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布鲁塞尔
1587年3月1日至22日
在致信腓力二世的同一天，贝尔纳迪诺·德·门多萨还向腓力二世的尼德兰总督——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法尔内塞——通报了玛丽的死讯。然而，布鲁塞尔冬季军营中的帕尔马公爵对此早有耳闻，并且已经在重新评估欧洲的局势了。荷兰叛乱这一复杂的军事难题中掺杂着欧洲局势的因素。现在，一个令人恼怒的“X”被从这个问题的诸多变量中清除了。就在玛丽被运过边境，落入英格兰人拘禁之中的那一年
，心怀不满的尼德兰人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反抗西班牙国王。从此以后，腓力二世国王为了逼迫反叛的臣民继续顺从（当然也包括对罗马教会的顺从），耗尽了西班牙的黄金和鲜血。腓力二世的许多武将文臣也在战争中一命呜呼，名誉扫地。这个难题会周期性地因为玛丽·斯图亚特的存在而更加复杂。腓力二世的指挥官在压力下难以集中精力，因为尼德兰的军队很可能会被派去解救苏格兰女王，而英格兰对西班牙出兵干预的恐惧又使两国关系不断恶化。
当亚历山大·法尔内塞于1577年12月前往尼德兰投奔舅父奥地利的唐胡安时，唐胡安这位热爱冒险的勇士正痴迷于穿过狭窄的英吉利海峡，拯救苏格兰女王的幻想之中。他将向伦敦胜利进军，废黜伊丽莎白，重建古老的天主教信仰。对这一丰功伟绩，显然只有一种合适的报答：在先后委身达恩利勋爵和博思韦尔
过后，玛丽·斯图亚特将没有理由不愿同勒班陀战役的英雄
成婚。唐胡安被委派的任务是平定尼德兰叛乱，而到了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这个目标似乎依然遥不可及。然而，尽管西班牙只控制了一些零散的城镇，尽管领着微薄军饷的部队似乎已处在崩溃边缘，指挥官也重伤濒死，但联合苏格兰和英格兰天主教徒、教皇、吉斯家族、西班牙国王支持玛丽王后和胡安国王的阴谋仍在缓慢推进。“每个人都相信，”甚至在前往尼德兰就任总督之前，唐胡安就已经在给腓力二世的信中表示，“解决尼德兰骚乱的唯一方法是，英格兰应当由忠于陛下的人来统治。如若不然，这些国家就将毁灭，您也将失去对它们的统治。”他似乎到死都坚持这一观点。
1587年3月，这个主张比十年前更具说服力。一方面，女王自掏腰包供养的英格兰军队此刻就在尼德兰。现在，英格兰的帮助是荷兰独立的主要支柱，这是大多数欧洲政治家的看法，也是起义者自己的惯常说法（尽管有时候也会改口）。另一方面，在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的治理下，西班牙在尼德兰的事业终于开始兴旺了。
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帕尔马公爵都证明了自己与最大的敌人奥兰治亲王旗鼓相当。在战争中，他无疑是那个时代的第一将领。同时代的人推崇作为军人的帕尔马公爵，主要是因为他敢于冲锋，体格强健，而且随时准备与部下出生入死，同甘共苦。除了这些优点，人们还常常称赞他那令敌人惊愕的反应速度和把握时机的直觉，还有达成目标的耐心与坚韧——只要他认定这个目标物有所值。不过，人们几乎从未提及帕尔马公爵的理性分析和组织能力。只有具备这些能力，才可以将战争艺术提升到十六世纪罕见的水平。帕尔马公爵对地形有着无可匹敌的感知力。如果他的士兵抱怨自己用铁锹干的活儿比用长枪还多，那是因为帕尔马公爵知道，当河流改道，堤坝决口的时候，一条新挖的运河可能会比一场血战更能带来他想要的结果。帕尔马公爵的脑海中有一幅尼德兰的战略地图，上面遍布复杂的水陆交通网络。先前的指挥官，甚至包括伟大的阿尔巴公爵和沉默者威廉，在低地国家行军时似乎都举步维艰，就像在陌生灌木丛中踉跄而行的好斗男孩。而帕尔马公爵的每一步行动都经过精密的计算，有切实可行、井然有序的计划作为依托。
与此同时，在帕尔马公爵手上，这群美其名曰西班牙军的杂牌雇佣军，竟然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潜力和团结。先头部队和攻城炮兵部队变得严肃而专业，不再是不可靠的市民援军。装备、组织、战术、语言和军事传统各不相同的军队，以及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德意志人、瓦隆人
被打造成一体，几乎称得上是一件精密的仪器。在帕尔马公爵出生前——事实上，早在他的外祖父查理五世闻到战争的硝烟之前——西班牙步兵就已经声名显赫，令敌人闻风丧胆了。不过，西班牙军队之所以仍然锐不可当，是因为他们十分专业，而他们的传奇色彩与赫赫声名多半应当归功于帕尔马公爵。
凭借这支军队，帕尔马公爵开始在南方进行系统性的征服，以获得令人满意的基地。在佛兰德和布拉班特，一个又一个主要城镇在他的压力下臣服，直到他准备攫取北欧商业中心安特卫普这座大港。在经过一场以殊死搏斗、英勇坚守和举世无双的工程技艺而彪炳史册的围城战后，安特卫普终于在1585年8月投降。一年前的1584年7月，在代尔夫特的一次疯狂刺杀行动中，奥兰治亲王在自家宅邸的楼梯上中枪身亡。沉默者威廉之死对荷兰起义的打击甚至比安特卫普的沦陷还要沉重。帕尔马公爵已经做好开始夺回荷兰
和泽兰
的准备。在西班牙，国王的一位最消息灵通的大臣向下属保证，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胜利指日可待。
不料，奥兰治亲王的遇刺和安特卫普的沦陷最终将英格兰也拖入了荷兰战争之中。英格兰早就向荷兰提供了充足的金钱援助和志愿部队。西班牙因此怨恨英格兰，这也无可厚非。伊丽莎白的顾问终于说服女王相信，倘若西班牙军队在北海另一头大获全胜，那英格兰将面临极大的风险。伊丽莎白与荷兰人签署了一份含糊其辞的协议，获得了派遣英格兰卫戍部队入驻布里尔和弗卢辛
的权利。如果腓力二世想派帕尔马公爵的军队入侵英格兰，那他们最有可能从这两个港口出发。在1586年的战役打响之前，伊丽莎白向尼德兰派了五千名步兵和一千名骑兵，他们的统帅是女王宫廷最出类拔萃的贵族——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
关于这支英格兰军队（专指莱斯特伯爵的部队，不包括绰号“黑杰克”的约翰·诺里斯
手下经验丰富的雇佣军）的功过，存在不同的看法。他们的同胞倾向于将其描述为一群卑鄙的流氓无赖：未经训练，装备低劣，衣不蔽体。（事实上，他们的一支分队基本上只配有弓箭；而另一支分队，据其队长记载，整个队伍中都找不出三件完好的衬衫。）荷兰人对他们的主要印象是，若论偷窃和殴斗，他们简直没有对手。可是，在领教了他们的厉害之后，帕尔马公爵就再也不小瞧他们了。在默兹河畔湿滑的泥泞中，这帮步兵的排头兵浴血奋战了近两个小时，顶住了久经战阵的西班牙精兵的长枪冲击。最后退让的并不是这些似乎毫无经验的英格兰士兵。对于发生在瓦伦斯费尔德的那场激战，我们记住的是菲利普·西德尼的阵亡，但尼德兰的士兵记住的则是英格兰士兵的战斗场面：他们披着铠甲，骑着重装战马，手持长枪冲锋，可以突破、撞翻、扫荡数倍于己的轻骑兵和手枪兵。从此以后，帕尔马公爵对英格兰重骑兵尤为提防。在估算敌方要塞的兵力时，他总是会注意卫戍部队中有多少英格兰士兵。这一习惯表明，他对重骑兵之外的其他英格兰士兵也不敢小觑。
由于英格兰在军事和金钱方面的援助，荷兰士气大振，帕尔马公爵在1586年发动的战役没能取得众人预想中的胜利。他保住了供给线，守住了聚特芬，但入冬之后，北方诸省的战事平衡状态仍未打破。帕尔马公爵只能依靠速度、勇气和纯粹的智力优势，才能在足够强大的敌军面前保持主动。而对方如果指挥得当，本可以将他围在布拉班特饿死。英格兰的干预严重推迟了帕尔马公爵对荷兰和泽兰二省主要中心城镇的进攻，他自然得出了同唐胡安一样的判断：想要征服尼德兰，必须先攻取英格兰。
如果他对这个计划缺乏热情，那么部分原因是，他并不像舅父那样对征服英格兰胸有成竹；还有部分原因是，他对争取尼德兰更感兴趣。在亚历山大·法尔内塞的文件中，有大量政治和军事形势的详细分析，不仅包括地理和经济，财政、后勤和补给，军队的规模、纪律和武器等物质因素，还包括心理因素。己方和敌营中的士兵，无论是个人还是团队，他们的野心和嫉妒，恐惧、仇恨和忠诚，他都做过分析。他唯一没有书面分析过，甚至没有在写给母亲的信中透露过的，就是自己的动机。不过，如果说他首先忠诚于尼德兰，整个尼德兰，这也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他的母亲，还有他那位杰出的外祖父，都统治过这片土地。而到目前为止，他在尼德兰度过的岁月已经超过了在其他任何国家生活的时间。他将全部精力都投在了尼德兰，差不多十年了。
他是现代比利时的主要缔造者（正如未来将揭示的那样）。对尼德兰十七省中的南方十省的再征服，正是他用双手和头脑实现的。不过，这项工作尚未完成。这里曾是欧洲最肥沃的土地，现在却饥馑遍地。在饱经军队蹂躏后，田地荒芜，荆棘丛生。工业城镇冷冷清清，人口凋零。在安特卫普的交易所里，高悬的铭文仍在自豪地宣称“为来自任何地方、操任何语言的商贾服务”。曾经万国商贾云集的地方，现在只剩一些手持钞票的人徘徊其间，打算掠去衣衫褴褛的船长的必需品。在这个大都市的大港口中，最后一批货船正在船坞中徒劳地腐烂。只要荷兰舰队封锁着斯凯尔特河河口，它们还会在那里继续腐烂下去。这些收复的省份能否恢复旧日的财富和荣光，甚至能否生存下去，似乎都取决于能否重新打通入海口，进而平定荷兰的叛乱。根据我们透过帕尔马公爵云山雾罩的语言解读出的动机，这便是他的伟大目标。
当腓力二世第一次与他商议“征英大业”时，帕尔马公爵告诫说，西班牙可能会为了获取并不确定的利益而蒙受巨大的损失，并规劝腓力二世继续等待。如果尼德兰的西班牙军队卷入同英格兰的战争，法兰西也许会趁机朝缺乏防卫的尼德兰南方诸省进军，就像对方此前曾多次尝试的那样。对于久经沙场的帕尔马公爵而言，想到自己陷入北海对岸的艰难战役之中时，他的后备军可能被铲除，基地可能被占领，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即便他相信吉斯公爵和神圣同盟会掩护自己的侧翼和后方，也仍然要解决与来自西班牙的舰队联合行动的问题。
帕尔马公爵曾考虑过，完全依靠自己的军队，在夜幕掩护下乘驳船发动一次跨海突袭，在有人发现他们已经离开佛兰德之前登陆英格兰。但是，发动突袭的机会早已错过。现在，他的部队只能在舰队的掩护下登陆英格兰。在远海，或者在过于宽阔，难以用链条封锁、用岸上炮火压制的内陆航道上，荷兰人才是主人。能够提供掩护的舰队只能来自西班牙。到来之后，这支舰队将前往何地呢？在夺取布里尔或弗卢辛之前，帕尔马公爵没有掌控任何可供海船安全停靠的深水港。只有横渡英吉利海峡之后，他的护卫舰队才能入港。如果在英吉利海峡遭遇强烈风暴或者英格兰人的猛烈炮火，西班牙人将无处可逃。因此，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力劝腓力二世，若不征服英格兰，他将永远无法平定荷兰人的叛乱，但帕尔马公爵愈发相信，成功入侵英格兰需要一个重新统一的尼德兰。
帕尔马公爵并不确定，英格兰的干涉是否会像1586年那样给他增添麻烦。虽然在战场上能力平平，但在谈判桌上，莱斯特伯爵却表现出了制造分裂敌对、激怒友人的极高天分。他认为他的军衔可以抵消其军事经验的欠缺。约翰·诺里斯爵士是一位可怕的英格兰军人，曾在奥兰治的威廉麾下作战，战功卓著，本应成为莱斯特伯爵最得力的助手，却被解除了指挥权。回到英格兰之后，他愤愤不平地抱怨说，这辈子再也不会为莱斯特伯爵效力了。霍恩洛尔伯爵
，另一位为荷兰人效力、颇具才干的战地指挥官，是一个性情蛮横、喜欢纵酒狂欢的雇佣兵，他在拼死战斗中的表现与酒后斗殴时一样可怕。莱斯特伯爵第一次来荷兰时，他嚷嚷着表示拥护。但最近几个月，霍恩洛尔伯爵的朋友一直都在担心，如果他与莱斯特伯爵再次见面，会不会引发流血冲突。霍恩洛尔伯爵此刻正忙着开除莱斯特伯爵的军官，驱逐莱斯特伯爵的卫戍部队，赶走莱斯特伯爵一方的所有英格兰人与荷兰人，因为莱斯特伯爵已经回国。他在英格兰要处理的事务似乎和在低地国家一样危机重重。如果说在与女王的会谈中，他不大可能拯救自己低谷中的命运和国家在海外的希望的话，他至少有办法安抚他在这世上唯一真正畏惧的人——女王。不过，他离开荷兰后，荷兰国会也派使团前去英格兰，抱怨莱斯特伯爵威逼荷兰市民以他的方式作战，激化了派系矛盾，几乎导致内战。
帕尔马公爵对这些情况全都了然于胸。每座荷兰城市、伦敦，甚至女王的宫廷，全都布满了他的眼线。他的成功部分归功于精确的情报，他有理由希望英格兰的干涉会削弱。但他还有更加坚实的理由轻视英格兰人。就在十一月返回英格兰之前，莱斯特伯爵安排了他的两位将领——两人都是众所周知的天主教徒——来指挥荷兰防线的两处最重要的基地，一处是刚刚夺取的代芬特尔，另一处是聚特芬城外的堡垒，该堡垒用于观察和围困聚特芬城内的西班牙卫戍部队。荷兰人曾经激烈抗议这一安排。他们也许可以容忍罗马天主教徒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尽管这种放纵冲击了莱斯特伯爵政治上的清教主义——但绝对无法信任重要军事据点的独立指挥权被交到天主教徒手中。对此莱斯特伯爵只是傲慢地答复说，他愿拿自己的性命来担保自己的军官忠诚无二。幸运的是，他不必真的赌上性命。1587年1月28日，威廉·斯坦利爵士向西班牙军队敞开了代芬特尔的城门，并带领手下一千两百名狂热的爱尔兰步兵转投西班牙阵营。同一天，罗兰·约克也将聚特芬城外的堡垒献给了西班牙人。
就我们对约克的了解来说，在他眼中，利益可能与宗教一样重要。但是，威廉·斯坦利爵士却不是可以收买的叛徒。他来自一个古老的著名家族，早在博斯沃思战役
之前，这个家族的命运便与都铎家族联系起来。他对女王忠心耿耿。他深得莱斯特伯爵的信任和喜爱，据说将会成为伯爵在尼德兰的继任者以及女王的爱尔兰总督。西班牙人给的好处绝不可能弥补他因背叛而做出的牺牲，而帕尔马公爵向腓力二世保证，他与斯坦利的谈判中没有涉及酬劳。斯坦利这样做是出自良心。在那个混乱的世纪，对立宗教的冲突突破了国境。威廉·斯坦利爵士也像其他人一样，面临着忠于国家还是忠于信仰的痛苦抉择。在带着代芬特尔投敌之前很久，他就已经知道，自己必须做出选择，他也知道自己将做何选择。在代芬特尔率众投敌几个星期后，他就用西班牙军队中油水可观的职位诱惑一位英格兰将领。当这位将领愤慨地回答说他宁愿做忠诚的乞丐，也不愿违背良心去做富裕的叛徒时，斯坦利赞扬了对方的选择。“这个，”他说，“正是我详细阐述的逃离（他的意思是逃离难以忍受的两难选择）背后的原则。先前我为魔鬼服务，现在我为上帝效劳。”
逃亡到低地国家的英格兰天主教徒常常向帕尔马公爵保证，他们的国内同胞中，有许多人持有与斯坦利一样的信仰。帕尔马公爵对来年招降纳叛的成绩并不担心，因为英格兰军队中，有人视效忠西班牙如效忠上帝，有人愿意为了足够高的酬劳而侍奉魔鬼。“聚特芬堡垒……和代芬特尔——后者是上个夏天的真正战役目标，是通往格罗宁根
及所有这些（北方内陆）省份的钥匙——”帕尔马公爵在给腓力二世的信中写道，“以微不足道的代价尽归陛下所有。更妙的是，背叛产生的效应一定会让英格兰人和尼德兰乱贼之间产生深深的怀疑，今后将没有人知道该去相信谁。”
总的来说，这位欧洲最杰出的将军终于看到了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曙光。在仅用了腓力二世预计将在西班牙征集的一半部队，只花了帕尔马公爵猜测的一半军费之后，公爵相信自己能够扫平内陆的抵抗据点，切断沿海城镇居民的内河交通。倘若叛乱者继续冥顽不灵，攻取荷兰和泽兰的最后猛攻就会展开。肯定要打几场恶仗，但绝不会比安特卫普更难对付，而他已经攻陷了安特卫普。到时候，北海沿岸的港口将落入他的掌控，荷兰的舰队会令他如虎添翼。如果西班牙国王仍想征服英格兰，形势将对帕尔马公爵非常有利。对帕尔马公爵而言，这样做的赢面比立刻发动入侵更大。
尽管如此，在得知苏格兰女王玛丽被处决之后，他还是立即致信腓力二世，似乎这次英格兰对西班牙的尊严和天主教信仰的最新冒犯导致接下来必须实施“征英大业”。也许帕尔马公爵真的相信，腓力二世必定会因为没能拯救玛丽而觉得有义务为她复仇。也许他仅仅是猜到，对腓力二世而言，复仇要比营救简单易行多了。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帕尔马公爵都不只是在信中说说，而且还展开了行动，似乎苏格兰女王之死为他的行动计划带来了决定性的变化。在攻陷代芬特尔后，他曾经将目光投向北方——东北方向是艾瑟尔河流域的开阔地，通往格罗宁根；西北方向通往乌得勒支
，进而是阿姆斯特丹本身。然而，从三月初开始，他书房中摆的全是斯凯尔特河河口的地图。他开始签发命令，调动西南的部队，并将军需品转移至佛兰德。如果要与来自西班牙的舰队会合，在缺少弗卢辛这种理想深水港的情况下，至少需要一个驳船集结点。那里应当连通大海——或许可以选贝亨奥普佐姆，那里位于东斯凯尔特河沿岸，隐藏在贝弗兰岛背后。更好的选择是西佛兰德的一个港口，比如奥斯坦德
或斯勒伊斯
。
同时，他还将尝试与英格兰进行和平谈判。既然英格兰女王更倾向于会谈，而非开战，那么西班牙越是表现得急于谈判，大战爆发时英格兰人的防守就越空虚。自从听说玛丽·斯图亚特的死讯，帕尔马公爵就确信大战必将爆发，而且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