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性景观

当代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工业社会经由其本身系统制造的危险而身不由己地突变为风险社会。 在晚期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短缺社会中的财富分配逻辑完成了向发达现代性中的风险分配逻辑的转变。 这种转变无疑与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与现代科技有莫大的关联。工业革命与现代科技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秩序与方式。一方面，它们为人们提供了传统社会所无法想象的物质便利，将人类从自然力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它们也创造了众多新生的危险源，导致技术性风险的日益扩散。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地面临各种类型的人为风险，从电子病毒、核辐射到交通事故，从转基因食品、环境污染到恐怖主义等。

不止如此，人们用来应对风险的现代治理机制和各种治理手段，本身也是滋生新型风险的罪魁祸首。“风险是理性化的产物。现代社会越实现理性化，同样地也带来更多的‘危机’，人们面临越来越多的各种新危险事物的威胁。” 这是由现代治理机制的抽象性特征所决定的。对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和偶然性的高度的抽象综合，必将引发制度化风险。无论是冒险取向还是安全取向的制度，都可能蕴含着运转失灵或者由于相对无知所导致的决策失误的风险。此外，现代社会专业化和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未来日益地依赖于现在的决策。 而一旦未来依赖于现在的决策，未来本身就会陷于更大的不确定性之中。决策者必定只拥有有限的知识，无法对无限的因果链有完整的认知；相应地，其决策或选择也只能以对因果链中的一小段的认识为基础。这就使现时的决策在指向未来时，其在未来的效果充满了不确定。

不难发现，除技术性风险之外，政治社会风险与经济风险等制度化风险也是风险社会中的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所谓的风险社会，并非仅限于环境与健康风险，而是包括当代社会生活中一系列相互交织的变革：职业模式的转换、工作危险度的提高、传统与习俗对自我认同影响的不断减弱、传统家庭模式的衰落和个人关系的民主化。 风险社会不是某个具体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是对目前人类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 它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客观的事实状态，并非政治商议过程中可以随意加以接受或拒绝的一个抉择。无论是技术性风险还是制度化风险，都内在于工业社会本身，是现代性的必然伴生物。

与传统的风险相比，现代意义的风险表现出独特的性质。这主要表现为：一是风险的人为化。随着人类活动能力的加强与活动范围的扩大，其决策与行为成为风险的主要来源，人为风险超过自然风险成为现代风险结构中的主导内容。二是风险兼具积极与消极意义。现代的风险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固然可能带来不确定性与危险，同时也蕴含着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具有开辟更多选择自由可能性的效果。 三是风险影响后果的延展性。在空间维度上，现代的风险超越了地理边界与文化边界的限制，呈现全球化的趋势；在时间维度上，它的影响具有持续性，不仅及于当代，还可能影响到后代。四是风险影响途径的不确定。现代的风险形成有害影响的途径不稳定且不可预测，它们往往超出人类自然感知的范围，在人类认知能力之外运作。五是风险的建构性。现代的风险既是受概率和后果严重程度影响的一种客观实在，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与文化感知和定义密切相关。它不仅通过技术应用被生产出来，而且在赋予意义的过程中由对潜在损害、危险或威胁的技术敏感所制造。

从风险的角度审视，现代社会的发展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十七八世纪工业现代化开始，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早期。在这一阶段，对工业和技术发展的益处的认同占据主导地位，它强化了既有决策所带来的危险并使之合法化。尽管风险被系统地制造出来，但它们并非公共讨论的主题或政治冲突的中心。因而，在这一时期，促进工业发展成为社会主导的政策。第二阶段大致起源于20世纪中叶，工业社会的危险开始全面支配公共、政治和私人的讨论。社会依旧按照老工业社会的模式进行决策和行动，不过，源于风险社会动力中的争论与冲突日益摆在利益集团、法律制度与政治面前。 9NBDmMip7bVSFc0sDJozeVuV4zbB5W8td0yGOZgX9z9rdiWROcZ84KtCGY9M0b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