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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我国科技创新支撑新发展格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开始进入世界科技大国行列。但是起步晚、基础薄和积累短仍是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底色。形成新发展格局,要求实现供给端和需求端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要求实现经济增长动力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基础上的内外平衡,既要对内深化改革、激励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的创新驱动发展,又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实现经济的开放发展,最终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要求实现经济效率与经济安全之间的统筹平衡,既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顺应和推进经济全球化,又要在产业发展战略和区域生产力布局上防范风险,最终实现更有效率、更为安全的产业体系和区域布局。 目前,我国科技创新发展对新发展格局的支撑作用仍然不够,对双循环畅通的推动作用仍然不充分。

2.3.1 基础研究薄弱,阻碍产业链稳定与供给质量提升

当前,我国基础研究薄弱,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频发,不利于产业链稳定与供给质量的提升。近年来,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基础研究整体实力显著加强,化学、材料、物理、工程等学科整体水平明显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依旧存在诸多短板,既缺乏重大原创性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标志性科技成果,也缺乏开创重要新兴学科和方向的灵感和创意,部分领域缺乏原创仪器装备。在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0年以来中国R&D经费规模不断扩大,2013年首次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位,2021年达到2.79万亿元,同比增长14.2%,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44%。但与欧美发达国家15%左右的基础研究投入比重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在基础研究人员方面,中国基础研究人员队伍持续壮大,但领域内世界级科技领军人才以及顶尖团队严重缺乏。基础研究是原始创新的源头,是科技创新的基石,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根本途径。要想实现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就要保证在关键技术上不被“卡脖子”,长期有效地推进基础研究工作。

2.3.2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失衡,制约生产要素跨区域通畅流动

我国历史悠久,地域多样性特征明显,再加上各区域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转型进程不同步,导致了我国区域创新科技能力的差异性。从东西部来说,目前我国中部和西部科技创新发展的增速已经超过东部,东、西部地区的差距在缩小,但绝对差距依然较大。过去20年间,我国东、中、西部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几乎处于固化的状态,并且在西部地区内部也呈现出南北分化的现象。从南北部来说,根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比较分析我国南部省份和北部省份的科技创新能力可以发现,南北差距呈现扩大态势,总体演化规律表现为“扩大-稳定-扩大-稳定”。特别是东北地区省份,情况不容乐观,排名持续下降,整体创新能力亟待提升。 当前,我国区域差距扩大的不平衡状态,增加了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难度,不利于各类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使得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支撑新发展格局构建充满挑战。

2.3.3 科技成果转化滞后,拉动市场作用不显著

目前,我国科技成果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对国内市场拉动作用不够显著,滞后适应需求结构的转型升级变化。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1年专利国际注册成果可以发现,中国表现持续向好,国际专利申请连续三年位列全球第一。然而在专利申请数突破新高的背景下,中国的科技发展却呈现出成果多但转化率不高的格局,限制我国创新发展“加速跑”。据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在30%左右,而发达国家则是60%~70%。事实上,发明、专利及论文等科技成果并不能和创新画等号,将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是极为关键的一步。只有将创新成果推进市场,才能实现科技创新与经济的结合,创新驱动力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2.3.4 对接海外创新资源存在局限性,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长期以来,我国重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海外并购、引进技术与人才、吸引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等方面积累了较多经验。但在中美科技竞争新形势下,我国对接国际创新资源的传统方式存在局限性。高层次人才引进的政府主导色彩鲜明,市场的主体作用发挥有限,传统引智模式难以适应国际人才流动的新形势。中国的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和工程多为国家相关部门组织实施,更多地凸显了国家意志,这也是西方国家打压中国人才引进针对的核心所在。另外,用人单位获得海外人才信息渠道狭窄,难以寻求自身急需的专业人才、领军人才,更多依赖政府部门,而政府对企业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主体需求激励不足,导致企业缺乏引才、用才意识。

逆全球化暗潮涌动、世界多极化趋势加深使我国科技创新面临多重不确定因素影响。近年来,中国与美国的经贸摩擦不再局限于经贸领域,而是扩展到科技、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特别是在科技领域,美国逐渐实施以“脱钩”为基本导向的科技政策,对华政策内容从单点对高科技企业的封锁制裁,扩大到涵盖技术管控、交流阻断、人才封锁等多手段组合,且在政策设计上越来越精准。 新冠疫情之后,中国面临的国际科技合作环境进一步恶化。逆全球化的力量与推进全球化的力量开始进入新的博弈期,中国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正在显著上升。特别是新冠疫情对全球化分工和产业链的冲击,使我国可能会面临部分关键零部件或元器件断供的压力,产业链、供应链受到较大冲击,某些行业陷入“断链”的困境,对国内大循环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

2.3.5 全球科技创新的贡献不足,全球科技治理话语权有待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鼓励引进先进技术,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技术出口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中国已从技术引进大国,成为重要的技术输出国,产出了比如5G网络、电子支付等创新产品和服务,对全球科技进步的贡献日益显著。但对全球科技创新的整体贡献仍显不足,缺乏更多先驱性的重大科技成果。目前,我国要继续提升科技创新的整体影响力,从重大科学发现、重大科技发明、原创型重要专利等节点发力,为全球科技创新提供更多高质量成果。

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对象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主,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合作规模与深度略显不足。未来,中国应以更积极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广泛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交流,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不同层次的优秀科技人才,在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地区建设一批开放性科教合作平台,促进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建设,承担大国责任,助力全球创新协作。 n4F1q1wwNYdWXTYQxGO9sJmi8Z2Wz6kBu2LtPC5fR6popiFYmd1I8H5e9ATgKe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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