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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橄榄球盛会将在一个叫弗洛马顿的小镇举行，费勒斯教练把它形容为“道岔”。我们这一带有五六个人获奖，我们坐上一辆送我们去那里的巴士。巴士开了一两个小时才到，车上没有厕所，出发前，我还喝了两杯思乐冰，所以等我们到了弗洛马顿，我都快憋坏了。
大会在弗洛马顿高中礼堂举行，进去后，我和其他几个人找到厕所。可是，不知怎的，拉裤子拉链时，拉链夹住了衬衫下摆，拉不下去了。我费了半天劲，后来，对手学校一个好心的小家伙出去找费勒斯教练，他带着那两个打手进来，他们试图把我的裤子脱下来。一个打手说，只有一个方法，干脆扯开。听他这么说，费勒斯教练双手叉腰，说：“我猜，你是希望我让这个孩子就这样出去，门襟大开，那个玩意吊在外头——你觉得这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说完，他转过身对我说：“阿甘，你先憋着点儿，等这个事结束后，我们再帮你把裤子弄开，好不好？”我点点头，因为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但我想，我将在这里度过一个漫长的夜晚。
我们走进礼堂时，成千上万的人围坐桌旁，见我们走出来，大家微笑鼓掌。我们被安排坐在主席台上一张大长桌前，面向大家，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果然，这是一个漫长的夜晚。礼堂里的人似乎都要上台发言，连侍者和门房也不例外。我多么希望妈妈在，因为她会帮我，可是，她得了流感，在家躺着。最后，轮到我们领奖了，奖杯是一个金色的小橄榄球，当叫到我们的名字时，我们应该走到麦克风前领奖，说声“谢谢”，他们还告诉我们，如果有谁还有什么要说的，请尽量简短，因为我们想在新世纪到来之前离开这里。
几乎所有人领完奖，说声“谢谢”就走了，然后，轮到我。有人对着麦克风喊“福瑞斯特·甘”，如果我之前没告诉你的话，甘是我的姓，于是，我站起来，走过去，他们把奖杯递给我。我俯身对着麦克风说“谢谢”，所有人从座位上站起来欢呼鼓掌。我猜，有人事先告诉过他们我是个白痴什么的，所以，他们表现得特别友善。但这一切令我十分震惊，我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愣在那里。然后，全场安静下来，麦克风前面那个人凑过来问我还有什么要说的。于是，我说：“我要尿尿。”
观众席上鸦雀无声，大家一脸滑稽的表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接着开始小声嘀咕。费勒斯教练走过来，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回到座位上。他瞪了我一晚上，但宴会结束后，教练和打手把我带到厕所，撕开我的裤子，我尿了一大桶！
“甘，”我尿完，教练说，“你说话可真有一套。”
第二年没什么大事，只是有人散播消息，说有个白痴进了全州橄榄球队，于是从全国各地寄来一大堆信，妈妈把它们收集起来，开始做剪贴簿。一天，从纽约寄来一个包裹，里面有一只棒球联赛指定用球，上面有纽约洋基队所有队员的签名。这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事！我把那只棒球当金砖一样珍惜，直到有一天，我在院子里随便抛球，一只大狗跑过来，一口叼住，把球咬烂了。我总遇到这种事。
一天，费勒斯教练叫我过去，把我带到校长办公室。那里有一个大学来的人，他和我握了手，问我想没想过去大学打橄榄球。他说他们一直在“观察”我。我摇摇头，因为我没想过。
大家似乎都很敬畏这个人，对他点头哈腰，称呼他“布赖恩特先生”。但他让我叫他“大熊”，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玩，不过，他在某些方面确实像熊。费勒斯教练指出，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大熊说，他的大部分球员都这样，他想找人给我补补课。过了一个星期，他们给我做了一次测试，里面有各种我不熟悉的、古怪的问题。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无聊，就不肯再答题了。
两天后，大熊又来了，我被费勒斯教练拽进校长办公室。大熊愁眉苦脸，但态度依然亲切；他问我那次考试我尽力了没有。我点点头，但校长翻了个白眼，大熊说：“哦，那太遗憾了，因为分数似乎表明，这个男孩是个白痴。”
这次，校长点了点头，费勒斯教练站在那里，双手插兜，脸色很难看。我去大学打橄榄球的事好像没戏了。
我笨到不能去大学打橄榄球这个事实似乎对美国陆军没有丝毫影响。那是我上高中的最后一年，春天，其他同学都毕业了。不过，他们也让我坐在台上，甚至给了我一件黑袍子，轮到我的时候，校长宣布，他们将给我颁发一张“特殊”文凭。我站起来，走到麦克风前，两个打手也站起来跟着我走——我猜，这样我就不会说出我在全州橄榄球盛会上说过的那种话。妈妈坐在台下前排，她流着泪，扭绞双手，我的心情好极了，就像真的完成了某个任务似的。
可是，当我们回到家，我才明白她为什么痛哭，而且哭个没完——陆军来了一封信，说我必须去当地的征兵委员会报到。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妈妈知道——那是一九六八年，即将发生各种鸟事。
妈妈给了我一封校长写的信，让我交给征兵委员会的人，但不知道怎么搞的，去征兵委员会的路上，我把那封信弄丢了。征兵的场景很疯狂。一个身穿陆军军装的大块头黑人冲着大家吼叫，把大家分成几组。我们都站在那儿，他走过来喊道：“好了，我要你们一半人去那边，一半人来这边，另一半人留在原地不动！”大家转来转去，一脸困惑，连我都能看出这家伙是个笨蛋。
他们把我带进一个房间，让我们排好队，命令我们脱下衣服。我不太情愿，但其他人都这么做了，我也只好这么做。他们检查了我们身上的每一个地方——眼睛、鼻子、嘴巴、耳朵——甚至我们的私处。某一刻，他们命令我“弯腰”，我弯下腰时，有人把手指塞进我的屁眼。
够了！
我转过身，抓住那个浑蛋，照着他的脑袋就是一拳。突然，一阵骚动，一群人跑过来，扑到我身上。不过，我已经习惯别人这么对待我了。我把他们甩开，跑出门去。我回到家，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妈妈，她很心烦，但她说：“别担心，阿甘，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结果没有。下个星期，一辆面包车停在我家门口，一群身穿陆军军装、头戴闪亮黑头盔的人敲门找我。我躲在我的房间，但妈妈走过来说，他们只是想开车送我回征兵委员会。一路上，他们紧盯着我，好像我是个疯子。
他们有一扇门通向一间大办公室，办公室里坐着一位老人，身穿笔挺的军装，他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我一番。他们让我坐下来，又把一张考卷推到我面前，虽然比大学橄榄球队考试简单得多，但仍旧不是很容易。
做完测试，他们带我去另一个房间，那里有四五个人坐在一张长桌旁，他们开始问我问题，还传看好像是我的考卷的东西。然后，他们凑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商量完，其中一人签署了一份文件，然后把文件递给我。我把那份文件带回家，妈妈读后，扯头发，流眼泪，赞美上帝，因为纸上写的是“暂缓征召”，因为我是个傻瓜。
那个星期还发生了一件事——我生命中的一件大事。和我们住在一起的一位女房客在电话公司上班，是个接线员。她叫弗伦奇小姐。她是一位非常和善的淑女，大部分时间不与人来往，但是，一天晚上，天特别热，外面打着雷，下着雨，我从她门前经过时，她探出头来，对我说：“阿甘，今天下午我刚买了一盒很好吃的奶油蛋白软糖——你想吃一块吗？”
我说“想”，然后，她把我领进她的房间，软糖放在梳妆台上。她给了我一块，接着，她又问我要不要再来一块，然后，她指着床，让我坐下。我吃了十来块软糖，外面电闪雷鸣，窗帘被风吹起，弗兰奇小姐推了我一把，让我躺在床上。她开始用一种很私密的方式抚摸我。“你把眼睛闭上就行，”她说，“没事的。”接下来，你知道吗，发生了一件从没发生过的事。我也说不清那是什么，因为我一直闭着眼睛，也因为，万一妈妈知道了，她肯定会宰了我，不过，我跟你说——它让我对未来有了全新的看法。
问题是，尽管弗兰奇小姐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淑女，但她那天晚上对我做的事，我更希望是珍妮·柯伦对我做的。可是，对我来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想都别想，就我这副德行，向任何女生提出邀约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还是委婉的说法。
但有了这个新的经历，我鼓起勇气问妈妈该怎么约珍妮出来，当然，我对我和弗兰奇小姐的事只字未提。妈妈说把这事交给她办，她打电话给珍妮·柯伦的妈妈，跟她解释了一下情况，第二天晚上，你瞧，珍妮·柯伦居然出现在我们家门口！
她打扮得很漂亮，穿了一条白色的连衣裙，头上插着一朵粉红色的花，我做梦都没想到她会这么美。她进门了，妈妈把她带到客厅，给了她一杯冰淇淋饮料，妈妈叫我下楼，我一看到珍妮·柯伦沿着小路走过来，就跑回我的房间去了。我宁愿五千个人在后面追我，也不愿意这个时候走出房间，但是妈妈上楼来，拉着我的手，把我领下楼，也给了我一杯冰淇淋饮料。这样我就没那么紧张了。
妈妈说，我们可以去看场电影，我们走出门时，她给了珍妮三块钱。珍妮从没对我这么好过，有说有笑，我则不停地点头，咧着嘴笑，像个白痴。电影院离我们家只有四五个街区，珍妮买了两张电影票，我们走进电影院，坐了下来。她问我要不要吃爆米花，等她买完爆米花回来时，电影已经开演了。
这是一部关于两个人，一男一女，“邦尼与克莱德”，抢劫银行的电影，电影里还有其他几个有趣的人物，但也有很多开枪杀人的鬼东西。我觉得人们这样开枪互杀挺滑稽的，所以每当出现这种场景，我都会哈哈大笑，可是我一笑，珍妮·柯伦似乎总是蜷缩在座位里。电影看到一半时，她几乎蜷缩在地上。我突然看到这一幕，以为她从座位上掉下去了，于是伸手抓她的肩膀，想把她拉起来。
我这么一拉，就听见什么东西撕裂的声音，我低头一看，珍妮·柯伦的裙子被整个撕开了，所有东西都露在外面。我伸出另一只手，想帮她遮一遮，但她叫起来，胡乱踢打，我试图抓住她，这样她就不会再次摔倒，或者衣服掉下来，周围有人回头看，想知道这么热闹到底出了什么事。突然，一个家伙沿着过道走过来，拿刺眼的手电筒照我和珍妮，由于暴露在众人面前，珍妮开始尖叫、痛哭，然后跳起来，一溜烟儿跑出了电影院。
接下来，我只知道两个男人过来叫我站起来，我跟着他们进了一间办公室。几分钟后，四个警察到了，叫我跟他们走。他们把我带上一辆警车，两个人坐前面，两个人和我一起坐在后面，就像和费勒斯教练的那两个打手一样，不过，这次我们确实进了城。他们押着我进了一个房间，录指纹，拍照，然后把我投入监狱。这是一次可怕的经历。我一直很担心珍妮，但过了一会儿，我妈妈出现了，她走进来，用手帕擦眼泪，扭绞着手指，我知道我又有麻烦了。
几天后，法院举行了某种仪式。妈妈给我穿上西装，带我去那里，我们遇到一个留着小胡子、拎着一个大提包、面容亲切的男人，他跟法官说了一大堆话，然后其他人——包括我妈妈——也说了一些屁话，最后轮到我。
留小胡子的男人拉着我的胳膊，让我站起来，法官问我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想不出该说什么，所以只是耸了耸肩，然后，他问我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就说：“我要尿尿。”因为我们已经在那儿坐了快半天了，我的尿泡都快憋爆了！法官从他那张大桌子后面探出身子，盯着我看，好像我是火星人似的。然后，那个留小胡子的家伙说话了，他说完，法官让他带我去厕所，他带我去了。我们离开房间时，我回头看，正好看到可怜的妈妈抱着头，用手帕揩眼泪。
总之，我回来时，法官挠着下巴，说整件事“非常奇怪”，但他认为我应该去参军什么的，或许可以矫正我的毛病。我妈妈告诉他，美国陆军不要我，因为我是个白痴，但就在那天上午，大学寄来一封信，说如果我愿意为他们打橄榄球，我可以免费去那里上学。
法官说，这件事听起来也有点儿奇怪，但只要我滚出城，他一点儿都不介意。
第二天早上，我收拾好行李，妈妈带我去汽车站，把我送上巴士。我望向窗外，妈妈一边哭，一边用手帕擦眼泪。这个场景太熟悉了，永久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总之，巴士启动，我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