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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
1587年2月28日至3月31日
法瑟林盖的消息用了十天才抵达巴黎。即使考虑到要穿越英吉利海峡里的风暴和陆地上一个接一个的沼泽，这种消息传递的时间也太长了。不过，因为怀疑法兰西大使参与了玛丽的阴谋，英格兰中断了两国官方之间正常的外交联系，并切断了跨英吉利海峡的交通。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法兰西大使馆的信使从伦敦回法兰西了。当英格兰驻法大使正在阅读关于刑斧已经落下的信件的时候，法兰西国王仍希望他的特使能找到借口阻止兄嫂玛丽被处决。
在英格兰大使馆外，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是西班牙驻法兰西大使唐
贝尔纳迪诺·德·门多萨。在那年冬天的巴黎，这种情况相当典型。法兰西王宫中发生的事情几乎全都逃不过唐贝尔纳迪诺的耳朵——就这方面而言，法兰西的事情，能勾起他兴趣的其实不多。王太后凯瑟琳·德·美第奇会不时找他私下闲聊，在向他寻求同情和建议的同时，也会故意泄露一些秘密。他非常明智，对她说的话，几乎一个字也不信。国王的大臣们无不急切地向他表示敬重，对他的问询给予殷勤而详细的回答。倘若其他国家的大使提出这样的问题，得到的只会是冷遇，还会被斥为粗鲁无礼。就连亨利三世自己，有时也喜欢流利而雄辩地向他讲解法兰西的政策，而这位大使自以为能从法兰西国王那晦涩冗长的解说中瞥见法兰西国王的几丝真实意图。
门多萨基本上并不依赖这些信息源。他也有为大使馆效力的常规间谍，但他们只能带给他一些零散的情报。他之所以是巴黎消息最灵通的外交官，是因为他是天主教正统信仰的捍卫者的代表，替西班牙国王担任神圣同盟
的金主。该组织是一个极端捍卫天主教、反对保王党的阴谋集团，其首领是吉斯公爵亨利及其弟弟（他们把西班牙提供的大部分经费用作个人津贴）。作为回报，他们向唐贝尔纳迪诺提供情报。此外，用不着多少引诱，还会有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人物来通风报信，因为他们不情不愿地发现，自己更忠于信仰，而不是国王。门多萨还暗中与一个名叫“巴黎十六人委员会”的组织保持接触，该组织正着手将城市暴徒塑造成一股颠覆力量。流亡的苏格兰、爱尔兰和英格兰天主教徒带着谣言、恐惧和他们的计划，定期觐见他们信仰的捍卫者派出的大使。门多萨还很信任定居各地的密探和穿梭各地的密使提供的情报。这群人训练有素，富有献身精神。对这群人的战略部署巩固了从波兰到戈尔韦
的各条战线上的天主教部队。如果当时的观察家没有犯错，间接证据也没有误导我们的话，那么，到1587年，贝尔纳迪诺·德·门多萨已经同耶稣会士建立了紧密的同盟，但他在这一点上并未向自己的国王完全坦白。最近掌握的另一个情报源也开始赢得门多萨的信任。一个不起眼的来访者多次向他保证，驻巴黎的英格兰大使爱德华·斯塔福德爵士正焦急地期待向西班牙国王效力，只要“无损于他的君主伊丽莎白女王的利益”。2月18日清晨，这位中间人给西班牙大使馆带来了最新的消息：十天前，苏格兰女王已在法瑟林盖被斩首。
不久，全巴黎都知道了有关处决的某些故事版本，情节五花八门，而且还在不停地添油加醋。在爱德华·斯塔福德爵士最终向法兰西国王参事院递交关于此事的英格兰官方报告之前，神圣同盟的宣传家早就商定好了他们对此事的看法。玛丽秉持天主教正统信仰，而玛丽的敌人对她进行的司法谋杀，是那个英格兰的耶洗别
犯下的最新、最残忍的罪行。在这场谋杀中，法兰西瓦卢瓦王朝的亨利三世国王，即使不是积极的同谋，也是被动的帮凶。如果不相信法兰西国王表现出的任何愤怒不过是表面文章的话，英格兰女王绝不敢下此狠手。因为嫉妒吉斯家族，又被无神论政客的如簧巧舌所鼓动，法兰西国王竟然选择同英格兰女王和纳瓦拉国王
这样的异端结盟，而将西班牙的友谊和天主教会的安全抛诸脑后。这些信仰上的动摇者，将同彻头彻尾的异端一样，领受上帝迅速降下的可怕审判。
那年冬天，巴黎的大多数布道坛上都回响着雄辩滔滔的演讲，内容狂悖，近乎叛国。狂热的天主教修道士和蛊惑人心的牧师竞相诽谤影射，散布骇人的流言，说国王的某某近臣私底下是新教徒，某某人早就将灵魂出卖给了魔鬼，没有人知道异端的流毒和巫术已经在多大程度上侵蚀了王宫大内。据说，一万名胡格诺派教徒
全副武装地潜伏在巴黎的地窖和偏僻小路中，准备趁夜深人静时发起暴动，割断所有天主教徒的喉咙。（巴黎人开创了“圣巴托罗缪之夜”这种宗教论辩形式，并对那一晚仍然记忆犹新，所以对自己也会遭此厄运的流言格外敏感。）人们只能猜测为何国王不采取防范措施，以免虔诚的臣民惨遭异端的嗜血虐杀。
倘若伊丽莎白女王的臣民发表巴黎布道坛上随处可闻的那种近乎叛国的言论，哪怕只是隐晦地提及，此人也会被割掉耳朵。倘若英格兰出现巴黎出版物上散播的那种诽谤之词，枢密院一定会将其迅速清除，并认真处置作者和印刷厂主。比起都铎王朝时代的英格兰，巴黎，至少在巴黎大学神学院的范围内，言论和写作一向享有更大的自由，这一点尽人皆知。但至少从一百五十多年前奥尔良公爵和勃艮第公爵爆发混战以来，争论者还从未像现在这样聒噪、放肆，不受王权制约。亨利三世似乎对他们置若罔闻。法兰西国王用餐时立的那道挡住廷臣的小栅栏颇具象征意义，它就像一堵每年都在增高的墙，将国王的精神与外部世界分隔开来。
瓦卢瓦王朝的亨利三世回国继承王位才不过十三年。在此之前，他曾当选波兰国王，年轻时便以雅纳克和蒙孔图尔战役
的胜利者而闻名于世，被誉为抽在胡格诺派教徒身上的上帝之鞭，还有天主教信仰的捍卫者。但从那之后，一切就都脱离了正轨。令人兴奋的胜利没有了，就连激动人心的午夜杀戮也没有了，只剩优柔寡断的军事行动、沉闷乏味的会谈、妥协、回避、卑鄙的欺骗、僵持和失败。重组王国的伟大计划始终只是纸上谈兵。王室债台高筑，却无力偿还。王室的钱袋子越来越空。王权继续崩溃，其速度甚至超过了他母亲摄政时期。一个又一个庞大的省份脱离中央掌控，落入胡格诺派、神圣同盟或是自私的贵族地方官手中。地方处在劫匪横行、内战频仍的无政府的汹涌波涛之中，依靠私人军队的巡逻和市民的团结自卫，个别有如小岛一样的区域才保持了相对的秩序。
这十三年足以让一个活泼、自信的小伙子变成软弱、犹疑的老人。那双手，那双美丽纤细的手，永远都停不下来。当他用流畅、悦耳的嗓音说话的时候，那双手会不停地挥舞，像是要将他想表达的意思编织成精致的阿拉伯花饰。当他沉默的时候，那双手又会不停地摆弄什么东西——狨猴、蜜饯、哈巴狗、暖手筒，或者英俊小伙子的头发和耳朵。虽然他倔强地用红色和白色脂粉给自己涂抹出一张健康的面具，如同成功运用了某种尸体防腐术，但他的脸孔却依然皱缩而僵硬。他的眼窝一年比一年深，陷入其中的眼睛向外张望着，让他看上去如同一具尸体。他的眼神病态、阴郁，充满了怀疑。瓦卢瓦王朝的末代君主似乎已经被死神悄悄攥入手中。
国王公然选择忽视身体内部的敌人，就像他选择忽视王国中公开的敌人一样。他仍然向观众展示王室的奢华和庄严，这在这方面堪称大师。他严肃地倾听顾问的意见，向他们讲授统治术的智慧与微妙。他修订法令，就像期望法令能得到遵守一样。他起草详尽的改革方案，就像认为自己有能力实施一样。他同外国大使谈话，给本国大使写信，好像法兰西依然像他父王在位时那样伟大和团结。他履行王室的职责和宗教仪式，仿佛国王不仅凌驾于所有批评之上，而且也不会遭到臣民的任何评论，仿佛他餐桌周围的那道小栅栏真的是一面穿不透的墙，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将自己关在墙后面。
1587年的狂欢节热闹非凡，开心极了。国务大臣布吕拉尔
对花费忧心不已（他总是如此），但奢侈的舞会依然一个紧接一个。行乐者会不时地从卢浮宫的音乐中和灯火下涌出来，在公共大街上雀跃嬉戏。而“笃信王”
陛下也在人群之中，穿着古怪的伪装。他最喜欢装扮成宫女，一面大叫，一面欢笑，被一小群英俊的年轻廷臣簇拥着。巴黎市民称那些人是他的“宠儿”。王宫似乎从来不会入睡，清醒的市民渐渐习惯了随时撞见狂欢者，并躲开过于吵闹的人群。唯一可能中断狂欢的是国王。他有时会忽然匆匆离去，脱下狂欢时的华服，换上忏悔者的粗袍，前往他钟爱的位于圣欧诺雷区的嘉布遣会
修道院。据说他在那里终日跪倒在地，斋戒，自我鞭打，啜泣，祈祷。这些过分虔诚的行为中并不存在虚伪。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安抚民意，事实上民意也没有因此得到安抚。修道院中的痛苦忏悔也好，狂欢节上歇斯底里的放纵也好，都是亨利在肆意妄自菲薄罢了，而且他并不怎么在乎旁观者怎么想。人们或许可以猜到，眼泪和鞭打会给随后一两天必定进行的玩乐增添刺激与趣味。
玛丽·斯图亚特的性命先前并未给法兰西国王的消遣投下一丝阴影，但玛丽的死讯却突然打断了所有的娱乐。这很可能并不是因为亨利对玛丽这个人怀有哀痛之情。当玛丽·斯图亚特还在瓦卢瓦王朝的王宫中接受群臣祝酒时，她的小叔子还是育儿室里的孩童。当她乘船驶离法兰西，去迎接在苏格兰的凄惨命运时，亨利才年仅十岁。而在接下来亨利做国王的这些年，玛丽·斯图亚特这个名字大多时候意味着一连串他几乎无法承担的借款请求，还有根本无法展开的作战恳求，意味着他与英格兰之间令人不快的复杂关系，意味着玛丽的亲属吉斯家族对他的一次次欺侮和威吓。西班牙-耶稣会-神圣同盟这个集团的所作所为被归罪于他，但他当然是清白无辜的。他采取了值得尊敬的行动，命令他的特使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采取所有合法手段挽救玛丽的性命，大使也勤勤恳恳地执行了这一命令。可是，既然所有手段都告无效，既然不幸的苏格兰女王已经被从棋盘上扫走，亨利很可能已经想到，这么多年来，玛丽都是他的对手吉斯家族掌控的一枚棋子，而吉斯家族的损失就是他的收获。他或许希望，既然主要的干扰因素已被清除，那么他与英格兰的关系至少可能有所好转。
然而，荣誉、政策和对臣民意见的尊重等因素都逼迫国王不得不有所表示，让整个王宫沉浸在哀悼之中。玛丽是他兄长的妻子和曾经的法兰西王后，是广受欢迎而实力强大的吉斯家族的表亲。她是一位坚定的天主教徒，最后却死在了异端手里——人民认为，她是为了信仰而死的。她魅力十足，对她的回忆至今依然令亨利王宫中的许多人着迷，即便吉斯家族的敌人们也不例外。如果说国王的悲伤和愤怒仅仅是出于政治需要，那么他身边一些人的这种感情却是发自真心的。
宫廷之外的巴黎街道上，悲伤和愤怒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几乎毫无节制。吉斯家族一直都在费尽心思地为玛丽的冒险经历——无论是爱情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镀上最讨喜的光芒，呈献到巴黎人面前。在千千万万民众的心中，玛丽一直以来都是一位深受爱戴的女英雄，尽管他们对玛丽的记忆仅限于她是亨利二世的儿媳，是弗朗索瓦二世的王后。现在，她的画像上垂下了黑布，悬挂在窗户中。歌颂她忠诚殉道并祈求上帝毁灭那些迫害她的人的民谣在大街小巷广为传唱。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玛丽的悲伤故事成了巴黎大多数布道坛上的主题。在其中一次布道中，一位口才尤佳的演说家竟然令听众哭喊震天，以至于他不得不走下布道坛，中途放弃布道。人群在卢浮宫外游行，高呼向英格兰报仇。国王亨利三世不得不派人给爱德华·斯塔福德爵士送信，恳求他为个人安全考虑，千万不要离开大使馆的庇护。
我们如今只能猜测，在巴黎人汹涌的愤怒和悲伤中，有几分是发自真心，有几分是宣传煽动所致。这个急剧变化而令人迷惘的时代在巴黎人心中滋生了恐惧与焦虑，这一点同法兰西别处并无不同。钱币已经贬值到不足亨利二世时期的四分之一。虽然物价高涨，但税赋的压力和动荡的时局还是让商人和工匠的收益更少、更不稳定了。与此同时，许多象征教会和国家的古老地标被扫荡殆尽，古老的价值观受到挑战，古老的忠诚开始动摇。在王国许多地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越来越不安全，就像悲惨的百年战争时期一样。将法兰西遭遇的所有不幸归咎于胡格诺派教徒，将这个为生存而战的绝望少数派描绘成阴谋颠覆王国的阴险组织，这样才能将民众心中模糊的恐惧化为具体的形象，给他们的不安找到发泄的渠道。听到自己高呼找异端血债血偿，缺乏安全感的民众才能感到安心，就好像再来一次无差别的暴力攻击，便能治愈这个病症便是无差别的暴力攻击的世界一样。巴黎人的情绪本来就因为苏格兰女王之死而开始放纵堕落，而这种对异端便是不幸之源的消极暗示更是将他们推入了歇斯底里当中。
然而，每当忠诚被连根拔除，人民被情绪的洪流所裹挟的时候，就可能会有某个政治派系或团体企图利用暴动为自身牟利。如果说，巴黎和其他法兰西天主教城市对情绪刺激的反应丧失了理智，那么，神圣同盟领导者对民众情绪的操纵则完全是理智的行为。这并不是说，在将钩心斗角的各派势力联合起来的动机和利益中，不存在难以理解的强烈情绪。但同盟的目标，它真正的目标，却是清晰而明确的。同盟的做事手法也很有分寸。简而言之，同盟存在的目的，是服务教皇的宗教利益；服务支持教皇掌握绝对权力的教士，反对胡格诺派教徒和教皇权力限制主义者；服务觊觎王位的吉斯家族，反对瓦卢瓦王朝统治者和波旁家族的继承权；服务金主西班牙的国际利益。同盟的对手可以用“异端”来概括，他们是所有善良的法兰西天主教徒的敌人。而同盟对外宣称的目标，简单地说，就是捍卫法兰西的正统信仰。
从反异端运动一开始，倡导运动的布道者就发现，英格兰处决天主教徒是他们有把握借题发挥的题目之一，法兰西国王的政府绝不可能反对他们这么做。同时，这次处决还明白无误地强调，倘若法兰西像英格兰那样落入异端君主的掌控，未来会是何种光景。那些日子，罗马天主教的传教牧师在英格兰遭受的痛苦是真实而残酷的，而信奉新教的英格兰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遭受的痛苦也同样真实而残酷。我们如今已经很难断定，哪一方的殉道被夸张和扭曲得更严重。好战的清教徒和神圣同盟双方的宣传家都发现，自己可以利用同宗教友的痛苦。
对苏格兰女王的处决就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宣传的。差不多有两个星期，巴黎的布道坛全都在歌颂殉道女王的无瑕美德，声讨她的敌人的邪恶及不忠朋友的背叛，接着迎来了宣传活动的高潮——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的女王的庄严葬礼。神圣同盟推荐令人敬畏的演说家布尔日
主教主持这次活动。根据惯例，表面上对死者的称颂最后都会变成对王室的称颂。但主教没有按照惯例行事，而是最后称颂起了洛林家族，尤其是吉斯公爵和马耶纳公爵
。他赞美二人是法兰西的西庇阿
兄弟，是战争中的雷霆；称二人已经做好准备，要为殉道的表亲复仇，因为玛丽是神圣的天主教会的强大支柱，是上帝受苦受难的子民的希望和喜悦所在。主教滔滔不绝的溢美之词并没有因为亨利三世和王后的出现而有所收敛。国王夫妇坐在耳堂的专用长椅上，显然是想隐瞒身份。瓦卢瓦王朝的末代君主或许觉得仿佛正在参加自己的葬礼，聆听献给他的继位者的颂词。只不过，倘若他是一具尸体，而不是按照等级高低和血亲远近排定的丧主，那他的名字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公然置之不理。如果说过去十三年里他诸事不顺，那他至少测试出了法兰西君主制这一坚韧制度能够承受多少不幸。如果苏格兰女王之死能够缓和来自吉斯家族的压力，如果在通过外交手腕适当地表达愠怒之后，能够拉近法兰西与英格兰的关系，那亨利三世就可以泰然自若地忍受另一轮布道坛上对他的大肆侮辱。
3月13日，各国大使也到巴黎圣母院参加了玛丽·斯图亚特的葬礼，他们对玛丽之死可能造成的后果莫衷一是。爱德华·斯塔福德爵士对法兰西宫廷和巴黎掀起的狂怒深感惊恐——或者说，他自称如此——以至于到了最后，沃尔辛厄姆不得不暴躁地禁止他写信汇报这个话题，因为他的信函只会增添伊丽莎白的苦恼，令她对枢密院更加气愤。另一方面，意大利的观察家虽然也向罗马、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报告法兰西随处可闻的复仇呼声，但他们一致同意，整体而言，处决玛丽改善了英格兰的处境。此举不仅铲除了英格兰国内叛乱的天然领袖，而且消除了法兰西干涉英格兰事务的合理动机，还为十六世纪的高级政治
开辟了另一条道路，即英法之间建立同盟。所有对效忠西班牙三心二意的意大利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对制约西班牙这个想法心存愉悦的向往，而意大利政治家也无不暗自渴望，不可调和的宗教争端能够平息，欧洲能够回归可预计的权力政治的游戏之中。基于上面两点，我们或许可以说，对玛丽之死的后果抱有愤世嫉俗的现实主义态度的意大利外交家沉浸在愿望得偿的欣喜之中。不过，那年三月，大多数老于世故的巴黎政治家似乎都赞同意大利人的看法。
唐贝尔纳迪诺·德·门多萨看得更深。同耶稣会盟友一样，这位西班牙大使早就不看好苏格兰女王了。他推断，如果得不到外国干涉的保证，英格兰天主教徒就不会发动大规模起义。而一旦出现外国干涉的重大危险，玛丽就会丢掉性命。尽管在被过往光辉所蒙蔽的观察家看来，玛丽似乎依然至关重要，但在门多萨眼中，玛丽·斯图亚特只是一枚已经被牺牲的棋子，就等着被从棋盘上扫走。两年前他就怀疑敌人可能会除掉玛丽。他们在此时动手，而没有在“征英大业”付诸实施前的最后一刻（是六个月之后？一年？两年？），这倒在某方面简化了这场复杂的游戏。同样，门多萨也早就不看好英法结盟的可能性。在法兰西，他信任的势力——尽管只是半信半疑——是神圣同盟及其首领吉斯公爵。门多萨希望，当“大业”实施的时候，法兰西的主人不是瓦卢瓦王朝的亨利，而是吉斯家族的亨利。玛丽·斯图亚特之死加速了达成这一目标的进程，为门多萨提供了撬动王室权力结构的另一根杠杆。在给马德里和罗马的信函中，门多萨明确写出了在神圣同盟的上千个布道坛上公开提及的消息：法兰西大使蓬波纳·德·贝利耶夫尔
对伊丽莎白女王的特别访问是一个假象；法兰西大使的任务不是试图阻止处决苏格兰女王，而是坚定伊丽莎白女王痛下杀手的意志。在马德里和罗马，在布鲁塞尔和布拉格，神圣同盟的朋友和耶稣会的神父不约而同地确认了这一法兰西大使的骗局。为了信仰的胜利，必须削弱法兰西国王的地位——不仅要动摇本国臣民对他的忠诚，还要破坏他在全欧洲人眼中的形象。
不过，门多萨目前主要考虑的不是法兰西。他的视线固定在英格兰。两年多前，他在英格兰的大使生涯以被驱逐而结束。那时他被粗鲁地赶上船，返回主人身边，因为他的阴谋“扰乱了英格兰王国”。“告诉你们的女主人，”他最后对目睹自己登船的女王顾问们说，“贝尔纳迪诺·德·门多萨生下来不是为了扰乱王国，而是为了征服它们。”
从那以后，门多萨的全副心思都用到了“大业”上，因为那个计划意味着个人的复仇和信仰的胜利。早在被逐前很久，他就已经是这个计划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了。他让国王腓力二世坚信英格兰和苏格兰天主派系的力量是多么强大，伊丽莎白的将领是多么懒散腐败，英格兰毫无经验的民兵是多么虚弱可鄙。因此，门多萨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大业”的主要障碍之一，便是腓力二世一贯的迟缓拖沓，还有他那不可救药的谨慎。腓力二世的臣民称其为“审慎之王”，这并非有失公允。在门多萨看来，玛丽之死的主要作用就是激励自己的主人。他一接到消息就坐下来拟了一份总结，向腓力二世报告他认为英格兰、法兰西和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国家将做何反应。他无须提醒国王，如果西班牙现在征服英格兰，所有的危险都已不复存在，不用担心征服后不得不将一位法兰西王后推上英格兰王座。他也没有提及那份苏格兰女王签署过的重要文件，不久前他已亲自将其转送西班牙。他只是说，虔诚、荣誉和单纯的自我防卫，出于对这三者的考虑，必须让英格兰为最近犯下的这次暴行接受惩罚。“所以，”他总结道，“我恳请陛下加速推进‘征英大业’，尽早加以实施，因为上帝的意旨似乎已经非常明显——他要将这两个王国的王冠都赐予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