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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要从后门上楼拜访苏格拉底（Sokrates）先生，开门迎接他的，很可能不是苏格拉底，而是他的妻子克姗提帕。这甚至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苏格拉底经常出门不归。另外，就事论事，由他妻子开门也并非毫无道理。如果说在众多哲学家中，苏格拉底赫赫有名，那么在所有的哲学家夫人中，克姗提帕也绝非无名之辈。我们当然可以说夫贵妻荣，克姗提帕有名是沾了苏格拉底的光。但事实也可能完全相反。苏格拉底也许不会成为苏格拉底，如果他没有娶克姗提帕为妻。起码尼采这位颇具心理学嗅觉的哲学家是这样看的：“苏格拉底找了他所需要的夫人。……事实上，克姗提帕强迫他在自己所从事的奇怪职业中越走越远。”
果真如此吗？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古代的记载，那克姗提帕所做的却完全相反：她使出浑身解数，使自己的丈夫难以从事他那所谓的“职业”。在家里她闹翻天，当丈夫实在忍受不了，要出门会见他的朋友时，她又怨言冲天。时而将污水从窗口泼下，倒在苏格拉底的头上；时而还尾随着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将他的衣服扒下。
哲学家的朋友们怒发冲冠，称克姗提帕是个前所未有、后世不二的“无法忍受”的泼妇。而苏格拉底却始终保持哲学家特有的沉着与冷静，对这类发生在家庭内外的阵阵狂风暴雨逆来顺受，甚至不乏幽默。污水浇到他的头上时，苏格拉底只是说：“我不是早说过嘛，克姗提帕见风便是雨。”天资聪颖的小青年阿尔喀比亚德有次说：“克姗提帕大喊大叫，骂不绝口，实在令人讨厌。”苏格拉底回答说：“你不是同样可以忍受鸭子的呱呱乱叫嘛！”另外，苏格拉底还认为，和蛮不讲理的女人生活也有好处。因为谁要是能和克姗提帕打交道，他就能够与其他所有人和睦相处。
苏格拉底对自己的处境并不感到怎么凄怆，而后来的传记作者们却很同情他。为了让他也享受爱情的温暖，他们杜撰了非常可爱的故事。雅典城经过战争的洗劫后人丁剧减，因此市民大会决定每个男人可以有两个妻子。在这种情况下，苏格拉底便遵纪守法，结了第二次婚，娶了芳名为米特璐的妙龄女子。这个故事显然是子虚乌有。但假如确有其事，苏格拉底先生会有何高论呢？有一次，某人对自己是否应该结婚拿不定主意，便来请教苏格拉底。得到的回答是：“不管你干什么，事后总是会后悔的。”
再说克姗提帕吧。她骂来骂去，结果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只是苏格拉底更乐意离开这个不和之家，更急切地寻找朋友们进行他的哲学辩论。这样苏格拉底才成了苏格拉底，因为他是雅典人，这个城市崇尚公共生活。谁要想得到承认，就必须在公共场合登台露面。如果苏格拉底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闭门造车，他就永远不会成为有名的苏格拉底。这样，克姗提帕的用意倒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在她的行动中，用黑格尔的话说，有某种“理性的狡计”在起作用。任何意在阻止这位哲学家进行哲学思辨的举动，反而会使他更加热衷于哲学思辨。如果克姗提帕以为她的阵阵雷雨会阻挡苏格拉底，她就错了。尼采非常精辟地指出：“克姗提帕把家搞得不成家样，屋子不成屋相。但实际上，她这样做反而使苏格拉底更加热衷于他那独特的职业。”
苏格拉底不着家，在外面干些什么呢？单从表面看，他无非是逛逛市场，看看体育比赛，与碰到的人乱扯一通，似乎是个地道的游手好闲之徒。而使克姗提帕感到恼火的正是这一点。他不去挣钱养活家庭妻儿，不愿发挥从父亲那里学来的雕刻手艺，一句话：不愿过正儿八经的公民生活，而是整天跑来跑去，和所有的人谈一文不值的事。也许他有时会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在大街上捡到钱币，并可以用这种非常少见的收入贴补家用，但这毕竟和从事正式的职业是两回事。他穷得连一双鞋也买不起，以至喜剧大师阿里斯多芬后来干脆让他赤脚登上舞台。就他自己而言，这种知足常乐的超然态度还凑合，但面对市场上各式各样具有诱惑力的商品，总不能要求身无分文的女人也像他那样沉着冷静吧。他说过：“我不需要的东西，何其多也！”但我们总不能要求克姗提帕也从哲学的高度出发，和他一样认为“无所求者，离众神最近”吧！
令人感兴趣的是，苏格拉底并不是那种天生懒散的游手好闲之辈。他狂热地坚持体育锻炼，甚至还精于舞蹈。当然如同人们传说的那样，他这样做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健康的缘故。后来有学者还称赞他“体质健壮”。总之，苏格拉底也许是天生从事男子汉事业的人，而最适宜于男子汉的便是驰骋疆场。苏格拉底当过普通的士兵。人们说他能神奇般地承受难以想象的劳苦。天寒地冻，别人把身子裹得严严实实，苏格拉底却光脚在冰上走。有一次，战友们大多丢盔弃甲，仓皇逃窜，苏格拉底却作为唯一的士兵站在将军身边，沉着喊道：“不要慌张，环顾四周，分清敌我！”
当兵时，苏格拉底的怪脾气就很引人注目。曾和他并肩战斗过的阿尔喀比亚德说：“一天早晨，苏格拉底站在一个地方思考着什么，看来没有结果他不会动身的。中午时分，大家都感到好奇，说苏格拉底从一大早就在那儿站着。到晚上了，几个年轻人吃过饭后，就把被子搬到外边来——当时是夏天——一是为了乘凉，二是为了看看他是否会彻夜站在那里。而苏格拉底呢？他果然站了一夜，直到次日清晨太阳出来了才离去，还对着太阳祈祷。”这就是战争中的苏格拉底。和平时代，这种勇敢气概和男子汉魄力很难被人发现。所以现在的苏格拉底，至少在克姗提帕眼里，只不过是个无用之辈，一个喋喋不休的饶舌者。
当然在苏格拉底看来，讨论正是从事他这种职业的唯一手段。只要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人，他就会走上前去和对方攀谈，而不管对方是个政治家还是修鞋匠，是位将军还是个赶毛驴的脚夫。他显然以为，他所说的与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而他要说的，便是急不可耐地向每个人指出：人生最重要的莫过于正确的思考。正确的思考则意味着一个人首先要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也就是说，一个人首先应该认识自己。苏格拉底认为，真正地认识自己，有自知之明，应该是人的特点之一。根据柏拉图的记载，很有威望的尼西阿斯将军曾经非常生动地描述了苏格拉底向他指出：“我觉得你并不知道一个人接近苏格拉底并开始和他谈话时的情形。不管这个人先谈起任何别的什么事情，最终他还是被苏格拉底牵着鼻子走，被迫对自己的生活做出反省与解剖，谈谈他现在是如何生活的，原来又是怎样生活的。”就像对待尼西阿斯那样，苏格拉底用同样的方式去询问每个人，看看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他先去问口口声声讲“虔诚”的人，又去问总是口不离“勇敢”的人，再去问声称精通国家事务或者掌握修辞演说技巧的人。这些人只要和苏格拉底交谈，他们很快就会认输。苏格拉底用他那特有的反讽与辩证手法向这些人指出，他们虽然如此自信，但实际上却什么也不懂。他们最不了解的，便是他们自己。
对被问者来说，这当然总不是什么舒服的事。歌德与席勒合著的《讽刺诗集》里有两行短诗，影射了有名的德尔菲神庙论苏格拉底的神谕：“神谕者曾称你是最智慧的希腊人，是的！但也许最智慧者往往也最烦人。”歌德和席勒的诗是有道理的。根据有些记载也可看出，苏格拉底常常受到雅典人的蔑视与嘲笑，有些人对他甚至拉拉扯扯，把他的头发和衣服弄脏弄乱。谁乐意让别人指出自己的无知呢？何况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只有少数几个纨绔子弟忠实于他，跟随他在城中漫游。其他人，特别是那些有声望的公民，则不想与他有什么牵连。诗人就是这类市民的代言人。他们称苏格拉底是“梦想改造世界的牛皮家”，“吹毛求疵的发明家”，“不惜嗤之以鼻的人”和“谎言专家”。他们讽刺他“夸夸其谈，言之无物”，“无谓地牵强附会”，指责他“非难挑剔，节外生枝”。
然而，诗人们不懂，大部分雅典人也没有看到的是：这位被尼采称为“伟大的乖僻之人”根本不是为了争论而争论，也不是为了通过辩证使用论据与反论据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苏格拉底所追求的，是真理。他为此询问别人，为此和他人争吵，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临死前，他还对他的朋友克力同说：“我们根本用不着考虑别人会怎样评论我们。我们所感兴趣的，是那些自以为了解正义与非正义的人说了些什么。我们追求的是真理。”他还说：“我要不惜一切代价，弄清人和人的未来命运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认为，知道这点至关重要，决定影响一切。在雅典法庭上的辩护词中他公开承认：“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有能力，我就要永不停息地进行哲学思考，就像我已习惯的那样。不管碰到你们中间的哪一位，我都将劝诫他，揭露他的无知。我将告诉他，好人啊，你是雅典人，这座最伟大、最有智慧与权力的城市的公民。但你却处心积虑，整日为更多的金钱、荣誉和名利奔逐，而不去追求知识与真理，不管灵魂的完美与高尚。对此，你应该感到羞愧。”他还说：“每天讲述道德，听我在辩论中反省自己，揭露别人，这是人类最大的运气。对人来说，不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这就是哲学家苏格拉底所追求的。只有朋友们对他的苦心孤诣能有所了解。色诺芬是颇有学者风度的将军，他曾经写道：“苏格拉底谈话的内容总是围绕着人生这个主题。他探求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何谓正义，何谓非正义，何谓理智，何谓疯狂，什么叫勇敢，什么叫怯懦，何谓国家，何谓政治家，什么叫对人的统治，什么人是统治人之人。他还追问其他类似的一切。他坚信，只有了解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正直善良的人。”
阿尔喀比亚德的描述更感人。他写道：“如果有人听苏格拉底讲话，那么，开始时他一定会觉得这些话很可笑。他的讲话在表面看来全是由名词和动词组成，好像是被严严实实地裹在山林怪神萨梯尔的毛皮中。他讲负重的驴、铁匠、皮匠，好像总是用同样的东西表示同样的意思，以至于每个没有经验和笨拙的人都会嘲笑他。但如果一个人能体会到这些讲话中所显示的深刻道理，进而倾心听他讲话，那么，他首先就会发现，这些话都包含各种意义。然后他便会认识到，这些话非常神圣，比其他任何言语更含有道德的尺度，包括了大部分，或者精确地说，全部的东西。而每位追求美和善的人都应该思考这些东西。”
苏格拉底烦人地问来问去。他为什么这样做呢？目的是什么？没有别的，就是要使人们知道，为了真正做一个人，应该怎样处世行事。正确的思考服从于正确的行动。在苏格拉底看来，和其他历史时期相比，他所处的时代更需要这一点。他意识到，种种迹象表明希腊人的生活已走向没落，他的时代已处于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危机之中，希腊精神文化的危机已经到来。他对此感到担心和害怕。他向朋友和学生们指出了这一点。柏拉图受到了他的影响，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城邦已经不按照祖先的道德风尚和建制来统治了……现在所有城邦都管理得很糟，因为法律正处于无法医治的病态之中。”
正因为苏格拉底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急切地提醒人们，现在是老老实实重新严肃认真思考问题、提出问题的时候了。因为提出问题便意味着不再沉溺于幻想，意味着有勇气面对真理，尽管真理令人痛苦。正是这种走向极端的提问热情，这种对时代危机感的洞悉，这种对人生的理解与认识，使苏格拉底获得了弟子们的深厚爱戴。在这方面，最感人的例子是年轻的阿尔喀比亚德的一段话。柏拉图在《会饮》中记载，阿尔喀比亚德曾把苏格拉底与吹笛子的半神玛息阿斯作了比较。他说：“半神利用口的力气，通过乐器使人着迷。……苏格拉底和他的区别仅在于，苏格拉底不用乐器，而单单使用赤裸裸的言辞达到了同样的效果。……不管什么人，女人，男人或者儿童，听到他的讲话或者听任何无论多么渺小的人转述他的话，都会感到如醉如痴，不能自制，深深地被吸引住。你们这几位呀，如果你们不以为我喝醉了，我就可以起誓，告诉你们我自己过去和现在是怎样为苏格拉底的话而感到陶醉，感到痛苦。因为听他讲话时，我的心比那些疯狂的歌唱者的心还要跳得快。听着他的话，我热泪滚滚。我也看到了，许多人和我一样地受到感动。……苏格拉底和玛息阿斯一样，他常常使我觉得，如果我还像现在这样活下去，简直就不值得再活下去。……因为他迫使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有许多不足之处，而在从事雅典人关心的政治事务之后，我更加放松了对自己的反省。听他的话如同听到塞壬的歌唱，我得使尽全力捂住自己的耳朵，准备逃走。不然我会坐在他的身边一直到老。可能没有人想到我会在某人的面前感到羞愧，但就在他面前，我会感到无地自容，因为我知道我摆脱不了他的魅力，必须按照他的要求行动。……所以我只好逃跑。我有时候甚至希望他不再活在人世。但我知道，如果这样的话，我会更伤心，更悲痛。我根本不知道，我应该怎样对待这个无法抗拒的人。”
这就是苏格拉底对年轻人的魔力，阿尔喀比亚德只是其中之一。这种魔力产生的原因自然是无法解释的，因为苏格拉底对弟子们关心的问题以及由他自己挑起的问题从来不给出直截了当、无懈可击的回答。而这些正是这些年轻人希望得到的。相反，他总是刚把他们引入问题的迷宫，便中止谈话，让他们自己去思考。和他的谈话对象一样，他也说不清楚他们所探讨的诸如善、正义、正确的行动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有人非要拉住他不放，他就公开承认自己无知。这是真话，并非儿戏。后来在法庭上，他讲了自己在这种场合的想法：“当我离去时我在想，和刚才那位和我谈话的人相比，我似乎知道得更多一点。因为我俩都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义，而他以为自己知道，实际上却不知道。我自己呢？我不知道，也认为自己不知道。我好像比他知道得多些，只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无知。”
苏格拉底能够如此地影响年轻人的秘密正在于此。他毫不掩饰，公开承认自己无知。他善于自觉把自己摆在普通人的境遇之中，当然也就可能总在无知的迷宫中徘徊，对有些问题无法给出回答。苏格拉底要求他的学生也要有同样的勇气，所以才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与爱戴。
当然，他这种方式方法会使别人感到讨厌。他们问：这个人为什么要如此急不可待，厚颜无耻地指出我们无知呢？而他自己什么也不知道，这不是十足的骗子行为吗？还有：如果苏格拉底将大家都知道的，被看作天经地义的事情说成是值得怀疑的，他不就是在带头反抗现有的道德精神标准吗？现有的生活与国家政权不正是牢固地建立在这些标准之上吗？他这种蛊惑人心的提问不是明明要推翻岌岌可危的宗教信仰吗？最后，如果这个自己也不知道何者为善的人在其周围集中了大批着了迷的年轻人，他不就是将青年引入歧途的危险人物吗？雅典人绞尽脑汁，要干掉这位有嫌疑的公民。他们提出诉讼，控告他不敬神，蛊惑青年。
这个历史事实提出了很严肃的问题。触及哲学的本质。因为哲学思辨本来就是怀疑，就是提出问题。哲学家哲学味越浓，他提问题时就愈激烈极端。然而，现存的东西只要受到怀疑，同时也就受到了损害。因此，现实存在的维护者总是使出浑身解数，要求哲学家闭嘴，不许他们提出那些使人不安的问题。我们能怪罪这些人吗？但不管怎样，如果现实已经名存实亡，就像苏格拉底所处的时代那样，要人们视而不见也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鼓足勇气，面对残酷的现实。雅典人缺乏这种勇气。他们没有看到，苏格拉底正是通过这种激烈的提问在为未来准备条件，创造合适的土壤。这是他们的历史罪过。
对苏格拉底的控告成立了，本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苏格拉底也没有试图使法官们同情自己。相反，他的申辩更加激怒了他们。当人们指责他提的问题不合正统，他丝毫没有悔过的样子，反而大胆地坚持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受阿波罗神的委托。他还补充说：“我认为，我在你们的城邦中为神服务，这是你们的福气，你们没有比这更宝贵的财富了。我所做的，无非是游来逛去，告诫你们中间的年轻人和老年人，要他们不要为物质和金钱奔波，而要关心灵魂，尽可能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如果你们杀死我，再要找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就很不容易了。也许听来好笑，但我还是要说，我是神派到这个城邦来的。这个城邦如同一匹高大优良的马。然而正因为大，所以它才更懒惰，更需要牛虻来刺激鞭策。我觉得，神派我来，就是要我不停唤醒你们中间的每个人，说服他，提醒他。”被告人如此趾高气扬，自命不凡，法官们的愤怒也就可想而知了。更有甚者，苏格拉底建议，人们不应该惩罚他，而应该像雅典人礼遇最高贵的客人那样，请他到市政厅美餐一顿。在这种情况下，法庭判他死刑。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判决宣布以后，人们才真正看出，苏格拉底献身哲学的勇气与力量来自何处。有人劝他逃跑，朋友们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却遭到他的拒绝。他说，一个人一生效忠城邦，为城邦做好事。现在因为有不愉快的事，就拒绝服从法律，这是不合正义的。他还说，他很清楚，违犯法律的行为是卑鄙、可耻的。自己的一生都以此为标准。原先政府想让他负责抓捕政敌，他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某次海战之后，雅典法庭要判处所有参战将领死刑，当时他是唯一投反对票的人。现在面对死亡，他也可以毫不动摇地说，如果人们认为稍微有用的人就可以在生死关头动摇，那是非常错误的。人们在行动时，应该首先考虑，他所做的，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是善人所为还是恶人所干。人为什么绝对不能干那些非正义、不道德的事呢？苏格拉底这位知道自己无知的人无法证明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根本也无须证明。这种信仰的根基比所有编织得眼花缭乱的理论都要深刻得多。这就是后世称作的心灵的信仰。苏格拉底以及他的弟子能够产生巨大影响的秘密也在于此。就像尼采说的，单凭这一点，苏格拉底成了“所谓的世界历史的旋风和转折点”。在人类历史的危机时刻，所有传统或自以为毫无疑问的东西总是遭到破灭，但有一点却是无法毁灭的，这就是人应该无条件地坚持正义。它位于人的灵魂深处，因而也是无法毁坏的。这是苏格拉底的伟大发现。他至死服从了这个信仰。为了它，他没有逃避命运的迫害。也正因此，才使苏格拉底的形象，千百年来，直到今日，仍然是哲学思辨的楷模。
苏格拉底将心灵的呼唤最终归结于神的命令。也许在这一点上，他也是对的。他自己曾说，我不但知道什么是合乎正义的行动，而且知道我们的每个行动是否合乎正义，不管这些行动多么渺小，涉及日常生活中多么平凡的事情。他还说，他能够把握这一切，因为他心中总有一个声音伴随着他，以警告的方式告诉他什么是正确的。他称这个声音为精灵，指出这个声音来自神。因为在他看来，精灵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他询问自己的同伴，揭露他们的无知，认为这是神委托给他的神圣使命。他对自己的死亡也是这样理解的：“谁如果把自己放在某个位置，并坚信这是最好的地方，我认为，他就必须不顾一切危险，坚守这个位置。除了担心蒙受耻辱，他无须考虑死亡和其他任何危险。你们这些雅典的男子汉，我认为，我坚信，神将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是为了让我献身哲学思辨，为了让我思考自己和思考他人。如果我现在由于害怕死亡或者因为别的缘故而自动离开我的阵地，我的行动不就有点太奇怪了吗？”苏格拉底端起了毒杯，非常坦然。他坚信完全可以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神。他的申辩是这样结束的：“现在我们都该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到底谁的去路更好，除了神，谁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