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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国内国际发展形势，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战略决策。但是，从国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变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可能一蹴而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是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需要。科技创新正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抓住这个“牛鼻子”，就能够充分发挥国内市场优势，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之间的转化链，从而推动新发展格局构建。
逆全球化风潮兴起，推动科技创新支撑我国新发展格局。近年来，随着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各种反全球化的声音此起彼伏；随着反全球化不断升级，逆全球化也随之而来。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家间贫富差距增大、失业率不断上升等一系列问题出现，英美等国家因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所导致的自身经济增长减缓，经济实力与中国等后发国家差距逐渐缩小等问题，为保护其本身的霸权主义地位，纷纷采取一系列逆全球化的措施，如英国脱欧，美国单方面挑起中美贸易争端、退出各种协定等。其中，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成为中美双边关系中的最重大事件，导致我国发展面临多重风险叠加。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科技创新提出新要求。自2018年以来，美国以巨大的货物贸易逆差为借口挑起中美双边贸易摩擦，并以此为由在贸易和投资等领域出台系列措施压制中国。而后，货物战逐渐演变为科技战争。美国通过出口限制、出口封锁、实体清单、技术转移清单等手段，对我国高科技企业进行制裁，对产业政策进行施压，对科研人才和学术交流进行限制，目的在于阻断中国高科技，尤其是前沿科技的研发根基、成长空间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渠道。具体政策表现为：发布涉及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等14项新兴和前沿技术的对华出口管制框架；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方“敏感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半导体等“重大工业技术”领域的投资并购活动；不定期将中国高科技企业或科研机构加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切断中国高科技企业供应链；切断我国科研机构从国际上获得正常科研资源的渠道等。而我国科技发展由于起步晚，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薄弱。根据WTO的数据，近年中国自美国的知识产权进口额一直维持在50亿美元以上，其在中国知识产权整体进口中所占份额则在20%以上。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部分年份的数据推断，其中有较大比例集中在通信与汽车制造领域的专利许可。这反映了中国对美国较高的技术依赖。
由于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科技创新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突破口。新冠疫情之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逆全球化的力量与推进全球化的力量开始进入新的博弈期，中国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正在显著上升。疫情危机有可能导致全球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秩序加速重构，使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世界可能将进入一个“新战国时代”，国家间竞争、防范、警惕的战线将会持续加宽和拉长。国际经济、科技合作和竞争局面将会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我国在更高水平上开展国际合作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在国际复杂形势之下，加快我国自主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双循环为动力破解困局是应有之义。只有把我国科技发展建立在自立自强的牢固根基之上，才能增强应对外部重大风险挑战的抗压能力、应变能力、对冲能力和反制能力，以科技创新的主动赢得国家发展的主动，以自立自强的能力铸牢民族复兴的基石。
出口导向型经济存在隐患，会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受国内经济基础和现实条件的影响，中国依托自身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推行瞄准海外市场的出口导向战略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以国际市场为依托的外循环发展，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带来系列隐患：一是注重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长期忽视对国内市场需求的培育和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国经济优势的发挥；二是总体发展格局上处于受牵引状态，难以培育出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三是过度依赖于外部条件（如国际环境）和内部条件（如要素成本），当这些条件发生变化（如政治干预、要素成本上升等）时，风险陡增，容易受制于人、遭遇“卡脖子”。
然而，这些隐患已经逐渐显露，中国在国际上面临较为严重的收支失衡和外部压力，国内也面临收入分配地区差距扩大、产业升级面临瓶颈制约、生态环境出现恶化等问题。
经济“供需梗阻”催生新发展格局。目前，我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恩格尔系数低于30%，尤其是超过4亿人口的中等收入人群形成并不断壮大，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不断丰富。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等。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汇集而成的超强国内需求和超大国内市场相比，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供需梗阻”，严重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循环畅通，进而损害中国经济效率，衰竭经济发展动力。在这种形势下，我国提出了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要扩大国内需求，实现国内市场的畅通循环，必须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的内生动力作用，以科技创新支撑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加快科技创新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推动国内大循环，科技创新是关键。基于此，我国所要构建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然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以传统产业和优势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为主要形式的高层次、高质量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以科技创新为着力点，率先摆脱疫情的困局，抢先实现经济社会运行的常态化。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不是一个小插曲，而是一个百年未遇的结构性冲击。各国经济、社会如果没有进行大救助和大调整，则难以走上新的复苏轨道和常态化运转。各国当下的核心战略任务就是要在目前的局面下率先复苏，摆脱疫情带来的影响。对于中美之间的超级博弈而言，谁能在实现经济社会常态化方面拔得头筹，未来五年也一定能够拔得竞争博弈的先机。
就目前而言，我国基本具有发展科技创新新发展格局的条件。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到党的十八大确立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再到“十四五”规划将创新驱动置于规划要位，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不断优化，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创性科技创新成果，尤其是在部分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涌现出一大批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成果。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在十年间上升了22位，是世界各国中唯一持续快速上升的国家。但是，随着中美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新战略格局的急剧变化，美国以遏制中国全面转型升级为目标，对中国重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产业链、供应链乃至创新链进行了全面封锁与遏制，在部分关键核心技术上列出负面清单，导致我国近年来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凸显，反映出我国创新质量大而不强。
这就要求我国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视原始创新，尽快实现以科技创新双循环支撑新发展格局。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指明了方向。
第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对我国未来经济的战略定位。我国早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大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选择。
第二，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谋划。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出现的新情况，特别是美国对我国战略遏制的不断升级，以及国内经济循环面临不少堵点的实际情况，我国必须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第三，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抉择。如果说实行沿海开放战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对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构建新发展格局将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发挥决定性作用。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发展大势和我国发展阶段变化，对我国未来经济的战略定位，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谋划，以及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部署。其以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供需平衡为战略实质，以高水平自立自强为本质特征，以塑造新型对外开放格局为基本内容。
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并以此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动力，要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目标就是要打破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旧模式，形成“以内为主、内外兼修”且具有发展主动权的新格局。
新发展格局理论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格局、循环、大循环，是理解和把握新发展格局基本内涵的三个关键词。格局是对我国经济规模、结构、质量、形态、方式等方面的总体概括；循环是打通堵点，畅通生产、分配、需求以及国内国际的循环，既包括生产与生产、生产与分配、分配与需求的循环，也包括进口与出口、进口与生产、进口与消费的循环；大循环是对国家经济整体格局而言的，是国民经济的整体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更坚定地扩大开放。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不开放，而是更坚定地扩大开放，不断扩大开放的领域、范围、深度；也不是减少出口的总量，而是相对减少出口在最终使用中的比重，相对增加进口在总供给中的比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不仅要当好“世界工厂”，还要成为“世界市场”，做大国内市场，增强我国经济的磁性，使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三五”规划建议要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后来逐步升华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果，同推动高质量发展、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呈递进关系。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矫正要素配置中存在的扭曲，使生产结构、供给结构的质量和数量符合需求结构、消费结构的质量和数量。
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扩大内需紧密相连。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供给与需求紧密连接起来。比如，消费需求的份额太低与生产结构有关，因为即使有消费需求，但国内供给不足也会导致消费需求的份额太低，这就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结构与消费结构相适应。同时，消费需求份额低也是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果，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如果持续降低，就意味着居民收入的增长慢于经济增长，这就很难提高消费的比重。居民消费率低，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如房贷和房价对消费有挤出效应。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收入比重低和消费率低的问题，就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推动房价上涨和房贷增加与居民收入的增长相协调。
以科技创新增加高质量有效供给。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正在向消费拉动为主转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接近60%。进入新发展阶段，随着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对环境、食品、信息、安全等提出更高要求，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就需要适应需求变化，在科技创新中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加高质量供给，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科技创新可有效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提升我国体制改革。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集成全国各方资源和科研力量，举全国之力开展科技攻坚，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党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建立高效的组织动员体系和科学严密的规划政策体系，打造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的体系化能力，这也是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法宝。
实现科技创新新发展格局，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建设和强化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重要作用，以科技创新来驱动国内国际产业发展双循环；另一方面，科技创新本身也要形成国内国际两个循环，即国际国内科技创新双循环，实现科技创新要素的国内循环畅通和国际创新要素的流动聚集。
在国内大循环层面，要以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为主要目标，在基础研究上形成独特优势，在关键核心技术上不被“卡脖子”，在区域创新布局上实现协同发展，锻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创新链，掌握科技发展的主动权。
在做好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尽快弥补关键核心技术短板，修补疏通国内大循环的断点和堵点，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继续实施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实施启动应急专项和国产替代专项。针对重要瓶颈问题，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作用，整合国内多个单位和团队优势集体攻关。围绕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积极锻造以自主可控关键核心技术为引领的创新链，组织协调上下游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推动研发、设计、建造、配套等资源整合。在产业链和创新链的融合发展中，切实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切实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地位和优势产业的领先地位。掌握产业发展主导权，实现本土化的知识生产、流动、扩散、应用、再生产。
要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引进国外创新资源与高端人才，对国际先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与创新，以提升本国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中国在国际科技领域的竞争力。
学习和利用全球范围内优秀先进的科研成果，通过研发合作、技术许可、企业并购等形式将外部知识资源与高端创新要素引入国内大循环。
主动对接海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优势企业、国际科技组织，建立跨国创新机构、企业研发中心，推动国际优质科技成果转化。注重对国外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创新，通过本土化知识和外部知识的融会贯通、汇聚交叉，提高科技自主创新的能力，更好地适应全球化市场的需求。进一步借鉴世界科技强国的科技创新战略，深入学习其科技评价体系与人才激励机制等管理体制，建立更先进的科技创新机制。
在国际大循环层面，要以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为主要目标，通过更加开放包容、互惠互利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做出中国贡献，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我国也应通过科技成果的产出和推广应用，发挥科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在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命健康、环境保护、粮食和能源供应安全等问题上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做出中国贡献。适当地向发展中国家科技合作专项提供政策倾斜，加强科技政策的引导和鼓励作用，缩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科技实力差距，扩大中国在国际科技领域的影响力，提高中国在国际科技合作中的主导地位。
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多方面的作用机制。在产业、企业、区域、重大工程、人才队伍建设和对外开放等方面着力发挥科技的渗透性、扩散性、颠覆性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的源头供给、科技支撑和新的成长空间。
我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制造业、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同时也存在制造业大而不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面临“卡脖子”问题等挑战，迫切需要发挥科技创新的作用，以信息技术、绿色技术、智能技术等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提升竞争力。同时，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紧紧围绕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大力发展科技创新有助于攻克关键技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核心竞争力，进一步稳固国内大市场，有力支撑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新冠疫情加深世界多极化趋势，我国面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经济恢复发展面临的困难与风险，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紧迫性凸显。加快关键技术的研发，解决“卡脖子”难题，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产替代技术供给体系，有助于确保在极端情况下产业链、供应链能够正常运行，打破内循环中的阻滞，助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强大的国内大市场形成的稳固基本盘，也会对全球要素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塑造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定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强的推动力。因此，科技创新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
科技引领新兴产业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量子通信等新兴技术加快应用，培育了智能终端、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新产品、新业态。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技术突破打通了我国新兴产业的一些堵点，太阳能光伏、风电、新型显示、半导体照明、先进储能等产业规模也居世界前列。
大力发展科技创新能加快新业态、新产业的出现，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就业岗位和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是支撑新发展格局的突破口。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数字产业等新兴产业正在成为实现创新驱动的重要力量。新技术、新经济可以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实现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2021年1—11月，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9.8万亿元，同比增长12%，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4.5%。以社交、直播电商为代表的新电商模式创新发展，释放了潜在内需消费。2020年，跨境电商在进口总额中占比20%，在出口总额中占比54%，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有生力量。在新技术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网络零售、直播电商、跨境电商、在线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已经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动力与突破口。
科技支撑重大工程建设。特高压输电工程、北斗导航卫星全球组网、“复兴号”高速列车投入运行，这一系列重大工程都是由重大技术突破带动形成的。“深海一号”钻井平台成功研制并正式投产，标志着我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进入1500米超深水时代。
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引领辐射作用不断增强，三地研发投入占全国30%以上。北京、上海技术交易合同额中，分别有70%和50%输出到外地，这就是中心辐射带动示范作用。169家高新区聚集了全国1/3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人均劳动生产力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7倍，吸纳大学毕业生就业人数占全国比重的9.2%。2022年1—4月，国家高新区营业收入为13.7万亿元，同比增长7.8%，表现出较好的增长势头。
企业科技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例达到76%以上。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2012年的50%、2018年的75%，提升到2022年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制造业企业的100%。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十多年前的4.9万家，增加到2021年的33万家，研发投入占全国企业投入的70%，上交税额由2012年的0.8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2.3万亿元。在上海证交所科创板、北京证交所上市的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90%。
人才强、科技强，是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前提，是高质量发展最持久的动力和最重要的引领力。我们要更加重视人才的第一资源作用，在创新实践中发现、培养、造就人才。一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矢志不渝、协力攻坚，突破了载人航天、卫星导航、深海探测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神舟十四号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们的空间站建设又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同时，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型领军企业的创办，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和瓶颈制约做出了重要贡献。