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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
1587年3月24日至30日
听说玛丽·斯图亚特死讯的那天，贝尔纳迪诺·德·门多萨在睡前口授了三封急信。第一封给他的主人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第二封给帕尔马公爵，比较简短，因为他同帕尔马公爵维持着频繁的联系。第三封给西班牙驻罗马大使奥利瓦雷斯伯爵恩里克·德·古兹曼。马德里、布鲁塞尔、罗马构成了一个楔子的三角，而门多萨希望将这个楔子敲入英格兰的心脏。只有得到马德里的最终认可，海军才能起航，陆军才能开拔。入侵的陆军驻扎在布鲁塞尔。门多萨自己曾在这支陆军中效命，并且仍然怀着强烈的自豪感，认为它是世上最精良的陆军。还有罗马。门多萨并不喜欢让教士掺和政治，但从很久以前他便认识到，在这项计划中，教士是不可或缺的。
在门多萨看来，奥利瓦雷斯伯爵懂得如何同教士打交道。他用古兹曼家族（或者门多萨家族）应有的态度，同红衣主教平等地交谈。他在上任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面前立场坚定，毫不退让，在现任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面前也同样如此。在罗马，几乎没有人胆敢如此对待西克斯图斯五世。奥利瓦雷斯伯爵与门多萨一样，对于主人腓力二世的迟钝反应颇感焦躁。虽然并不像门多萨那样怀着个人仇恨，但奥利瓦雷斯伯爵也同样急于和英格兰人断绝关系。在当前情况下，奥利瓦雷斯伯爵无疑会做任何需要他做的事情。
然而，玛丽·斯图亚特之死的消息传来后，门多萨感觉就像听到了一记响亮的钟鸣。他有一种强烈到难以解释的直觉：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已经到来。这一次，西班牙在罗马可以采取的任何外交行动都应该得到高度重视；每一个外交观点都应该清晰明确，无论它们此前已经被强调过多少次。
门多萨态度坚决地逐一检视着这些行动。首先，苏格兰女王是一位殉道者；她惨遭杀害，原因在于她是天主教徒，是英格兰天主教最大的希望。教皇陛下应该对此有明确无误的认识。另外，她已经在临死之际，还有死前几个月，彻底断绝了与其异端儿子的关系，并将她对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及她对英格兰人民的守护义务传给了“最信奉天主教的国王陛下”
——西班牙国王。女王曾在信中表达了这一意愿，而门多萨持有这封信的副本。另外两份副本在西班牙和罗马。也应该让教皇陛下认识到法兰西国王的狡猾，后者假装派遣特别使团去拯救玛丽，但这明显是障眼法。事实上，法兰西大使很可能怂恿了伊丽莎白尽快处死玛丽。门多萨对此十分确定，仿佛亲耳听见了会谈内容一样。现在，除非受到严厉震慑，否则亨利三世必然会为伤害西班牙而与异端达成协议。应当提醒教皇陛下，教会在法兰西只能依靠吉斯公爵和洛林家族。同时，既然“大业”的实施已迫在眉睫，教皇陛下应该对英格兰天主教徒给予特殊关怀。一旦帕尔马公爵的军队登陆英格兰，他们便能发挥作用，但他们需要一位领袖。威廉·艾伦博士应当立即被任命为红衣主教，以便作为教皇的使节伴随登陆的军队。所有的英格兰天主教徒，无论其信仰是公开的还是隐秘的，都将信任和遵从艾伦博士。就这样，门多萨沙哑的嗓音紧跟着秘书手中飞舞的鹅毛笔，半盲的眼睛凝视火炉中的死灰。大使口授完这漫长一日的最后一封急信，论证严密的语句从信纸上驶过，如同终于看到了敌人的西班牙长枪兵——他们没有加快步伐，而是在新的紧张气氛下靠得更紧。这是一封长信。
门多萨的信使马不停蹄地传送信函，没有谁的信使比得上。可那个季节，从巴黎到罗马的最短线路上，道路泥泞，山口尚有积雪。再往南走，会常常遭到胡格诺派教徒的劫掠。所以，直到3月24日清晨，门多萨派的信使才骑马经过锡斯托桥，沿着朱利亚大道来到西班牙大使馆的庭院。在携带同样消息的各路信使中，他是最早抵达的一位。
奥利瓦雷斯伯爵立即展开行动。当天下午，他见到了教皇的国务卿红衣主教卡拉法，告知了门多萨信中的要点，并附带提出了自己的两个主张。其中一个是建议，几乎可以说是要求：教皇应当为玛丽女王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安魂弥撒。另一个是提议：鉴于对异端女王的迅速复仇愈发刻不容缓，教皇陛下应该为西班牙提供一笔贷款，以弥补美洲白银运抵延迟造成的损失。教皇本人曾经保证，一旦西班牙士兵登上英格兰的土地，就可以获得一百万达卡金币。该承诺可以为这笔贷款作保。一年多以来，奥利瓦雷斯伯爵一直在努力争取将承诺的酬金的一部分以现金的形式预支出来。这是他和卡拉法之间经常谈论的话题。苏格兰女王的死讯令卡拉法深受震动，他答应立即同教皇商讨奥利瓦雷斯伯爵的提议。当晚的某个时刻，西克斯图斯五世获知了玛丽女王在法瑟林盖被处决的消息。我们不知道他发表了什么言论。
即使我们知道他说了什么，也照样听不明白。终其一生，西克斯图斯五世都将自己的性格隐藏在泡沫般虚幻的字词背后，现在也不例外。我们只能透过民众的流言蜚语窥见他的部分性格。在费利切·佩雷蒂
担任教皇期间，罗马充斥着关于他的各种故事，有的恶毒，有的骇人，有的滑稽有趣，有的令人敬畏，有的只是匪夷所思的气话。他吸引了罗马人。在五年的时间里，那两座会作押韵诗的塑像——帕斯奎诺和马尔福利奥
——以及通过它们发声的作者的谈话几乎都是围绕教皇展开的。西克斯图斯五世还吸引了外交官。所有大使都在转述有关教皇的趣闻，以丰富的细节描绘了他是多么荒诞不经、孟浪轻浮。这或许是为了报复他让他们有点害怕。不过，那些将费利切·佩雷蒂至今都模糊难辨的性格掩藏起来的语言，其实主要来自教皇自己。他口若悬河，那些话发自内心，脱口而出，毫无顾忌，明显完全没有隐瞒。然而，他说的几乎全是空话。有人猜测，他之所以这样做，并非常常出自有意欺骗，而是因为他本性严肃而专注，无法为所有的冲动找到行动上宣泄的出口，只能通过滔滔不绝的语言来加以缓和。虽然他为教皇国带来了和平与秩序，为罗马城带来了水源，但从他被记录下来的发言中，或者身边人的闲言碎语中，我们很难找到关于这位伟大统治者真实情况的线索。想理解西克斯图斯五世，就必须观其行，而非听其言。
比如，他经常无比钦佩地提到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多么杰出的女人！多么伟大的君主！虽然只统治着半座小岛，却根本不把基督教世界的两大国王放在眼里。她是多么勇敢，又是多么敏捷！倘若她是天主教徒，那她便是世上他最乐意结交的人！西克斯图斯五世也经常提起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但口吻变化不定，有时诙谐而焦躁，有时疯狂而愤怒。可是，若因此便说西克斯图斯五世在祝福伊丽莎白，诅咒腓力二世，那未免太草率。腓力二世与教皇是共轭的两头牛，就算被折磨得伤痕累累，也只能永远连在一起。恢复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是他们共同的任务。腓力二世是不可或缺的同盟，而伊丽莎白是敌人。西克斯图斯五世明白，无论在哪里，凡是反抗统治者的异端，背后总有英格兰人的诡计和黄金。在法兰西和尼德兰，就像最近的苏格兰那样，绵延至今的新教革命全都仰赖英格兰的支持。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新教君主则期待英格兰能将天主教东山再起的军队挡在他们的国境之外。西克斯图斯五世或许会嘲笑腓力二世，怂恿他为自身考虑与英格兰人一刀两断。但西克斯图斯五世知道，这件事非常重大，关乎整个基督教世界。在特伦托宗教会议
之后的历代教皇中，还没有哪一位像他那样，一心想要收复路德宗教改革后转投新教的地区，使其重归天主教信仰。虽然西克斯图斯五世也会高声赞美英格兰女王，但他实际上急于支持任何不择手段推翻女王的行动。对苏格兰女王之死，无论西克斯图斯五世做何感受，有何评论，他真正重视的问题只有一个——这是否会刺激畏缩不前的西班牙国王采取行动？随后几星期西克斯图斯五世的行动似乎表明，他认为这有可能。
截至24日夜，奥利瓦雷斯伯爵的消息已通过各种方式传到了法兰西、威尼斯、佛罗伦萨等主要国家的大使和众多红衣主教耳中。在罗马的许多建筑内，不同的人从不同的侧重点出发提出了西克斯图斯五世重视的那个问题。但一座小房子里的提问比别处更焦急。那座房子没什么陈设，紧挨着英格兰学院
，距离西班牙大使馆不远。奥利瓦雷斯伯爵将消息透露给其他大使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奥利瓦雷斯伯爵却派了自己的一名仆人前往这个不起眼的地址，带去了他亲笔书写的字条，而且显然是在他同卡拉法会谈之前。那座房子里住着门多萨向奥利瓦雷斯伯爵极力推荐的一位人物，他便是杜埃
的英格兰学院的创立者和校长，也是罗马这座英格兰学院的联合创立者——威廉·艾伦博士。
罗马的英格兰学院今天依然矗立在蒙塞拉托大道旁，大体还是艾伦那个时代的样子，只是紧挨着的那座小房子已经不见了。我们只能通过古代信件中的零星描述窥见它的模样。小屋的门直对大街，旁边是一条狭窄的小巷，或许只能算是一条隐蔽的过道，通往昏暗的庭院。穿过大街上的门，你就进入了门厅，艾伦博士的访客会在此等候。这里也是艾伦的仆人晚上睡觉和白天嬉笑打闹的地方。这个房间后面想必就是厨房。艾伦博士自己的房间位于宅邸正面的二楼，有一道双螺旋楼梯通向那里。二层的一间书房里放着一张大桌、几条凳子和长椅、一口巨大的箱子（这是教皇陛下的礼物），以及一个用来放书的悬挂式吊架。再往里，是一道低矮的圆拱，圆拱下有一间如同牢房的凹室，大小刚好足够摆放一张光秃秃的床。床上方有一个十字架，还有一些挂衣物的钉子。
这里的简陋不能完全归因于贫穷。艾伦博士收入很少，支出很多，但他还负担得起一些挂饰，或是一两把椅子。即便多年之后，他做红衣主教都有一段时间了，也仍没有购置新家具。不过，这样节俭当然不是炫耀自我牺牲，威廉·艾伦最反对的就是自我牺牲。更准确的情况应该是，虽然他已经在这里住了两年，却仍然认为这里只是人生路上的又一个驿站而已，不值得大费周章地落脚安顿。在新近流亡的人的住所，都看得到同样的场景——他们只是将那里视为暂居地罢了。威廉·艾伦已经二十二年没有见过英格兰，没有见过牛津了。他年轻时就在牛津大学为自己赢得了值得尊敬的地位，并在良心的驱使下做出了牺牲，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他上次见到父亲位于兰开夏郡罗塞尔的住所，则不止在二十二年前。他年轻时曾一度身染重病，思乡情切。他的比利时医生告诉他，如果他不回家就只能死，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自从离开英格兰，威廉·艾伦就与很久之前的另一位流亡者一样，深刻地领悟到：陌生人家中的楼梯是多么陡峭，流浪者吃的面包是多么咸苦
。
背井离乡的这些年中，艾伦从未放弃工作和谋划，希望有朝一日能重返家乡。1561年，辞去牛津大学圣玛丽学院院长的职务时，他或许同大多数流亡的英格兰天主教徒一样，以为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一些流亡者已经将希望寄托在法兰西的寡妇王后身上。而王后已于这年夏天乘船回到苏格兰。另一些人开始谈论教皇废黜伊丽莎白的敕令将由法兰西或者西班牙，或者两国一起执行。但大多数人都希望不要采取那么暴力的方式。他们希望上帝要么带走安妮·博林之女
，要么软化她的铁石心肠。他们之中的乐观主义者，甚至一些经验丰富的政治家，都认为后一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一个女人不可能长时间单独统治像英格兰这样动荡的国家，而她最有可能的追求者都是天主教徒。一旦结婚，她就可以脱离清教徒的掌控，英格兰也将再次与罗马达成和解。许多年来，流亡者一直抱持着这样的希望。
后来，希望的曙光暗淡下来。1562年返回英格兰时，艾伦本人被惊得目瞪口呆。他看到古老的信仰逐渐衰落，看到众多自认为是天主教徒的人正在参加国教仪式，而他们这样做得到了教区牧师的同意甚至鼓励。1565年，艾伦再次离开英格兰——这是他最后一次离开祖国——这时他已经确信，他的国家恢复天主教信仰之后，一支经过全新培训的教士队伍将必不可少。这就是他协助创立杜埃的英格兰学院的目的。
后来，北方爆发叛乱。叛乱失败后，又一波流亡者出逃，他们更加痛苦而绝望。他们目睹了这个国家因为宗教冲突而流的第一滴血。越来越多的天主教徒在北方被处以绞刑，财产被没收，这让流亡者更加痛苦。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留在了尼德兰，但其他人还是涌向了巴黎、马德里和罗马，大声疾呼着寻求复仇的机会。只有罗马听到了他们的呼喊。腓力二世国王还有别的敌人要操心：不安分的尼德兰人，反叛的摩尔人
，在他的领海上发起挑战的土耳其海军。他曾遭到英格兰人的严重挑衅，但他现在愿意不惜代价与英格兰人保持和平。如果法兰西人能够结束他们的国内宗教战争，他们似乎比西班牙更愿意攻打英格兰。可是，尽管只有英格兰人在听，圣庇护五世还是在1570年2月25日颁布了敕令《至高统治》，宣布伊丽莎白女王为异端，是真正宗教的迫害者，并将其逐出教会。此外，教皇还行使了一项罗马教廷常常宣称拥有、但很少行使的权力：他剥夺了伊丽莎白“对王位的虚假所有权”，取消了人民对她的臣服义务，命令所有英格兰人从此不得服从她的法律和命令，违者也将被逐出教会。
这份敕令只是火上浇油而已。“我应该坚信教会的教义，而非议会的法令。”一位天主教流亡者向伯利勋爵温和地解释他们的态度。然而，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遵守教皇的敕令就意味着选择服从国际权威，而不是本国法律。于是各国政府纷纷否定这项敕令，尼德兰的腓力二世政府、法兰西的瓦卢瓦政府、英格兰的都铎政府都将这些人斥为叛徒和反贼，给予相应的打击。但在十六世纪，无论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有很多人会随时在良心的驱使下以任何方式捍卫自己的信仰，包括密谋和武装反抗。庇护五世的敕令似乎就是要号召英格兰天主教徒走上这条道路。
教皇的敕令必定从一开始就对威廉·艾伦产生了影响。我们不知道他是何时得出结论，认为这份敕令指明了拯救英格兰的唯一道路——他在信中经常把英格兰称为他的“迷失的祖国”。到1575年，他已深深卷入了一起阴谋，试图以武力营救苏格兰女王玛丽，并将那个被他渐渐视为暴君和篡位者的女人赶下王位。1577年，当他的朋友尼古拉斯·桑德尔来信称“基督教世界的形势取决于对英格兰的勇敢袭击”时，我们可以确定他认可这一观点。在桑德尔赶赴爱尔兰起事并牺牲之后，艾伦理所当然地成了英格兰流亡者的主要发言人，他们一致高声呼吁外国干涉伊丽莎白。
在接过桑德尔重任后的十年里，艾伦屡感失望。一件件大有希望的计谋，一次次信誓旦旦的圣战，全都无果而终。“如果这次的‘大业’无法实施，”他在1582年写道，“我的生命将永远充满痛苦。”几个月后，这个精心安排的计划土崩瓦解，他只好又投入长达数月的耐心筹备之中。当计划再次落空，他本来已经绝望地准备放弃政治了，可就在表达这一愿望的同一封信中，他又宣告了新计划的开启。他不停地辩论，写作，解决问题，指导两座学院的管理，安排书籍的印刷和秘密发行，运营一个活跃的地下组织，将教士和学生、信使与流亡者送进或送出英格兰。愤怒的政府搜出他的书，付之一炬。但据他估计，仍有两万本涉及十多个题目的书在英格兰传阅。王室代表在乡村追捕他的教士，残酷地折磨他们，用早就废弃了的中世纪酷刑，包括绞刑和车裂，来处决其中一些教士，用船将其他教士送出国。但艾伦相信，截至1587年，仍有超过三百名教士住在遍布整个王国的贵族和豪绅的宅邸中，这些虔诚的天主教徒在那里保存了精神和心灵，等待着迎来解放的那天。
不过，这些只是小胜利。主要的战役尚未展开，过往的悲伤仍待抚平。艾伦用优美的词句对普通信徒和教士说明这一点，他写道：“仁慈的主啊，您知道，我们常常一起陷入悲痛。因为我们犯下的罪，我们的整个或大部分余生，都不得不在祖国之外侍奉您。而我们最应在祖国为您奉上这些岁月，我们本应在过往的岁月里对祖国感激至深。接受我们圣事的，竟然是陌生人；对我们的生命和侍奉感到愉悦满意的，竟然是陌生人，而非祖国的至亲。”只要他们坚守信仰，艾伦和他的同伴的信仰就永远不可能在英格兰受欢迎，除非坐在王位上的是一名天主教徒。
此外还有一件事让人焦虑，那也是必须加快行动的另一个理由。所有英格兰流亡者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但艾伦感受最深，因为这件事的幕后主使就是他。从一开始，艾伦派往英格兰的神学院学生就被委以重任，负责规劝天主教徒远离异端分子，避免参加国教仪式，以免犯下致命罪行。艾伦觉得，只有这么做，才能保证忠诚的天主教徒不至于分化瓦解。这意味着，真正热忱的天主教徒必须公开自己的信仰。而在北方叛乱、教皇庇护五世颁发敕令、里多尔菲阴谋
和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等事件的背景下，天主教徒公开信仰的举动大大刺激了新教徒。
政府用更加猛烈的迫害加以回应。为此，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在1580年听从劝告，发布了对前任教皇敕令的解释，这让事态进一步恶化。他说，在伊丽莎白及其异端教唆者被逐出教会并受到诅咒的同时，根据“情事变更原则”，天主教徒可以服从她，尊她为女王，而不必害怕自己被逐出教会，直到对敕令的广泛执行可以召集所有虔诚的天主教徒履行反叛女王的义务。实际上，天主教徒被允许“在所有国内事务中”声明永远效忠女王，只要他们不忘使命，一旦机会合适，就起来推翻女王。伯利勋爵惊恐万状，竟然修订了叛国罪的成立条件。最新的法律不是针对公开的言辞和行为，而是针对“精神和心灵的秘密背叛”。对天主教徒的迫害再次变本加厉。
艾伦并不担心缺乏甘愿面对拷问台和绞刑架的英格兰教士。但新教徒却有一样比绞刑架更厉害的武器。1559年，不去教堂参加礼拜者会被罚缴十二便士。而到了十六世纪八十年代，罚金已上升到每月二十英镑。由于只有屈指可数的富人才能月复一月地缴纳这笔罚金，议会通过法案，规定拖欠罚金者的土地和动产将被没收。在恢复英格兰的天主教信仰的所有计划中，艾伦最倚仗的就是信奉天主教的土地贵族。但是，在这些罚金的盘剥之下，地主阶级势必无法始终保持其领导地位。教皇敕令的执行被推迟得越久，公开天主教信仰的核心分子陷入贫穷和虚弱的危险就越大，与此同时，“教会分立论者”叛教的危险也越大。所谓“教会分立论者”，是指参加国教仪式却同情古老的天主教信仰的英格兰人。艾伦也非常倚重这些人，但他知道，自从他故意将他们与公开天主教信仰的人割裂开来，随着时间一年年流逝，他们与罗马教廷，与英格兰公开承认追随罗马教廷的信徒之间的纽带就变得越来越薄弱了。如果神圣的惩罚迟迟不至，英格兰的天主教派也许会变得过于弱小，以至于难以扶持，而没有他们的帮助，艾伦确信，外国对英格兰的入侵必将失败。
所以，十年来，艾伦一直急于实施“大业”。可如今，当机遇隐隐显现的时候，艾伦却又觉得还有时间——世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都是如此。过去的观点涌入他的头脑，过去的梦境浮现在他的眼前。英格兰是一片开阔的土地。港口众多且安全。那里牛群遍地，补给充足，可供军需。那里的城市没有驻军，几乎毫无防守可言。没有城市抵抗得住三天的围攻。那里的人民不习惯战争，不是西班牙老兵的对手。但更重要的是，三分之二的英格兰人要么是天主教徒，要么对天主教事业暗怀同情。公开天主教信仰的教徒将会立刻加入登陆的天主教军队。他们现在知道，他们没有效忠女王的义务，只不过是因为恐惧才屈从罢了。一些属于“教会分立论者”的权贵（艾伦有他们的信件）也应该会加入——出于良心或者野心，或者是因为仇恨女王和她身边的顾问。剩下的大部分人会袖手旁观。只有那些因为得到伊丽莎白宠爱而飞黄腾达的钻营者和冒险家，以及被称为清教徒的邪恶教派才会保卫女王。但是，那些人（全部来自南部和东部诸郡）都已在安逸的享受和贪婪的索求中腐化了。他们无法同北部和西部吃苦耐劳的天主教徒相抗衡，后者以乡下的粗茶淡饭过活，却仍然熟悉如何使用武器。艾伦此刻便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内维尔家族的亲属欢迎他们重返威斯特摩兰郡；戴克斯男爵再次一马当先，率领着他的朋友和佃户进军；诺森伯兰伯爵的儿子们在珀西家族的乡间领地起事，为他们遇害的父亲复仇；蒙塔古子爵、莫利男爵、洛弗尔爵士、斯托顿男爵也会团结起来支持天主教事业。这些人全都有权有势。他甚至看到了另外一些权力更大的人，但他们响应的可能性较低。他们是牛津伯爵和德比伯爵、坎伯兰伯爵和南安普敦伯爵。如果对伦敦塔的猛攻得手，阿伦德尔伯爵也许会策马疾驰，带着霍华德家族的旗帜加入起义军阵营。在所有这些贵族之中，会有一个身着红衣主教长袍的人骑于马上——他是教皇的使节——他的老友和亲戚无比钦佩地簇拥在他身后，爵爷们毕恭毕敬地站在他的左手边。在看清特使的面孔前，威廉·艾伦会自责一番，不再去想那个美梦。
不出意外的话，一位隔壁学院的教士当天晚上会到威廉·艾伦那间阴森的书房来找他。此人乃是耶稣会士罗伯特·帕森斯神父。过去几年中，耶稣会士帕森斯在英格兰已经变得几乎与威廉·艾伦一样闻名遐迩。帕森斯曾同埃德蒙·坎皮恩一起在英格兰传教。这两位耶稣会士制造的惊慌比入侵军还大。从此之后，他便证明自己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宣传册作者。就连敌人也渴望赞美艾伦，可帕森斯的名声却染上了邪恶的色彩。这也许可以部分归咎于他所属的神秘宗教团体。在不了解耶稣会士的大多数人心中，他们臭名昭著，总是暗藏秘密，行事诡异。
艾伦和帕森斯二人的样貌和脾性同他们的名声一样大相径庭。艾伦看上去是北方乡绅，身材修长，四肢笔直，举止优雅高贵。他的须发曾经色如黄油，如今却正在变白。他的脸上开始浮现皱纹，这是忧虑和病痛所致。病痛已经折磨了他三年，并且还将折磨他七年。不过，这仍然是一副“满是甜美与和蔼”的面容。他的前额又高又窄，鼻梁很长，仿佛是精雕细刻出来的一样。眼睛则是晴朗无云、北风轻拂时的莫克姆湾
。他说话缓慢而温柔，但从不犹豫，而且几乎不使用肢体动作，给人一种平静而威严的感觉。他有着惊人的耐心，几乎从不发火。多数人一见他的样子就喜爱他，进而信任他，许多人还从此全心全意地跟随他。没有迹象表明他拥有机敏而非凡的智力，但他是天生的领袖，“为做大事而生，也适合去建功立业”。
帕森斯比艾伦年轻十四岁，据说他有段时间几乎就是一名清教徒，后来才皈依天主教。他属于另一个阶级，来自英格兰的另一个角落。他身体矮壮，皮肤黝黑，头发粗糙，棕色的眼睛明亮清澈。这样的相貌在英格兰随处可见，但在西南部更常见。这种人身上散发着一种来自凯尔特边缘地区
的味道，但他们的祖先来到英伦三岛的时间却比第一批凯尔特人还早，同巨石阵，或者罗宾小鬼
，或者匡托克丘陵
一样古老。帕森斯生于下斯托伊
，他的父亲据说曾是铁匠。他粗大的手掌、宽阔的肩膀和水桶般的胸膛表明，如果他没有成为学者，或许就会成为一名成功的铁匠。他的头也很大，五官都很粗大，平静时看起来就像是一件未完成的产品，几近野蛮。但人们很少看到它们处于平静状态。不过，他不断用智力、幽默和热情点亮他的容貌，使其焕发出活力，加上生动的大幅度手势和柔和多变的嗓音，他得以拥有了与雄辩的文辞相匹配的演说家风度。听过帕森斯讲话的人绝不会轻易忘记他，但他们会轻易忘记第一眼看见帕森斯时觉得他既笨拙又粗野。做见习修士期间所受的清规戒律不仅让帕森斯至少能够保持表面上的耐心，从而掩盖狂热的探求精神，还赋予了他来之不易的、尽管有时不太稳定的自控力。他的城府也很深。他可以在两种情绪之间自由切换，上一刻还在创作充满愤怒和讥讽的宣传册，下一刻就用最简单、最甜蜜、最明智的英语书写虔诚的宗教书籍。
表面上看，帕森斯和艾伦成为搭档简直不可思议。然而，六年时间里，更年轻的帕森斯却成了艾伦的得力助手。有一次，他作为特使觐见了西班牙国王；还有一次觐见了教皇。他深入参与了围绕“大业”展开的错综复杂的阴谋和谈判，程度之深，仅次于艾伦。在所有可以提供协助的帮手中，帕森斯拥有最快的舌和笔、最机敏的才智和最丰富的头脑，但这只能部分解释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没有任何人，包括艾伦自己，比帕森斯更加狂热地相信外国干涉的迫切需要，这或许促使艾伦选择了帕森斯。他们也有共通之处：两人都是最不妥协的流亡者，都以自己的方式，怀着特别的热情，渴望着一直未能践行的殉道——或许他们更渴望的只是重新接触英格兰的土地。不过，两人成为搭档还有某种更深的原因。他们的品质正好互补，以至于似乎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他们似乎从对方身上发觉到了家乡的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正是自己欠缺和渴望的，两人一起构成了中世纪英格兰健全社会的缩影。
不管怎样，我们知道他们完美合作了至少十年。从他们第一次相会，到无敌舰队的幸存者艰难返回港口后很久——那时艾伦已经在罗马奄奄一息，而帕森斯在西班牙悲痛欲绝——没有人见过两人之间有过分歧。
1585年秋，他们一起来到罗马。此后二人便并肩工作。比如，他们最近合作进行了一项复杂的宗谱研究，证明身为爱德华三世后裔的腓力二世，是仅次于玛丽·斯图亚特的最有资格继承英格兰王位的正统君主。他们已经将资料送交腓力二世审阅。此后，他们开始用英语写作一本宣传册，为把代芬特尔献给帕尔马公爵的威廉·斯坦利辩护。当奥利瓦雷斯伯爵的信使抵达时，他们也许正在进行这项工作，因为他们只是在大约三周前才听说代芬特尔的消息，而三周后这本书便可以印刷了。
这是一本小书，却需要很高的技巧才能写好。书中宣称，本书的目的是要消除来自斯坦利军团的一名天主教绅士的疑虑。此人对自己和指挥官目前的处境尚有不解之处。斯坦利将委托给自己防卫的荷兰城市交给西班牙人是正确的吗？已经宣誓效忠女王的士兵现在却发现自己身处女王敌人的阵营，他们该如何自处？但是，这本书的格局其实更大。阅读对象并不仅限于在尼德兰服役的英格兰天主教徒，而是包括英格兰的全体天主教徒，无论他们的信仰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接下来，这本书通过适当引用《圣经》和教会法，阐明了此前艾伦只是暗示过的话：“自从伊丽莎白被罗马教会公开宣判为异端，是上帝的教会的敌人……她已被逐出教会，并废黜了王位……那么，根据上帝和人间的法律，王国内女王政府做出的所有法律判决都是无效的。所以，同样的道理，她发动的战争也是非法的。根据法律，没有任何人可以（向异端君主）效劳或提供援助，否则将被逐出教会……（因为）那些背离上帝的人是不能要求臣民宣誓效忠的。”所以，艾伦对自己国家的最大期盼是，国内外所有参加宗教战争的英格兰人，都能效仿斯坦利军团，“参加全能的主和世间最伟大、最公正的君主（当然是指腓力二世）的军队，在无与伦比的将军（帕尔马公爵）的率领下……成为出色的助手……使我们的人民归顺基督的教会，将我们的天主教朋友和兄弟从那应受诅咒和难以忍受的异端奴役下拯救出来”。如果玛丽·斯图亚特之死意味着决定的时刻最终降临——艾伦希望如此——那么，当务之急就是立即完成这部书稿，印刷出来，并通过秘密渠道在英格兰发行。
在其他事情上，艾伦和帕森斯只需要决定紧接着的行动步骤就可以了。他们常常反复思考这个大问题。他们已经从所有角度考虑了每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在日常政治中，他们都是现实主义者。自从玛丽·斯图亚特被更加严厉地囚禁起来，营救她已几无可能，他们就不再重视她了。甚至在玛丽被囚禁之前，他们就已经认为吉斯家族和法兰西人没有多少价值了。他们很久以前便认定，除非发动一场突袭，打到玛丽跟前，否则在入侵军队踏上英格兰土地的几小时内，更有可能是在攻击舰队起航之前，苏格兰女王就会丧命。
当晚，他们决定第二天上午前往西班牙大使馆，就具体的行动方针征求建议和指示，这些行动需要大使居中协调才能展开。帕森斯很可能列出了委婉的诱导性提问，再由大使传递给西班牙。经过前段时间的交往，艾伦和帕森斯发现，这是与奥利瓦雷斯伯爵打交道的最简单做法。这种做法让大使对他们的审慎、精明及身为基督徒的谦逊给予了高度评价。
帕森斯还立即着手与罗马教廷磋商。他会试探三四名自己最信任的红衣主教的态度。西克斯图斯五世应当对玛丽之死发布他能做出的最严厉的宣言。教皇最好能从多个渠道了解到，法兰西人一直对玛丽不闻不问，甚至更糟。他们本来制定了一项新计划，试图让玛丽的儿子詹姆斯六世皈依天主教，而现在这项计划极不合时宜。他们必须谨慎行事，既不能表现出过高的热情，以免引起腓力二世的怀疑；也不能表现出明显的冷淡，以免激怒教皇。现在应该再出一把力，推动艾伦晋升为红衣主教。帕森斯始终特别关注此事。
至于艾伦，他将会致信跟随帕尔马公爵的英格兰流亡者，将此时祖国需要的消息经兰斯
传至英格兰和苏格兰。他一直与苏格兰的天主教贵族保持着间接接触。但是，他首先必须给腓力二世写信。他将在信中恭敬但果敢地发出呼吁，要求惩罚那个邪恶的女王，那个英格兰的耶洗别。这封信将不会提到尼德兰的英格兰军队，以及德雷克最近在西印度群岛的劫掠。艾伦非常了解读信人。信中只会提到英格兰天主教徒的可怜处境，他们只能寄希望于腓力二世的解救；还会提到西班牙国王对上帝和基督教社会肩负的责任；最后也少不了要向国王保证，天主教信仰的捍卫者必将大获全胜。多年以来，艾伦都用“最令人敬畏的女王”来称呼苏格兰的玛丽，以表示他的效忠对象已由伊丽莎白转为玛丽。在用拉丁语写信时，对伟大君主的称谓通常必须更加暧昧，但艾伦在信件结束时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他的落款是：“您虔诚的仆人和臣民，威廉·艾伦”。在玛丽·斯图亚特死后，他已经准备好尊奉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为自己的合法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