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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月发布的《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已失效）曾经一石激起千层浪，苏力教授的《司法解释、政策和最高法院》
一文无疑是其中最为耀眼的浪花。事实上，也正是这朵浪花随之引发了刑法学界罕见的全面“围剿”。
多年以后再来回顾这场争论，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刑法学界惊人的众口一词背后，蕴含着某些需要反思的东西。诚如苏力所言，这个法律共同体发出的声音是如此的一致，对主流犯罪构成理论显示了如此的自信，如此的确定，令人深思。
针对苏力的公共政策的论证进路，刑法学者的辩驳无一例外地围绕究竟是过错责任还是严格责任展开，并往往诉诸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来求证自身立场的正当性。刑法学界对于政策论证进路的这种集体无意识或有意识的拒绝，一方面固然可以说是专业划分的结果，表明为刑法学者所分享的专业知识具有高度的认同性。但另一方面，它又何尝不是知识上封闭与狭隘的见证？在概念性思维的支配之下，刑法学者习惯于从既有的概念与原则展开演绎，去构建刑法学体系。因而，在这样的体系中，为寻求学理上的概念与逻辑上博弈自由制度的设立所做的努力常常要多于其寻求与社会现实的联系。
传统的刑法理论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通常被认为是构建刑事责任理论的全部根据，政治上的权宜性、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可操作性等外在因素则往往被忽略不计。问题在于，刑法学是一门自给自足的学科吗？无视真实的生活世界而一味沉溺于逻辑的疆域中的刑法理论，其合理性显然值得质疑。哈耶克曾将人类相对的无知称为“构造性无知”，他的有关“知识问题”（knowledge Problem）的研究表明，在构建一种关于复杂现实的理论时，虽然必须做出一些公认的简化设定，但在此过程中不允许抽掉构造性因素，否则将导致理论的无意义。
在刑法理论中，危害与罪过等内生变量固然属于构造性要素，作为外在参数的政策因素同样是构造性的。可以说，当前刑法理论缺乏实践解释力，至少部分的是由于抽离了作为构造性要素的政策因素之故。
政策成为刑法体系的构造性因素，与法学方法论上由概念法学向利益法学的转变紧密相关。从法学方法论发展的历史来看，由概念法学到利益法学的转向，代表着一种典范的变迁，具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的意义；从利益法学发展到价值法学（也称为评价法学），则并不是价值法学“代替”了利益法学，而只是对利益法学的“直接延续”（direkte Fortset-zung）。
利益法学彻底改变了法的适用，它对方法论变革的根本贡献在于，使法律适用的重心由形式逻辑的单纯演绎转变为根据法秩序的评价标准而展开的实质性利益权衡，“使法学彻底扬弃‘逻辑优位’，而成为‘生活研究与生活价值的优位’。让整个法律适用的思维从‘公理式的—演绎式的’（aximatisch-deduktiv）转向‘价值式的—归纳式的’（axiologisch-induktiv）思考”。
在概念法学的时代，受法学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刑法体系被认为是一种规则型的体系。这种规则型的体系建立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之上，在其中，不可能有政策因素的生存空间；因为概念逻辑涉及的是形式性的演绎，而政策则涉及实质导向的利益权衡与价值评价，二者之间并不相容。目的论思维及利益法学的兴起，则为政策进入刑法体系提供了现实的可能。随着体系从以逻辑为中心转变为以目的为中心，刑法中目的因素成为刑法体系与外部环境互动的桥梁。经由这一桥梁，来自体系之外的政策需求方面的信息得以反馈至体系的内部，为体系所知悉。目的论思维折射的其实是彼时法学思想所经历的重大变化：“把重点放在需要上而不放在意志上，把寻求最大限度的满足需要作为重点，而不是寻求最大限度的意志自由。”
可见，只有在允许做实质性利益考量的目的论导向的法学体系之内，政策因素才能透过目的的管道而进入，并成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
可以说，随着刑罚的施加与否及施加程度日益地考虑现实的社会政治需要，政策已然成为影响刑法体系构建的重要因素。这标志着封闭的刑法学体系走向终结。只注重概念演绎与逻辑自恰的刑法理论，无论在思维方式还是在研究范式上都开始面临重大的挑战。古典的刑法客观主义之所以在19世纪后半期遭受刑事实证学派的围攻，归根结底，乃是由于太过关注理论逻辑的应然展开而无视政策这一沟通现实世界的外在参数。古典的刑法客观主义带有浓重的报应主义色彩，它主张道义责任论与报应刑论，而很少考虑具体的政治需要。20世纪中期以后，尽管刑法理论表面看来有回归客观主义的倾向，但这种回归绝不是古典客观主义的单纯重现，更不是报应模式的复活。相反，它预示着一种全新的、功能主义走向的理论的生成。生成这种新的理论的现实基础，便是风险社会对刑法作为风险控制工具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