他多年来一直努力直面德国的罪行,这让他得以在不违反托多罗夫原则 的前提下,探索国家之间的暴力史。他不可能说出“我们做了别人没有做出的道德决定”这种话。不过,《信任与暴力》一书在结尾提出了一个关于自我肯定的问题:“你有什么资格教我们什么是道德?”扬·菲利普相信,答案只有一个:“因为我没有参与屠杀。” [34] 这个答案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最重要的一段话有异曲同工之妙:

短短几分钟,科夫纳(Kovner)讲完了这名德国军士伸出援手的故事。审判庭顿时鸦雀无声。似乎人群自发决定静默两分钟,用以纪念这位叫作安东·施密特(Anton Schmidt)的人。在那两分钟里,像是突然射出的一道光,冲破莫测的黑暗,只有一个想法赫然矗立在那里,不容置疑、毫无疑问——假如能有更多这样的故事,那么在今天的法庭上,在以色列、德国、全欧洲甚至可能全世界所有国家,一切都将会变得截然不同!……因为,此类故事中的教训都很简单,每个人都理解。从政治角度说,正是处在恐怖条件下,大部分人才会顺从;但是 有一些人不愿顺从 ,就像那些进行“最终解决”的国家提供的教训——实际上,它“可能发生在”大多数国家,但是 它并非在一切地方发生 。从人性的角度讲,为了让这个星球继续作为人类的居住地,我们不再需要什么,也不必再过问什么。 [35]

[1] See Wolfgang Schivelbusch, The Culture of Defeat (Picador, 2004).

[2] Martin Heidegger, Gesamtausgabe, Anmerkungen Ⅰ–Ⅴ (Schwarze Hefte, 1942–1948) , vol. 97 (Vittorio Klostermann, 2015).

[3] Quoted in Jürgen Habermas, Die Normalität einer Berliner Republik (Suhrkamp, 1995), p. 118.

[4] Karl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 trans. E. B. Ashton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4–15. Translation modified.

[5] Karl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 trans. E. B. Ashton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41.. Translation modified.

[6] Winston Churchill, “Friendship and Germany,” Evening Standard , September 17, 1937.

[7]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 p. 90. Translation modified.

[8] See Mark Clark, Beyond Catastrophe: German Intellectuals and Cultural Renewal After World War Ⅱ, 1945–1955 (Lexington Books, 2006).

[9] Quoted in Ulrike Jureit and Christian Schneider, Gefühlte Opfer (Klett-Cotta, 2010), p. 117.

[10] Theodor Adorno, “Schuld und Abwehr,”in Gesammelte Schriften (Suhrkamp, 1997), vol. 9, p. 189.

[11] Theodor Adorno, “Schuld und Abwehr,”in Gesammelte Schriften (Suhrkamp, 1997), vol. 9, p. 192.

[12] Theodor Adorno, “Schuld und Abwehr,”in Gesammelte Schriften (Suhrkamp, 1997), vol. 9, p. 270.

[13] Theodor Adorno, “Schuld und Abwehr,”in Gesammelte Schriften (Suhrkamp, 1997), vol. 9, p. 227.

[14] Theodor Adorno, “Schuld und Abwehr,”in Gesammelte Schriften (Suhrkamp, 1997), vol. 9, p. 236.

[15] Theodor Adorno, “Schuld und Abwehr,”in Gesammelte Schriften (Suhrkamp, 1997), vol. 9, pp. 248–249.

[16] Theodor Adorno, “Schuld und Abwehr,”in Gesammelte Schriften (Suhrkamp, 1997), vol. 9, p. 235.

[17] Theodor Adorno, “Schuld und Abwehr,”in Gesammelte Schriften (Suhrkamp, 1997), vol. 9, p. 242.

[18] Theodor Adorno, “Schuld und Abwehr,”in Gesammelte Schriften (Suhrkamp, 1997), vol. 9, p. 298.

[19] Theodor Adorno, “Schuld und Abwehr,”in Gesammelte Schriften (Suhrkamp, 1997), vol. 9, p. 260.

[20] Theodor Adorno, “Schuld und Abwehr,”in Gesammelte Schriften (Suhrkamp, 1997), vol. 9, p. 298.

[21] Theodor Adorno, “Schuld und Abwehr,”in Gesammelte Schriften (Suhrkamp, 1997), vol. 9, p. 260.

[22] Theodor Adorno, “Schuld und Abwehr,”in Gesammelte Schriften (Suhrkamp, 1997), vol. 9, p. 258.

[23] Theodor Adorno, “Schuld und Abwehr,”in Gesammelte Schriften (Suhrkamp, 1997), vol. 9, p. 245.

[24] Theodor Adorno, “Schuld und Abwehr,”in Gesammelte Schriften (Suhrkamp, 1997), vol. 9, p. 321.

[25] Theodor Adorno, “Schuld und Abwehr,”in Gesammelte Schriften (Suhrkamp, 1997), vol. 9, pp. 205, 247.

[26] See Susan Neiman, “Banality Reconsiderd,”in Politics in Dark Times: Encounters with Hannah Arendt , ed. Seyla Benhabib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7] Bettina Stangneth, Eichmann vor Jerusalem (Arche Literatur Verlag, 2011), p. 298.

[28] Bettina Stangneth, Eichmann vor Jerusalem (Arche Literatur Verlag, 2011), p. 286.

[29] Stangneth, Eichmann vor Jerusalem , p. 454.

[30] Voltaire, Candide , trans. Roger Pearson, in Candide and Other Sto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9.

[31] Jan Plamper, Das neue Wir: Eine ander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Fischer Verlag, 2019).

[32] Alexandra Senfft, Schweigen tut weh: Eine deutsche Familiengeschichte (List, 2008), p. 104.

[33] Omer Bartov, Cornelia Brink, Gerhard Hirschfeld, Friedrich P. Kahlenberg, Manfred Messerschmidt, Reinhard Rürup, Christian Streit, and Hans-Ulrich Thamer, Bericht der Kommission zur Überprüfung der Ausstellung “Vernichtungskrieg. Verbrechen der Wehrmacht 1941 bis 1944,” November 2000.

[34] Jan Philipp Reemtsma, Trust and Violence , trans. Dominic Bonfiglio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309.

[35]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Penguin Books, 2006), pp. 521–522. js2te8iby7i4J68gvjZTRUfLmfIQg6Tkj7M3gslbn3YW1yPPls5KPuMB3sHtcZ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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