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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芬兰也在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的早期工业化阶段开始制定住房政策。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芬兰的住房情况非常糟糕（Ruonavaara，1993b），各个城市的大部分家庭都居住在一居室住房中，每套住房平均2~4人（具体数字取决于普查年份和地点），住房的设施水平也很一般。尽管自来水和室内卫生间在1920年在其首都赫尔辛基并不少见，但在那些小一点的城市中心区，配有自来水和卫生间的房屋尚属稀有，这些设施真正得到普及还是很久之后的事情。
芬兰的工业化比其他许多国家都晚，而且该国住房政策的发展也落在更为发达的欧洲社会后面。尽管“住房问题”一直是除了普遍意义上的“社会问题”之外中产阶级改良派以及新成立的工人协会热切讨论的话题。然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芬兰的公共住房政策都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公共部门很少参与住房建设，往往只是在危急关头发挥一下作用，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面对严峻住房短缺，当时的政府就临时限制了租金价格。芬兰当时遵循的是典型的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福利政策思路：现行的社会政策一般都不完整，而且以控制为原则。虽然如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芬兰政府在住房政策领域还是实施了一些促进措施（不同于租金限制等限制性措施），例如，建设非营利性租赁住房或自建自住房可以获得国家提供的贷款。20世纪早期，许多住房改革派都对自建运动推崇有加（Ruonavaara，1999）。
不过房屋补贴或财政政策并不是芬兰开始阶段关注的核心，房屋产权相关的法律改革才是这一阶段的关键性事件。芬兰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通过的法案将两种房屋产权形式用制度确定下来，还另外产生了一种特定的多户住宅业主自住制度——这第三种制度就是芬兰住房的特殊之处，从19世纪末开始直到今日，芬兰各种类型的“住房公司”向居民提供多户住宅型公寓，有的房屋占有条件和租赁非常相似，有的又类似业主自住。许多早期组建的“住房公司”是工人自助的结果：一群工人聚集在一起建立一家股份公司来开发新住宅，房子建成以后，其中一些住房是自己建设，公司的股东入住并共同负责住房的管理和维护。为了在法律上规范这类活动，也为了根除以住房公司名义开展投机活动，芬兰在1925年通过了关于“住房公司”的法律，确定了这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变得非常重要的房屋产权使用形式。后来，“住房公司”本质上不再仅仅是帮助住房消费者自主开发的团体，而是变成了商业开发商也可以利用的组织形式（Lujanen在2010年提供了这种房屋产权的最新资料）。
这部法律旨在激励想要成为业主的人进行自助开发，因此同时受到了左翼和右翼的欢迎，芬兰议会各党派未经多少讨论就通过了这部关于“住房公司”的法律。1925年芬兰通过的第一部关于租赁住房的法律就不曾获得如此一致的同意。是否应当因为租户是租赁关系中的弱势一方就给予他们特殊法律保护——左翼和右翼无法对此达成一致。甚至有些一开始支持这部法律的业主转而认为这种提议试图延续租金控制而且侵犯了他们的宪法权利，表现出强烈的反对。尽管如此，这部对租户产权提供了一定程度保障的法律最终还是得以通过。1925年的这两部法律主要影响的是居住在城市和城乡接合部的居民，也就是芬兰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人。住房公司当时也只存在于城市地区，毕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家庭都已拥有了自己的住房。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芬兰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由于在对苏作战中失利，东部大片的土地被苏联吞并，这些地区的大部分人口被疏散到芬兰的剩余领土。战后的芬兰需要同时解决疏散人口和退伍老兵这两个群体的住房问题，而当时建筑材料稀缺，资金匮乏，公共工程和工业其他部门还缺少大量熟练劳动力，住房形式十分严峻。这一时期还是芬兰福利制度发展的里程碑时代，许多有关芬兰福利国家的历史文献都显示芬兰是在战后重建阶段彻底告别了此前不完整的、以控制为原则的福利国家政策。其住房政策也在重建时期发生了变化，政府在住房领域变得更加积极活跃：通过出台新规控制租金、运用税收补贴新建住房。1949年国家住房贷款体系ARAVA建立，就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
建立ARAVA体系，其目的是为城市住房建设的推动者提供补贴贷款。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一体系本来计划在住房生产领域争取庞大的规划权力，但随着建设的不断推进，其承担的任务也逐渐简化为融资工作。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对政府大规模干预住房生产持怀疑态度，且总是强调ARAVA体系本质上只不过是一个缓解战后住房危机的临时性组织，然而后来即便私人市场提供住房生产的功能渐渐复苏，这一体系也并未被就此废除。到了20世纪60年代，该体系已经在芬兰众多的住房政策工具之中稳坐一席之地，同时还成了政府对部分住房的供应加以管控的渠道。
战后初期是芬兰从开始阶段过渡到建设阶段的转折期：新的制度得以建立和巩固，而新一轮的政府融资则进一步推动了住宅建设。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随着私人住房建设从战时的危机中恢复，国家住房融资的作用开始减弱，各地政府也逐步取消了租金管制。然而这些并不意味着自由放任的政策方针就此回归，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芬兰还确立了一些重要的促进性政策，例如，有子女家庭可以享受住房补贴。
芬兰建设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真正开始。60年代初期，芬兰的住房标准相对欧洲的指标仍比较低，同时该国经济和职业结构迅速变化，还有大量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还有人迁移到瑞典）。为了满足当时对更多住房的迫切需求，芬兰选择在城镇周边地带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建设。预制材料的新建筑技术的出现使得规划和建设更大的住宅区变得容易，大规模住房规划开发因此成为可能；而有关社会规划新思想的产生，则使得住房政策更加趋向集中规划和大规模建设——这些因素促成了大型建筑公司与政府住房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合作。住房生产在1974年达到顶峰，这一领域的快速发展成功缓解了芬兰的住房短缺：在1971—1975年，大约55%的住宅单位获得了公共住房融资；1976—198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60%。
芬兰两个议会委员会在20世纪60年代末确定了新住房政策的指导方针，为接下来的住房政策规划了方向。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政府应对住房供给体系的运转及其分配结果负责，确定了每个公民应该能够享受的最低住房标准，并且明言国家有责任保证每个公民享有的住房至少达到最低标准。政府引导、社会正义和有效性是新住房政策的三大理论基石：为住房生产提供的公共融资规模需要急剧扩大；开发商受益于住房资金补贴的同时，也必须遵守各种住房标准、房价和租金以及居民选择的政府法规；通过对最不富裕的人群提供住房上的帮助与支持，社会正义也能得以保障。如果两个委员会在这些报告中提到的想法得到全面落实，芬兰将建立受到政府和公共住房管理部门的严格监管的住房体系，但是这样的体系始终也没有建立起来。
20世纪60年代的规划思想在70年代末开始日渐式微。进入80年代后，芬兰国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新建住房大部分都是私人筹资，房屋产权中的家庭占比也日益提高。住房政策从支持住房生产转向支持住房消费，这标志着建设阶段逐渐成为过去。有选择的直接补贴在政府补贴预算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而且因为房屋自有量在这期间大量增长，负债业主享受的税收补贴变得比政府任何其他一种补贴形式都更为重要。回到四阶段模型的框架当中，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这一时期同时具有管理阶段和公共部门收缩阶段的特征：住房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表现出更加市场化的趋势，而像关注住房隔离以及翻新建设阶段留下的大量住房库存这些典型的管理阶段特征也渐次出现。
公共部门收缩阶段的一个“关键事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租赁住房市场管制的放松（Kettunen和Ruonavaara，2015）。租金在战后初期曾受到严格控制，芬兰先是完全废除了这种控制，后来又改为采取较为宽松的控制手段。在新的监管体系中，政府根据新的住房开发成本确定每年最高租金增长幅度。这样做既可以保证租户能够负担得起租金，也能保证房东能够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许多学者还认为这个体系有助于减少私人出租房的库存。
20世纪90年代初芬兰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而放松管制的措施最早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施行。来自外部的冲击打开了政治上的机会窗口，使得放松对出租房屋的管制带来的阵痛不那么强烈。多年来芬兰议会各党派对逐步扩大改革争辩不休：非社会主义政党一致支持对出租房放松监管，而左翼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左翼社会主义者强烈反对放松管制，谴责这是对出租房屋的私有化，而社会民主党人对改革情感复杂。最终，放松租金管制得到了议会的多数支持，得以分三个阶段实施。
公共部门收缩阶段的另一个表现是政府逐步减少对住房建设的融资。2007年，政府决定不再向ARAVA体系批准新的贷款，曾经是芬兰住房政策的重要工具的这一体系就此废止，银行贷款贴息现在成为政府支持住房融资仅剩的手段。与此同时，政府曾经向业主自住房的生产提供大量融资的做法也被废除，政府如今主要向社会保障性租赁房屋提供金融支持。通过让市场参与者根据自己的商业目的更加自由地规划土地利用，政府也放松了对土地政策的管制。另外，芬兰还逐渐减少并最终停止了用作鼓励住房产权的、业主可从税收部分中扣除还贷利息支出的“普惠式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