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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处于新的发展历史阶段做出的一项主动选择、长期谋划和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决策。加快科技创新以支撑新发展格局，已成为迫切要求。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我国新的发展阶段，必然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科技创新模式和方向，走出适合我国国情和未来竞争需要的科技创新路子，重塑我国未来发展新优势。
攻克“卡脖子”技术，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在科技创新方面，我国缺乏比较重大的原创性突破，许多关键技术仍然受制于人。“卡脖子”技术问题的根源在于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缺少原始创新理论源头。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从创新链的前端切入”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必经之路，是引领性科技攻关的重要内容，是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法宝”。具体而言，可通过加强基础研究，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以未来科技产业发展为导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前瞻性部署战略性、储备性、创新性技术研发项目，努力突破一批制约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要领域和产业技术的自主可控，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目前我国以光刻机、航空引擎、医学影像、芯片等为代表的关键核心技术仍然没有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科技原创能力有待加强。这正是我国形成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着力点和前进方向。在做好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实现“从0到1”的重大突破，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通过多元主体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创新的全过程链条，掌握产业发展主导权，进而为科学发展提供更完善的研究支持和更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话题，实现本土化的知识生产、流动、扩散、应用、再生产。
核心技术攻关既要遵循科技发展规律，找准科技创新的发力点和制高点，还要遵循特定环境下国内国际的经济社会运行规律，构建完善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促进全社会科技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循环。一是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化重大任务筛选程序，强化科学论证与决策，建立健全关键核心技术选题工作制度，制定规范的专家遴选制度和选题工作准则。集成科技、产业、社会等多维需求，建立基于明确成果转化的技术路线和技术经济性评价体系。落实国家重大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充分发挥各类智库和社会各界的积极作用。二是优化科研项目联合攻关机制。着眼于产业链和创新链的融合发展，实施产学研紧密结合，建立集中资金、人才等要素的重大关键技术联合攻关机制。三是积极探索新型研发组织模式。依托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京津冀等科创资源优势，率先开展领军企业主导、产学研共同参与的创新联合体试点，探索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以企业为主体的共性技术研发新模式。
在产业创新方面，继续保持高铁、电力、机械、造船、家电、轻纺等行业已具备的产业链优势，坚持创新驱动的战略导向，提高创新思维能力，促进创新要素流通，打通创新链的各个环节，推进科技研发成果可持续、高水平的转化，使得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互为支撑和动力。一是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顺应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依靠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促进产业升级，整合知识、技术和资本等创新要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融合数字、智能和共享经济模式。二是推动产业转移、产业集聚和产业融合。完善产业协同创新机制，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
在区域创新方面，通过区域均衡发展与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世界级城市群，建立科技城市群示范区。示范区内建立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与以高铁为代表的现代交通工具和以“互联网+数字经济”为引领的智能经济相辅相成，使城市群内各单体紧密联合，形成空间上高度集聚、大中小城市紧密协同、各产业集约高效的一个有机整体。发挥城市群经济的溢出效应，拉动全国落后经济板块的发展。逐渐实现区域均衡发展，通过城市群带动区域小循环，进而实现国内大循环。
以科技城市群示范区为引领，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统筹发展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科学中心、创新型城市和创新枢纽城市等，通过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合理分布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对一些方向明确、影响全局、看得比较准的关键点，要尽快下决心，用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大工程，破除科技创新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和机制性梗阻，组织全社会力量，促进基础研究转化为原始创新能力，加速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推进创新的强大合力。让市场真正在创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强化技术创新体系顶层设计，实现科技创新资源在各产业间的合理配置，激发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的创新激情和活力。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牵引，在实践载体、制度安排、政策保障、环境营造上实现突破，培育一批核心技术攻关能力突出、集成创新能力强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应该在稳固第一产业的基础上，着力促进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建立一个从重工业到轻工业、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以技术密集型为主、兼顾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门类齐全、协调发展的产业体系。
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对外贸易依存度是指一国的进出口总额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衡量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从11.09%逐步攀升，2002年的峰值为64.24%,2007年开始逐年下降，到2020年已降到31.65%。2003—2008年的6年间为以外循环为主的时期，除此之外，我国经济大部分时间还是以内循环为主。
统一国内创新市场，优化科技创新法制、政策环境，进一步完善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以关键领域的产业创新、关键地区的区域创新为抓手，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畅通国内科技创新市场，进而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由于体制机制的约束，以及一定程度的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的存在，国内市场受行政区划分的影响，市场分割和碎片化的现象依然比较突出，需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重点突破要素市场的改革难题等，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和市场活力。在推动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可以率先打造区域经济高质量一体化，据此为引领，逐步拓展、扩散，最终推动国内市场的统一，比如目前正在打造的区域一体化，包括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等。这就需要尽快形成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全局意识和统筹决策，尽快破除其中的体制机制约束，打通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人员流、技术流、物质流等关键堵点和断点，率先形成和打造集产业链、市场链、创新链于一体的高质量一体化标杆和示范，以此为带动其他地区一体化发展提供引领示范作用和经验借鉴作用。
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不是要搞封闭式发展，而是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水平，需通过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形成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双循环模式。双循环体系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当前，我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有利于我们更广泛地利用全世界资源、要素，有利于改善我们的短板和不足，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国内市场循环畅通。当前，科技创新跨界融合、协同联合、包容聚合的特征越来越显现，加强科技创新能力的国际合作是大势所趋。未来，我们不仅要继续保持开放，而且要实现更广泛、更高水平的开放，逐步实现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提升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更高效的流动，搭建开放式、协同化科技创新平台网络，吸引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创新资源的集聚。
要坚持开放，促进国际交流，敢于冲刺“卡脖子”的关键领域，突破技术空白的“无人区”。即使外部环境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达国家对中国展开的市场脱钩和技术封锁风险不断加大，中国依然要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人才交流，坚决避免与全球科技创新和技术前沿脱钩，杜绝由于技术封闭造成落后的可能。
在技术空白的关键领域，要敢于攻坚克难，重视基础研究，大力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双头并进。构建以高校、科研机构和大型企业为主体的基础研究体系，构建以广大市场主体为依托的科技应用场景，打通“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科技创新及应用的一切堵点，解决实际生产活动的难点和痛点，提高系统性和全域性基础研究和科技应用的社会经济效益。要辩证地处理好开放创新与自主创新的关系，认识到两者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
以国际视野来主动布局创新发展战略，并积极聚集和充分利用全球的创新资源，尝试构建与他国合作共赢的创新关系。要主动参与建设及完善相关的治理机制，包括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全球知识产权体系、国际技术标准体系等，努力营造公平合理的全球创新环境。要加快构建高效协同的国际化合作网络，提升我国的创新合作水平。比如，以科技计划对外开放为依托来引导建设创新共同体，深入推进基础研究领域研发合作，在更高起点上自主创新。不断扩大参与对外创新合作与交流的范围和领域，不仅要加强传统的国家之间项目的合作，而且要增多民间创新合作模式（离岸创新、跨国技术平台、无国界科技志愿者组织等），还可设立开放性“创新采购基金”用来实现面向全球的创新定制式采购。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靠各种运行机制的推动和维持，特别是要打破少数国家的封锁，建立起更高水平的开放新格局，提升开放水平。要着力解决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发展的机制问题。
提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开放水平，需要着力解决两个问题：针对国内市场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
；针对国际市场解决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的开放政策落地问题。同时，做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巩固发展工作，深化同东盟十国及日本、韩国、新西兰等的外贸合作。
思维意识转变是提升我国国际科技合作质量与韧性的首要策略。
第一，要正确地看待国际科技合作在我国科技创新发展中的角色定位，既不能忽视其在资源重组、优势集成、技术进步等诸多方面的助益，也要防止其产生对自主创新的挤出效应。要将国际科技合作视为我国自主创新与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推手，而非从国外获取关键核心技术的手段。
第二，应在新型国际关系框架下探索平等互信、互利共赢的国际科技合作路径和利益分配机制，摒弃任何不对等的、不符合各方合理利益诉求的、有违国际规则与秩序的国际科技合作意识与行为，并努力减少和消除“信任赤字”。这既是国际科技合作应遵循的一般性原则，也是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内在要求。
第三，要有意识地加强知识产权与标准化国际合作，着力提升我国参与和主导国际规则与标准制定的能力。在国际秩序与技术和经济范式皆面临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国际规则与标准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内国际科技合作的重点内容。
第四，要在国际科技合作中坚持底线思维，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不断地在既有合作的基础上拓展合作新空间、新渠道与新模式，这是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与国际形势变化以提升我国国际科技合作长效性的必然要求。如在国际科技合作中遭遇摩擦乃至被制裁时，扩展与第三方的已有合作或谋求与其他第三方的新合作就是缓冲合作风险的一种有益思路。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是闭门造车，更不是自筑藩篱。数十年来，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范围内产业分工与协作，至今已无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全面、完整、独立的产业链和供需链。但是，同样不能过度依赖海外市场，而是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开放包容的创新理念，通过充分激活内需，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避免在操作和执行层面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片面理解为“主要依靠国内大循环”，将“注重国内循环”异化为“忽视国际循环”，我们仍然需要通过对外开放，学习先进知识和经验，向更高层次发展。
我国虽然已经有高铁、5G网络、电子支付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但对全球科技创新的整体贡献仍显不足，缺乏更多类似吴仲华的“叶轮机械三元流动通用理论”、屠呦呦的“从中医药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先驱性地发现青蒿素，开创疟疾治疗新方法”等重大科技成果。要提升我国科技创新的整体影响力，还需要从重大科学发现、重大科技发明、原创型重要专利等节点发力，为全球科技创新提供更多高质量成果。唯有进一步开放才能迎来更多机遇，唯有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才能应对国际经济新挑战。
在全球产业链发生调整的新形势下，要积极融入全球，才会有更多机会获得全球创新分工利益，才能提高应对产业链、供应链断裂的能力，保持技术供给的能力，形成全球利益共同体。为此，要立足国内大循环，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努力参与各种双边、区域与全球性多边科技合作，统筹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促使国内国外各种标准衔接，优化国内国际市场布局、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自主创新”“科技自立自强”从来不等同于自我封闭，而是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在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成果的同时，自然而然会成为被学习和研究的对象，融入国际大循环。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我国也应通过科技成果的产出和推广应用，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科技鸿沟，提升全球科技整体发展水平。
双边和多边参与的国际大科学研究计划已成为科学界和政府普遍采取的一种科学研究组织方式。任何重大科学计划的理论和应用突破都可能对未来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改变现行技术标准和社会运作模式。我国要组织实施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探索在我国具有优势特色且有国际影响力的领域，积极参与及主导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继续实施国际科技合作重大项目和工程。以科技计划对外开放为依托，引导建设创新共同体。
深入推进基础研究领域研发合作，推进多领域、多渠道的研发合作，鼓励我国企业与国外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团队开展研发合作。充分尊重我国企业选定的科技合作对象和合作领域，充分尊重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团队在国际科技合作中的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