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阶段模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组织对北欧国家住房政策的比较研究。沿着这一模型的思路，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北欧国家的住房政策发展历程都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只有芬兰的情况比较特殊，有两个阶段彼此重叠。在本章的开头我曾将该模型称为“自然史”，这个概念描述了可预测的连续发生的数个阶段以及过程中因“环境事实”，即是与过程发展有关的更大范围的社会政治环境特征（Abbott，1999）可能导致的偏离。对于导致芬兰最后两个阶段重叠的背景原因，在之后我们还应进行更加仔细地研究。
阶段模型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北欧住房制度领域众多学者的兴趣，有些人已经在研究中将其付诸应用（参见Holt-Jensen和Pollock，2009），也有些人在设计自己的方法时发现这个模型很有参考意义（Sørvoll，2014）。在Bengtsson及其合著者看来，阶段模型的适用范围还可以进一步推广到“其他类似国家”的住房政策分析（Bengtsson，2013b）。虽然Bengtsson没有明说“类似性”究竟所指为何，他所谓的“类似国家”应该说的是历史上政府曾经干预住房市场运作的欧洲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阶段模型是否在更大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是否能够成为有效分析包括东亚社会在内的任何一个住房问题政治化社会的住房政策发展的理想模型？
这四个阶段当中有三个都遵循“住房供应的内部结构性动态”（Bengtsson，2013b）。“动态”的意思是指：首先，住房短缺的情况十分严峻，社会感到有必要把住房贫困列为政治议题，住房政策就此登上历史舞台；而当这场讨论足够充分、上升到各方一致同意要将构思付诸行动时，住房政策进入第二阶段，公共部门开始大规模地为住房生产提供补贴，住房政策制度得以建立、住房贫困被逐渐消除；一段时间的密集建设之后人们对于住房最迫切的需求得到满足，当住房数量不足不再是首要问题时，人们的关注点从生产转向管理，继而又转向住房和居住环境的质量。
这些阶段按照内部结构的逻辑环环相扣：对住房短缺的担忧必将转变为对生产的关注；而对生产的需求迟早会饱和，于是社会又会转而关注生产的质量。然而，第四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看上去并不遵循这种内部动态：它似乎更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且与“福利国家的一般公共收缩”有关（Bengtsson，2013b）。事实果真如此吗？公共部门收缩是否也可能是结构性的？或者，反过来说，前几个阶段是不是也是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如果我们接受社会学的传统观点，认为官僚体系有持续存在和不断壮大的倾向，考虑到官僚体系里专业人员的利益和维持旧有系统的投入，再加上为解决住房问题时建立起来的机构渐渐僵化的可能，我们可以将公共收缩阶段也纳入结构性逻辑框架内——由于住房政策体系变得过于庞大、昂贵且僵化，因此也产生了重组和解构自身的动力。
仅仅是在意识形态上试图转变不足以真正改变住房政策，还必须有站得住脚的反对旧有住房制度的理由，比如上文所介绍的北欧理想化模式就是为了消除住房贫困而生。沿着这个思路进行下去，我们需要系统考虑政策所针对的住房问题的历史变化性和相对性，把各个住房政策时期（如各个阶段）的概念化成一个解决问题的先后顺序：是住房条件发生变化，导致了数量问题，继而引发了质量问题，最后产生了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
当然我们也可以转换分析问题的视角：有没有可能在公共部门收缩阶段之前的三个阶段也多少或完全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第一个阶段即住房问题政治化阶段需要人们转变对住房贫困的观念，不再把它当作是个人问题，转而要求地方和国家政府承担起干预管控的责任。
借鉴芬兰的案例，我们可以将建设阶段细分为制度建设时期和实体建设时期，其中制度建设时期也可以被归为开始阶段的一部分。虽然政府将制度用于大规模促进住房批量生产的现象并不常见，但在芬兰的案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确定的政策工具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被广泛应用。另外，芬兰以及其他北欧国家之所以特别努力地“建设住房来摆脱贫困”（瑞典使用的口号），是因为它们都受到了现代福利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在斯堪的纳维亚式社会民主主义中体现最为充分的福利观点，在当时其他的政治思潮中也有所反映。
关注点从生产向管理的转变颇具结构性特征，虽然如此，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个反事实的问题：国家已经基本消除了极端住房贫困，为什么公共部门收缩在那时不曾发生？这是由于质量问题在当时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公共部门因此又承担起新的职能。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有关生活质量的问题就变得更加紧迫，在住房领域，这意味着人们所接受的住房标准发生了变化。仅仅拥有一个容身之所还不够，居住环境的社会和自然特点成为住房政策议程上重要的议题。
如果我们认为住房政策的所有阶段或多或少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那么公共部门收缩依然遵循着阶段模型前三个阶段的发展脉络。
如前所述，我们可以结合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环境以及民众对公共部门承担住房供给责任的期待来阐述阶段模型，这种联系意味着阶段模型比“结构逻辑”更具历史支撑。而且，越是基于历史，我们就越不能把阶段模型定义为一个周期模型（即公共部门收缩阶段标志着一个周期的结束，而新一轮房屋政策周期又随着新一个开始阶段的启动而开始）。因为周期就意味着回归原始状态，而住房问题永远不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现；住房情况不停地变化发展，变化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又有待人们去解决。所以我们不能将阶段模型笼统地概括为一个抽象的住房政策周期性变化模型。
除此之外，阶段模型与研究住房政策的制度主义方法之间的关系也值得我们思考。我们的研究选用了基于行为体，而不是结构性的理论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人民创造了住房政策的历史，尽管这种创造不是在人民自己选择的条件下完成。过去的政策构成了当前的情况，塑造了政策选择的环境以及社会看待住房问题和政策的方式，最终，行为体的行为和彼此间的相互作用促成了住房政策的确立。沿着这个思路，原则上阶段模型的结构动态应该根据不同类型的行为体（政府部长、政治家、官僚、开发商、建筑公司、居民利益组织等等）被分解成不同的行动和互相作用。然而我们在阐述阶段模型时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以一种被动的形式呈现了住房政策从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个阶段的过程。或许我们也可以试着以行为体为中心来阐述阶段模型，说不定还能有沿结构逻辑开展研究时没有认识到的新发现。从行动者的角度去“翻译”我们的阶段模型，就可以把它转化为一连串问题的解决过程。
我们对五个北欧国家的历史分析可以被解读成Andrew Abbott所说的“族谱寻根”（Abbott，2016），即仔细追溯导致公共部门收缩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读者们在丹麦案例研究当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正是先描述了社会保障性住房部门数次失败的私有化尝试，然后讨论了政策改革阻碍因素的历史发展过程（Jensen，2013a）。然而，我们研究的目的不是试图寻找公共部门收缩的成因，而是为了解释北欧国家住房政策体系各不相同这一事实。所有北欧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逐步建立起的住房政策体系，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到顶峰，此后逐渐重组和瓦解。我们的研究发现了一系列相对稳定的国家政策和制度，这些政策和制度经历整个战后时期的发展，现在又面临着变革的压力。
读完北欧住房政策的比较研究，或许人们会觉得公共部门的收缩意味着住房政策历史的结束。即使我们选择的研究方法可能在有些方面让读者产生这样的想法，但现实并不如此。诚然，当我们解决了住房短缺之后，就一时半会不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除非像战争或自然灾害这样的外部事件又造成新的短缺。然而每逢到了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的“关键时刻”，我们又会面临各种各样新的问题。对路径依赖的关注可能会让我们过分在意稳定性，但是住房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过程（参见Abbott，2016），并没有多少稳定可言。从需求方面来看，人口会增长（或减少），人口年龄结构会发生变化，人民会从国内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会改变，那么人民的住房价值观也会相应变化。从供给方面来看，生产技术会发生变化，经济上的重要事件会推动或抑制生产，融资工具会发展，新的市场会出现，而另外一些曾经重要的因素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变化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而路径依赖并不排除变化，住房问题不断变化发展，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呈现出新的形式。
在住房政策早期阶段遇到的问题可能以新的形式再次出现。以住房数量短缺为例。当今芬兰住房政策领域争议最为激烈的问题就是首都赫尔辛基及其大都市地区的廉租房不足。大量人群因为首都地区充足的就业机会而迁往赫尔辛基，然而那里的租金和房价实在过高，租赁或购买房屋对护士或警察等服务行业工作的普通人而言并不轻松，对于低收入的体力劳动者来说情况更糟，更不用说新移民了。因此住房政策专家和政界人士正在想尽办法增加赫尔辛基地区的住房产量。我们于是又回到在建设阶段遇到的这个问题上来，不过这次的住房短缺不再是全国性的，而是地方性的问题。除了赫尔辛基地区和其他经济增长中心，其他地区几乎都没有什么关于住房问题的讨论。
在公共部门收缩的意识形态占据主流地位的情况下，最初建设阶段使用过的部分政策工具都被逐渐废止，没有人认真讨论要重新采取任何一种形式的租金管制措施。政府不打算再像20世纪60年代委员会的报告所设想的那样主动促进住房供应，并强化自身作为住房生产融资方的作用。现在政府更多地通过与市政当局和私营部门开展合作以及逐步废除不利于廉租房业主操作的法规，让投资生产新住房更具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