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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政策的制定是基本遵循一个内在的结构性“逻辑”，还是主要由Abbott所指出的“环境因素”的外部力量驱动，这是本章讨论的核心问题。环境因素各种各样，包括一般的经济形势、该国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等等。
从芬兰目前的情况来看，住房政策的形成当中既存在内在动态因素，也有着外在意识形态框架的影响作用。那么是该用意识形态框架来解释住房政策的发展，还是用内在动态因素来解释呢？显而易见，两者在住房政策的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说明它们各自发挥了什么作用？是否两者中有一个在解释住房政策发展方面格外重要？本章认为，住房问题的政治化是一种意识形态选择，而这一点只有那些生活在有住房政策历史的国家的人才能真正明白。举例而言，“政府应具体指导住房供应”这一观点就曾经是一种崭新的住房思路，标志着在意识形态层面与过去住房政策制定方式的一次决裂。另外还存在其他框架。
北欧国家对公共住房政策应该发挥的作用持有相似观点，都认为纠正市场缺陷和失灵是国家的责任——这种在北欧五国过于显见、甚至很少会被视作关于住房供应的特别意识形态的理论，正是阶段模型所依赖的政策核心。不过，正如上文所述，北欧五国在意识形态上做出这种选择后，结构性逻辑也参与构成了住房政策的“自然史”（即阶段模型）。综上所述，本章讨论的阶段模型有助于我们设计一个更加细致入微的方法去分析国家住房政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