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以一名白人女性的身份在种族隔离的美国南方开始了我的人生，而且很可能将以一名犹太妇女的身份在柏林度过我的余生。别担心，我并不打算介绍自己从加害者变成受害者的历程。在我出生的时候，“犹太人是否应该算白人”这个问题在美国南方并没有确切的答案。有这样一句流行语：惠勒·帕克（Wheeler Parker）牧师，也就是埃米特·蒂尔 的表哥告诉我，“‘如果我是生活在美国南方的天主教徒，我得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担忧；如果我是犹太人，我会准备收拾行李；如果我是黑人，那我早就离开了。’”

在我8岁时，我最好的朋友向我郑重宣布她不能再和我玩了。其实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们都更喜欢搭建树屋而不是玩芭比娃娃，我们都喜欢读书，我们经常玩的游戏是在树林中寻找通往纳尼亚的入口。不过，在听说犹太人杀死了耶稣之后，她还是选择了结束我们的友谊。我们全家人做礼拜的教堂遭到了燃烧弹的攻击，大多数犹太人社区对此一声不吭，我很庆幸我母亲并没有这么做。我出生于1955年，此前不久，我的父母从芝加哥搬到了亚特兰大。母亲参加了当地废除公立学校种族隔离的运动，因此在《看客》（ Look ）杂志上露了脸，并一度成为三K党的午夜电话骚扰对象。

没有人希望被贴上加害者或受害者的标签。犹太人在埃及的土地上 曾经当过 奴隶，因此必须和其他受压迫并向往自由的人们团结在一起。这也是我母亲所信仰的朴素神学的主要信条。很久以后，我走上了哲学这条路，开始追随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脚步。这位枯燥的普鲁士教授撰写了一些关于普遍正义的形而上学著作，他还主张所有的理性动物都应该遵守相同的道德律令，甚至上帝也不例外。我觉得我的选择和母亲早年对我的影响不无关系。

我的家族中没有谁是集中营的受害者，据我所知也没有人死于犹太人大屠杀。20世纪初，我的祖父母在安全抵达芝加哥后，就再也没有提起过他们的东欧往事。事实上，祖父是个无比爱国的美国人。他是家族中第一个不在敖德萨出生的人。他说话时带有一点意第绪语口音，不过他非常爱戴老罗斯福总统。他游览过美国所有的国家公园，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曾在军中服役。他也非常爱戴林肯总统，以至他在来亚特兰大看望我们的时候还把《进军佐治亚》 的全部歌词教给了我们。我们当时坐在敞篷车里纵情高歌，全然不顾那些不愿庆祝自己的城市被夷为平地的亚特兰大本地人的心情。现在，我可以很轻松地笑着说，怪不得我在亚特兰大从来都没有归属感。当时，这首歌只会让我更坚定地认为我们是在为正义和公正而战。我和其他美国孩子一样接受了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教育，但这些历史实在太过遥远，已经不能在我的生活里激起一点波澜。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在佐治亚某个湿热的夏日，母亲邀请她的一位非裔美国朋友带着自己的孩子穿过大半个城镇来我们家玩。那是布朗案 发生后的第5年，亚特兰大当地的白人扬言要关闭学校而不是推动种族融合，一些县甚至真的这样做了。母亲利用她早年在广告业的工作经验，和新成立的“希望”组织（Help Our Public Education，缩写为“HOPE”）里的朋友一起，努力阻止最高法院的决定可能引发的暴力冲突——此类冲突在其他地方已经发生了。同时，母亲也希望我们对废除种族隔离做好心理准备，所以她为我们安排了玩伴聚会（playdate，当时还没有这个说法）。当时我们认识的黑人全是别人家的仆人，但母亲希望我们能够和所有非裔美国人建立平等的、正常的关系，所以她邀请了和她一起参加运动的朋友们。

我们家的后院很大，周围都是树林，可以捉迷藏、找箭头形石头、玩夺旗游戏。但那天太热了，我们一点都不想玩游戏，喝多少柠檬汽水都不能让我们动摇。

“我们去游泳池吧！”我提议道。

“不行！”母亲立刻反驳。

“为什么 不行 ？”我不由得发起了牢骚，“之前这么热的时候，我们 明明经常 去的。”

“就是不行！”母亲依然坚持。当时我还太小，没有注意到母亲和她的朋友是否有眼神交流。

“那我们可以去湖边吗？”红顶山上的公园里的湖水不及游泳池，常常是浑浊的，但愈加湿热的空气已经让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今天湖边也不能去。”母亲说。

“为什么 不行 ？”我开始耍脾气，企图怂恿弟弟加入起义。

最后，我们达成了一致，在浇灌草坪的洒水喷头下玩水。对此，我心不甘情不愿。我怎么知道当时黑人和白人小孩一起游泳是违法的？在南方白人经常扎堆的混凝土水池里不行，在造物主恩赐的遍及全县的天然湖泊里也不行。我当时只觉得母亲不可理喻。可能更加让人难以理喻的是，母亲尝试在充满种族隔离和暴力冲突的美国南方维持与黑人的正常关系，哪怕只是一个下午。不过，我还是很高兴她尝试过。当我终于能够理解母亲所做的一切，并为那天给她造成的尴尬向她道歉的时候，她已经不记得那天的事了。

我仍对南方的植物有很深的情结，仿佛自己曾扎根在那里。我清楚地记得那里盛开的山茱萸、金银花、杜鹃花，甚至在我童年时期长在后院的那棵玉兰树。叶绿素是使植物呈现出新绿的关键角色，听起来像一种药，但绿色是生命本身的颜色，能够给人以希望。每出现一片新叶，每诞生一个生命，都是一个新世界的开始，它是一种承诺，是没有被黏糊糊的手指触摸过或被泥地污染过的新生力量。母亲总想跟随春的脚步，从南方腹地出发，开车一路向北，捕捉每一个新绿诞生的瞬间。但她从未去成。所以我每次看到冒新芽的树，都会想到她那未能实现的心愿。

除了植物，藏在我记忆深处的还有我的秘密基地。夏季的雨打在我每周都会去的当地图书馆的大理石台阶上，散发出稍带热气的味道；树林里被野葛藤严严实实覆盖着的破落小屋一定曾经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府邸，只不过被谢尔曼的军队烧成了废墟。我们当初住在亚特兰大西北郊的一个并不十分偏僻的秀丽社区，但一切都表明我们从来都没有融入当地。我不够标准的南方口音让人起疑。有一次，老师布置的作业是询问父母的爱好和工作单位，我仍然记得老师看到我写的是“我妈妈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成员”时的表情。老师说：“那不是个煽动性组织吗？”（我只好回家问母亲：“妈妈，什么是‘煽动’啊？”）

母亲的朋友们都是当地少有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大多是白人、圣公会信徒或一神论者，母亲和他们有着相同的政治观点。我在经历了第一场友谊的惨败之后，并没有努力结交新朋友。况且那时候我也找不出第二个像我一样痴迷于讨论喜欢什么书或喜欢森林甚于芭比娃娃的女孩了。说实话，当时的我是个小胖墩、近视眼，我的体育也很差，以上任何一个特点都足以让我在孩子群里孤立无援，哪怕是在布鲁克林。但我从来没去过布鲁克林。我的童年梦想是离开美国南方，要么去欧洲［虽然我对欧洲的了解完全来自路德维格·贝梅尔曼斯（Ludwig Bemelmans）的《玛德琳》（ Madeline ）系列绘本］，要么去纽约格林威治村（在我的想象中，那是个树木茂密但很热闹的小镇）。

12岁那年，我有幸加入了市里第一个种族融合的青少年组织——“演员与作家工作室”。这是个校外项目，旨在为一些初具自由主义思想的波希米亚人提供家的感觉。在那里，我们认识到了戏剧和写作都需要刻苦的训练，只有坚定的信念是不够的；我们也对亚特兰大的时事政治抱有相同的信念。不过我们每周碰面三次并不是为了自我感觉良好，虽然拥有一个能够分享少数人（至少在彼时彼地是少数人）价值观的基地确实让我感觉很好。我们在那里学习艺术创作，被我们称为罗伯的导演把这份工作当成了百老汇演出来严肃对待，即使我们只是一群拿着市政府的资助，开着平板货车在各个贫民区巡回演出的孤独又迷茫的小孩。我们的父母很快就明白了，要想让我们做任何事（比如写作业），撒手锏就是威胁不让我们去工作室。即使在少有的既没有彩排也不用上课的星期六，我们也很乐意去位于朱尼珀大街上的那个工作室打扫卫生或给小宝宝换尿布。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小宝宝会成为朱莉娅·罗伯茨（Julia Roberts），不过就算有料到也无所谓。

工作室是一个前哨，它在亚特兰大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在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被暗杀的第二天，我们去他家表示了哀悼和慰问（虽然这并没有什么实际帮助），因为他的3个较年长的孩子是我们的同学。马丁·路德·金博士去世的时候，美国南方并没有多少白人为他哀悼。“亚拉巴马人（在金遇刺时）并没有像在肯尼迪被枪杀时那样欢呼雀跃，”亚拉巴马州历史学家黛安娜·麦克沃特（Diane McWhorter）如此评价道，她对美国南方的了解毫无疑问比我要多得多，“但我们当时确实觉得解决了一个大麻烦。没有金的搅局，南方终于可以回到正轨了。”

如果说在美国南方的生活经历从来没有让我觉得自己是个美国人，那么数十年后在特拉维夫度过的5年也没能让我感觉自己是个以色列人。也许正因如此，今天我在柏林反而感觉无比自在，毕竟柏林已经成了众多感觉无家可归的人的天堂。不过，我在刚到柏林动物园车站时并没有感受到这种“自在”：当时我看到了一群朋克坐在台阶上乞讨，一只只德国牧羊犬围在他们的脚边。德国牧羊犬让我联想起鬼魂的尖叫：“ 站住 ！”（Halt！）或者“ 犹太人滚出去 ！”（Juden raus！）。在弗赖堡歌德学院学习的那几个月里，我的词汇量有了极大的扩充，但我的恐惧几乎未能减轻。

1982年，几乎没什么人来柏林做研究，因此我可以轻易地说服不止一个基金会为我的研究提供资金；当时我对那些机构的负责人说，我将在一整年里埋头学习德国哲学——虽然事实并不完全如此。柏林自带一种氛围，甚至能够一直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很微弱）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我在那里学习了8年。经常有人问我：“一名纯正的犹太人怎么能够踏足德国国土，并在那里生活一年之久呢？”我反问道：“二战已经过去40年了，如果我们现在还以当初的事情谴责整个德意志民族，我们不就和当初迫害犹太人的德国种族主义分子一样恶劣吗？”我想说的是， 我 已经完全摆脱了纳粹这段历史的阴影，完全能够在不受其影响的情况下潜心研究康德和歌德。当时，可能连我自己都相信了这个说法。然而现在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来到柏林并不是因为我已经忘了纳粹这段历史，而是因为我想要更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我当时正在研究人类理性的本质，而纳粹为此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很快，我就因为柏林那令人陶醉的被遗弃感而兴奋不已：生活在这里就仿佛被遗弃在一座位于地狱边缘的城市。柏林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它更像是两个分裂的部分之间的一个受到国家资助的活动场所。这里满是二战留下的痕迹，没人想要除去这些痕迹，也没人有财力这么做。我们住在非常“壮观”的老式公寓里，天花板上绘有天使图案的墙皮脱落得斑斑驳驳，外墙上遍布迫击炮的弹孔。为了取暖，我们得把煤炭一桶一桶地从地下室搬上来，然后扔进高高的炉子里。当然，二战最明显的痕迹当数常常被拿来暗讽（至少在西方是这样）的柏林墙。对于这样一座建成后仅20年就俨然成了自然界的一部分的建筑，我们好像也没什么办法。在这种战争痕迹举目皆是的环境中（一家颇受欢迎的名为“废墟之间”的酒吧甚至朋克般地迷恋其颓圮的外墙），你要么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让自己 不 去回想二战的历史，要么就会沉溺其中。

下面才是最刺激的部分。 清算历史 （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是我学到的第一批德语词语之一。由于学到了这个词，我的德语词汇表慢慢脱离了身着军队制服、嘴巴紧闭、偶尔大吼一声“是”（Jawohl）的纳粹士兵形象。清算德国的犯罪历史并不是一项学术实践，它处在更亲密的层面：它意味着我们要面对父母和老师，挑战他们的权威。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比同一时期的巴黎或布拉格（更别提伯克利）更加动荡不安，因为当时的德国人面对的不是远在天边的某个人或参加越战的某个人犯下的罪行，而是自己最亲近的人，我们的启蒙老师，所犯下的罪行。

1982年秋，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成年的人都已经三四十岁了，随着希特勒当选50周年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他们也开始格外热切地清算历史。那一年，与这个话题相关的书籍和演讲层出不穷，各种展览——包括《被毁犹太教堂的建筑学》（ Architecture of Destroyed Synagogues ）、《同性恋与法西斯主义》（ Gays and Fascism ）、《第三帝国的女性》（ Women in the Third Reich ）和《新克尔恩的抵抗》（ Resistance in Neukölln ）——也相继出现；当地的艺术学院为第三帝国题材的电影提供了拍摄工作室；各种各样的音乐剧都在上演（不论是被纳粹禁止的还是被他们推崇的），演出之后是讲座。邻居们争相探索各自的黑暗历史。在柏林，这只是那一年的光景的一鳞半爪。一部于1977年首演的戏剧《不是我，是希特勒干的》（ It Wasn’t Me, Hitler Did It ）连续上演了35年。新结识的朋友曾提醒我说，柏林是独一无二的：柏林人一直有左派思维，而德国其他地区的人们可能没有足够的勇气直面自家壁橱里的骷髅。然而我并不是在联邦德国，我是在第三帝国的首都柏林，如今它的东西两个部分正竞相彻底清算纳粹的意识形态残余。看着这一幕幕，我心中一直以来半掩着的不安也开始慢慢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同情与敬仰。

1982年，生活在柏林的美国人大部分都是占领军人，对许多德国人来说，我是他们认识的第一个犹太人。由于从小所受的教育，他们对犹太人的印象仅限于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憔悴囚犯或裹着披肩做祷告的正统派犹太教信徒，因此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把我和犹太人联系起来。他们在与我交谈的时候也始终试图在直言不讳与避而不谈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我成长在一个并不特别典型的犹太人社区；我还没有去过以色列；如果说有哪本关于犹太人身份的书仿佛是为我写的，那就是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的《没有犹太色彩的犹太人》（ The Non-Jewish Jew ）。我从来不打算否认这一点，只要他们愿意问。相反，我经历过的对话场景通常是这样的：在一个有左派活动家与外交官们参加的派对上，我与一位彬彬有礼的男士交谈起来。两杯让人放松的小酒下肚后，他说：“你知道吗，我敢肯定你是美国南方人。”“你怎么猜到的？”我回答道。“这不好描述，但是你的举止、声音、手势就是给我这种感觉，就像北欧人和地中海地区的人的区别一样。”他回答道。我笑了起来：“确实，我是亚特兰大人，但不是典型的美国南方人。你注意到的大概是这一点：我是个犹太人。”“ 不 ！不是的。”他非常窘迫，“我怎么可能 注意 到这一点。这对我来说完全不重要。”

在那些对美国文化有一定了解的人当中，大部分人只要和我待上一分钟，就会以为我的老家在纽约上西区。这不只是因为我的深色卷发和一边语速飞快地讲话一边挥舞手臂的习惯。我自己也解释不清，但综合来看，我貌似更像 纽约犹太人 。听我这么一说，他们都会觉得好笑。不过德国人并不会觉得好笑。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他们，犹太人气质并不是什么讨喜的东西，犹太人身上甚至有难闻的气味，所以评价一个人具有犹太人气质是非常没有礼貌的。正如美国白人喜欢自豪地宣称他们不分颜色（肤色），他们都没有意识到 这种 宣称背后的假设是怎么来的。（不分颜色？是说不知道今天的天空是蓝是灰？不知道叶子是红是绿？）

1982年，我并不知道自己计划在柏林度过的这一年将改变我的一生，也不知道我对一座城市的感情会由模模糊糊的迷恋变为深沉而复杂的爱。柏林给予了我充足的理由，让我得以思考伦理学问题，而且这种思考是持续的；那里的每一块混凝土板、每一个弹孔都会让人联想到道德问题。我们都是历史性的存在者，无法脱离时间和空间来描述自己。我们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是，我们的成长离不开父母不计其数的付出；要真正与父母分离，我们就需要慢慢接受他们。

在无意间让派对上那位男士难堪的那件事过去20年后，我成了全球德国人委员会的一员，参与了2005年爱因斯坦年 庆典活动的筹备工作。在爱因斯坦发表他最著名的相对论的100年后，德国的左翼政府决定斥资2,000万欧元，以示对科学的支持，尤其是对左翼的世界性（呃哼 ）知识分子的支持。作为委员会中唯一的犹太人，我的主要职责是担当正统犹太教信徒口中所谓的“洁食监督员”（mashgiach），以保证这些活动符合犹太教教规。庆典活动既包括展览，又有讲座和标语，等等。万一他们不小心犯了个错呢？

我在之前的一本手册上就发现过这种错误，上面说爱因斯坦是“有犹太背景的公民同胞”（fellow-citizen-of-Jewish-background）。我问他们，委员会的人知不知道爱因斯坦曾明确嘲笑过这种迂回累赘的陈述：“他会直接说自己是一名犹太人（Jew）。犹太人并不认为这个词是一种侮辱。”“真的吗，奈曼女士？”科学部部长问道，她有些慌了，“您的建议很有帮助，正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在德语中，“犹太人”有两个音节，而不是一个。我想，一群暴徒吼叫着“犹—大！犹—大！”（Ju-dah! Ju-dah!）的场景仍是一些人的梦魇。也许即使对无神论者来说，加略人犹大也会给人带来阴影。德国人宁愿选择长达9个音节的词，比如fellow-citizen-of-Jewish-extraction或fellow-citizen-of-Jewish-heritage，也不愿意用那两个简短的音节。他们的这一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即使我已经明确表示了反对，那本手册的第二稿还是使用了同样的措辞。“我知道这里的每个人都很忙，”我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说，“但也许大家都忘了，我说过爱因斯坦不喜欢‘犹太背景’这种说法，他曾多次拿它开玩笑。”我自己都开始使用这种迂回的表达手法了。“当然，”副部长说，“我们会监督修正的。”不过他们最后也没有修正；犹太人这个词给他们带来过太多噩梦了。

在派对事件和委员会会议事件之间，我的人生还经历了好几次转折。我见证了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清算历史的热潮；我离开柏林则是因为比起偶尔见识到的右翼言论或纳粹用语的日常遗留，类似派对事件那样的事情更让我心烦意乱。我嫁给了一位柏林诗人；我们的儿子出生后，我开始寻找一个能让犹太小孩像普通人一样生活的地方。我承认，柏林人普遍认为，这座城市再也不可能变得有趣了，这也是我决定搬家的部分原因。我的第一本书《文火：柏林犹太人笔记》（ Slow Fire: Jewish Notes from Berlin ）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的柏林生活，而以下共识即将为这个年代画上句号：柏林的活动已经转移到了别处。在柏林墙被正式拆除的前一年，也就是1989年，我接受了耶鲁大学的聘请，去那里教哲学。

我在康涅狄格州的第二个晚上是喝着酒流着泪度过的，即使当时我还完全不知道我刚刚离开的柏林即将发生什么。柏林与纽黑文的差异之大令人震惊，前者是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后者则夹杂着郊区和贫民区，一派凄凉。然而合同已经签了，公寓也回不去了，我便既来之则安之：毕竟这里还有优秀的学生和有趣的新朋友。双胞胎女儿降生后，我就更没有时间后悔或黯然神伤了。我本来申请了波茨坦大学的教授职位，但等收到聘书时，我已经离婚了。于是我带着孩子们去以色列休假了一段时间，也希望能找个新家。我们在那里待了5年，成了以色列公民，在此期间我一直在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哲学。孩子们年纪尚小，很容易适应这里的生活，反倒是我一直因为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的言论而耿耿于怀。他说，来到以色列的第一代移民一生都会是迷茫的，重要的是孩子们。我的疑虑并非政治性的：当时，和平进程尚未崩溃，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也尚未爆发。然而，当爱因斯坦论坛准备聘请一位新的负责人并找到我时，我并没有完全拒绝这个新选择，虽然我一开始就拒绝了邀请。

“你真的知道这个论坛是干什么的吗？”

我了解得越多，兴趣就越浓。爱因斯坦论坛是两德统一后立即成立的，有两个目的，其一是在原属东德的地区重新建立知识与文化机构。东德原来的相关机构已经随着政权的易主而经历了大换血。当时有许多人抱怨说，这是为没能在自己的地盘上找到工作的西德人提供在东德的工作机会而找的借口。因此，雇用一位美国人就能避开东西两方的冲突。第二个目的则是国际层面的。两德统一之后，德国国内曾多次出现令人不安的右翼民族主义抬头的迹象，每次都引来了国际媒体的关注。与此同时，人们在勃兰登堡州（德国新成立的州当中最大的一个，像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环绕着华盛顿特区一样环绕着柏林）发现了它的极具代表性的宝藏：一座已经荒废的小屋，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于1929年亲自建造。还有哪种做法比花点小钱改造这座小屋，并期待能够产生一些有趣的变化更能释放国际友好与进步的信号呢？

我在受邀担任论坛负责人时对这些一无所知。“我需要遵循什么知识议程吗？”在几轮面试中，我曾问道，“如果你们要雇用我这个从以色列来到德国的犹太人，那老实说，我并不打算把余生全部花在讨论怎么清算历史这个问题上。”（有些滑稽的是，我当时认为自己完全不会再接触这个话题了。）

“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他们告诉我。

“比如谈论欧洲启蒙运动？”

“这里是波茨坦，我们乐意之至。”

我的大多数哲学著作都致力于捍卫那场饱受非议的欧洲启蒙运动，这场发生在18世纪的运动为普世人权奠定了基础。波茨坦是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款待伏尔泰（Voltaire）等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无忧宫的所在地，虽然腓特烈大帝后来逮捕了这位哲学家，但在此之前，他们确实就世界的至善与至恶认真地讨论了两年。我青少年时代的偶像是德·波伏瓦（de Beauvoir）和萨特（Sartre），因此在常春藤盟校里我从未真正感受到自由自在。向广大读者公开哲学问题的机会仅此一次，而且波茨坦离柏林很近，因此我仍然能够待在那个曾经触动我的心弦、在我心中仍旧留有未了情缘的城市： 我们之间不可能真正结束 ！

那么，唯一的问题就是抚养孩子了：在曾经的第三帝国的首都抚养3个视自己为以色列人的孩子意味着什么？在今天的特拉维夫，没有比这更流行的做法了，但在2000年，我会仅仅因为考虑要离开以色列前往德国就被骂作叛徒。我在10年前选择了离开德国，当时我认为，外国人（更别说犹太人）在柏林不太可能真正感觉到自由自在。但在某次前往柏林讨论工作的途中，我目睹了一名梳着脏辫的黑人男性和一名粗心的司机发生口角的场景，这让我开始相信：新柏林并不只是一个宣传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外国人——不论是哪类外国人——在大街上和一个德国人发生口角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我们那时都太胆怯了。是因为长久以来由保守党派主导的政府被社会民主党—绿党政府取代了吗？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涌入了柏林吗？不管原因是什么，你都能在大街上感受到变化：变化之巨大，足以为3个与以色列、美国、德国均有渊源的小孩提供健康阳光的成长环境，让他们无须畏畏缩缩。

20年后的今天，我每天早上一睁开眼都会为自己的好运而心存感激。爱因斯坦论坛正日益壮大，我也非常幸运地在一个价格勉强能承受的街区找到了一套温馨的公寓。在阳光明媚的夏日，我会以为自己来到了文化交融的天堂。仅仅在我居住的街区，就同时开有一家库尔德人咖啡馆、一家芬兰咖啡馆和一家巴西咖啡馆，如果在温暖的夏日傍晚漫步在街上，你还能听到巴西咖啡馆里偶尔传出的音乐声；此外，这里还有一家丹麦面包店、一家摩洛哥餐厅和一家希腊熟食店。随便朝哪个方向步行10分钟，你都能找到一家小书店。这里一共有9家书店，其中一家专营波兰文学作品，在某些晚上，店里还会举办诗歌朗诵或音乐会；另一家则专营英文小说。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你还可以在曾经的“东方运河”（Oriental）的河边露天市场买到面包、鱼、水果和奶酪，以及你需要的大部分其他商品。虽然约有一半的摊贩和三分之一的顾客是土耳其人，但新柏林的一些官员显然对东方主义的兴起感到担忧，所以他们给运河换了个更无害的名字。［我不确定他们是否读过爱德华·W. 萨义德（Edward W. Said）的作品，但本地的警察局长肯定看过那部关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电影。］这里的许多妇女戴着头巾，年长的十分严肃，年轻的则时髦活泼。在城市一角的市场里，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推搡、讲价、谈笑，和睦融洽，热闹经久不息。

我当然也看新闻，即使有时候我没看，我的很多朋友也会看。2018年，一名以色列裔阿拉伯人因佩戴犹太帽而遭到袭击的新闻被大量报道后，一位老朋友忧心忡忡地从洛杉矶来信问我和孩子们是否安全。发生在德国的反犹事件总是比发生在其他地方的更能吸引国际媒体的关注。然而很少有人在意德国对此类事件的回应。就在这次事件发生前，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新成立了一个打击反犹主义的高级办公室。事件发生后，包括外交部长在内的2,500名柏林人头戴犹太小圆帽（kippot，“基帕”），在犹太人社区中心门口举行游行集会，这次集会连续数日占据着报纸头版：我所在的地方的日报头条新闻标题是“柏林戴着犹太小圆帽”。几天后，议会举行投票，议员们一致同意正式宣布以色列国的存在是德国国家理性（Staatsräson）或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打击反犹主义办公室的官员称，有20%的德国人仍是反犹主义分子，这一比例一度非常稳定，但如今由于两个复杂的因素，这一比例有所上升。我将在本书最后一章讨论这两个因素：一是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Deutschland，简称AfD）的崛起，二是在反犹主义的宣传下成长的阿拉伯难民的大批涌入。在美国，只要离开大城市，反犹主义的比例就不会太高。当然，美国的反犹主义也不会比英国的更严重。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应对措施。在德国，对反犹主义的谴责是迅速的、尖锐的、严肃的。这种谴责来自政府高层，而且得到了绝大多数民众的响应。在美国，当夏洛茨维尔的反犹分子逃过谴责后，其他地方的纳粹分子也都能轻易得到宽恕。在英国，工党政府对反犹主义指控的回应慢到简直是在自掘坟墓。

在德国，没人否认还有更多工作要做，这一点在2017年变得尤为明显。当时，默克尔所在的保守党派失去了选票，新的极右翼党派获得了胜利，这一切发生在2015年德国做出接收100万名难民的决定之后。正派的德国人对种族主义的死灰复燃一直保持着警惕，他们忧心忡忡地看待时政，总觉得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在一个难民数量不断增加的世界，谁也无法预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显而易见的是，德国的过去再也不能成为抵挡已经席卷全球的民族主义浪潮的理由。不过，德国确实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难民问题上表现出领导力的国家。德国历史学家扬·普兰佩尔（Jan Plamper）说，尽管德国选择党正在迅速崛起，但积极参与和支持安置难民的德国人的比例仍然从2015年的10%增长到了2018年的19%。后一项数据来自德国知名的研究机构阿伦斯巴赫研究所（Allensbach Institute），这项数据表明，支持难民的德国人远远多于支持极右翼党派的德国人。这场被称为“好客文化”（welcome culture）的运动是德国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社会运动。 ^[1] 如果美国人要和德国人比慷慨，他们就要让出一部分土地，在一年内接收500万名难民。然而现实是，反移民运动成功说服了英国人脱离欧盟，还说服了美国人，让他们选了一个精神错乱的骗子当总统。

那犹太人问题呢？30年前，我希望德国人对我的犹太人身份心照不宣，或者至少不要因为发现这一点而感到震惊。他们虽然非常清楚集中营的历史，却对活生生的犹太人一无所知。今年，有好几位德国朋友用希伯来语发邮件祝我新年快乐。一位瑞士籍的犹太裔历史学家成了德国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如今，柏林每年都会举办犹太电影节、犹太文化周和以色列—德国艺术节，好几份犹太主题杂志正在发行，还有大量餐馆供应鹰嘴豆泥。如果想成为一名拉比（rabbi），你可以在改革派神学院、保守派神学院或正统派神学院之间选择。得益于来自俄罗斯的哈巴德派（Chabbad）移民和劳德基金会（Lauder Foundation），正统派犹太人社区正蓬勃发展；为逃离正统派政府而离开祖国的以色列人组成的社区同样欣欣向荣。犹太人身份成了一种潮流，甚至有一大批德国籍犹太拉比是改信者。在20世纪80年代，买犹太逾越节薄饼虽然不是什么秘密，但也带点神秘气息。当时只有一家店卖逾越节薄饼，这家店还售卖其他逾越节物品，比如寇修酒（kosher wine）、鱼饼冻（gefilte fish）、经文楣铭（mezzuzot）和炸鹰嘴豆丸子（falafel）。在这家店于1977年遭到炸弹袭击后，店主把店铺的招牌从“祝你平安”（SHALOM）改成了“东方特产”（ORIENTAL SPECIALTIES），不知道具体位置的话是找不到的。而现在，关于逾越节物品的唯一问题就是要抢购，这是我去年赶在最后一刻去买无酵饼（matzo）未果后得到的教训。“我们低估了销量。”一位店主说，“不用去其他地方了，整个柏林的无酵饼全都卖光了。”就在我琢磨着自己一点一点把无酵擀出来要多久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的以色列朋友们的父母来参加逾越节宴会可能会多带一盒。你没看错，有些以色列人不在家过节，而是带着子孙跑到柏林来参加逾越节家宴（Seder）。也许明年的逾越节我们会去耶路撒冷？

最能体现德国人思想转变的莫过于5月8日的纪念活动了。1985年，里夏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总统成为第一个把1945年德国投降的日子称为“解放日”的西德政治领袖，并因此上了头条新闻。在此之前，德国人对德国战败的看法一直是矛盾的，不矛盾的人则保持沉默。我一度不能理解这篇演讲的意义，因为我不明白德国人为什么对40年前的一次战败仍然感到痛心，以至魏茨泽克使用“ 解放 ”一词会是一项革命性举动。［想象一下弗吉尼亚人在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庆祝南方军投降的场景，你就能大致理解这一事件的影响了。］今天，柏林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剧院有一名导演是以色列人，为庆祝战争结束，这家剧院举办了为期3天的艺术节，节目包括新潮的戏剧和影视作品、有关犹太人和穆斯林同性恋的对话节目、以割礼为主题的喜剧，剧院里还有一个播放嘻哈乐和俄罗斯民谣的迪斯科舞厅。当我们在大厅里随着手风琴的乐声起舞时，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喊道：“这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剧院外，柏林最大的林荫道上，一面旗帜迎风飘扬，上面分别用德语、英语和俄语写着“我们胜利了”。魏茨泽克的演讲结束后，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外国人和柏林为数不多的犹太人都松了一口气：终于有一位西德政治家承认5月8日并不是一个值得哀悼的日子了。不过在此之前，挂着“我们胜利了”的旗帜大肆庆祝的场景绝对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

几年前我曾暗下决心，要给每个不辞辛苦给我写信的陌生人至少回一次信。这大概是因为我在7岁的时候收到了C. S. 刘易斯（C. S. Lewis）给我的回信，之前我曾写信给他，说我想成为一名作家，然后附了一首自己写的关于纳尼亚的诗。他非常亲切，忽略了诗的惨不忍睹，还写了回信鼓励我。我当时欣喜若狂。

一位名叫斯图尔特的读者来信称赞了我的一篇短文。那篇短文是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我已经将它上传到了网上。斯图尔特的信非常严肃，在此我将部分内容摘录了下来：

我之前一直住在密西西比（现在住在牛津），我是白人保守派。这说明我肯定是一名种族主义者——还挺搞笑的（在这个时间点上）。但事实上，我以及很多像我一样的人都很想知道，在美国南部各州还有整个美国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到底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您的文章为我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

但斯图尔特的目的不止于此。除了致谢，他还问了很多问题：

您怎么看？我们应该拆掉南方邦联的所有雕塑吗？所有建筑和街道都应该改名换姓吗？我们是否需要清理与内战历史有关的东西，比如把华盛顿肖像从纸币上撤下来？作为参考，我在密西西比州咨询过许多所谓的民权运动领袖的看法，甚至有机会与詹姆斯·梅雷迪思（James Meredith）共进晚餐，聆听他的见解。他们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是哎呀，那些认为应该清除奴隶制时代的一切痕迹的人是最愤怒的。他们的观点对吗？

我在回信中提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并在结尾说道，如果所有自诩白人保守派的人都像他一样善于思考，美国会比我以为的要更美好。

我并不需要用特朗普既可怕又可笑的当选来证明美国的现状之糟糕。这种情况是从弗格森市开始的吗 ？是从枪杀特雷沃恩·马丁 的嫌犯被无罪释放的时候开始的吗？当面带傻笑、目光呆滞的年轻人迪伦·鲁夫（Dylann Roof）在查尔斯顿的一座黑人教堂的圣经学习小组上枪杀9名非裔美国人时，此前一直有意无意忽视种族问题的白人似乎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黑人从未遗忘这个问题。美国人感到痛心，不仅仅因为这场屠杀发生在教堂圣地，还因为许多受害者家属发出呼吁，宣告仇恨永远不可能当道。

迪伦·鲁夫的电脑里全是白人至上主义的宣传材料和他自己手持内战时期的南方邦联旗的照片。就连美国南方人似乎都在那一时刻达成了某种共识。一段视频展示了巨大的善良对最纯粹的邪恶的回应，这种回应促使人们降下了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大楼前的南方邦联旗，还促使奥巴马总统前往查尔斯顿发表了他最具影响力的演讲之一。奥巴马在演讲时脸色苍白，他大概想到了这些子弹原本是要射向他的。最近，种族主义恐怖袭击的发生频率有所升高，这并不是出于对那些受害者本人的怨恨，而是因为我们选出了一名黑人总统，但总统得到了重重保护，那些白人至上主义者只能转而寻找更容易下手的目标。奥巴马在刚开始演讲时看起来有些颤抖，但后来渐入佳境，他用黑人教会布道般有力的节奏把政治和宗教融为一体，讲得引人入胜。他说，降下南方邦联旗并不是为了羞辱英勇奋战的南方军士兵，而仅仅是想要表明他们为之奋战的制度是错误的。他没有止步于此。“降旗是我们传达上帝恩典的方式。”在一段与爵士乐手一样灵巧的关于恩典的长篇开场白之后，他开始演唱《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歌声之动听，令人不由得疑惑他为什么没有去当歌手，去从事一项轻松点的工作。深受打动的观众不由自主地站起来齐声歌唱。

这确实挺有效的，不是吗？奥巴马的悼词呼吁美国人民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南方各州则主动销毁了各种带有邦联旗标志的物品。美国确实正在变得不一样。和南方腹地各州的州长一样，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也是共和党人，但她还是主持了将邦联旗从州议会大楼前降下的仪式，并做好了将其移交给博物馆的准备。亚拉巴马州州长也紧随其后。一些商店宣布将停止售卖有关南方邦联的纪念品。在这个既苦涩又充满希望的时刻，我决定写一本书，详述启发斯图尔特来信的那篇文章。美国和其他国家似乎到了可以从别人的暴力史中学习如何与自己的暴力史和解的时候了。奥巴马的演讲过去数周后，我收到了斯图尔特的另一封邮件。在参与了有关查尔斯顿枪击案后续情况的讨论后，他邀请我去他的母校密西西比大学演讲。我当时正好想了解南方腹地的反种族主义者在种族和历史方面所做的工作，所以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前往位于密西西比州牛津市的威廉·温特种族和解研究所（William Winter Institute for Racial Reconciliation）。

本书将比较美国和德国在清算历史方面的差异，进而鼓励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国民以德国为鉴。值得注意的是，在德语中，“清算历史”这一概念有多个变体，包括Vergangenheitsverarbeitung、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Erinnerungskultur，而据我所知，在英语或其他语言里都没有类似的单词或表达。在我撰写这本书的3年里，我认识的大多数德国人都拒绝将纳粹的罪行和美国种族主义者的罪行相提并论——即使白人种族主义者在2017年夏洛茨维尔的一场集会上使用了纳粹旗帜，而且他们和纳粹党一样具有杀戮倾向 。我认为，这种拒绝本身就表明德国在承担历史责任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步。大多数美国人也出于各种完全不同的理由拒绝了这种比较。因此，本书开头将回应他们的论点，同时我也明确承认：没有哪两个国家的历史是完全相同的。

总的来说，本书的前两个部分都出自经验与观察。第一部分简述了东德与西德在两德统一前后为了正视纳粹历史而做的努力。我反对“东德没有正视纳粹历史”这种流行的观点，但这并不等于我认为东德已经做得无可挑剔了。通过以相同的标准审视1989年之前东德与西德所做的努力，我比较了东德与西德在直面纳粹历史和避免重蹈覆辙的做法中存在的种种缺陷。在德国，没有什么比指责对方带有纳粹残余更能加剧东西方冷战敌对状态的了。如果当时东、西德都能够意识到，它们各自都已经在清除纳粹余毒的工作上取得了相当的进步，而且都在（用不同的方法）尽力维持这种进步，德国也许能够实现更深层次的统一。

第二部分主要讨论美国南方腹地残留的种族主义。我将研究的重心放在了美国南方腹地，绝不意味着美国其他地区不存在种族主义，但是，我在密西西比州发现的历史意识和其他方面的东西将所有问题毫无保留地摊在了台面上。亚当·诺西特（Adam Nossiter）认为，密西西比州在文化上明显有别于南方其他各州，正如南方各州有别于美国其他地方。他把密西西比州比作一个实验室——“当地人一直在进行一项被迫学习与自己的历史共处”的实验。 ^[2] “南方历史中的罪恶和悲剧是南方的历史遗产的一部分，它们与美国梦当中的纯洁和社会幸福感格格不入，正如历史上的贫穷和失败与美国梦中的富裕和成功难以调和。”C. 范恩·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如是写道。 ^[3] 我在密西西比州生活了半年，从在南方工作的人们身上学到了该怎样从美国破碎的中心改变美国的文化。尽管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影响到了美国的历史进程和所有人的生活，但南方人民的历史意识使其难以被忽视。此外，南方对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与该地区的大小根本不成比例。把目光集中在南方腹地并不意味着忽视美国其他地方，而是通过选出最具代表性的地区对美国进行放大观察。

对这两段截然不同的民族遗产历史（直面和逃避）的考察，应该能够让读者们大致了解今天的局势。

在第三部分，我将全力探讨“我们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对于我们国家的历史，我们应该负起怎样的责任？我们的孩子应该接受怎样的教育？应该建设纪念碑还是拆除纪念碑？要不要对不公正行为做出赔偿？应该怎样建设政治文化？本书并不打算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如果有人在看完这本书之后能够进一步思考，那么它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我所受的哲学训练来自正义理论大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但他常常谦虚地说他写的只是一些抽象的东西。而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尽可能多地搜集了细节。在2016年和2017年，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做采访记录。我去了德国和美国南方，采访了那些在争取重塑国家公共记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人们。

有许多优秀的英语著作以及汗牛充栋的德语著作检视了德国是如何清算历史的，也有越来越多的作品详述了美国对重建时期（或者因为“吉姆·克劳 ”这一愚蠢的说法而变得无害的种族恐怖时代）的回应。尽管我常常用到调查资料，但我并不想为历史记录添砖加瓦。用保加利亚裔法国批评家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的话来说就是：“史实是众所周知的，而且是易于查找的。但史实本身不具意义，而我关心的正是意义。” ^[4] 和历史一样，哲学总在寻求理解，但这门学科的框架结构从头到尾都是规范性的。置身于一个被邪恶撕裂的世界，我们应该怎样生存？这是自哲学诞生以来就一直驱动着它的问题。（叔本华认为，如果世界是它应该是的样子，哲学就根本没有理由提出任何问题。 ^[5] ）我相信，抽象的概念只有经过具体经验的折射才会变得有说服力，所以我的记录既包括分析也收纳轶事。我也相信，具体的历史案例不仅不会掩盖道德问题，反而能够说明这些问题。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回答以下问题：“清算历史”能够为更自由的未来提供怎样的基础，以及（反过来）会造成怎样的阻碍？我想探索的是，在思考道德前景和政治未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分别使用和舍弃历史的哪些部分。这种道德训练能帮助我们认识各种形式的罪恶（包括简单的和复杂的），并预防罪恶的发生。不应该只有历史学家接受这种训练，它必须成为公众的公共记忆——成为一段让任何能思考的人都无法心安理得地忽视的历史。

本书提出的一些主张会引发争议。我尽量对这些观点做了论证（我选择写进本书的采访内容就可以反映这一点），但我也非常清楚，别人会从不同的角度叙述这些事情。我并不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我讲的也是我自己的故事。不过，我选择采用第一人称并不是因为我相信历史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主观性；第一人称是我为自己的主张定位并承担责任的一种方式。让·埃默里（Jean Améry）和汉娜·阿伦特是我对紧迫的道德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模范。他们都为我提供了批判性思维的标准，在这个把科学和技术看得比其他任何智识都更重要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思维。

本书将说明，德国人在接受自己耻辱的历史重负时会经历怎样的痛苦——然而尽管如此，这种情况仍是可能的。由于德国选择党的崛起，许多人对德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的进步产生了怀疑，甚至哀叹我们正经历尼采式的永恒回归（eternal return）。不过，因为清算历史的过程遭到了攻击就放弃它的做法也太荒谬了。清算历史并不意味着能够完全清除反对的声音和种族主义；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笨蛋。先进的民主价值观的优点就体现在它应对那些试图破坏它的人的方式上。当德国选择党将德国人数十年来清算历史的努力抹黑为耻辱的时候，我们其他人必须坚持这一点：直面耻辱是迈向责任的第一步，而担起责任是迈向民族自豪的第一步。通过从其他救赎失败的国家的视角审视德国所做的努力，我们更能学会珍惜现在已经取得的一切——以及保护这一切不被摧毁。

[1] Jan Plamper, Das neue Wir: Eine ander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Fischer Verlag, 2019).

[2] Adam Nossiter, Of Long Memory (Da Capo Press, 2002), preface.

[3] C. Vann Woodward, The Burden of Southern History , quoted in Curtis Wilkie, Dixie (Scribner, 2001), p. 142.

[4] Tzvetan Todorov, Hope and Memor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

[5] See Susan Neiman, Evil in Modern Thought: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Philoso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revised edition］).

若无特殊说明，所有直接引用的内容均来自我于2016—2018年在德国和美国进行的采访。若无特殊说明，所有德文译本均由我本人所译。 kICoeAoSXPbHDhi5IUJ3Y8p9w8aKtvPbGHMfYntH1r2VoT2+jDtqrXBR5kCJaO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